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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全书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就像有一个说书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春秋末期齐国名相晏婴的事迹和思想。晏婴治国，高度重视人民的作用，制定政令以民为本，而且，其所秉持的是一种偏于激烈的理念表达。他指出：“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问上》十二）；“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问下》二十一）
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晏子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民诛论”。他要求君主执政不要与民为仇，不要轻易得罪于民。一次，景公与一位邑人（同乡）聊天，问那人道：“你多大年纪了？”邑人回答：“鄙人85岁了。”景公说：“真长寿啊！你祝愿祝愿我吧。”当时民间有这样的传统，得到长寿之人祝福的人会交好运。那人祝福景公和他的后人健康长寿，景公仍不满足，让那人再祝福，长者说道：“使君无得罪于民！”景公奇道：“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听后劝谏说：是您错了！“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谏上》十三）君主如果与人民为敌，人民就会起来反抗以致杀死君主，这就是著名的“民诛论”。自古以来，都是“下不犯上”，晏子却反其道“在上不犯下”，这不只是对国君，而且是对整个统治集团的严正警告。晏子的这一观点，传到后世，就变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晏子对齐景公非常忠诚，为治理国政操碎了心，但是，他这种忠诚是缘于齐景公是合法的君主，换句话说，他忠于的是作为一国管理者的景公，而非作为肉体凡胎的景公。据《左传》和《晏子春秋》的记载，齐国大夫崔杼在一次吊唁活动中看上了齐棠邑大夫的妻子姜氏，娶之为妻。齐庄公也为这一女子的美貌所吸引，多次到崔杼家与其私通，崔杼因而起了杀机。公元前548年的一天，齐庄公又到崔家，被预先设伏的甲士包围，庄公乞求无效被杀。当时晏子立于崔家门外，他的随从问道：“您准备去死吗？”晏子说：“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从者又问：“那您想逃亡吗？”晏子说：“我犯了罪吗？我为什么要出逃！”从者又问：“那，我们回去吗？”晏子说：“国君已经死了，我们回到哪里去？一个国君，怎能用自己的权力欺凌百姓？他只是一个管理国家的人而已。给君王当臣子的，难道是为了自己的俸禄而活着？是为了呵护这个国家而已。所以，君王若是为了社稷而死，臣子就为他死；君王若是为了社稷而出逃，臣子就跟着他出逃。如果君王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死，为了自己的原因而出逃，不是他宠爱的人，谁会愿意为他承担这样的祸患？现在有人为自己立了一个君主（指崔杼，庄公为其所立）却又杀了他，我为什么要跟着去死？跟着去逃亡？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此时，崔家大门打开了，晏子走了进去，为庄公掉了几滴眼泪，然后站起身来，走出了崔家。有人对崔杼说，此人一定要杀掉！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杂上》五）
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源于基督教传统的观点，认为耶稣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世俗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是和上帝合一的永恒之躯，无所不在。后来，这一观念在英格兰演化为“君主二体论”：一个是世俗的、会犯错误的，会死的；另一个是国体的化身，不犯错误的、不死的。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晏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欧洲人颇为相近，在他看来，君主是有双重性的，一重是作为一己之私的君主，一重是代表着江山社稷的君主，也就是说，君主有世俗欲求和公共责任两个面向。晏子认为，自己作为社稷之臣，只忠实于后者，对前者則不负有义务。至于晏子的这个深刻认识为什么到后世中断了，没有演化出类似英国那样的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到了现代，有些享受高等物质文明的人反而连晏子的思想都难以企及了。
清正廉洁，是晏子的为政之本、处世之道。太史公是这样记载的：“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以他的地位，完全可以享受远超常人的物质待遇，但他却是个耻于奢侈、安于淡泊的人，一日三餐糙米、青菜，一件裘皮衣穿了30年，上朝乘的是瘦马破车，一家人挤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座陋宅之中，所享俸禄常用来接济穷苦百姓。君主虽多有赏赐，晏婴多婉言拒绝，有时甚至引得景公不高兴。一次，景公见到了晏子上朝坐的破车，奇怪地问：“嘻！夫子之禄寡耶？”为什么还坐这种车子？晏子答曰：赖君之赐，臣得暖衣饱食，还能乘坐车子，“于臣足矣。”晏婴归家后，景公派人给他送去铬车和良马， 晏婴推辞了，然后景公再送，晏婴再辞，往返三次，晏婴就是不接受。景公很不高兴，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意思是你再不接受，我也不坐车了！这段记载很是风趣生动，两人很像小孩子赌气。晏子的态度很坚决，阐述的理由是：“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杂下》二十五）。我这样做，是从百姓的现实生活情况考虑的，为的是给齐国人民做出表率，终以不容辩驳的理由辞谢了景公的馈赠。
不能不说，景公虽然时常“犯浑”，但他还是能够听进晏子的劝谏，孺子可教也。面对晏子的批评，他也时常自省：“为上而忘下，厚藉敛而忘民，吾罪大矣！”（《谏上》十九）论治国理财，他离不了晏子的辅佐。君臣够坦诚相待，才能合作长达40年之久，这期间，齐国秩序一直比较安定，始终是春秋各大诸侯国中较有实力的一个。
