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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些爱好摄影的青年以完全民间的方式筹办了1949年以后破天荒的非官方摄影展览，并因此组织了一个民间群众摄影组织——四月影会。从那时起，摄影不再仅是政治的传播者、证明者、制造者，而是公民言说自己内心的手段和工具
“80后的年轻人恐怕很少知道四月影会，即使知道也常常叫成‘四五’影会。”四月影会的主要发起人李晓斌，在北京东交民巷的旧宅中感叹时光流逝、世事变迁。
四月影会是1979年，一些爱好摄影的青年自发组织的民间摄影组织，连续三年举办四月影展。
一位四月影会的亲历者这样回忆道：影展内容充满了强烈的现实关照和人文情怀，契合了中国人终于在精神上获得初步自由解放的亢奋心境。从那时起，摄影不再仅是政治的传播者、证明者、制造者，而是公民言说自己内心的手段和工具。
从“四五”摄影到四月影会
四月影会还得从“四五”摄影说起。
1976年清明节，人们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刚刚离世的周恩来总理。21岁的李晓斌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工作。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拿起了照相机。
与李晓斌一样，一批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用相机记录下珍贵的瞬间。此后，“四五”照片像《革命诗抄》一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周恩来生平展览。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出了20多幅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照片。“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平反，我们的照片就展出来了。”李晓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就在这个展览开幕没几天，一个叫王志平的年轻人带着一本由他自己拍摄、题为《国丧》的“四五”影集来到历博，找到李晓斌。看过照片后，两人顿生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四月影会的两个发起人就这样相识了。
此后，李、王二人又结识了其他一些“四五”摄影青年，在大家共同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四五”画册《人民的悼念》。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李晓斌、王志平和《人民的悼念》的其他几位编辑成为“四五”英雄，被媒体追踪报道，作品也被广泛刊用。然而此时，李晓斌和王志平酝酿着新的想法。
1978年初冬的一天，李晓斌和王志平去圆明园拍照。王志平突然对李晓斌说，“晓斌，咱们玩艺术吧，办一个自己的艺术摄影展览。”两人躺在草地的斜坡上谋划起来。
随即，两人跑去找王立平商量。王立平当时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因拍摄“四五”照片和李晓斌他们相识。王志平把想搞影展的事一说，王立平非常兴奋，说，“办影展算我一个，出钱出力，义不容辞。”王立平的态度和热情促使王志平下了决心。王立平后来成为四月影会的重量级谋士，四月影会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
据王立平回忆，为什么取名四月影会，因为大家相聚在四月，相知在四月，相会在四月。另外，四月是早春，乍暖还寒，象征既面对春天的希望，又背对未尽的寒风。
东四三条35号
大家很快投入到影展的筹备中。在那段岁月里，最令李晓斌难忘的，是东四三条35号的那间小屋。那是王志平的家，也是影展收稿、议事的地方。
14平方米的小平房没有可以打开的窗户，全都用黑纸钉死，一关门就是暗室，大白天也只能靠电灯。冬天屋内既没暖气也没火炉，寒气逼人。然而这间小屋却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成了大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王志平回忆说，屋里经常是满满腾腾地挤着二三十人，大家穿着大衣、搓着手、跺着脚。照片摊在床上，王志平自己坐在床头埋头看照片。每当有人敲门，他就抬起头来大喊一声：“请进!对不起，屋里人太多，请自己先找个地方站。”
四月影会主要由两拨人组成，一拨就是李晓斌、王志平这些“四五”摄影的同仁，另一拨则是北影子弟。
王志平在搜集照片的过程中，听说新街口的北影宿舍聚集着一批演艺界子弟，搞了一个摄影团体，当时正在办一个内部影展。一天下午，他约了李晓斌摸了过去。
房主叫池小宁，是个黑黝黝、脏兮兮，头发乱蓬蓬的大男孩，当时屋里还有三四个小伙子。一个中年男子埋坐在旧沙发里，见他俩进来抬了抬屁股和他们示意了一下。后来他们得知，此人就是有教父之称的摄影家狄源沧。
