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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是世俗化的社会，是崇奉“实用理性”的社会。既然世俗，既然“实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精英，更不必要也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
社会关注精英，舆论暴炒精英，以精英自居，惟精英是从，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可谓“泛精英情结”弥漫。
“批于丹现象”是“泛精英情结”的典型表现
北师大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自己关于《论语》的心得，受到广泛欢迎；继后，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轰动一时。在我这类读书人看来，于丹利用电视这种现代传播手段传播文化，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做得很成功。但是，以在读博士生为主体包括本科生在内的“十博士”，以及继后参加讨伐阵营者，恶批于丹，恶批“于丹现象”，其摆明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十博士”们认为于丹不够资格讲《论语》、讲国学。在他们看来，一个传播学的博士，一个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中讲学的人，根本不配谈《论语》心得、不配诠释国学经典。象牙塔之外的世俗人等，更是不配谈论国学的，因为“经典的高雅性不具有可诠释性”。说白了就是：于丹非国学专业出身的博士，其关于国学的见识是浅的；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电视是俗的；于丹的讲解是狭隘的。“十博士”们义愤填膺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不禁令人想起《阿Q正传》里面的情节：赵太爷以高贵的身份质疑阿Q说：你也配姓赵？这个“批于丹现象”作为一个文化事件，里面的是非曲直，自可留待以后评说，但这里反映出的问题实质之一，就是“泛精英情结”在作祟。
最近传媒广泛报道的“不愿做工人”的职业倾向调查，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泛精英情结作祟的情况。上海对4000户居民进行的入户调查表明，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金融保险等。国务院有关研究部门的人士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表明“官本位”思想有多么严重，而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要增加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提升他们的价值，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些看法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不想当普罗大众，而要当社会精英，要做“人上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博士硕士放着收入远远高于公务员的学校、矿山甚至高薪的企业公司不去，而要去官府端茶倒水贴信封？诚然，人们不愿当工人，昭示了民生忧患，但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看，恐怕更昭示了“泛精英情结”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侵蚀！
“泛精英情结”弥漫社会
“泛精英情结”不仅弥漫于成人社会，也渗透到年轻学子的心灵之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学生非名校不上，甚至非北大清华不上，宁可复读，也不愿意上非重点大学，甚至不愿上非第一流前列的重点大学。中考，家长们使尽浑身解数，要让孩子上名校，“名牌中学的孩子现在是同辈人中的精英，日后就业，是社会的精英”，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自我期许。甚至，“让孩子读上名校，没准他的同学中以后就有总理省长之类的人物呢！”这样的“泛精英情结”，如果说以前还是一种潜意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随着社会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现在已经是直截了当、深以为荣了。
房地产市场本来是最为世俗化的，也是最功利化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在这里，以伪精英面目出现的“泛精英情结”，也到处都是。高尚社区、高尚住宅、帝景、帝豪、王府这类名称，在遍布全国的楼盘中，比比皆是。层次高一点的，表现比较含蓄的，诸如上善如水、林语山庄、九如通津、左岸、翰林水岸等，也无不要显示出精英的面目和情怀。
在职场奋力拼搏的“白骨精”（白领、精英、骨干）们，自称起得比鸡还早，跑得比狗还快，吃得比猪还差。竞争激烈，身心疲惫，“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缠身（俗称“三打白骨精”）。钟南山院士说了：（白骨精们）40岁以前，用命搏钱；40岁以后，以钱换命。既然如此，那何不放下身段，当普通员工得了？不行啊！大家都要当精英啊！人家是，我怎么会不是？我怎么可以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精英，故我在！我不精英，故我消亡！
正在步入汽车社会的中国，人们对于汽车使用的态度，也可反映出“泛精英情结”泛滥之一斑。早在封建时代，人们有车（当然不是汽车了），是有社会地位的表现。食有鱼，出有车，是战国时期“养士”者们给予门下的“士”（食客）的崇高礼遇，是尊重学者的表现，而“士”们也以此为荣。此风后来长期流行，直到传统社会终结。当今社会，汽车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有车仍然是地位的象征，车的档次更是地位的象征。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不同级别的汽车，官位越大，车级越高，这自不必说。就是所谓私家车主，人们从其座骑的档次，就可判断其实力。一个开奥拓的人，显然无法在北京王府饭店和人谈成一笔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生意。由于这种社会风尚的刺激，人们便不断追求汽车的档次。中国人汽车的换代更新之快，世界少有；中国人热衷豪华汽车，也是世所罕见。就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论，奥拓一族对于单车一族来说，是精英；奥迪一族对于奥拓一族而言，是精英；宝马奔驰一族对于奥迪一族而言，是精英；劳斯莱斯一族，对于前述各族而言，是绝对精英，是精英中的精英。富裕的日本国民，拥有两厢车的比例却远远大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民！有趣的是，奥拓、昌河、五菱一族中往往有人将其车体装饰成宝马、奔驰、三菱。这中间，根本的因素，是精英情结在起作用。有车是精英，有好车更是精英，是精英中的精英！能力、地位，都在汽车有无和汽车档次的高下中展现出来。