楚王说对了，晏子是圣人，凡人随便跟圣人开玩笑，只会自取其辱。太史公也非常推崇晏圣人，在《史记》中将其与同为治理大师的管仲列为合传。孔子亦对晏子盛赞有加：“救民之姓（通‘生’）而不夸，行补（辅佐）三君（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而不有（不居功），晏子果君子也！”（《外篇》二十七）这是一次孔子送前来拜访的晏子出门返回后，对着自己的学生说的。
（摘自《中国改革》）
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晏子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民诛论”。他要求君主执政不要与民为仇，不要轻易得罪于民。一次，景公与一位邑人（同乡）聊天，问那人道：“你多大年纪了？”邑人回答：“鄙人85岁了。”景公说：“真长寿啊！你祝愿祝愿我吧。”当时民间有这样的传统，得到长寿之人祝福的人会交好运。那人祝福景公和他的后人健康长寿，景公仍不满足，让那人再祝福，长者说道：“使君无得罪于民！”景公奇道：“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听后劝谏说：是您错了！“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谏上》十三）君主如果与人民为敌，人民就会起来反抗以致杀死君主，这就是著名的“民诛论”。自古以来，都是“下不犯上”，晏子却反其道“在上不犯下”，这不只是对国君，而且是对整个统治集团的严正警告。晏子的这一观点，传到后世，就变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晏子对齐景公非常忠诚，为治理国政操碎了心，但是，他这种忠诚是缘于齐景公是合法的君主，换句话说，他忠于的是作为一国管理者的景公，而非作为肉体凡胎的景公。据《左传》和《晏子春秋》的记载，齐国大夫崔杼在一次吊唁活动中看上了齐棠邑大夫的妻子姜氏，娶之为妻。齐庄公也为这一女子的美貌所吸引，多次到崔杼家与其私通，崔杼因而起了杀机。公元前548年的一天，齐庄公又到崔家，被预先设伏的甲士包围，庄公乞求无效被杀。当时晏子立于崔家门外，他的随从问道：“您准备去死吗？”晏子说：“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从者又问：“那您想逃亡吗？”晏子说：“我犯了罪吗？我为什么要出逃！”从者又问：“那，我们回去吗？”晏子说：“国君已经死了，我们回到哪里去？一个国君，怎能用自己的权力欺凌百姓？他只是一个管理国家的人而已。给君王当臣子的，难道是为了自己的俸禄而活着？是为了呵护这个国家而已。所以，君王若是为了社稷而死，臣子就为他死；君王若是为了社稷而出逃，臣子就跟着他出逃。如果君王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死，为了自己的原因而出逃，不是他宠爱的人，谁会愿意为他承担这样的祸患？现在有人为自己立了一个君主（指崔杼，庄公为其所立）却又杀了他，我为什么要跟着去死？跟着去逃亡？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此时，崔家大门打开了，晏子走了进去，为庄公掉了几滴眼泪，然后站起身来，走出了崔家。有人对崔杼说，此人一定要杀掉！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杂上》五）
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源于基督教传统的观点，认为耶稣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世俗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是和上帝合一的永恒之躯，无所不在。后来，这一观念在英格兰演化为“君主二体论”：一个是世俗的、会犯错误的，会死的；另一个是国体的化身，不犯错误的、不死的。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晏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欧洲人颇为相近，在他看来，君主是有双重性的，一重是作为一己之私的君主，一重是代表着江山社稷的君主，也就是说，君主有世俗欲求和公共责任两个面向。晏子认为，自己作为社稷之臣，只忠实于后者，对前者則不负有义务。至于晏子的这个深刻认识为什么到后世中断了，没有演化出类似英国那样的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到了现代，有些享受高等物质文明的人反而连晏子的思想都难以企及了。
清正廉洁，是晏子的为政之本、处世之道。太史公是这样记载的：“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以他的地位，完全可以享受远超常人的物质待遇，但他却是个耻于奢侈、安于淡泊的人，一日三餐糙米、青菜，一件裘皮衣穿了30年，上朝乘的是瘦马破车，一家人挤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座陋宅之中，所享俸禄常用来接济穷苦百姓。君主虽多有赏赐，晏婴多婉言拒绝，有时甚至引得景公不高兴。一次，景公见到了晏子上朝坐的破车，奇怪地问：“嘻！夫子之禄寡耶？”为什么还坐这种车子？晏子答曰：赖君之赐，臣得暖衣饱食，还能乘坐车子，“于臣足矣。”晏婴归家后，景公派人给他送去铬车和良马， 晏婴推辞了，然后景公再送，晏婴再辞，往返三次，晏婴就是不接受。景公很不高兴，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意思是你再不接受，我也不坐车了！这段记载很是风趣生动，两人很像小孩子赌气。晏子的态度很坚决，阐述的理由是：“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杂下》二十五）。我这样做，是从百姓的现实生活情况考虑的，为的是给齐国人民做出表率，终以不容辩驳的理由辞谢了景公的馈赠。
不能不说，景公虽然时常“犯浑”，但他还是能够听进晏子的劝谏，孺子可教也。面对晏子的批评，他也时常自省：“为上而忘下，厚藉敛而忘民，吾罪大矣！”（《谏上》十九）论治国理财，他离不了晏子的辅佐。君臣够坦诚相待，才能合作长达40年之久，这期间，齐国秩序一直比较安定，始终是春秋各大诸侯国中较有实力的一个。
楚王说对了，晏子是圣人，凡人随便跟圣人开玩笑，只会自取其辱。太史公也非常推崇晏圣人，在《史记》中将其与同为治理大师的管仲列为合传。孔子亦对晏子盛赞有加：“救民之姓（通‘生’）而不夸，行补（辅佐）三君（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而不有（不居功），晏子果君子也！”（《外篇》二十七）这是一次孔子送前来拜访的晏子出门返回后，对着自己的学生说的。
（摘自《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