一进门，王志平就说，他们要办个影展，是来选片子的。李晓斌记得，当时狄源沧说，“你们看了我们的片子，也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片子再说吧。”之后，大家约了时间，来到王志平的小屋。再之后，大家越来越熟。
王志平回忆，当时送展的照片，绝大多数没有题目，或者有个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题目。于是，王志平就越俎代庖，该加题目的加题目，能配诗文的配诗文。“我想让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诗文，都带有强烈的四月影会的‘味’。”王志平说，而这一切，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征求作者的同意。
这个工作起初是由王志平自己做的，后来他发现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赵介轩比他更胜任。再后来，赵又引荐了福州军区的诗人叶文福。王志平至今仍记得，当时他和叶文福在他工作的农业出版社那密不透风的暗室里，反复翻阅成堆的作品，时而吟诵，时而疾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中午，王志平去食堂打一份饭，买上一个半肉菜，两人就着定影药水呛鼻的酸味，边吃边干。
现在很难想象，会有人不署名、不拿钱，去为别人的作品呕心沥血，也很难想象，不经本人同意，就由着别人在自己的作品上涂抹增删。然而，这就是四月影会。
《自然·社会·人》
照片准备得差不多了，展览得有个名字。赵介轩受苏联作家爱伦堡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启发，提出叫《自然·社会·人》。王志平马上支持。
王志平在展览的前言中对《自然·社会·人》的含义做了这样的阐释：“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
接下来是选场地。先是有人说西城区文化馆展厅不错，于是他们找到文化馆。可文化馆的人说，办展览借场地可以，但要预先审查照片。“是不是吃错药了，”王志平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仍十分激动，“别的都好商量，但要审查照片没门!”
接着，又有人介绍到中山公园。公园说，我们是园林局，不是文化局，你们挂什么我们不管，但我们要考虑经济效益。事情走到了这一步，赔点钱算什么。王志平当即答应下来。
王志平说，中山公园将平时养花的兰室租给他们，场租不是500元就是800元，他已经记不清了。影展门票三分钱一张，由公园派人在兰室门口卖，除场租外，门票收入的一半也归公园，四月影会得剩下的一半。
1979年4月5日，中国摄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掀开了：四月影会第一次《自
“80后的年轻人恐怕很少知道四月影会，即使知道也常常叫成‘四五’影会。”四月影会的主要发起人李晓斌，在北京东交民巷的旧宅中感叹时光流逝、世事变迁。
四月影会是1979年，一些爱好摄影的青年自发组织的民间摄影组织，连续三年举办四月影展。
一位四月影会的亲历者这样回忆道：影展内容充满了强烈的现实关照和人文情怀，契合了中国人终于在精神上获得初步自由解放的亢奋心境。从那时起，摄影不再仅是政治的传播者、证明者、制造者，而是公民言说自己内心的手段和工具。
从“四五”摄影到四月影会
四月影会还得从“四五”摄影说起。
1976年清明节，人们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刚刚离世的周恩来总理。21岁的李晓斌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工作。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拿起了照相机。
与李晓斌一样，一批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用相机记录下珍贵的瞬间。此后，“四五”照片像《革命诗抄》一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周恩来生平展览。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出了20多幅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照片。“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平反，我们的照片就展出来了。”李晓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就在这个展览开幕没几天，一个叫王志平的年轻人带着一本由他自己拍摄、题为《国丧》的“四五”影集来到历博，找到李晓斌。看过照片后，两人顿生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四月影会的两个发起人就这样相识了。
此后，李、王二人又结识了其他一些“四五”摄影青年，在大家共同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四五”画册《人民的悼念》。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李晓斌、王志平和《人民的悼念》的其他几位编辑成为“四五”英雄，被媒体追踪报道，作品也被广泛刊用。然而此时，李晓斌和王志平酝酿着新的想法。
