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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她爱笑。风在树梢鸟在叫，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弹指间，我们已然长大成人，童年渐渐地淡去，但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我们却仍然怀念那快乐的童年，那永远不能重来也永远只属于过去的开心往事……
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在八十年代，《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败下风，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
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老师走后，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她们刷地羞红了脸，委屈得想哭，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就自己怜惜自己说：“王小虎（或者赵小羊），真坏，欺负人家，我要跑办公室告你去。”而那几十年不变的开场白“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就像熟悉而陈旧的电视广告，带着点煽情的意味，却和眼泪、欢笑、小撕扯、小打闹完美地交结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情的表征。
而当时公认最好玩的事儿还属“三八线”。男生们同桌自然不会滋生什么龌龊，大家互道“兄弟”或者“哥们儿”，有争吵也是小打小闹就过去了。而男女孩共处一桌那可就复杂多了，非得折腾个昏天暗地方才罢休。为表示男女有别，桌上儿就得泾渭分明，画出道“楚河汉界”来，你要越界咱可就兵戎相见了。孩儿家的心思真叫人琢磨不透，表面上懊恼你越界，可又巴不得你快点放马过来，这样方才玩得轰烈。三八线上得垒着几本书，要不就用削尖的铅笔和蘸了墨的钢笔芯儿充数，场面貌似无聊，可那份紧张劲儿，确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总有那么几回，一方听课入了迷，放松了阶级斗争的弦，战火就立马在边境上烧起来。
可也有让人暂时撇下争斗，沉浸在光荣与梦想里的时候，那就是戴小红花。这是当年最值得怀念的事了，其功效等同于《白毛女》中，老爷子在大雪天扯给喜儿的二尺红头绳。看着胸前别着的一朵纸花儿，那份自豪与荣耀之情，是如今后工业时代下的新新人类永远体会不了的。
那会儿我们思想真单纯得厉害，除了埋头用功，就没多大奢侈和盼望了。男女孩子交往还不频繁，剩下的就全是眼前的欢乐：周末戴一朵红花儿，迎着他人的艳羡，趾高气扬地回家。可毕竟僧多肉少，你有了我可能就消受不了，大家伙儿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我们都得耍些小伎俩，为自己争取一下。于是就有人一天拣了三次钢蹦儿交公的，有人硬扶着老太太过马路的，还有人拉着扯着非要为孕妇让座儿的。这下可真是热闹了，一堆的好人好事让老师听得头皮发麻。
这些小手段和小聪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令人心酸的。过分地自我保护和争取，是因为大家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件本来如此美好的事，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阴霾，给愉悦的成长抹上了几分功利和凄凉。
现在，孩子们再也不会迷恋以往单纯的小幸福，他们吃汉堡，听ｗａｌｋ－ｍａｎ穿非常鲜艳非常酷的衣服，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爱情，那些过去了的，只能留待怀念。
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在八十年代，《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败下风，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
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老师走后，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她们刷地羞红了脸，委屈得想哭，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就自己怜惜自己说：“王小虎（或者赵小羊），真坏，欺负人家，我要跑办公室告你去。”而那几十年不变的开场白“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就像熟悉而陈旧的电视广告，带着点煽情的意味，却和眼泪、欢笑、小撕扯、小打闹完美地交结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情的表征。
而当时公认最好玩的事儿还属“三八线”。男生们同桌自然不会滋生什么龌龊，大家互道“兄弟”或者“哥们儿”，有争吵也是小打小闹就过去了。而男女孩共处一桌那可就复杂多了，非得折腾个昏天暗地方才罢休。为表示男女有别，桌上儿就得泾渭分明，画出道“楚河汉界”来，你要越界咱可就兵戎相见了。孩儿家的心思真叫人琢磨不透，表面上懊恼你越界，可又巴不得你快点放马过来，这样方才玩得轰烈。三八线上得垒着几本书，要不就用削尖的铅笔和蘸了墨的钢笔芯儿充数，场面貌似无聊，可那份紧张劲儿，确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总有那么几回，一方听课入了迷，放松了阶级斗争的弦，战火就立马在边境上烧起来。
可也有让人暂时撇下争斗，沉浸在光荣与梦想里的时候，那就是戴小红花。这是当年最值得怀念的事了，其功效等同于《白毛女》中，老爷子在大雪天扯给喜儿的二尺红头绳。看着胸前别着的一朵纸花儿，那份自豪与荣耀之情，是如今后工业时代下的新新人类永远体会不了的。
那会儿我们思想真单纯得厉害，除了埋头用功，就没多大奢侈和盼望了。男女孩子交往还不频繁，剩下的就全是眼前的欢乐：周末戴一朵红花儿，迎着他人的艳羡，趾高气扬地回家。可毕竟僧多肉少，你有了我可能就消受不了，大家伙儿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我们都得耍些小伎俩，为自己争取一下。于是就有人一天拣了三次钢蹦儿交公的，有人硬扶着老太太过马路的，还有人拉着扯着非要为孕妇让座儿的。这下可真是热闹了，一堆的好人好事让老师听得头皮发麻。
这些小手段和小聪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令人心酸的。过分地自我保护和争取，是因为大家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件本来如此美好的事，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阴霾，给愉悦的成长抹上了几分功利和凄凉。
现在，孩子们再也不会迷恋以往单纯的小幸福，他们吃汉堡，听ｗａｌｋ－ｍａｎ穿非常鲜艳非常酷的衣服，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爱情，那些过去了的，只能留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