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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木兰秋狝是随着清朝康乾盛世的形成而逐渐制定并完善的。从木兰秋狝围班制度的内容及其形成衰微过程看，清代木兰秋狝是中央集权制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管理的措施之一，是清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最好体现。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其演武绥边、与各少数民族上层间的沟通等政策的实施，皆伴随着皇帝行围校猎的人呼马嘶及皇帝举行的筳宴行杯、歌舞颁赏;清统治者与各少数民族上层在融融氛围中得以和睦相处，其潜在效果正如乾隆皇帝在诗句中描述的那样：“万幕拱黄城，千山绕御营;朝家修武备，藩部输衷诚。”[1]木兰围场至少成了在帝王眼里堪称“和谐社会”的一张蓝图。
关键词：清代;怀柔;行围;习武;衰微
早在远古，有王者出巡之制，称“巡狩”。巡，即循;狩，即牧。巡狩即依次巡查守土之意。巡狩制度是王者的一项政务活动，天子、诸侯每年按季举行围猎。凡春季行围称“蒐”;夏季称“苗”;秋季称“狝”冬季称“狩”，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这项制度始于商汤，至周代已趋完备。秦统一后，帝王仍有巡行郡县之事。秦汉以后，巡狩的含义已有所不同，除出于巡查地方的政治目的外，帝王亦在巡查过程中进行游赏田猎等活动。[2]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的封建王朝。满族以崇尚骑射著称，且视骑射为振兴民族与取国、卫国之重要保证。据满文老档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后，征战频仍，但遇闲暇尚不忘行猎、校射。清入主中原后，顺治帝曾手持弓矢对臣下说：我朝定天下以此弓，朕于每年出猎两三次，练习骑射。到康熙帝时，由于国力日渐强盛，为平定三藩，强健军队，帝王出猎的意义更加深远，规模也逐渐壮大，于是在“康乾盛世”有了“木兰秋狝”的围班制度。到嘉庆皇帝时因国力日衰，虽矢志坚持，但终致停围。据史料记载，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首次狩猎木兰，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嘉庆帝最后一次巡幸围场，一百三十余年间，清帝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共计一百余次。在此期间，从古北口到木兰围场的途中沿路建立了巴克什营、两间房、常山峪、鞍子岭、王家营、桦榆沟、喀喇河屯、热河、兰旗营、二沟、钓鱼台、黄土坎、中关、汤山、什巴尔台、波罗河屯、张三营、唐三营、济尔哈朗图等20处行宫。这些行宫规模不一，最大的行宫，地处长城古北口外一百余公里，蒙古语为“哈伦告鲁”，汉意为“热河上营”，即避暑山庄，她占地面积有564万多平方米。[3]这些行宫的建立大大便利了皇帝的出行起居，使得木兰习武更加经常化、制度化，渐成体制，规模逐渐扩大，每年随围的官兵多达两三万人，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激烈的角逐，紧张的驰骋，得到了近于实战的锻炼，收到了政治和军事的双效作用。顺理成章，避暑山庄也逐渐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木兰秋狝是清代集狩猎、军事训练、亲和蒙藏贵族、弘扬藏传佛教等活动于一体的重要制度
一、木兰秋狝的内容
木兰秋狝的具体行围方式分为四个步骤：1.行围：只以数百人分两翼进入山林，边走边射，看见兽类就攻击，以试验牲兽的多少，为大合围进行准备。2.小围：也叫甸猎，通常在崖口内平原（今成庙宫水库库底）举行，是为进围进行彩排，试试猎手和马匹的适应能力，规则和大和围没什么两样。3.哨鹿（蒙语：木兰）举行大猎之前，一般都举行哨鹿。皇帝利用秋分以后的黎明时分，带着三队随从，向哨鹿地点前进，行约十里许，留下第三队，再行五里许，留下第二队，又行二三里，留下第一队。皇帝只带扈从大臣及亲随侍卫十余人，至哨鹿地点隐蔽。头戴鹿首的引鹿人模仿母鹿求偶的呼唤声呦呦长鸣，以吸引雄鹿奔来，因初秋是鹿的繁殖季节。待到雄鹿兴冲冲跑过来时进行捕获或猎杀。乾隆六年（1741年）意大利人传教士朗世宁画了一幅《乾隆哨鹿图》生动的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此画现藏故宫。4.大围：是真正的秋狝活动，场面“雷动飙至，星流霆击”，极其威武壮观。首先选择一处地势平坦，四面环山的高岗作围场，在高岗处搭好供乾隆帝检阅和休息之用的“看城”。看城由黄幔围成一圈，中间有一个大蒙古包和几顶帐篷。周围由士兵严密防守。天未亮时，满蒙管围大臣率满洲八旗、虎枪营兵、蒙古各部落猎手齐出营地，纡道绕出围场后，以看城为中心，四面合围。包围圈小者有三五十里，大者可七八十里，逐渐缩小，将围中的野兽向看城所在地集中，最后形成约三里左右的人墙，谓之“围墙”，主要由精干猎手组成。在围墙之外还有由满蒙骑兵、虎枪营兵和各部落射手组成的较大防线，专射从围中逃出的野兽。此时，在大批随从簇拥下，皇帝跨上骏马，首先发箭射兽，然后回到看城。合围正式开始，满蒙王公和各路官兵、猎手们箭上弦，刀出鞘，乘马逐兽，杀声震天，只见围中的困兽应弦而倒，即使侥幸的从里层人墙冲出，还有外层的虎枪手将其击毙。[4]
