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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见到《红楼梦》全法译本时算起，作家郑碧贤已经找了铎尔孟将近20年。郑碧贤曾任教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1991年定居巴黎，日常工作就是写小说、改剧本、做演出。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一位法国朋友家的书架上，她看到了一套《红楼梦》法文译本——鲜红色的函套，正面印着大观园的水墨画，侧面用中文写着红楼梦。译者是李治华、雅歌夫妇，审校的名字则是铎尔孟。
1925年，铎尔孟在北京新鲜胡同家中。
朋友见过铎尔孟本人。从她口中，郑碧贤得知了铎尔孟的传奇一生：在华48年，从清末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当过醇亲王载沣府上的法文教师;是袁世凯聘请的22位外国顾问里最年轻的一位;还任教于北京大学、成立过“留法勤学会”、创办了中法大学。1954年回法国时，他已是73岁的老人，把生命中最后的10年，全部倾注在翻译审校《红楼梦》上。
郑碧贤想把这个传奇写成一本书，可当她想再多了解一些时，又发现铎尔孟几乎是一个谜。“去世前，他立下遗嘱，让医生烧掉了自己所有的日记、手稿。”和他同时代的人，早已驾鹤西去。他自己则终身未婚，无儿无女。那些曾经在华留下的记载，细碎如沙，又被历史的风烟吹散，不知落在何处。郑碧贤如同一个寻宝人，一句话、一张照片、一段回忆、一封信、一幢旧居，中国、法国，一点点拼凑，终于在不久前由商務印书馆出版了这本《铎尔孟的红楼梦》。
“铎尔孟是一个身世悲惨的法国贵族。”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郑碧贤从头开始，娓娓道来。
他的全名叫安德烈·罗凯特·迪特·铎尔孟，母亲是豪门千金，父亲则出身普通。悬殊的地位、家庭的反对，使得父母没能走到一起。母亲在生下铎尔孟之后就自杀了，年仅19岁。外祖父母抚养他长大，但又因爱女的死对这个孩子心存芥蒂。铎尔孟6岁时，父亲隐瞒身份，应聘为他的家庭教师，陪伴了他10年，此后默默消失，再也没有出现。所以年少时的铎尔孟，大富大贵，却内心悲苦。
贵族生活还是给了他最好的教育。20多岁时，他已拿到法学硕士和文学博士的学位，且是在最负盛名的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就在这里，他迷上了艰涩的汉语，一心想着离开法国，去古老的东方。
1906年，跟随唐在复（大清帝国驻法使馆武官）学中文的铎尔孟迎来了一个机会。醇亲王载沣想为子女寻找一位法语教师，唐在复推荐了高学历、出身好的铎尔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两个多月后，铎尔孟到达了心目中的古国。
王府里的格格、贝勒都是娇惯着的，受不得委屈。铎尔孟却很严格，第一堂课就敢拍桌子制止孩子们的笑声。他又像个“孩子王”，朗读法语像唱歌一样，教学方式灵活，很快在王府里出了名。
醇亲王的嫡福晋苏完瓜尔佳氏对这位法国贵族也很好奇。中秋节时，她抱着小溥仪，在侍女、侧福晋等的陪同下来学房赏礼。1岁多的小溥仪突然对这个怪怪的外国人有了兴趣，伸手要抱，铎尔孟就把溥仪接过来抱着，一上一下轻轻摇晃，逗得小家伙很开心。突然间，一泡尿飞泻下来，侍女们想帮忙，铎尔孟却一动不动，直到溥仪尿完才放手。他哈哈大笑，福晋和其他人也忍俊不禁。福晋赞道：“铎先生真有定力啊。”这桩趣事在宫廷里传开，慈禧都召见了这位“有定力”的外国人。她问了他的情况，还送了几件见面礼。
见到慈禧却让铎尔孟很灰心：清王朝竟然掌握在这样一个无知、专横的“女皇帝”手中。1908年，光绪帝病重，慈禧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准备继承大统。铎尔孟对一个奶娃当皇帝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给醇亲王留下一封书信，不辞而别。
那个时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已在谋求推翻腐朽的清政府。铎尔孟作为外国人对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感受更深刻。他对好友贝熙业说过：“这座建在千年传统上的王朝如同纸牌塔一样瞬间崩塌。胜利来得太容易，也导致革命者后来迅速失败。”
