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叶剑英提议与中央决策
早在1978年9月下旬，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提议得到中央常委的同意，认为开这样一个会议很有必要。
叶帅为什么要提议开理论务虚会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即予播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即予转载，马上引起一些高层人物的指责。在他们后面有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汗东兴等人。
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邓小平明确表态和打招呼以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压制有增无减。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开始时接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上任不久即组织编辑部写一篇题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9月中旬写成，熊复于9月19日送给中央常委审阅。
既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报刊上讨论得很热烈而且有争论，国内外反映也多起来，现在《红旗》杂志的总编辑又把他的长文送给中央常委，而此前的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又很好，叶剑英感到理论战线上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国务院务虚会这种方式来讨论解决，故在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到中宣部就职。1978年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央宣传系统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上同大家见面，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公开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979年1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希望有关单位，就需要打破禁区的理论问题，列出清单来。
会前的准备
1979年元旦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刚担负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领导责任的胡耀邦、胡乔木，就为准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忙碌起来。作为这次会议前的重要准备，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胡乔木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三是胡耀邦写好了一篇《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1月3日，胡乔木应胡耀邦的约请，在中宣部碰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提出质疑。胡乔木说：“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胡乔木还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什么范围、什么条件下存在?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能不能始终作为动力?它对社会前进究竟起什么作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是也推动社会前进?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胡乔木提出的这些问题，对怎样开好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很好的引导。
1979年1月7日至11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在11日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讲了开法和具体要求。
1月6日，胡耀邦为即将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写好了一篇讲话稿，名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这篇《引言》报华国锋、邓小平审阅同意，在正式开会前发到与会者手里。《引言》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是要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引言》肯定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议一议还有哪些禁区、哪些精神枷锁应当继续破；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胡耀邦还提出具体任务：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
会议第一天
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理论宣传各界的代表，一些在党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作为特邀出席者也参加会议，受到热烈欢迎。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领导同志，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等共160余人。
会前，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已印发到会同志征求意见，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也以会议材料之一印发。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没有再念他的讲稿。他宣布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以后，就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理论战线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今年撰写理论文章以及会议的开法等四个问题讲了意见。
关于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胡耀邦说：可以总结两年来的，可以是10年来的，也可以总结30年的。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目的是使今后的理论宣传、理论研究搞得更好，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
接着，胡耀邦讲了理论宣传战线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讲一讲。一是对待干部，绝不能轻易打倒。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二是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种缺点、那种错误。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理论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防止片面性，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搞得更有说服力、更好、更健康，避免或减少错误。他还说到，对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事情，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
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从1月19日起，会议分五个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揭发批评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的错误，进一步分清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的是非上而。
1月19口上午，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等六位同志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联合发言评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遭到压制、打击，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的经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以及在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肯定的情况；对双方的主要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指明：“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联合发言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坚持“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李鑫等同志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犯有错误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也作了程度不同的检讨。其中对中办、“毛著编办”副主任李鑫等的揭发批评更多一些。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分清是非方面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用大量事实说明，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探讨理论问题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另一个重点。
引起许多人关注、讨论得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是取消还是保留这个问题切入，不同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个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只要我们正视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就不难对这个理论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也就不难决定，对这个理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会上谈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
2月5日，一位同志在第三组作长篇发言，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或始终存在，这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2月8日，一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中对20多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和分析，得出结论：“证实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1957年初所作的讲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现状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时又指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阶级状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是导致“八大”所确定的战略转移未能实现的主要祸源。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民主问题也是讨论的一个热点。
有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指出：“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指出，领袖终身制的效果是不好的。民主选举比较好。
另一位同志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上就会出现羡慕资产阶级民主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终身干部制对发扬民主是个大障碍。
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单是经济学家，也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2月3日，第二组一位经济学家深刻地指出：不能用以什么为纲来代替按比例发展。而且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每个时期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不是每个时期都是“以钢为纲”。