每次行围时间大约20天左右。在此期间，皇帝还要召见蒙、回、维、藏等各族上层人物，并进行赐封、赐宴。每次行围结束，在热河行宮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乾隆年间还在热河行宫附近建立了十二座寺庙，涵盖了蒙、回、维、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神，从更深的角度拉近与各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5]这也是木兰围场建立的目的之一。
二、木兰围场的目的和意义
当年康熙皇帝玄烨设置木兰围场目的有三：一是习劳讲武，训练军队;二是控制北京通朔漠的交通要道;三是怀柔、震慑蒙古各部。
1、习劳讲武。 满族人有悠久的狩猎传统。八旗军人数不多，战斗力却很强。真是“野战则克，攻城则取”，“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但是，入关后八旗军迅速腐化，到三藩之乱时，八旗子弟的痼疾逐渐暴露无遗，如宁南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抵荆州以来终日嬉戏”“纳妾生子，不问军事，满兵皆效之，殊无斗志”，简亲王喇布在江西战场犹豫观望，康亲王杰书在闽浙战场虚耗粮饷，贝子洞鄂在陕甘逡巡退缩，将领“诈病回京”“擅遁回京”“回江陵”者大有人在。三藩之乱后，八旗军安于逸乐的积习又甚于前甚于前。玄烨曾在演武场检阅八旗军，见八旗骁骑校、五旗护军校骑射“尽属庸劣”。[6]八旗武力的衰落，危及到清王朝的统治，也必然影响到清朝统一北疆的进程。玄烨决心扭转八旗兵每况愈下的腐败习气，加强八旗兵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建立一只追奔逐北、斩将掣旗的铁骑兵。 首先，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扭转八旗军好逸恶劳的积习，改善其军事素质，提高其实战能力。每次秋狝大典，行围如作战，习猎如用兵。猎场中的虎豹熊猪，即是练习骑射的活靶子，也是战场中的假想敌。皇帝督率数千乃至上万骑兵，每天上下峻坂，腾跃溪涧，举行整装、出哨、行军、布围、合围、射猎、罢围、陈牲数获、驻跸、安营等军事训练活动，要求又极为严格，对磨练意志、强健筋骨、提高技术、振奋士气的确有多方面的效益。由于连年不辍，一以贯之，满蒙骑兵冲锋挫锐和协同作战的能力显著增强。王公贵族、部院官员在行军时的办事效率也有所改进。
2、控制交通线。据《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记载，自周、秦、汉、魏以来，中原王朝前后出师北伐（或游牧民族南进），一般有三条道路。中路发太原，经雁门，出五原塞;东路经幽燕，出卢龙塞;西路出陇西，历伊吾（今哈密）塞。这三条道路，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相互沟通的传统路线。自辽、金、元、明相继建都北京后，东道的地位日趋重要。一旦坝上草原、燕山群峰、滦河流域委于敌手，敌骑即可凭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突破长城各口，席卷黄淮平原。玄烨谂知这一带地理位置的重要，曾经说过“前朝此土，悉为枕戈枕戈卧甲战争之所”。“地当蒙古诸部道里之中，为曩昔枕戈擐甲战争之所”。“万里山河通远 ，九边形胜抱神京。”为了“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屏障与京师安危密切相关的长城各口，也必须在蒙古各部落的中间地带嵌入一根楔子――木兰围场。每年皇帝亲临此地，“乘时讲武事，大狝振兵威”，即利于清军熟悉塞上的征战环境，也利于震慑蒙古各部的离心倾向。[7]