在这个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中，铎尔孟经历了许多。1912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聘请了一批外交顾问，铎尔孟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给政府提了不少建议，还写了《中华民国立法院组织私议》等以备咨询。不过很快，铎尔孟便对民国统治者丧失了信心，转而将目光投向教育。
“铎尔孟痴迷于中国文化。在北京，他过的是典型中国士大夫的生活。”郑碧贤介绍道。
辞别醇亲王府时，铎尔孟曾短暂地归法，但很快又回到中国。因为他觉得法国的“学问风俗无一如中国者”，而“见中国前贤直言，无一不从吾心坎中流出”。比较时髦地说，就是总有“中国的月亮都比法国的圆”“我上辈子一定是个中国读书人”之类的感慨。住西式酒店时，他向朋友抱怨“燥热烦嚣”，说中国人建造的房子“冬暖夏凉，大胜洋楼”。五四之后，中国人忙着摒弃孔孟先贤，铎尔孟的评价是“中国文学之精，而中国人反弃之以效日本，群趋于不通，岂不可笑”。
在北京，铎尔孟过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他为自己取字“浩然”，住在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里。他任教于北京大学，是公认的汉学家。北大生物系创建者谭熙鸿的儿子谭伯鲁，年少时随父亲去过铎尔孟的四合院。他曾撰文回忆：庭院里盆景花木，古香古色，正房三间是客厅与书房，四壁书架上，多为线装书。铎尔孟用了两个听差。他自己则一口京片子，流利纯正。因在北京日久，不仅北京话说得好，对风俗习惯也极为熟悉。他平时在家都穿长衫，客人来时还外加马褂。他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要入乡随俗。他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每日练习书法、研读经典、赏玩字画，闲暇时栽种植株，品茗会友。
铎尔孟那时的朋友，无论中国人、外国人，皆非等闲。
他最好的朋友叫贝熙业，是法国驻华使馆的大夫。贝熙业擅长外科，刚到北京时为一位生命垂危的官员开刀做手术，官员很快康复，于是声名鹊起，轰动一时。 铎尔孟还有个朋友，是驻法使馆的秘书，也是一位诗人。他总喜欢拉着铎尔孟去北京西山妙峰山的一座小寺庙里思考、写作。他最有名的作品诞生于中国，震惊了世界，并在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诗人叫圣琼·佩斯。
铎尔孟的中国朋友则是蔡元培、胡适、吴稚晖等人。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看戏，与梅兰芳、齐如山、韩世昌等交情也甚好。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铎尔孟专注于教育和文化。他与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贝熙业、葛兰言等组成“留法勤学会”。当年受益于此得以留法勤学的中国学生里，不乏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陈毅、聂荣臻、周恩来、邓小平等后来的革命志士。铎尔孟他们还联名向法国政府要求，从庚子赔款中抽出部分余款建立“中法大学”，培养留学生。1920年，中法大学在北京成立。
晚年回到法国的铎尔孟。他手中的烟斗被朋友们戏称为“智慧烟斗”。
铎尔孟没有以一个清晰的政治身份出现，但他与民主进步、救亡图存，乃至与那个年代还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文存》中，记录了1921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蔡元培和胡适最终听从了铎尔孟的建议，才成功解救了陈独秀。
抗日战争爆发，铎尔孟把仅有的钱拿出来帮助那些有理想的学生，送他们去法国，也送他们去延安。日本大肆推行文化同化和奴性教育，要求大中小学都要开设日文课。中法大学被迫停课南迁。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铎尔孟又创办了汉学研究所，每月出版《法文研究》，在其中专辟版面，介绍中国名著。
日本人对铎尔孟恨得咬牙切齿，但又动他不得，只能布下眼线，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为了给身边人减少麻烦，铎尔孟把自己关在家里，只在每周三下午出门办事，被称为“星期三先生”。
