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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作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爱国革命运动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确认了救亡强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廓清了发展道路的迷雾，准备了领导政党的诞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
贯穿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主线就是谋求民族复兴，五四运动成为了这条历史主线的伟大起点。
◎ 前奏一一思想解放的大时代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1919年前后，正是国人旧的自我认同衰朽、新的自我认同诞生的关键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对中国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古老的中国走向全新世界舞台时，当何以自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诛灭六国，开启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史。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清朝的滅亡，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也敲响了整个封建帝制在中华大地上的丧钟。从此之后，“王朝”与“天下”的观念，彻底失去了主宰地位，中国人不得不重新摸索出新的自我认同。
“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本源的“民族国家”一一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一一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建立，中国开始在与世界各国的对照中建构起自我的“存在”，在全球座标上标定现代化方向，并由此踏上了融入世界秩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征程。
然而，1840年英帝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屈辱的近代史。这期间爆发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痛最为剧烈。
19世纪中叶，曾经由各路宗藩贵族主宰的封建日本，在塑造出民族国家认同后快速实现了近代化并称霸亚洲。实际上，日本跻身世界列强，正是以甲午战败的大清国为垫脚石。完败于以往的“蕞尔小国”，这无异于给昏睡帝国的一记猛掌，一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陈独秀所云“甲午一役，军败国削，举国乃大梦始醒”。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敌为师，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作为桥梁，成为师从西学的首选之国。大家抱有“勾践种蠡坚忍自奋之图”，一时赴日留学人数之巨令朝廷不得不出面整治，“学部以留日学生达万二三千人，通电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学生”。
采撷西学的涓涓细流，终在1915年前后汇聚成思潮激荡的浩浩洪流。这一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中国迎来了一个大师辈出，百舸争流，中西对垒，新旧激辩的思想解放的大时代。
“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了，工读和新村来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来了，思潮的混杂与主义的翻新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研究者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汪洋恣肆，脱缰而去。
◎基调一一勇开风气之先的青年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漩涡。这一天，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齐聚天安门前，呼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大游行。
“五四事件”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渐渐兴起，现代学生群体逐步形成。他们接触先进文化较早，较有组织性，又天然具有精神的纯粹和敏感，当时中国既无集中民意的政府，也不具备迅速改造国民素质的条件，于是在民族危难的重压之下，青年学生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忱，自觉要担起天下的兴亡。
那一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正好在北京讲学，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数十万爱国青年在整个运动中所爆发出的能量与勇气，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青年开始以一个整体登上政治舞台，并被大众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一个长幼有序、师道尊严的社会，青年能得到如此尊崇，发挥这样的作用，要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真真是一个青春崇拜的年代，社会对青年的赞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一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新文化运动助推的近代化浪潮，让原本资历最浅的年轻人，成了最先“开眼看世界”，最容易接受新知的人。于是，他们第一次担当先锋推动国家前进，“老大帝国”，成为了朝气昂扬的“少年中国”。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有过准确描述：“‘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这种作用贯穿了此后100年的革命历程，千万青年志士冲锋在前，前仆后继，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接续奋斗。青年勇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发韧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由此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起点。
◎ 转折一一西方价值在中国破产
沉迷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战后秩序的鼓吹，一战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对民族复兴充满乐观情绪，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战胜国的身份，“将予中国以绝好机会，中国将乘此时机，以其悬案诉于世界，将来巴黎和约，中国必可与各国列于平等之地，而所谓不平等条约者，皆将从而废除”。
然而和会既开，就显露了其分赃的残酷真相。
原来此前两年，日本就与英、法、意、俄达成夙约，将战后德国在华利益转至日本，以换取日本应允中国参战。因此从一开始，中国指望达成的主要目的，收回山东和胶济铁路权益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就注定要失败。弱国无外交，“国际间之黑幕竞如此，而犹表张公理正义！恐公理正义，将呼冤不置也。”
巴黎和会的外交完败刺痛了国人的国耻意识，中国人一朝梦醒，五四运动正是这种全民族初醒下重塑与抗争的双重变奏。 和会的最后摊牌，意味着协约国道德的破产与西方现代性的祛魅，中国社会的情绪急转直下，“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摇篮也给偷走了。”绝望的中国精英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质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谋求中国的出路与自我救赎之道。