3、怀柔蒙古。 围场周围从东南至西北都是蒙古盟旗，依次为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察哈盟左翼四旗、锡林郭勒盟，距离哲里木盟也较近。东四盟和察哈尔八旗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皇帝年年出巡，便于与各盟旗的王公台吉保持联系，沟通感情。蒙古民族自古崇尚骑射，每年都举行围猎。有趣的是清朝皇帝在木兰围场的游猎几乎与成吉思汗时的行围过程完全相同。清帝与蒙古贵族一起游猎，即是习武与联欢，也是因俗而治的手段之一。蒙古人又分为“生身”（没有出过天花）、“熟身”（出过天花）两种，“熟身”有免疫力，可以参加年班，入京朝靓，生身害怕入京感染天花，但又渴望亲近皇帝以获得封爵、赏赉，所以每年“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8]玄烨就将他们编入围班，逐渐形成围班制度，使生身蒙古贵族都能有机会与皇帝亲近。这大大加强了蒙古各部落的向心力。行围之时，皇帝盘马弯弓，骑射娴熟，亲逐猛兽，膂力惊人，对尚武的游牧民族来说，最能激发他们的景仰之情。玄烨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自述：“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也。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弘历在位时在木兰行围达47次，猎虎53只、熊八只、豹三头。每次行围之后，皇帝与蒙古王公举行野宴，割牲炙热，痛饮美酒，笑语喧天，很自然的达到了恩威并施，使其心悦诚服的目的。[9]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的，清朝还规定了蒙古王公的围班制度。规定到“该班”时必须参加，不得贻误、迟到、早退。因病不能前往时，必须先通过盟长出具印文报理藩院，否则罚世职（爵位）俸三年。盟长失查，罚札萨克俸六个月。蒙古王公行围时如效力行走、修路搭桥有功，则给予奖励。
康熙曾这样回顾他行围的意义和作用：从前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札萨克至乌兰布通。朕亲率大军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前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拉布坦无端侵扰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进剿，策妄阿拉布坦心胆俱碎，乃遣策凌敦多卜等潜入西藏，劫掠毁坏寺庙，土尔伯特地方已被残蠹，朕又遣大军往击策凌敦多卜，复取西藏，立功绝域，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灭贼立功乎？[10]木兰秋狝有力的加强了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密切了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联系。
三、木兰围场停围的原因
木兰秋狝曾经在清代发挥了她巨大的作用，成为康乾盛世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随着清代社会受封建制度的束缚日益加深，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其衰微乃至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同样，木兰围场的停围也在所难免，原因大致有：
1.关外人口激增，内蒙垦辟过多，林木遭到乱砍滥伐。自康熙时起，清廷即对外东北地区实行包括人口、地域和资源等方面的封禁政策。至嘉庆时，有关禁垦令则更为严厉，但禁者自禁，耕者自耕，清廷前面派人驱逐，可“一经驱散，又复潜为招往，……年年有驱逐之名，而迄无驱逐之实”。[11]热河以北一带，人口的大量涌入，各种需求和利益的驱动，山场林木遭到偷砍滥伐，山场平原已“尽行开垦”。所以木兰围场内，各种牲畜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野兽日渐少，自是历史的必然。
2.木兰秋狝大典的经济负担过重。每次大典的财政消耗亦十分可观。粗略划分，约有六大方面：一是雇佣车辆驭夫的费用、御驾经过地区钱粮的 免、往来修路的众多兵丁所需：二是对看守沿途行宫以及热河地区驻军的例行赏赐;三是成千上万的随扈人员和行围官兵的巨大开支，即使是改变初衷，宣布停围，其已到或未到之随围人员，亦均要减半给予衣食车马等各种费用，包括北至索伦、墨尔根，南到江浙等地的八旗官兵的往返路费等。四是各种重大活动的财政开销，每次木兰秋狝清帝均要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和卷阿胜境以及围场等处。[12]频频举行隆重的典礼宴会、戏剧演出，以及各种规模宏大的竞技娱乐，其支出之巨是可想而知的;五是衣食住行、竞技娱乐，以及往返路费等。总之，举行一次秋狝大典，不亚于组织一次颇有规模的行军作战，而要达到“习劳绥武，怀柔外藩”的政治目的，更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这一切，对于处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来讲，无疑是难以为继的。