那段时间，他索性闭门做研究，《西厢记》《长生殿》之类的元曲杂剧都翻译完了，又开始钻研《毛诗》《周易》这类艰深的经学，一心一意想当精通汉学的大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铎尔孟又喜又忧。喜的是和平来临，一切欣欣向荣;忧的是法国政府一直不愿承认共产党，不愿承认新中国。1953年11月9日，在强大的压力下，中法大学和汉学研究所停办。中方表示铎尔孟可以留下，但他不愿意当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以73岁的高龄，孤身一人离开了中国。他带回法国的行李，只有毕生收藏的35箱书，共1万多册。
“铎尔孟刚回法国时，是很悲凉颓废的。他25岁来华，朋友、师长、学生都在中国，他原本是打算埋骨于此的，特意在西山为自己买了墓地，最后却被迫离开。在轮船上，他对同行的人说：我的生命不再有意义，我將从此生活在对自己的哀悼中。他寄居在巴黎郊外的修道院养老，把这个地方起名为‘华幽梦’。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在华几十年，仅如一场幽梦。”郑碧贤感慨道。
在华幽梦修道院，铎尔孟重复着枯燥的生活，每天呢喃自语，不理他人。除了几个老朋友偶有书信来往外，他根本无意进入别人的生活，也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生活。他这是在为自己“服丧”。
1954 年11 月的一天， 一个名叫李治华的中国人叩响了华幽梦修道院的大门，打破了铎尔孟“虽生犹死”的生活。原来李治华是中法大学的毕业生，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铎尔孟指导的。他于1937年留学法国，之后定居，成了一名翻译家。来拜访老师，是因为他刚刚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与“世界文学代表作·东方知识丛书”中《红楼梦》的翻译工作。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丛书除译者外还必须另有一位资深专家担任审校。没有人比在王府当过老师、在北京住了大半生的铎尔孟更合适了。
铎尔孟和《红楼梦》也有渊源。民国初年，红学是文化圈里的“显学”。1915年，蔡元培写了4万多字的《石头记索隐》，被认为是索隐派红学的集大成者;到了20年代，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辩》又狠狠打击了索隐派，成为“新红学（考据派）”，占据主流。学术之争，风起云涌。铎尔孟也精读过《红楼梦》，对其中不少细节下过功夫。如对其中的古代建筑、服装、器具等的名称如何译成法文，均推敲过，但都是一时之作，不成系统。
对李治华的邀请，铎尔孟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红楼梦》把我重新激活。”其实当年在西山，铎尔孟所买的墓地就在曹雪芹墓附近，死后不能做伴，他最终却以翻译《红楼梦》了却残年，冥冥之中，自有缘分。
《世界文学代表作》编委会曾要求一年译完这部《红楼梦》，铎尔孟对这个要求回敬道：“你们知道《红楼梦》是部怎样的书吗？用法语翻译它意味着什么吗？亲爱的先生们，我们不是厨师，可以答应你们晚上8点钟准时开宴。”他预言：“翻译《红楼梦》将面对难以估算的挑战，可能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暗礁、路障，曹雪芹10年辛苦，字字皆血，他会让我们轻松过关吗？”
后来的事情也确如其言。3年过去了，李治华一翻、妻子雅歌二翻、铎尔孟再审改的工作才进行到第四十五回。这还是在每个人都辛苦异常的情况下。老朋友们对铎尔孟只知埋头翻译、几年都不出门很不满意，戏称他为“红虫子”，而且是一只快发霉了的“红虫子”。
“无论是铎尔孟，还是李治华，都没能料到，《红楼梦》最终竟耗掉了那么多时光。对李治华来说，刚开始翻译时他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付梓出版时却已66岁，白发苍苍;对铎尔孟来说更悲壮，做这项工作时年已七旬，最终出版时已天人永隔，只剩一抔黄土。”郑碧贤深深地惋惜。
翻得慢是因为在斟酌一字一句。在铎尔孟眼里，汉语是一门特别精深的学问。他记得北京中法大学的一个看门人，名叫冉无。有人跟他聊天，问他是不是和孔子的弟子冉有是一家？看门人不懂什么冉有、冉无，就请人把这两个名字写给他看。看了好半天后，看门人说：我还是叫冉无吧。“無（无）”是一个人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有”是替别人背包袱。铎尔孟感慨道：“连不识字的中国人，都会从形上去理解汉字。”