“我们何必一定要做精英”
其实，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平民社会，没有贵族传统，也从来没有贵族社会。“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等说法，都是缺乏贵族社会贵族传统的平民意识的反映。但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圣贤君子是上等，山野村夫市井小民是下等；把人性分为天生就善的圣人之性、教而后善的中民之性、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却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之一。这些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引导着、孕育着精英意识的滋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社会精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种价值取向在今天仍然是催生并推动精英情结发展的精神酵母。我们现今的干部选拔制度、人才评选制度、高考制度、中考制度以及相应的择校制度，学术评价制度，都在客观上为精英情结的蔓延推波助澜。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则更是精英情结的鼓吹者、传播者和神化者。为了吸引眼球，各种媒体不断花样翻新地推出各种精英人物，传播精英人士如何迅猛发迹的故事，务必让人们相信精英人士“真是太有才了！”各种富豪榜、年度人物、风云人物、十大人物、杰出人物、感动某某人物之类的出现，更是在已经泛滥的精英情结之火上狂泼汽油！简而言之，传统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当今制度建设的影响，传播媒介的影响，交互作用，助长了精英情结的泛滥，以致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泛精英情结”。
中国社会是世俗化的社会，是崇奉“实用理性”的社会。既然世俗，既然“实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精英，更不必要也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最好的境况。在现代社会，能够实现自我，能够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穷达独兼，修己安人，从容中道，以平民人格的追求为尚，才是真正诗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先哲说：平常心是道。时尚歌曲道：平平淡淡才是真！放眼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生无处不风流，我们何必一定要做精英！（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社会关注精英，舆论暴炒精英，以精英自居，惟精英是从，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可谓“泛精英情结”弥漫。
“批于丹现象”是“泛精英情结”的典型表现
北师大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自己关于《论语》的心得，受到广泛欢迎；继后，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轰动一时。在我这类读书人看来，于丹利用电视这种现代传播手段传播文化，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做得很成功。但是，以在读博士生为主体包括本科生在内的“十博士”，以及继后参加讨伐阵营者，恶批于丹，恶批“于丹现象”，其摆明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十博士”们认为于丹不够资格讲《论语》、讲国学。在他们看来，一个传播学的博士，一个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中讲学的人，根本不配谈《论语》心得、不配诠释国学经典。象牙塔之外的世俗人等，更是不配谈论国学的，因为“经典的高雅性不具有可诠释性”。说白了就是：于丹非国学专业出身的博士，其关于国学的见识是浅的；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电视是俗的；于丹的讲解是狭隘的。“十博士”们义愤填膺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不禁令人想起《阿Q正传》里面的情节：赵太爷以高贵的身份质疑阿Q说：你也配姓赵？这个“批于丹现象”作为一个文化事件，里面的是非曲直，自可留待以后评说，但这里反映出的问题实质之一，就是“泛精英情结”在作祟。
最近传媒广泛报道的“不愿做工人”的职业倾向调查，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泛精英情结作祟的情况。上海对4000户居民进行的入户调查表明，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金融保险等。国务院有关研究部门的人士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表明“官本位”思想有多么严重，而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要增加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提升他们的价值，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些看法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不想当普罗大众，而要当社会精英，要做“人上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博士硕士放着收入远远高于公务员的学校、矿山甚至高薪的企业公司不去，而要去官府端茶倒水贴信封？诚然，人们不愿当工人，昭示了民生忧患，但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看，恐怕更昭示了“泛精英情结”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侵蚀！