这种质疑也植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中国来。结果不但党同伐异，争论不休，而且在袁世凯旧势力的反扑下，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们必须切实思考，在列强环伺的情景下，如何创建制度适合的国家，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终于再次纳入河道。
◎ 高潮一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集结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徘徊。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热”骤然升温。
胡适曾描述过这种突变：“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慕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
社会主义新思潮一开始也是包罗万象，十分庞杂。在辩争推究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济世药方，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新的旗帜下开始集结。
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式人物之外，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李达、李汉俊等人，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也都经过各自的努力，较早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早年的毛泽东曾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并且“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在理论学习和与工农結合的实践中，先行者们也发现，“笼统的学生运动己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建党19年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作用给出了评价：正是这场伟大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回响一—从青年到人民、到群众
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五四运动标定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离不开五四知识青年的发动和唤醒。这是五四运动成为分水岭的根本依据。
学者费正清曾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在建立民主共和国后的几年里，民众仍然处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懵懂状态。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革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通过思想启蒙和全民教育，改白话文，创报刊，使国家观念得以普及，国民意识得以唤醒，弥补了辛亥革命的不足。运动后期，青年学生北上南下，进工厂去乡村，深入工农群众，动员百姓，宣讲新知，更是有力促进了全民的觉悟和积极参与。
1919年5月《远东每周评论》报道说，成百上千万个农民、商人和工匠破天荒第一次谈论国内和国际大事，以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对此发表意见。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所有人都纷纷在你周围谈这个话题。通常在各茶馆里贴着的“莫谈国事”标语已经不再时兴了。
青年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的交流中也得到了成长。五四运动直接目标的实现，让青年看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力，开始自觉接受人民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锤炼。
这些青年勇士的所作所为，真不平凡一一大概中国终于真正觉醒了。
作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爱国革命运动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确认了救亡强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廓清了发展道路的迷雾，准备了领导政党的诞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
贯穿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主线就是谋求民族复兴，五四运动成为了这条历史主线的伟大起点。
◎ 前奏一一思想解放的大时代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1919年前后，正是国人旧的自我认同衰朽、新的自我认同诞生的关键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对中国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古老的中国走向全新世界舞台时，当何以自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诛灭六国，开启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史。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清朝的滅亡，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也敲响了整个封建帝制在中华大地上的丧钟。从此之后，“王朝”与“天下”的观念，彻底失去了主宰地位，中国人不得不重新摸索出新的自我认同。
“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本源的“民族国家”一一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一一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建立，中国开始在与世界各国的对照中建构起自我的“存在”，在全球座标上标定现代化方向，并由此踏上了融入世界秩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征程。
然而，1840年英帝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屈辱的近代史。这期间爆发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痛最为剧烈。
19世纪中叶，曾经由各路宗藩贵族主宰的封建日本，在塑造出民族国家认同后快速实现了近代化并称霸亚洲。实际上，日本跻身世界列强，正是以甲午战败的大清国为垫脚石。完败于以往的“蕞尔小国”，这无异于给昏睡帝国的一记猛掌，一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陈独秀所云“甲午一役，军败国削，举国乃大梦始醒”。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敌为师，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作为桥梁，成为师从西学的首选之国。大家抱有“勾践种蠡坚忍自奋之图”，一时赴日留学人数之巨令朝廷不得不出面整治，“学部以留日学生达万二三千人，通电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学生”。
采撷西学的涓涓细流，终在1915年前后汇聚成思潮激荡的浩浩洪流。这一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中国迎来了一个大师辈出，百舸争流，中西对垒，新旧激辩的思想解放的大时代。
“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了，工读和新村来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来了，思潮的混杂与主义的翻新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研究者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汪洋恣肆，脱缰而去。