2.蒙古各部积弱不振，渐忘骑射根本，木兰秋狝的原始目标缺移。在清代中衰的过程中，与满洲贵族绑在同一战车上的以蒙古族为主的西北各部王公贵族亦同时衰落，多豢养优伶，终日演唱，大改敦朴旧习之风。已完全构不成对清廷的威胁。[13]另外，自乾隆中叶，清军先后平定西北准噶尔势力和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清王朝所面对的除西方殖民者外，国内主要是以汉族民众为主的反抗和农民起义，与清前期除平定中原，主要是对付西北各地的割據势力，局面完全不同。
经顺康壅乾四朝，清廷一个半世纪的苦心经营，其强干弱枝的大一统之势已成，加之国内主要矛盾已从西北边疆转至内地沿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清廷木兰秋狝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随着康乾盛世人口的激增（尤其是热河地区）和热河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清朝吏治营伍的因循腐败，木兰秋狝的基本功能“习劳绥武、怀柔外藩”，也就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历史条件。
木兰秋狝从形成、壮大到衰微是伴随着清代的兴起、昌盛到中衰而来的，她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缩影。她以清帝高瞻远瞩的“习武绥远”政治主张而规模日渐扩大，影响日渐深远，又因八旗官兵的疏懒舞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平，木兰围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终致停围。曾经一片喧嚣的木兰围场归于平寂。今天的人们到踊跃前往木兰围场在凭吊历史之余，更多的是为了欣赏那无垠的草原、广袤的森林、蔚蓝的天空和呼吸清新的空气。木兰围场成了人们躲避喧嚣拥挤的都市生活而神往的旅游胜地。
参考文献：
[1]《乾隆御制诗选》第三卷
[2]《二十六史大辞典》
[3]《钦定热河志》第18册
[4]《清高宗实录》第56册
[5][13]《钦定热河志》第三、四册
[6]《清圣祖实录》第21册
[7][11]《大清一统制》《承德府.围场附》
[8]《承德府志》卷三
[9]《大清会典事例》第九册
[10]《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12]《钦定热河志》第八册
作者简介：
曲红阳（1971—），男，承德市文物局，文博馆员，从事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
关键词：清代;怀柔;行围;习武;衰微
早在远古，有王者出巡之制，称“巡狩”。巡，即循;狩，即牧。巡狩即依次巡查守土之意。巡狩制度是王者的一项政务活动，天子、诸侯每年按季举行围猎。凡春季行围称“蒐”;夏季称“苗”;秋季称“狝”冬季称“狩”，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这项制度始于商汤，至周代已趋完备。秦统一后，帝王仍有巡行郡县之事。秦汉以后，巡狩的含义已有所不同，除出于巡查地方的政治目的外，帝王亦在巡查过程中进行游赏田猎等活动。[2]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的封建王朝。满族以崇尚骑射著称，且视骑射为振兴民族与取国、卫国之重要保证。据满文老档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后，征战频仍，但遇闲暇尚不忘行猎、校射。清入主中原后，顺治帝曾手持弓矢对臣下说：我朝定天下以此弓，朕于每年出猎两三次，练习骑射。到康熙帝时，由于国力日渐强盛，为平定三藩，强健军队，帝王出猎的意义更加深远，规模也逐渐壮大，于是在“康乾盛世”有了“木兰秋狝”的围班制度。到嘉庆皇帝时因国力日衰，虽矢志坚持，但终致停围。据史料记载，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首次狩猎木兰，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嘉庆帝最后一次巡幸围场，一百三十余年间，清帝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共计一百余次。在此期间，从古北口到木兰围场的途中沿路建立了巴克什营、两间房、常山峪、鞍子岭、王家营、桦榆沟、喀喇河屯、热河、兰旗营、二沟、钓鱼台、黄土坎、中关、汤山、什巴尔台、波罗河屯、张三营、唐三营、济尔哈朗图等20处行宫。