“泛精英情结”弥漫社会
“泛精英情结”不仅弥漫于成人社会，也渗透到年轻学子的心灵之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学生非名校不上，甚至非北大清华不上，宁可复读，也不愿意上非重点大学，甚至不愿上非第一流前列的重点大学。中考，家长们使尽浑身解数，要让孩子上名校，“名牌中学的孩子现在是同辈人中的精英，日后就业，是社会的精英”，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自我期许。甚至，“让孩子读上名校，没准他的同学中以后就有总理省长之类的人物呢！”这样的“泛精英情结”，如果说以前还是一种潜意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随着社会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现在已经是直截了当、深以为荣了。
房地产市场本来是最为世俗化的，也是最功利化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在这里，以伪精英面目出现的“泛精英情结”，也到处都是。高尚社区、高尚住宅、帝景、帝豪、王府这类名称，在遍布全国的楼盘中，比比皆是。层次高一点的，表现比较含蓄的，诸如上善如水、林语山庄、九如通津、左岸、翰林水岸等，也无不要显示出精英的面目和情怀。
在职场奋力拼搏的“白骨精”（白领、精英、骨干）们，自称起得比鸡还早，跑得比狗还快，吃得比猪还差。竞争激烈，身心疲惫，“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缠身（俗称“三打白骨精”）。钟南山院士说了：（白骨精们）40岁以前，用命搏钱；40岁以后，以钱换命。既然如此，那何不放下身段，当普通员工得了？不行啊！大家都要当精英啊！人家是，我怎么会不是？我怎么可以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精英，故我在！我不精英，故我消亡！
正在步入汽车社会的中国，人们对于汽车使用的态度，也可反映出“泛精英情结”泛滥之一斑。早在封建时代，人们有车（当然不是汽车了），是有社会地位的表现。食有鱼，出有车，是战国时期“养士”者们给予门下的“士”（食客）的崇高礼遇，是尊重学者的表现，而“士”们也以此为荣。此风后来长期流行，直到传统社会终结。当今社会，汽车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有车仍然是地位的象征，车的档次更是地位的象征。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不同级别的汽车，官位越大，车级越高，这自不必说。就是所谓私家车主，人们从其座骑的档次，就可判断其实力。一个开奥拓的人，显然无法在北京王府饭店和人谈成一笔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生意。由于这种社会风尚的刺激，人们便不断追求汽车的档次。中国人汽车的换代更新之快，世界少有；中国人热衷豪华汽车，也是世所罕见。就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论，奥拓一族对于单车一族来说，是精英；奥迪一族对于奥拓一族而言，是精英；宝马奔驰一族对于奥迪一族而言，是精英；劳斯莱斯一族，对于前述各族而言，是绝对精英，是精英中的精英。富裕的日本国民，拥有两厢车的比例却远远大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民！有趣的是，奥拓、昌河、五菱一族中往往有人将其车体装饰成宝马、奔驰、三菱。这中间，根本的因素，是精英情结在起作用。有车是精英，有好车更是精英，是精英中的精英！能力、地位，都在汽车有无和汽车档次的高下中展现出来。
“我们何必一定要做精英”
其实，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平民社会，没有贵族传统，也从来没有贵族社会。“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等说法，都是缺乏贵族社会贵族传统的平民意识的反映。但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圣贤君子是上等，山野村夫市井小民是下等；把人性分为天生就善的圣人之性、教而后善的中民之性、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却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之一。这些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引导着、孕育着精英意识的滋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社会精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种价值取向在今天仍然是催生并推动精英情结发展的精神酵母。我们现今的干部选拔制度、人才评选制度、高考制度、中考制度以及相应的择校制度，学术评价制度，都在客观上为精英情结的蔓延推波助澜。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则更是精英情结的鼓吹者、传播者和神化者。为了吸引眼球，各种媒体不断花样翻新地推出各种精英人物，传播精英人士如何迅猛发迹的故事，务必让人们相信精英人士“真是太有才了！”各种富豪榜、年度人物、风云人物、十大人物、杰出人物、感动某某人物之类的出现，更是在已经泛滥的精英情结之火上狂泼汽油！简而言之，传统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当今制度建设的影响，传播媒介的影响，交互作用，助长了精英情结的泛滥，以致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泛精英情结”。
中国社会是世俗化的社会，是崇奉“实用理性”的社会。既然世俗，既然“实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精英，更不必要也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最好的境况。在现代社会，能够实现自我，能够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穷达独兼，修己安人，从容中道，以平民人格的追求为尚，才是真正诗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先哲说：平常心是道。时尚歌曲道：平平淡淡才是真！放眼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生无处不风流，我们何必一定要做精英！（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