◎基调一一勇开风气之先的青年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漩涡。这一天，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齐聚天安门前，呼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大游行。
“五四事件”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渐渐兴起，现代学生群体逐步形成。他们接触先进文化较早，较有组织性，又天然具有精神的纯粹和敏感，当时中国既无集中民意的政府，也不具备迅速改造国民素质的条件，于是在民族危难的重压之下，青年学生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忱，自觉要担起天下的兴亡。
那一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正好在北京讲学，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数十万爱国青年在整个运动中所爆发出的能量与勇气，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青年开始以一个整体登上政治舞台，并被大众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一个长幼有序、师道尊严的社会，青年能得到如此尊崇，发挥这样的作用，要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真真是一个青春崇拜的年代，社会对青年的赞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一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新文化运动助推的近代化浪潮，让原本资历最浅的年轻人，成了最先“开眼看世界”，最容易接受新知的人。于是，他们第一次担当先锋推动国家前进，“老大帝国”，成为了朝气昂扬的“少年中国”。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有过准确描述：“‘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这种作用贯穿了此后100年的革命历程，千万青年志士冲锋在前，前仆后继，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接续奋斗。青年勇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发韧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由此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起点。
◎ 转折一一西方价值在中国破产
沉迷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战后秩序的鼓吹，一战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对民族复兴充满乐观情绪，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战胜国的身份，“将予中国以绝好机会，中国将乘此时机，以其悬案诉于世界，将来巴黎和约，中国必可与各国列于平等之地，而所谓不平等条约者，皆将从而废除”。
然而和会既开，就显露了其分赃的残酷真相。
原来此前两年，日本就与英、法、意、俄达成夙约，将战后德国在华利益转至日本，以换取日本应允中国参战。因此从一开始，中国指望达成的主要目的，收回山东和胶济铁路权益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就注定要失败。弱国无外交，“国际间之黑幕竞如此，而犹表张公理正义！恐公理正义，将呼冤不置也。”
巴黎和会的外交完败刺痛了国人的国耻意识，中国人一朝梦醒，五四运动正是这种全民族初醒下重塑与抗争的双重变奏。 和会的最后摊牌，意味着协约国道德的破产与西方现代性的祛魅，中国社会的情绪急转直下，“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摇篮也给偷走了。”绝望的中国精英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质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谋求中国的出路与自我救赎之道。
这种质疑也植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中国来。结果不但党同伐异，争论不休，而且在袁世凯旧势力的反扑下，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们必须切实思考，在列强环伺的情景下，如何创建制度适合的国家，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终于再次纳入河道。
◎ 高潮一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集结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徘徊。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热”骤然升温。
胡适曾描述过这种突变：“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慕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
社会主义新思潮一开始也是包罗万象，十分庞杂。在辩争推究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济世药方，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新的旗帜下开始集结。
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式人物之外，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李达、李汉俊等人，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也都经过各自的努力，较早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早年的毛泽东曾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并且“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在理论学习和与工农結合的实践中，先行者们也发现，“笼统的学生运动己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建党19年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作用给出了评价：正是这场伟大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回响一—从青年到人民、到群众
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五四运动标定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离不开五四知识青年的发动和唤醒。这是五四运动成为分水岭的根本依据。
学者费正清曾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在建立民主共和国后的几年里，民众仍然处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懵懂状态。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革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通过思想启蒙和全民教育，改白话文，创报刊，使国家观念得以普及，国民意识得以唤醒，弥补了辛亥革命的不足。运动后期，青年学生北上南下，进工厂去乡村，深入工农群众，动员百姓，宣讲新知，更是有力促进了全民的觉悟和积极参与。
1919年5月《远东每周评论》报道说，成百上千万个农民、商人和工匠破天荒第一次谈论国内和国际大事，以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对此发表意见。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所有人都纷纷在你周围谈这个话题。通常在各茶馆里贴着的“莫谈国事”标语已经不再时兴了。
青年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的交流中也得到了成长。五四运动直接目标的实现，让青年看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力，开始自觉接受人民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锤炼。
这些青年勇士的所作所为，真不平凡一一大概中国终于真正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