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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利用“百村观察”样本数据，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进行测算的结果是，2011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调查显示，农民收入差距相对合理，但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
8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指出，政策的瞄准机制很重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贫富差距主要源于农户占有土地数量，但现代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已经转化为就业与分工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以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工农分化成为导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因
报告显示，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家庭现金收入连年增长。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比上年增长12.75%。2011年家庭户均现金收入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在此影响下，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也呈现增长趋势。2009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7265.94元；2010年达到8271.93元，同比增长13.85%；2011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继续增加，达到9260.57元，比上年增长11.95个百分点。
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介绍，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稳定上升，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9年～2011年，农民工资性收入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8.45%和21.44%。2011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7884.12元，工资性收入占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比重为65.72%。这主要与工资水平上涨及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增多有关。
研究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正在逼近国际警戒线，但收入差距仍相对合理。将农户家庭收入由高到低递减排序，再将样本农户数按五等分法分组，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累积收入之比为10.19:1。也就是说两者收入有10倍之多的差距。调查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这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紧密相关。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的家庭现金收入均值都在50000元以上，且一半以上的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在46000元以上。空巢家庭的家庭现金收入最低，仅有18558.69元，其现金收入在12000元以下的又占到50%。
邓大才表示，工农分化是导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因。2011年农村务工家庭户均现金收入为49688.22 元，人均现金收入为12600.28元；务农家庭户均现金收入21905.33 元，人均现金收入为6522.1元，务工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和人均现金收入分别是务农家庭的2.27倍、1.93倍。同时，将农户家庭现金收入从高到低分为五等分，在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可见，就业的工农差距依然是我国农户收入分化的主要原因。
徐勇认为，过去造成农村基尼系数拉大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土地的多寡，现在主要是务工情况。过去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地，而现在主要是缺劳力。这就提示我们，解决农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能再将目光放在土地问题上，而应将放在为城乡居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上。
此外，专家还表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不必看得过于严重。适当的差距有利于鼓励农民积极致富，如果把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做好了，能够解决农民的基本吃住问题，农民不用担心因病返贫，就不必担心收入差距过大。报告对新农合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邓大才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农民生活支出压力增大值得注意
据介绍，《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的“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通过2011年寒假“百村观察”项目，围绕农民生活消费状况，从日用品、饮食、交通、通讯、人情、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对全国248个村的6192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民生活日渐丰富多彩，但是支出压力在逐渐增大。
调查显示，在农民的各项支出中，除日常支出以外，教育支出占比重最大，人情支出和医疗支出次之，文化消费支出最少。2011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772.38元，占当年家庭人均收入73.13%，其中，农民人均文化消费95.65元，日常支出3512.68元，人情支出831.13元，医疗支出673.89元，教育支出1518.63元，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1%、51.87%、12.27%、9.95%和22.42%。
据邓大才介绍，从调查的情况看，过去农民都是自己种菜吃，但现在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在市场上买菜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从农民的饮食消费来看，2011年农民家庭人均蔬菜消费支出23.62元/月，食用油消费支出14.15元/月，肉类消费支出35.25元/月，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分别为23.62%、14.15%和35.25%。肉类消费的比重超过了蔬菜消费，农民饮食消费结构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转变，农民在“吃饱”的基础上追求“吃好”。更进一步来说，2011年农民平均每100元消费支出中，有37.1元用于食品消费。课题组人员认为，这标志着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深入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变化，农民消费的重心开始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移，农民生活整体上相对富裕。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正成为农民生活支出的一大负担。2009年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2701.31元，2011年增加到3092.51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从2011年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分布情况来看，73.24%的农村家庭年人情支出为3000元以下，18.14%的农村家庭年人情支出为3000元～6000元之间，3.11%的家庭人情年支出为6000元～9000元之间，还有5.51%的家庭年人情支出超过9000元。 邓大才说，陪读费形成新的支出压力。由于撤点并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不能在家门口接受教育，陪读成了一些家庭的无奈选择。报告显示，农村2011年受访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中，陪读费用平均为404.10元，仅次于学费、学杂费和伙食费。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陪读费最高，为469.79元；从不同类型村庄来看，城中村家庭的陪读费达到1225.81元。东部地区家庭和城中村家庭可能由于收入相对较高，对陪读费用的承受力稍强，对子女陪读的花费也相对较高。整体来看，陪读费用高与农村撤点并校和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的缺失不无关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报告还显示，2011年农村家庭在文化消费方面的人均支出仅为95.65元，占家庭人均收入的1.03%，户均文化消费200元以上的家庭不足半数，过半农户的人均文化支出少于50元。可见，农村家庭对于文化的投入较少，农村的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提高。