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上，着重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而不应该放在提高发展速度上。”
会上，不少同志提出：“历史研究要解放。”他们说：“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讲实话，讲真话，不能按照某种现成结论，简单地服从一个现成政策。”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无论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还是探讨理论问题，都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如何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我们党应该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有位同志的发言有代表性。他在2月15日的小组会上说：
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禁区要继续打破，而最大的禁区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许多禁区问题都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方面绝不能动摇，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强宣传。但是，另方面也必须对毛泽东同志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是不是搞“非毛化”?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与会者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总体评价，从当时参加第三组讨论的一些学者的简要评论可见一斑。其中一位说：我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是不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毛泽东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但是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是严重的，几乎把革命断送。
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但远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得以完成。
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要求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理论宣传战线的任 务。与会同志从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出发，对此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有同志指出，现在社会科学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是很低的；理论工作者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我们研究如何搞好理论宣传工作，首先必须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主要有这样四个问题：一是学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的根本学风。把正确的理论与真实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的目的。二是理论民主问题。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不准探索，不敢探索，理论工作就没有生气，理论就不能发展。三是理论研究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的关系问题。这些年实际上只搞理论宣传，不搞理论研究。四是理论工作的党性和科学性问题。二者是统一的，其中根本的是科学性。
关于理论民主问题，2月7日，第五组有位同志发言说：因为理论属于思想范畴，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发扬民主尤其重要。他认为：“理论战线的工作当然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把两者划等号。我们既要反对理论工作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也要反对把理论问题不加分析地简单地看作是政治问题。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反前一种倾向，结果把一切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不承认有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这也是极‘左’的一种表现。”
他对发扬理论民主提出三点具体建议，希望中央充分重视：一、在理论研究、理论讨论上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三不主义”。二、“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以前，由于在理论讨论中发表不同意见或对革命领袖在理论方面一些提法有相反看法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人数不少，要认真进行清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以平反。三、出版一个内部讨论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总的原则指导下，自由发表意见，深入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要发扬理论民主，必须批判《五·一六通知》。要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平反；要坚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平等的原则；在理论研究中提倡自由讨论；不能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等同起来。
来自教育部门和院校的同志谈了学校理论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有同志说：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是我们党的整个理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课教师近一万人，是我们党在整个理论宣传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他认为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应该加强和改善，而不是因噎废食、削弱和取消。政治课内容要彻底改革，不然就无法适应当前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这个伟大战略转变。
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的偏差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有些地方就出现少数人闹事。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不良分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会议召开期间，错误思潮泛滥的情况有增无减，且有不断蔓延之势。
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80多个。在北京，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祖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
西单墙上不仅大字报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一些油印刊物。《探索》是其突出的代表。这个刊物登载文章，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
对于这股错误思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多数参加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个别人还直接间接地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以后，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的。在探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会上确有某些观点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对西单民主墙的问题，有些同志看得比较清楚，但与会者一般都是好的一面看得多，看不到它的性质的变化，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总认为是思想问题，要引导。少数几个人对西单民主墙是高度评价、积极支持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异议。人民日报社一位工作人员提出：“目前解放思想是不够还是过头?对西单民主墙怎么看?对群众中发扬民主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看?我们认为，从全国来看，不是过头，而是不够。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当然，对出现的个别情况，如给卡特的信，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提出民主个人主义思潮，这样估计是否重了?中央对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
有两个同志以《西单民主墙剖析》为题，在2月14日作联合发言。他们列举大量事实，反复论证：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说明青年人正在根据马列主义原理严肃地思考问题，勇敢地探求真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所在的小组听了联合发言后，就西单民主墙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竟一致认为：西单民主墙是我国民主生活的生动体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并写了正式建议，要领导小组向中央反映。
社会上出现了错误思潮蔓延，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发生了这些右的偏差，会议第二阶段当然就很难按原定计划进行下去了。
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讨论于2月15日结束。3月2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名称加上了“全国”二字，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听讲者除出席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以外，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邓小平的讲话，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说，是一个总结。
邓小平在讲话中肯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也肯定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某些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针对当时正在蔓延和泛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潮，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历史具体的、充分说理的批驳。
邓小平还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他郑重地说：“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提出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新的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提出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讲了意见。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等。
邓小平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对邓小平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组讨论了三天，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在4月3日结束了。胡耀邦在闭幕会上讲话，与《引言》相应，称为《结束语》。
胡耀邦在讲话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接触到当时议论纷纭的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问题：我们这次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说：“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责编：韵 心