这些行宫规模不一，最大的行宫，地处长城古北口外一百余公里，蒙古语为“哈伦告鲁”，汉意为“热河上营”，即避暑山庄，她占地面积有564万多平方米。[3]这些行宫的建立大大便利了皇帝的出行起居，使得木兰习武更加经常化、制度化，渐成体制，规模逐渐扩大，每年随围的官兵多达两三万人，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激烈的角逐，紧张的驰骋，得到了近于实战的锻炼，收到了政治和军事的双效作用。顺理成章，避暑山庄也逐渐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木兰秋狝是清代集狩猎、军事训练、亲和蒙藏贵族、弘扬藏传佛教等活动于一体的重要制度
一、木兰秋狝的内容
木兰秋狝的具体行围方式分为四个步骤：1.行围：只以数百人分两翼进入山林，边走边射，看见兽类就攻击，以试验牲兽的多少，为大合围进行准备。2.小围：也叫甸猎，通常在崖口内平原（今成庙宫水库库底）举行，是为进围进行彩排，试试猎手和马匹的适应能力，规则和大和围没什么两样。3.哨鹿（蒙语：木兰）举行大猎之前，一般都举行哨鹿。皇帝利用秋分以后的黎明时分，带着三队随从，向哨鹿地点前进，行约十里许，留下第三队，再行五里许，留下第二队，又行二三里，留下第一队。皇帝只带扈从大臣及亲随侍卫十余人，至哨鹿地点隐蔽。头戴鹿首的引鹿人模仿母鹿求偶的呼唤声呦呦长鸣，以吸引雄鹿奔来，因初秋是鹿的繁殖季节。待到雄鹿兴冲冲跑过来时进行捕获或猎杀。乾隆六年（1741年）意大利人传教士朗世宁画了一幅《乾隆哨鹿图》生动的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此画现藏故宫。4.大围：是真正的秋狝活动，场面“雷动飙至，星流霆击”，极其威武壮观。首先选择一处地势平坦，四面环山的高岗作围场，在高岗处搭好供乾隆帝检阅和休息之用的“看城”。看城由黄幔围成一圈，中间有一个大蒙古包和几顶帐篷。周围由士兵严密防守。天未亮时，满蒙管围大臣率满洲八旗、虎枪营兵、蒙古各部落猎手齐出营地，纡道绕出围场后，以看城为中心，四面合围。包围圈小者有三五十里，大者可七八十里，逐渐缩小，将围中的野兽向看城所在地集中，最后形成约三里左右的人墙，谓之“围墙”，主要由精干猎手组成。在围墙之外还有由满蒙骑兵、虎枪营兵和各部落射手组成的较大防线，专射从围中逃出的野兽。此时，在大批随从簇拥下，皇帝跨上骏马，首先发箭射兽，然后回到看城。合围正式开始，满蒙王公和各路官兵、猎手们箭上弦，刀出鞘，乘马逐兽，杀声震天，只见围中的困兽应弦而倒，即使侥幸的从里层人墙冲出，还有外层的虎枪手将其击毙。[4]
每次行围时间大约20天左右。在此期间，皇帝还要召见蒙、回、维、藏等各族上层人物，并进行赐封、赐宴。每次行围结束，在热河行宮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乾隆年间还在热河行宫附近建立了十二座寺庙，涵盖了蒙、回、维、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神，从更深的角度拉近与各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5]这也是木兰围场建立的目的之一。
二、木兰围场的目的和意义
当年康熙皇帝玄烨设置木兰围场目的有三：一是习劳讲武，训练军队;二是控制北京通朔漠的交通要道;三是怀柔、震慑蒙古各部。
1、习劳讲武。 满族人有悠久的狩猎传统。八旗军人数不多，战斗力却很强。真是“野战则克，攻城则取”，“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但是，入关后八旗军迅速腐化，到三藩之乱时，八旗子弟的痼疾逐渐暴露无遗，如宁南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抵荆州以来终日嬉戏”“纳妾生子，不问军事，满兵皆效之，殊无斗志”，简亲王喇布在江西战场犹豫观望，康亲王杰书在闽浙战场虚耗粮饷，贝子洞鄂在陕甘逡巡退缩，将领“诈病回京”“擅遁回京”“回江陵”者大有人在。三藩之乱后，八旗军安于逸乐的积习又甚于前甚于前。玄烨曾在演武场检阅八旗军，见八旗骁骑校、五旗护军校骑射“尽属庸劣”。[6]八旗武力的衰落，危及到清王朝的统治，也必然影响到清朝统一北疆的进程。玄烨决心扭转八旗兵每况愈下的腐败习气，加强八旗兵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建立一只追奔逐北、斩将掣旗的铁骑兵。 首先，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扭转八旗军好逸恶劳的积习，改善其军事素质，提高其实战能力。每次秋狝大典，行围如作战，习猎如用兵。猎场中的虎豹熊猪，即是练习骑射的活靶子，也是战场中的假想敌。皇帝督率数千乃至上万骑兵，每天上下峻坂，腾跃溪涧，举行整装、出哨、行军、布围、合围、射猎、罢围、陈牲数获、驻跸、安营等军事训练活动，要求又极为严格，对磨练意志、强健筋骨、提高技术、振奋士气的确有多方面的效益。由于连年不辍，一以贯之，满蒙骑兵冲锋挫锐和协同作战的能力显著增强。王公贵族、部院官员在行军时的办事效率也有所改进。