在给友人的信中，铎尔孟写道：“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李白、杜甫的诗中，精彩的典故隐喻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词句都蕴含着一个故事，稍不小心就面目全非，不仅损及诗文的原意和优美，对读者更是一种误导。”
全世界的《红楼梦》译本，都是音译名字。铎尔孟却是意译。袭人被译成‘Bouffé de parfum’，parfum是香气，bouffé是一种既突然又轻盈、向人袭来无法抵御的动作。400多个人物，铎尔孟一个一个地琢磨。
诗词更是法文版的亮点。铎尔孟对李治华说：“《红楼梦》是部以诗为魂的巨著，是绝世之作，很多人只翻译它的故事，而故意回避诗词部分，实际上是抽去了它的灵魂，这是种很残忍的做法。我们不能这样。”
对李治华和夫人雅歌翻译好的底稿，铎尔孟会大刀阔斧地修改。留下的4213页手稿，每一行都有他用蓝、红两色笔做的修改，严格说来几乎是重写。他与李治华每周二相约，坚持了整整10年。有学者觉得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曹雪芹创作、脂砚斋批注的经历颇为相似，笑称李、铎二人堪称《红楼梦》法译本的“一芹一脂”。
1965年，铎尔孟查出癌症晚期，需要立刻做手术。他放弃了，宁可把最后的时间放在《红楼梦》的第二遍审校上——第一遍完成后他总觉得不安，生怕遗漏下什么。
两个月后，第二遍审校完成到第五十回，《红楼梦》里是热热闹闹的“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华幽梦里却是铎尔孟的人生散场时。病榻上的他，气若游丝，吟诵着：“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
李治华夫妇继承遗志，但没有了主心骨，进展缓慢。又是16年过去了，1981年11月，《红楼梦》终于被列入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丛书“七星文库”出版，一时间，人们好像发现了东方的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社会上兴起一股“红楼热”，售价不菲的第一版1.5万册很快售罄，之后又多次再版，位居法国同类书籍发行量之冠。
这一年，恰恰是铎尔孟百年诞辰。郑碧贤把它看成痴情人，梦终圆，“此前和之后，法国没有任何一部中文作品的影响力超过《红楼梦》”。
朋友见过铎尔孟本人。从她口中，郑碧贤得知了铎尔孟的传奇一生：在华48年，从清末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当过醇亲王载沣府上的法文教师;是袁世凯聘请的22位外国顾问里最年轻的一位;还任教于北京大学、成立过“留法勤学会”、创办了中法大学。1954年回法国时，他已是73岁的老人，把生命中最后的10年，全部倾注在翻译审校《红楼梦》上。
郑碧贤想把这个传奇写成一本书，可当她想再多了解一些时，又发现铎尔孟几乎是一个谜。“去世前，他立下遗嘱，让医生烧掉了自己所有的日记、手稿。”和他同时代的人，早已驾鹤西去。他自己则终身未婚，无儿无女。那些曾经在华留下的记载，细碎如沙，又被历史的风烟吹散，不知落在何处。郑碧贤如同一个寻宝人，一句话、一张照片、一段回忆、一封信、一幢旧居，中国、法国，一点点拼凑，终于在不久前由商務印书馆出版了这本《铎尔孟的红楼梦》。
走进亲王府的法国贵族
“铎尔孟是一个身世悲惨的法国贵族。”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郑碧贤从头开始，娓娓道来。
他的全名叫安德烈·罗凯特·迪特·铎尔孟，母亲是豪门千金，父亲则出身普通。悬殊的地位、家庭的反对，使得父母没能走到一起。母亲在生下铎尔孟之后就自杀了，年仅19岁。外祖父母抚养他长大，但又因爱女的死对这个孩子心存芥蒂。铎尔孟6岁时，父亲隐瞒身份，应聘为他的家庭教师，陪伴了他10年，此后默默消失，再也没有出现。所以年少时的铎尔孟，大富大贵，却内心悲苦。
贵族生活还是给了他最好的教育。20多岁时，他已拿到法学硕士和文学博士的学位，且是在最负盛名的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就在这里，他迷上了艰涩的汉语，一心想着离开法国，去古老的东方。