早在1978年9月下旬，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提议得到中央常委的同意，认为开这样一个会议很有必要。
叶帅为什么要提议开理论务虚会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即予播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即予转载，马上引起一些高层人物的指责。在他们后面有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汗东兴等人。
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邓小平明确表态和打招呼以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压制有增无减。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开始时接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上任不久即组织编辑部写一篇题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9月中旬写成，熊复于9月19日送给中央常委审阅。
既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报刊上讨论得很热烈而且有争论，国内外反映也多起来，现在《红旗》杂志的总编辑又把他的长文送给中央常委，而此前的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又很好，叶剑英感到理论战线上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国务院务虚会这种方式来讨论解决，故在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到中宣部就职。1978年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央宣传系统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上同大家见面，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公开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979年1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希望有关单位，就需要打破禁区的理论问题，列出清单来。
会前的准备
1979年元旦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刚担负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领导责任的胡耀邦、胡乔木，就为准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忙碌起来。作为这次会议前的重要准备，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胡乔木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三是胡耀邦写好了一篇《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1月3日，胡乔木应胡耀邦的约请，在中宣部碰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提出质疑。胡乔木说：“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胡乔木还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什么范围、什么条件下存在?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能不能始终作为动力?它对社会前进究竟起什么作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是也推动社会前进?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胡乔木提出的这些问题，对怎样开好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很好的引导。
1979年1月7日至11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在11日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讲了开法和具体要求。
1月6日，胡耀邦为即将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写好了一篇讲话稿，名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这篇《引言》报华国锋、邓小平审阅同意，在正式开会前发到与会者手里。《引言》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是要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引言》肯定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议一议还有哪些禁区、哪些精神枷锁应当继续破；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胡耀邦还提出具体任务：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
会议第一天
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理论宣传各界的代表，一些在党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作为特邀出席者也参加会议，受到热烈欢迎。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领导同志，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等共160余人。
会前，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已印发到会同志征求意见，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也以会议材料之一印发。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没有再念他的讲稿。他宣布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以后，就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理论战线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今年撰写理论文章以及会议的开法等四个问题讲了意见。
关于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胡耀邦说：可以总结两年来的，可以是10年来的，也可以总结30年的。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目的是使今后的理论宣传、理论研究搞得更好，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
接着，胡耀邦讲了理论宣传战线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讲一讲。一是对待干部，绝不能轻易打倒。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二是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种缺点、那种错误。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理论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防止片面性，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搞得更有说服力、更好、更健康，避免或减少错误。他还说到，对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事情，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
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从1月19日起，会议分五个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揭发批评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的错误，进一步分清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的是非上而。
1月19口上午，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等六位同志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联合发言评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遭到压制、打击，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的经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以及在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肯定的情况；对双方的主要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指明：“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联合发言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坚持“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李鑫等同志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犯有错误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也作了程度不同的检讨。其中对中办、“毛著编办”副主任李鑫等的揭发批评更多一些。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分清是非方面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用大量事实说明，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探讨理论问题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另一个重点。
引起许多人关注、讨论得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是取消还是保留这个问题切入，不同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个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只要我们正视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就不难对这个理论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也就不难决定，对这个理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会上谈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
2月5日，一位同志在第三组作长篇发言，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或始终存在，这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2月8日，一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中对20多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和分析，得出结论：“证实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1957年初所作的讲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现状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时又指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阶级状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是导致“八大”所确定的战略转移未能实现的主要祸源。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民主问题也是讨论的一个热点。
有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指出：“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指出，领袖终身制的效果是不好的。民主选举比较好。
另一位同志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上就会出现羡慕资产阶级民主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终身干部制对发扬民主是个大障碍。
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单是经济学家，也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2月3日，第二组一位经济学家深刻地指出：不能用以什么为纲来代替按比例发展。而且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每个时期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不是每个时期都是“以钢为纲”。
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上，着重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而不应该放在提高发展速度上。”