2、控制交通线。据《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记载，自周、秦、汉、魏以来，中原王朝前后出师北伐（或游牧民族南进），一般有三条道路。中路发太原，经雁门，出五原塞;东路经幽燕，出卢龙塞;西路出陇西，历伊吾（今哈密）塞。这三条道路，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相互沟通的传统路线。自辽、金、元、明相继建都北京后，东道的地位日趋重要。一旦坝上草原、燕山群峰、滦河流域委于敌手，敌骑即可凭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突破长城各口，席卷黄淮平原。玄烨谂知这一带地理位置的重要，曾经说过“前朝此土，悉为枕戈枕戈卧甲战争之所”。“地当蒙古诸部道里之中，为曩昔枕戈擐甲战争之所”。“万里山河通远 ，九边形胜抱神京。”为了“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屏障与京师安危密切相关的长城各口，也必须在蒙古各部落的中间地带嵌入一根楔子――木兰围场。每年皇帝亲临此地，“乘时讲武事，大狝振兵威”，即利于清军熟悉塞上的征战环境，也利于震慑蒙古各部的离心倾向。[7]
3、怀柔蒙古。 围场周围从东南至西北都是蒙古盟旗，依次为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察哈盟左翼四旗、锡林郭勒盟，距离哲里木盟也较近。东四盟和察哈尔八旗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皇帝年年出巡，便于与各盟旗的王公台吉保持联系，沟通感情。蒙古民族自古崇尚骑射，每年都举行围猎。有趣的是清朝皇帝在木兰围场的游猎几乎与成吉思汗时的行围过程完全相同。清帝与蒙古贵族一起游猎，即是习武与联欢，也是因俗而治的手段之一。蒙古人又分为“生身”（没有出过天花）、“熟身”（出过天花）两种，“熟身”有免疫力，可以参加年班，入京朝靓，生身害怕入京感染天花，但又渴望亲近皇帝以获得封爵、赏赉，所以每年“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8]玄烨就将他们编入围班，逐渐形成围班制度，使生身蒙古贵族都能有机会与皇帝亲近。这大大加强了蒙古各部落的向心力。行围之时，皇帝盘马弯弓，骑射娴熟，亲逐猛兽，膂力惊人，对尚武的游牧民族来说，最能激发他们的景仰之情。玄烨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自述：“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也。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弘历在位时在木兰行围达47次，猎虎53只、熊八只、豹三头。每次行围之后，皇帝与蒙古王公举行野宴，割牲炙热，痛饮美酒，笑语喧天，很自然的达到了恩威并施，使其心悦诚服的目的。[9]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的，清朝还规定了蒙古王公的围班制度。规定到“该班”时必须参加，不得贻误、迟到、早退。因病不能前往时，必须先通过盟长出具印文报理藩院，否则罚世职（爵位）俸三年。盟长失查，罚札萨克俸六个月。蒙古王公行围时如效力行走、修路搭桥有功，则给予奖励。
康熙曾这样回顾他行围的意义和作用：从前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札萨克至乌兰布通。朕亲率大军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前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拉布坦无端侵扰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进剿，策妄阿拉布坦心胆俱碎，乃遣策凌敦多卜等潜入西藏，劫掠毁坏寺庙，土尔伯特地方已被残蠹，朕又遣大军往击策凌敦多卜，复取西藏，立功绝域，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灭贼立功乎？[10]木兰秋狝有力的加强了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密切了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联系。
三、木兰围场停围的原因