1906年，跟随唐在复（大清帝国驻法使馆武官）学中文的铎尔孟迎来了一个机会。醇亲王载沣想为子女寻找一位法语教师，唐在复推荐了高学历、出身好的铎尔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两个多月后，铎尔孟到达了心目中的古国。
王府里的格格、贝勒都是娇惯着的，受不得委屈。铎尔孟却很严格，第一堂课就敢拍桌子制止孩子们的笑声。他又像个“孩子王”，朗读法语像唱歌一样，教学方式灵活，很快在王府里出了名。
醇亲王的嫡福晋苏完瓜尔佳氏对这位法国贵族也很好奇。中秋节时，她抱着小溥仪，在侍女、侧福晋等的陪同下来学房赏礼。1岁多的小溥仪突然对这个怪怪的外国人有了兴趣，伸手要抱，铎尔孟就把溥仪接过来抱着，一上一下轻轻摇晃，逗得小家伙很开心。突然间，一泡尿飞泻下来，侍女们想帮忙，铎尔孟却一动不动，直到溥仪尿完才放手。他哈哈大笑，福晋和其他人也忍俊不禁。福晋赞道：“铎先生真有定力啊。”这桩趣事在宫廷里传开，慈禧都召见了这位“有定力”的外国人。她问了他的情况，还送了几件见面礼。
见到慈禧却让铎尔孟很灰心：清王朝竟然掌握在这样一个无知、专横的“女皇帝”手中。1908年，光绪帝病重，慈禧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准备继承大统。铎尔孟对一个奶娃当皇帝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给醇亲王留下一封书信，不辞而别。
那个时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已在谋求推翻腐朽的清政府。铎尔孟作为外国人对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感受更深刻。他对好友贝熙业说过：“这座建在千年传统上的王朝如同纸牌塔一样瞬间崩塌。胜利来得太容易，也导致革命者后来迅速失败。”
在这个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中，铎尔孟经历了许多。1912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聘请了一批外交顾问，铎尔孟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给政府提了不少建议，还写了《中华民国立法院组织私议》等以备咨询。不过很快，铎尔孟便对民国统治者丧失了信心，转而将目光投向教育。
一心一意要做中国“大儒”
“铎尔孟痴迷于中国文化。在北京，他过的是典型中国士大夫的生活。”郑碧贤介绍道。
辞别醇亲王府时，铎尔孟曾短暂地归法，但很快又回到中国。因为他觉得法国的“学问风俗无一如中国者”，而“见中国前贤直言，无一不从吾心坎中流出”。比较时髦地说，就是总有“中国的月亮都比法国的圆”“我上辈子一定是个中国读书人”之类的感慨。住西式酒店时，他向朋友抱怨“燥热烦嚣”，说中国人建造的房子“冬暖夏凉，大胜洋楼”。五四之后，中国人忙着摒弃孔孟先贤，铎尔孟的评价是“中国文学之精，而中国人反弃之以效日本，群趋于不通，岂不可笑”。
在北京，铎尔孟过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他为自己取字“浩然”，住在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里。他任教于北京大学，是公认的汉学家。北大生物系创建者谭熙鸿的儿子谭伯鲁，年少时随父亲去过铎尔孟的四合院。他曾撰文回忆：庭院里盆景花木，古香古色，正房三间是客厅与书房，四壁书架上，多为线装书。铎尔孟用了两个听差。他自己则一口京片子，流利纯正。因在北京日久，不仅北京话说得好，对风俗习惯也极为熟悉。他平时在家都穿长衫，客人来时还外加马褂。他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要入乡随俗。他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每日练习书法、研读经典、赏玩字画，闲暇时栽种植株，品茗会友。
铎尔孟那时的朋友，无论中国人、外国人，皆非等闲。
他最好的朋友叫贝熙业，是法国驻华使馆的大夫。贝熙业擅长外科，刚到北京时为一位生命垂危的官员开刀做手术，官员很快康复，于是声名鹊起，轰动一时。 铎尔孟还有个朋友，是驻法使馆的秘书，也是一位诗人。他总喜欢拉着铎尔孟去北京西山妙峰山的一座小寺庙里思考、写作。他最有名的作品诞生于中国，震惊了世界，并在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诗人叫圣琼·佩斯。