农村民间借贷安全性需引起重视
长期以来，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一直都存在着农村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户的资金短缺问题，对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体制外运行的农村民间借贷也存在一些弊端。《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农户2007年～2011年的民间借贷情况调查后指出，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正趋于活跃。从课题组调研情况看，2007年～2011年，农村民间借贷总金额呈迅速增加趋势。整体而言，4年间，借贷总额增长了近5倍，农村民间借贷的资金总额不断攀升，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日趋活跃。
报告显示，2007年～2011年，参与民间借贷的农户数量不断增多。2007年参与民间借贷的受访农户占样本农户的3.81%，2009年这一比重增长到6.09%。2011年更是达到了12.27%。此外，就参与农村民间借贷的受访农户而言，2007年～2011年的4年间，参与民间借贷的农户数量增长了2.48倍。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参与民间借贷的农户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农村民间借贷的范围在扩大，规模在增加。
邓大才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民间借贷更多流向非生产领域。在参与民间借贷的1603个有效样本中，用于生意创业、农业生产的比重分别为19.03%、16.28%，生产性借贷农户比重合计为35.31%。为子女教育借贷的比重为14.66%，突发事件、日常生活和以贷养贷等其他非生产性用途的农户比重为25.51%，非生产性比重合计为40.17%。另有24.52%的农户选择其他原因。不难看出，农村民间借贷更多用于非生产性领域，其中，教育借贷比重高，表明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户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够支持子女上学。
课题组分析认为，导致农村民间借贷趋于活跃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快速增长的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如上文所述，生意创业、农业生产、子女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等，都会使农户产生借贷需求。二是民间借贷具有手续简单、无需抵押的独特优势。在参与民间借贷的受访农户中，27.82%的农户认为，选择民间借贷的原因是无需抵押，30.13%的农户则缘于其手续简单，两者占到民间借贷参与农户的近6成。此外，还有14.08%的农户是考虑到民间借贷的还款期限长；15.60%的农户则是因为其他途径无法融资转而求助民间借贷。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在当下农村颇受欢迎且具有依赖性，发展势头较为强劲。
在课题调查中，农户借出资金时有合约的占比为74.32%，其中56.76%仅是通过口头约定，25.68%的借贷农户无任何合约。农村民间借贷中合约的欠缺以及不规范影响着借贷的安全性，并易引发民间借贷纠纷。因此，在农村民间借贷趋向活跃的同时，强化政府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引导与监督势在必行。
8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指出，政策的瞄准机制很重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贫富差距主要源于农户占有土地数量，但现代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已经转化为就业与分工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以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工农分化成为导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因
报告显示，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家庭现金收入连年增长。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比上年增长12.75%。2011年家庭户均现金收入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在此影响下，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也呈现增长趋势。2009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7265.94元；2010年达到8271.93元，同比增长13.85%；2011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继续增加，达到9260.57元，比上年增长11.95个百分点。
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介绍，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稳定上升，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9年～2011年，农民工资性收入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8.45%和21.44%。2011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7884.12元，工资性收入占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比重为65.72%。这主要与工资水平上涨及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增多有关。
研究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正在逼近国际警戒线，但收入差距仍相对合理。将农户家庭收入由高到低递减排序，再将样本农户数按五等分法分组，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累积收入之比为10.19:1。也就是说两者收入有10倍之多的差距。调查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这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紧密相关。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的家庭现金收入均值都在50000元以上，且一半以上的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在46000元以上。空巢家庭的家庭现金收入最低，仅有18558.69元，其现金收入在12000元以下的又占到50%。
邓大才表示，工农分化是导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因。2011年农村务工家庭户均现金收入为49688.22 元，人均现金收入为12600.28元；务农家庭户均现金收入21905.33 元，人均现金收入为6522.1元，务工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和人均现金收入分别是务农家庭的2.27倍、1.93倍。同时，将农户家庭现金收入从高到低分为五等分，在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可见，就业的工农差距依然是我国农户收入分化的主要原因。
