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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力来源？因为叙利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暴力冲突经常见诸报端，很多人可能会说战争。但这原来大错特错。
如果想找到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的经济有效的办法，第一步就是要先确定暴力的来源。
国际社会正在制定今后15年新的发展目标， 而 《哥本哈根共识》已要求一些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评估他们眼中最明智的目标。用那些本可以用于减少饥饿的资源来减少暴力是否值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针对的暴力形式有哪些？
斯坦福大学詹姆斯·费伦和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安柯·霍芙勒的研究结果显示，杀人，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社会暴力远比内战更具破坏性。人际暴力与内战的死亡比率高达9︰1，而且每牺牲两名战士就有一名儿童死亡。
2008年全球发生凶殺案共计41.8万起，太多国家有记录的谋杀率达到十万分之十以上。世卫组织将其视为一种传染病。美国一起凶杀案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失高达910万美元。如果按照全球国民收入计算，仅此一项暴力犯罪就让全球GDP付出1.7%的代价。
当然，这并非全球经济的直接损失，而是衡量影响的一种方法。如果谋杀得以消除，各国社会得到的好处可以用1.7%的GDP来衡量。与此相比内战成本要低得多，大致相当于全球GDP的0.2%。
但这仍远逊于妇女所受的家庭暴力这一最大的暴力来源。《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总人口的28%反映，去年曾遭受过伴侣或家人的家庭暴力。其中包括妇女遭到殴打、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被迫结婚、性侵、“荣誉”犯罪和女性生殖器阉割。保守统计显示仅伴侣施暴一项的社会福利成本就高达4.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5.2%左右。
虐童是第二大暴力来源，80%的虐童案作案者都是父母。虐童的定义依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约有15%的儿童每月都遭到联合国所谓的严厉体罚。体罚内容包括掌掴面部、头部、耳朵，而且其中有1/4的儿童遭到某种器械的反复殴打。
每月都有2.9亿儿童忍受这样的痛苦。虐童相关的社会福利成本为3.6万亿美元，约合全球GDP的4.2%。
只有很少一部分国际援助基金目前被用于减少社会暴力和改善刑事司法系统。社会和个人付出的巨大代价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不幸的是，依然鲜有硬性证据显示资源分配的最佳去处。
我们只能说减少暴力的资金可能有更好的用途。有相当数量的援助流向“脆弱国家”用以结束或预防内战，但只有0.27%的国际援助流向包括“预防犯罪”的项目。其他计划可能带来某种间接的好处，但显然还有极大的空间有待提高。
显而易见，某些解决方法很有效果。加强社会服务可以减少儿童暴力案件。华盛顿州研究显示，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家访可以减少虐童案件，改善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降低儿童福利和诉讼成本。该项目上每投入1美元可以产出14美元效益，这项政策因此成本效益很高。
很多情况下需要改变社会态度。为减少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乌干达一个名为SASA！（斯瓦西里语“现在！”）的项目，专门宣传伴侣暴力不可接受的理念，并协助实现了降低伴侣暴力比例一半的目标。这当然是个传奇般的结果——虽然没有人实际分析过它的成本效益有多高。
还有国家采取有效行动的其他实例。1993年，波哥大每10万人发生80起谋杀。通过采取综合性举措——包括限制卖酒时间、回收公共空间和改善警察及司法系统——2004年谋杀率下降到每10万人21起谋杀。上述比率依然很高，但远好于底特律的每10万人55起谋杀的现状。
酒精是众多袭击事件的罪魁祸首，波哥大的结果显示控制其泛滥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谋杀。英国有关加强执行现行规则的试点研究表明能够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袭击事件，其中收益与成本的比例高达17︰1。
虽然我们的了解依然有限，但有两点疑问已经排除。首先，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每年耗费8万亿美元的社会成本，使之成为巨大而且被严重低估的全球性问题。其次，针对上述问题存在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控制家庭暴力也因此在全球下一组发展目标清单上赫然在目。