会上，不少同志提出：“历史研究要解放。”他们说：“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讲实话，讲真话，不能按照某种现成结论，简单地服从一个现成政策。”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无论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还是探讨理论问题，都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如何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我们党应该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有位同志的发言有代表性。他在2月15日的小组会上说：
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禁区要继续打破，而最大的禁区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许多禁区问题都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方面绝不能动摇，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强宣传。但是，另方面也必须对毛泽东同志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是不是搞“非毛化”?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与会者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总体评价，从当时参加第三组讨论的一些学者的简要评论可见一斑。其中一位说：我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是不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毛泽东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但是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是严重的，几乎把革命断送。
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但远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得以完成。
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要求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理论宣传战线的任 务。与会同志从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出发，对此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有同志指出，现在社会科学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是很低的；理论工作者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我们研究如何搞好理论宣传工作，首先必须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主要有这样四个问题：一是学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的根本学风。把正确的理论与真实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的目的。二是理论民主问题。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不准探索，不敢探索，理论工作就没有生气，理论就不能发展。三是理论研究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的关系问题。这些年实际上只搞理论宣传，不搞理论研究。四是理论工作的党性和科学性问题。二者是统一的，其中根本的是科学性。
关于理论民主问题，2月7日，第五组有位同志发言说：因为理论属于思想范畴，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发扬民主尤其重要。他认为：“理论战线的工作当然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把两者划等号。我们既要反对理论工作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也要反对把理论问题不加分析地简单地看作是政治问题。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反前一种倾向，结果把一切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不承认有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这也是极‘左’的一种表现。”
他对发扬理论民主提出三点具体建议，希望中央充分重视：一、在理论研究、理论讨论上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三不主义”。二、“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以前，由于在理论讨论中发表不同意见或对革命领袖在理论方面一些提法有相反看法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人数不少，要认真进行清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以平反。三、出版一个内部讨论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总的原则指导下，自由发表意见，深入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要发扬理论民主，必须批判《五·一六通知》。要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平反；要坚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平等的原则；在理论研究中提倡自由讨论；不能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等同起来。
来自教育部门和院校的同志谈了学校理论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有同志说：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是我们党的整个理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课教师近一万人，是我们党在整个理论宣传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他认为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应该加强和改善，而不是因噎废食、削弱和取消。政治课内容要彻底改革，不然就无法适应当前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这个伟大战略转变。
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的偏差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有些地方就出现少数人闹事。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不良分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会议召开期间，错误思潮泛滥的情况有增无减，且有不断蔓延之势。
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80多个。在北京，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祖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
西单墙上不仅大字报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一些油印刊物。《探索》是其突出的代表。这个刊物登载文章，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
对于这股错误思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多数参加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个别人还直接间接地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以后，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的。在探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会上确有某些观点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对西单民主墙的问题，有些同志看得比较清楚，但与会者一般都是好的一面看得多，看不到它的性质的变化，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总认为是思想问题，要引导。少数几个人对西单民主墙是高度评价、积极支持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异议。人民日报社一位工作人员提出：“目前解放思想是不够还是过头?对西单民主墙怎么看?对群众中发扬民主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看?我们认为，从全国来看，不是过头，而是不够。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当然，对出现的个别情况，如给卡特的信，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提出民主个人主义思潮，这样估计是否重了?中央对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
有两个同志以《西单民主墙剖析》为题，在2月14日作联合发言。他们列举大量事实，反复论证：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说明青年人正在根据马列主义原理严肃地思考问题，勇敢地探求真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所在的小组听了联合发言后，就西单民主墙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竟一致认为：西单民主墙是我国民主生活的生动体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并写了正式建议，要领导小组向中央反映。
社会上出现了错误思潮蔓延，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发生了这些右的偏差，会议第二阶段当然就很难按原定计划进行下去了。
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讨论于2月15日结束。3月2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名称加上了“全国”二字，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听讲者除出席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以外，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邓小平的讲话，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说，是一个总结。
邓小平在讲话中肯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也肯定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某些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针对当时正在蔓延和泛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潮，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历史具体的、充分说理的批驳。
邓小平还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他郑重地说：“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提出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新的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提出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讲了意见。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等。
邓小平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对邓小平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组讨论了三天，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在4月3日结束了。胡耀邦在闭幕会上讲话，与《引言》相应，称为《结束语》。
胡耀邦在讲话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接触到当时议论纷纭的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问题：我们这次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说：“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责编：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