徐勇认为，过去造成农村基尼系数拉大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土地的多寡，现在主要是务工情况。过去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地，而现在主要是缺劳力。这就提示我们，解决农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能再将目光放在土地问题上，而应将放在为城乡居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上。
此外，专家还表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不必看得过于严重。适当的差距有利于鼓励农民积极致富，如果把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做好了，能够解决农民的基本吃住问题，农民不用担心因病返贫，就不必担心收入差距过大。报告对新农合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邓大才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农民生活支出压力增大值得注意
据介绍，《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的“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通过2011年寒假“百村观察”项目，围绕农民生活消费状况，从日用品、饮食、交通、通讯、人情、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对全国248个村的6192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民生活日渐丰富多彩，但是支出压力在逐渐增大。
调查显示，在农民的各项支出中，除日常支出以外，教育支出占比重最大，人情支出和医疗支出次之，文化消费支出最少。2011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772.38元，占当年家庭人均收入73.13%，其中，农民人均文化消费95.65元，日常支出3512.68元，人情支出831.13元，医疗支出673.89元，教育支出1518.63元，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1%、51.87%、12.27%、9.95%和22.42%。
据邓大才介绍，从调查的情况看，过去农民都是自己种菜吃，但现在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在市场上买菜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从农民的饮食消费来看，2011年农民家庭人均蔬菜消费支出23.62元/月，食用油消费支出14.15元/月，肉类消费支出35.25元/月，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分别为23.62%、14.15%和35.25%。肉类消费的比重超过了蔬菜消费，农民饮食消费结构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转变，农民在“吃饱”的基础上追求“吃好”。更进一步来说，2011年农民平均每100元消费支出中，有37.1元用于食品消费。课题组人员认为，这标志着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深入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变化，农民消费的重心开始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移，农民生活整体上相对富裕。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正成为农民生活支出的一大负担。2009年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2701.31元，2011年增加到3092.51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从2011年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分布情况来看，73.24%的农村家庭年人情支出为3000元以下，18.14%的农村家庭年人情支出为3000元～6000元之间，3.11%的家庭人情年支出为6000元～9000元之间，还有5.51%的家庭年人情支出超过9000元。 邓大才说，陪读费形成新的支出压力。由于撤点并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不能在家门口接受教育，陪读成了一些家庭的无奈选择。报告显示，农村2011年受访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中，陪读费用平均为404.10元，仅次于学费、学杂费和伙食费。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陪读费最高，为469.79元；从不同类型村庄来看，城中村家庭的陪读费达到1225.81元。东部地区家庭和城中村家庭可能由于收入相对较高，对陪读费用的承受力稍强，对子女陪读的花费也相对较高。整体来看，陪读费用高与农村撤点并校和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的缺失不无关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报告还显示，2011年农村家庭在文化消费方面的人均支出仅为95.65元，占家庭人均收入的1.03%，户均文化消费200元以上的家庭不足半数，过半农户的人均文化支出少于50元。可见，农村家庭对于文化的投入较少，农村的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提高。
农村民间借贷安全性需引起重视
长期以来，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一直都存在着农村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户的资金短缺问题，对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体制外运行的农村民间借贷也存在一些弊端。《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农户2007年～2011年的民间借贷情况调查后指出，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正趋于活跃。从课题组调研情况看，2007年～2011年，农村民间借贷总金额呈迅速增加趋势。整体而言，4年间，借贷总额增长了近5倍，农村民间借贷的资金总额不断攀升，农户之间的借贷活动日趋活跃。
报告显示，2007年～2011年，参与民间借贷的农户数量不断增多。2007年参与民间借贷的受访农户占样本农户的3.81%，2009年这一比重增长到6.09%。2011年更是达到了12.27%。此外，就参与农村民间借贷的受访农户而言，2007年～2011年的4年间，参与民间借贷的农户数量增长了2.48倍。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参与民间借贷的农户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农村民间借贷的范围在扩大，规模在增加。
邓大才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民间借贷更多流向非生产领域。在参与民间借贷的1603个有效样本中，用于生意创业、农业生产的比重分别为19.03%、16.28%，生产性借贷农户比重合计为35.31%。为子女教育借贷的比重为14.66%，突发事件、日常生活和以贷养贷等其他非生产性用途的农户比重为25.51%，非生产性比重合计为40.17%。另有24.52%的农户选择其他原因。不难看出，农村民间借贷更多用于非生产性领域，其中，教育借贷比重高，表明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户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够支持子女上学。
课题组分析认为，导致农村民间借贷趋于活跃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快速增长的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如上文所述，生意创业、农业生产、子女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等，都会使农户产生借贷需求。二是民间借贷具有手续简单、无需抵押的独特优势。在参与民间借贷的受访农户中，27.82%的农户认为，选择民间借贷的原因是无需抵押，30.13%的农户则缘于其手续简单，两者占到民间借贷参与农户的近6成。此外，还有14.08%的农户是考虑到民间借贷的还款期限长；15.60%的农户则是因为其他途径无法融资转而求助民间借贷。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在当下农村颇受欢迎且具有依赖性，发展势头较为强劲。
在课题调查中，农户借出资金时有合约的占比为74.32%，其中56.76%仅是通过口头约定，25.68%的借贷农户无任何合约。农村民间借贷中合约的欠缺以及不规范影响着借贷的安全性，并易引发民间借贷纠纷。因此，在农村民间借贷趋向活跃的同时，强化政府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引导与监督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