铎尔孟的中国朋友则是蔡元培、胡适、吴稚晖等人。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看戏，与梅兰芳、齐如山、韩世昌等交情也甚好。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铎尔孟专注于教育和文化。他与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贝熙业、葛兰言等组成“留法勤学会”。当年受益于此得以留法勤学的中国学生里，不乏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陈毅、聂荣臻、周恩来、邓小平等后来的革命志士。铎尔孟他们还联名向法国政府要求，从庚子赔款中抽出部分余款建立“中法大学”，培养留学生。1920年，中法大学在北京成立。
铎尔孟没有以一个清晰的政治身份出现，但他与民主进步、救亡图存，乃至与那个年代还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文存》中，记录了1921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蔡元培和胡适最终听从了铎尔孟的建议，才成功解救了陈独秀。
抗日战争爆发，铎尔孟把仅有的钱拿出来帮助那些有理想的学生，送他们去法国，也送他们去延安。日本大肆推行文化同化和奴性教育，要求大中小学都要开设日文课。中法大学被迫停课南迁。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铎尔孟又创办了汉学研究所，每月出版《法文研究》，在其中专辟版面，介绍中国名著。
日本人对铎尔孟恨得咬牙切齿，但又动他不得，只能布下眼线，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为了给身边人减少麻烦，铎尔孟把自己关在家里，只在每周三下午出门办事，被称为“星期三先生”。
那段时间，他索性闭门做研究，《西厢记》《长生殿》之类的元曲杂剧都翻译完了，又开始钻研《毛诗》《周易》这类艰深的经学，一心一意想当精通汉学的大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铎尔孟又喜又忧。喜的是和平来临，一切欣欣向荣;忧的是法国政府一直不愿承认共产党，不愿承认新中国。1953年11月9日，在强大的压力下，中法大学和汉学研究所停办。中方表示铎尔孟可以留下，但他不愿意当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以73岁的高龄，孤身一人离开了中国。他带回法国的行李，只有毕生收藏的35箱书，共1万多册。
一只快发霉了的“红虫子”
“铎尔孟刚回法国时，是很悲凉颓废的。他25岁来华，朋友、师长、学生都在中国，他原本是打算埋骨于此的，特意在西山为自己买了墓地，最后却被迫离开。在轮船上，他对同行的人说：我的生命不再有意义，我將从此生活在对自己的哀悼中。他寄居在巴黎郊外的修道院养老，把这个地方起名为‘华幽梦’。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在华几十年，仅如一场幽梦。”郑碧贤感慨道。
在华幽梦修道院，铎尔孟重复着枯燥的生活，每天呢喃自语，不理他人。除了几个老朋友偶有书信来往外，他根本无意进入别人的生活，也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生活。他这是在为自己“服丧”。
1954 年11 月的一天， 一个名叫李治华的中国人叩响了华幽梦修道院的大门，打破了铎尔孟“虽生犹死”的生活。原来李治华是中法大学的毕业生，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铎尔孟指导的。他于1937年留学法国，之后定居，成了一名翻译家。来拜访老师，是因为他刚刚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与“世界文学代表作·东方知识丛书”中《红楼梦》的翻译工作。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丛书除译者外还必须另有一位资深专家担任审校。没有人比在王府当过老师、在北京住了大半生的铎尔孟更合适了。
铎尔孟和《红楼梦》也有渊源。民国初年，红学是文化圈里的“显学”。1915年，蔡元培写了4万多字的《石头记索隐》，被认为是索隐派红学的集大成者;到了20年代，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辩》又狠狠打击了索隐派，成为“新红学（考据派）”，占据主流。学术之争，风起云涌。铎尔孟也精读过《红楼梦》，对其中不少细节下过功夫。如对其中的古代建筑、服装、器具等的名称如何译成法文，均推敲过，但都是一时之作，不成系统。