1978年初冬的一天，李晓斌和王志平去圆明园拍照。王志平突然对李晓斌说，“晓斌，咱们玩艺术吧，办一个自己的艺术摄影展览。”两人躺在草地的斜坡上谋划起来。
随即，两人跑去找王立平商量。王立平当时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因拍摄“四五”照片和李晓斌他们相识。王志平把想搞影展的事一说，王立平非常兴奋，说，“办影展算我一个，出钱出力，义不容辞。”王立平的态度和热情促使王志平下了决心。王立平后来成为四月影会的重量级谋士，四月影会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
据王立平回忆，为什么取名四月影会，因为大家相聚在四月，相知在四月，相会在四月。另外，四月是早春，乍暖还寒，象征既面对春天的希望，又背对未尽的寒风。
东四三条35号
大家很快投入到影展的筹备中。在那段岁月里，最令李晓斌难忘的，是东四三条35号的那间小屋。那是王志平的家，也是影展收稿、议事的地方。
14平方米的小平房没有可以打开的窗户，全都用黑纸钉死，一关门就是暗室，大白天也只能靠电灯。冬天屋内既没暖气也没火炉，寒气逼人。然而这间小屋却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成了大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王志平回忆说，屋里经常是满满腾腾地挤着二三十人，大家穿着大衣、搓着手、跺着脚。照片摊在床上，王志平自己坐在床头埋头看照片。每当有人敲门，他就抬起头来大喊一声：“请进!对不起，屋里人太多，请自己先找个地方站。”
四月影会主要由两拨人组成，一拨就是李晓斌、王志平这些“四五”摄影的同仁，另一拨则是北影子弟。
王志平在搜集照片的过程中，听说新街口的北影宿舍聚集着一批演艺界子弟，搞了一个摄影团体，当时正在办一个内部影展。一天下午，他约了李晓斌摸了过去。
房主叫池小宁，是个黑黝黝、脏兮兮，头发乱蓬蓬的大男孩，当时屋里还有三四个小伙子。一个中年男子埋坐在旧沙发里，见他俩进来抬了抬屁股和他们示意了一下。后来他们得知，此人就是有教父之称的摄影家狄源沧。
一进门，王志平就说，他们要办个影展，是来选片子的。李晓斌记得，当时狄源沧说，“你们看了我们的片子，也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片子再说吧。”之后，大家约了时间，来到王志平的小屋。再之后，大家越来越熟。
王志平回忆，当时送展的照片，绝大多数没有题目，或者有个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题目。于是，王志平就越俎代庖，该加题目的加题目，能配诗文的配诗文。“我想让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诗文，都带有强烈的四月影会的‘味’。”王志平说，而这一切，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征求作者的同意。
这个工作起初是由王志平自己做的，后来他发现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赵介轩比他更胜任。再后来，赵又引荐了福州军区的诗人叶文福。王志平至今仍记得，当时他和叶文福在他工作的农业出版社那密不透风的暗室里，反复翻阅成堆的作品，时而吟诵，时而疾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中午，王志平去食堂打一份饭，买上一个半肉菜，两人就着定影药水呛鼻的酸味，边吃边干。
现在很难想象，会有人不署名、不拿钱，去为别人的作品呕心沥血，也很难想象，不经本人同意，就由着别人在自己的作品上涂抹增删。然而，这就是四月影会。
《自然·社会·人》
照片准备得差不多了，展览得有个名字。赵介轩受苏联作家爱伦堡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启发，提出叫《自然·社会·人》。王志平马上支持。
王志平在展览的前言中对《自然·社会·人》的含义做了这样的阐释：“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
接下来是选场地。先是有人说西城区文化馆展厅不错，于是他们找到文化馆。可文化馆的人说，办展览借场地可以，但要预先审查照片。“是不是吃错药了，”王志平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仍十分激动，“别的都好商量，但要审查照片没门!”
接着，又有人介绍到中山公园。公园说，我们是园林局，不是文化局，你们挂什么我们不管，但我们要考虑经济效益。事情走到了这一步，赔点钱算什么。王志平当即答应下来。
王志平说，中山公园将平时养花的兰室租给他们，场租不是500元就是800元，他已经记不清了。影展门票三分钱一张，由公园派人在兰室门口卖，除场租外，门票收入的一半也归公园，四月影会得剩下的一半。
1979年4月5日，中国摄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掀开了：四月影会第一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