木兰秋狝曾经在清代发挥了她巨大的作用，成为康乾盛世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随着清代社会受封建制度的束缚日益加深，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其衰微乃至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同样，木兰围场的停围也在所难免，原因大致有：
1.关外人口激增，内蒙垦辟过多，林木遭到乱砍滥伐。自康熙时起，清廷即对外东北地区实行包括人口、地域和资源等方面的封禁政策。至嘉庆时，有关禁垦令则更为严厉，但禁者自禁，耕者自耕，清廷前面派人驱逐，可“一经驱散，又复潜为招往，……年年有驱逐之名，而迄无驱逐之实”。[11]热河以北一带，人口的大量涌入，各种需求和利益的驱动，山场林木遭到偷砍滥伐，山场平原已“尽行开垦”。所以木兰围场内，各种牲畜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野兽日渐少，自是历史的必然。
2.木兰秋狝大典的经济负担过重。每次大典的财政消耗亦十分可观。粗略划分，约有六大方面：一是雇佣车辆驭夫的费用、御驾经过地区钱粮的 免、往来修路的众多兵丁所需：二是对看守沿途行宫以及热河地区驻军的例行赏赐;三是成千上万的随扈人员和行围官兵的巨大开支，即使是改变初衷，宣布停围，其已到或未到之随围人员，亦均要减半给予衣食车马等各种费用，包括北至索伦、墨尔根，南到江浙等地的八旗官兵的往返路费等。四是各种重大活动的财政开销，每次木兰秋狝清帝均要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和卷阿胜境以及围场等处。[12]频频举行隆重的典礼宴会、戏剧演出，以及各种规模宏大的竞技娱乐，其支出之巨是可想而知的;五是衣食住行、竞技娱乐，以及往返路费等。总之，举行一次秋狝大典，不亚于组织一次颇有规模的行军作战，而要达到“习劳绥武，怀柔外藩”的政治目的，更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这一切，对于处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来讲，无疑是难以为继的。
2.蒙古各部积弱不振，渐忘骑射根本，木兰秋狝的原始目标缺移。在清代中衰的过程中，与满洲贵族绑在同一战车上的以蒙古族为主的西北各部王公贵族亦同时衰落，多豢养优伶，终日演唱，大改敦朴旧习之风。已完全构不成对清廷的威胁。[13]另外，自乾隆中叶，清军先后平定西北准噶尔势力和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清王朝所面对的除西方殖民者外，国内主要是以汉族民众为主的反抗和农民起义，与清前期除平定中原，主要是对付西北各地的割據势力，局面完全不同。
经顺康壅乾四朝，清廷一个半世纪的苦心经营，其强干弱枝的大一统之势已成，加之国内主要矛盾已从西北边疆转至内地沿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清廷木兰秋狝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随着康乾盛世人口的激增（尤其是热河地区）和热河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清朝吏治营伍的因循腐败，木兰秋狝的基本功能“习劳绥武、怀柔外藩”，也就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历史条件。
木兰秋狝从形成、壮大到衰微是伴随着清代的兴起、昌盛到中衰而来的，她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缩影。她以清帝高瞻远瞩的“习武绥远”政治主张而规模日渐扩大，影响日渐深远，又因八旗官兵的疏懒舞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平，木兰围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终致停围。曾经一片喧嚣的木兰围场归于平寂。今天的人们到踊跃前往木兰围场在凭吊历史之余，更多的是为了欣赏那无垠的草原、广袤的森林、蔚蓝的天空和呼吸清新的空气。木兰围场成了人们躲避喧嚣拥挤的都市生活而神往的旅游胜地。
参考文献：
[1]《乾隆御制诗选》第三卷
[2]《二十六史大辞典》
[3]《钦定热河志》第18册
[4]《清高宗实录》第56册
[5][13]《钦定热河志》第三、四册
[6]《清圣祖实录》第21册
[7][11]《大清一统制》《承德府.围场附》
[8]《承德府志》卷三
[9]《大清会典事例》第九册
[10]《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12]《钦定热河志》第八册
作者简介：
曲红阳（1971—），男，承德市文物局，文博馆员，从事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