对李治华的邀请，铎尔孟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红楼梦》把我重新激活。”其实当年在西山，铎尔孟所买的墓地就在曹雪芹墓附近，死后不能做伴，他最终却以翻译《红楼梦》了却残年，冥冥之中，自有缘分。
《世界文学代表作》编委会曾要求一年译完这部《红楼梦》，铎尔孟对这个要求回敬道：“你们知道《红楼梦》是部怎样的书吗？用法语翻译它意味着什么吗？亲爱的先生们，我们不是厨师，可以答应你们晚上8点钟准时开宴。”他预言：“翻译《红楼梦》将面对难以估算的挑战，可能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暗礁、路障，曹雪芹10年辛苦，字字皆血，他会让我们轻松过关吗？”
后来的事情也确如其言。3年过去了，李治华一翻、妻子雅歌二翻、铎尔孟再审改的工作才进行到第四十五回。这还是在每个人都辛苦异常的情况下。老朋友们对铎尔孟只知埋头翻译、几年都不出门很不满意，戏称他为“红虫子”，而且是一只快发霉了的“红虫子”。
《红楼梦》是以诗为魂的
“无论是铎尔孟，还是李治华，都没能料到，《红楼梦》最终竟耗掉了那么多时光。对李治华来说，刚开始翻译时他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付梓出版时却已66岁，白发苍苍;对铎尔孟来说更悲壮，做这项工作时年已七旬，最终出版时已天人永隔，只剩一抔黄土。”郑碧贤深深地惋惜。
翻得慢是因为在斟酌一字一句。在铎尔孟眼里，汉语是一门特别精深的学问。他记得北京中法大学的一个看门人，名叫冉无。有人跟他聊天，问他是不是和孔子的弟子冉有是一家？看门人不懂什么冉有、冉无，就请人把这两个名字写给他看。看了好半天后，看门人说：我还是叫冉无吧。“無（无）”是一个人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有”是替别人背包袱。铎尔孟感慨道：“连不识字的中国人，都会从形上去理解汉字。”
在给友人的信中，铎尔孟写道：“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李白、杜甫的诗中，精彩的典故隐喻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词句都蕴含着一个故事，稍不小心就面目全非，不仅损及诗文的原意和优美，对读者更是一种误导。”
全世界的《红楼梦》译本，都是音译名字。铎尔孟却是意译。袭人被译成‘Bouffé de parfum’，parfum是香气，bouffé是一种既突然又轻盈、向人袭来无法抵御的动作。400多个人物，铎尔孟一个一个地琢磨。
诗词更是法文版的亮点。铎尔孟对李治华说：“《红楼梦》是部以诗为魂的巨著，是绝世之作，很多人只翻译它的故事，而故意回避诗词部分，实际上是抽去了它的灵魂，这是种很残忍的做法。我们不能这样。”
对李治华和夫人雅歌翻译好的底稿，铎尔孟会大刀阔斧地修改。留下的4213页手稿，每一行都有他用蓝、红两色笔做的修改，严格说来几乎是重写。他与李治华每周二相约，坚持了整整10年。有学者觉得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曹雪芹创作、脂砚斋批注的经历颇为相似，笑称李、铎二人堪称《红楼梦》法译本的“一芹一脂”。
1965年，铎尔孟查出癌症晚期，需要立刻做手术。他放弃了，宁可把最后的时间放在《红楼梦》的第二遍审校上——第一遍完成后他总觉得不安，生怕遗漏下什么。
两个月后，第二遍审校完成到第五十回，《红楼梦》里是热热闹闹的“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华幽梦里却是铎尔孟的人生散场时。病榻上的他，气若游丝，吟诵着：“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
李治华夫妇继承遗志，但没有了主心骨，进展缓慢。又是16年过去了，1981年11月，《红楼梦》终于被列入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丛书“七星文库”出版，一时间，人们好像发现了东方的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社会上兴起一股“红楼热”，售价不菲的第一版1.5万册很快售罄，之后又多次再版，位居法国同类书籍发行量之冠。
这一年，恰恰是铎尔孟百年诞辰。郑碧贤把它看成痴情人，梦终圆，“此前和之后，法国没有任何一部中文作品的影响力超过《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