如果想找到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的经济有效的办法，第一步就是要先确定暴力的来源。
国际社会正在制定今后15年新的发展目标， 而 《哥本哈根共识》已要求一些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评估他们眼中最明智的目标。用那些本可以用于减少饥饿的资源来减少暴力是否值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针对的暴力形式有哪些？
斯坦福大学詹姆斯·费伦和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安柯·霍芙勒的研究结果显示，杀人，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社会暴力远比内战更具破坏性。人际暴力与内战的死亡比率高达9︰1，而且每牺牲两名战士就有一名儿童死亡。
2008年全球发生凶殺案共计41.8万起，太多国家有记录的谋杀率达到十万分之十以上。世卫组织将其视为一种传染病。美国一起凶杀案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失高达910万美元。如果按照全球国民收入计算，仅此一项暴力犯罪就让全球GDP付出1.7%的代价。
当然，这并非全球经济的直接损失，而是衡量影响的一种方法。如果谋杀得以消除，各国社会得到的好处可以用1.7%的GDP来衡量。与此相比内战成本要低得多，大致相当于全球GDP的0.2%。
但这仍远逊于妇女所受的家庭暴力这一最大的暴力来源。《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总人口的28%反映，去年曾遭受过伴侣或家人的家庭暴力。其中包括妇女遭到殴打、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被迫结婚、性侵、“荣誉”犯罪和女性生殖器阉割。保守统计显示仅伴侣施暴一项的社会福利成本就高达4.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5.2%左右。
虐童是第二大暴力来源，80%的虐童案作案者都是父母。虐童的定义依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约有15%的儿童每月都遭到联合国所谓的严厉体罚。体罚内容包括掌掴面部、头部、耳朵，而且其中有1/4的儿童遭到某种器械的反复殴打。
每月都有2.9亿儿童忍受这样的痛苦。虐童相关的社会福利成本为3.6万亿美元，约合全球GDP的4.2%。
只有很少一部分国际援助基金目前被用于减少社会暴力和改善刑事司法系统。社会和个人付出的巨大代价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不幸的是，依然鲜有硬性证据显示资源分配的最佳去处。
我们只能说减少暴力的资金可能有更好的用途。有相当数量的援助流向“脆弱国家”用以结束或预防内战，但只有0.27%的国际援助流向包括“预防犯罪”的项目。其他计划可能带来某种间接的好处，但显然还有极大的空间有待提高。
显而易见，某些解决方法很有效果。加强社会服务可以减少儿童暴力案件。华盛顿州研究显示，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家访可以减少虐童案件，改善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降低儿童福利和诉讼成本。该项目上每投入1美元可以产出14美元效益，这项政策因此成本效益很高。
很多情况下需要改变社会态度。为减少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乌干达一个名为SASA！（斯瓦西里语“现在！”）的项目，专门宣传伴侣暴力不可接受的理念，并协助实现了降低伴侣暴力比例一半的目标。这当然是个传奇般的结果——虽然没有人实际分析过它的成本效益有多高。
还有国家采取有效行动的其他实例。1993年，波哥大每10万人发生80起谋杀。通过采取综合性举措——包括限制卖酒时间、回收公共空间和改善警察及司法系统——2004年谋杀率下降到每10万人21起谋杀。上述比率依然很高，但远好于底特律的每10万人55起谋杀的现状。
酒精是众多袭击事件的罪魁祸首，波哥大的结果显示控制其泛滥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谋杀。英国有关加强执行现行规则的试点研究表明能够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袭击事件，其中收益与成本的比例高达17︰1。
虽然我们的了解依然有限，但有两点疑问已经排除。首先，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每年耗费8万亿美元的社会成本，使之成为巨大而且被严重低估的全球性问题。其次，针对上述问题存在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控制家庭暴力也因此在全球下一组发展目标清单上赫然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