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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些云南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是云南各族人民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历程的历史性选择，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广阔前景。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初期革命斗争中的云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锻炼，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到内地或出国追寻真理的云南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视为己任，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其中，王复生、张伯简、施温、王德三、李嘉、刘平楷、张永和、张经辰、杨青田等人为党的创建和初期的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思想和组织的坚实基础。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成功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12月，省立一中教师李国柱在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在昆明的学校和单位发展会员。到1926年底，青年努力会有陈祖武、严英俊、艾思奇、赵琴仙、伍辛等30多名会员，成为领导云南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云南青年努力会组织、发动了云南人民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斗争。
8月，全国学联派云南籍中共党员张永和等人回昆明，了解云南情况，联络进步学生。9月，共青团中央批准在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李国柱任书记。1926年2月，经团中央党组织批准，李国柱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在云南省内入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云南青年努力会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云南特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向导》、《中国青年》作为必读书刊，组织会员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会员也利用假期返乡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各族青年投身国民革命。同时，共青团云南特支还对当时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治主义”醒狮派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高了云南学生的政治识别能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青年努力会领导了云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暴行的斗争。3月下旬，在共青团云南特支领导下，第一次昆明学生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云南学生联合总会（简称云南学联），选举马逸飞为学联执委主席，决定出版《云南学生》半月刊。
7月以后，唐继尧当局加紧“反赤”行动，派出大批宪警闯入各校搜捕“赤化分子”，下令通缉李国柱、向镇清、张绍楚、饶继昌、艾思奇等人。为避免损失，上级组织安排李国柱、赵琴仙、毕昌杰、卓于魁等人秘密离开云南。青年努力会则在共青团特支吴澄、严英武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云南青年努力会的多数成员先后加入共青团或中国共产党。至此，云南青年努力会完成了为建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做理论和组织准备的使命。
1925年，大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大浪淘沙。先前云南旅京学生的组织“云南青年团”因政见不同而分裂。9月，以中共党员王复生、王德三、杨青田、李鑫等为骨干的云南旅京左翼学生，在北京成立“云南革新社”，之后设立北京（负责人李鑫、杨立贤、张经辰）、上海（负责人张永和、马锡塘）、南京（负责人赵薪传、甘瑞）、武昌（负责人李梓白）等分社，社员总计约150余人。革新社的宗旨是：“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我们的使命是国民革命，我们刊物的使命，是唤醒民众、团结民众与导率民众”。10月，革新社在北京创办社刊《革新》半月刊，创刊号文章《告云南青年》，号召云南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改造这压迫你们的社会。你们应该觉悟，要想免除你们的压迫，必先改造压迫你们的社会”。第三期王德三文章《云南革命的前途》指出：“改造云南自然第一须代表农工阶级的利益，由下层起，唤醒农工，组织农工，使农工阶级作革命的主力军。此外，知識（阶级）是社会上的先觉分子，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有重大的作用”。《革新》出版7期，每期印刷1 000份，绝大多数邮寄回云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号召云南青年投身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各地革新社组织社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斗争，如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关税自主等运动，在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革新社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从建社初期的几个人发展到60余人。这批党团员后来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骨干力量。
云南革新社的建立，标志着云南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经过革命斗争锻炼，战胜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坚定了信念，扩大了阵地，并促使一批云南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26年3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并在社内成立了党团组织。《革新》也更名为《铁花》。三一八惨案后，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广东和全国各地。新滇社总社迁往广州，由王德三、冯素陶、王振甲等人负责，新滇社成员绝大部分南下广州。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新滇社成员一部分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一部分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部分被派回云南开展党建，建立统一战线，推翻了唐继尧当局。新滇社到此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西南王”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南方最大的一股反动势力和北伐后方的严重隐患。因此，中共广东区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在云南建立国共两党的组织，推翻唐继尧，消除北伐的后方隐患。
1926年5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国民党中央特派云南省党部筹备员、滇籍中共党员王复生和杨青田返滇，筹建国共两党的云南地方组织。由于行踪不密，被唐继尧的特务追捕，处境危险，二人被迫离滇返穗。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滇籍中共党员李鑫回滇，区委书记陈延年布置了建党、倒唐等任务。9月，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中共广东区委又派滇籍中共党员周霄、黄丽生等返滇。
李鑫回到云南后，即与共青团云南特支取得联系，并发展吴澄、严英武、杨静珊等人为中共党员，还以青年努力会为基础，发展共青团员和国共两党的党员。10月底，李鑫与周霄、黄丽生接上关系。1926年11月7日，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周霄家里举行中共云南第一次党的会议。李鑫主持会议，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及书记陈延年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吴澄为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运特派员。
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和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再担负起领导重任，带领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和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云南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必然选择。从此，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下，为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处境，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二、云南革命的新变化
倒唐运动和“二六政变”
1926年下半年，唐继尧强化反共宣传，镇压进步运动。12月，唐继尧建立民治党。此前，军阀的连年混战和横征暴敛，使得云南经济萧条，各族人民水深火热，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唐继尧竭力削弱胡若愚、龙云等四镇守使的兵权，大量裁减其兵员和装备；还通过亲信控制了云南的财权；从而引起滇军将领的不满和非嫡系官员的离心。
中共云南特支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推翻唐继尧军阀反动统治，消除北伐的后方隐患列为首要任务，成立政治斗争委员会，具体分析了云南时局，决定利用唐继尧与四镇守使日趋尖锐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倒唐。经过制造舆论，当面策动，群众请愿三个步骤的工作，全省迅速结成了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倒唐统一战线，中共特支先后与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达成了联合倒唐共识。
1927年2月5日，因唐继尧当局长期拖欠官兵军饷而引发士兵“闹饷”，龙云和胡若愚等借机发难，在昆明抓捕唐继尧的亲信20余人；电催张汝骥、李选廷进兵省城，并联名发出《婉劝唐继尧引退并公开政治的通电》，6日，胡若愚、龙云等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史称“二六政变”。
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倒台，解除了北伐战争后方的最大隐患，也为在云南掀起国民革命高潮创造了条件。
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1927年2月，王德三及第三军政训班的10多名学员先后回到昆明。3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为书记，毕昌杰、张炽、李鑫、吴澄、赵祚传等为委员，下设工、农、妇、军、学、民族等运动委员会。3月8日创办机关刊物《日光》周刊。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不久，“四一二”蒋介石上海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武汉反共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跌入低谷，年轻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面临严峻考验。
形势突变，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与所属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中共云南特委一方面不断派人赴内地联系组织；一方面“凭反动报纸字里行间推知一二”，了解党的策略和工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结合云南实际开展革命斗争。组织发展上，1927年4月底，党团员有130余人。至9月底，增至近200人。自身建设方面：要求和坚持党的活动制度化；注重党团员理论教育和培训，规定党员必读书报；举办了两期党团员训练班和多期农运、工农干部和工人等培训班；1927年8月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开除了在党内制造分裂者，登记的中共党员“确数只有百七十人”。《日光》、《女声》、《云南学生》等刊物和农协会员、进步青年的演讲，积极宣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从不同角度宣传动员各民族青年及妇女投人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唐继尧的倒台，为大革命在云南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云南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云南“赶早成立国民党党部，做好统战工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中央云南省党部特派员、中共党员王复生在昆明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15日，国民党昆明市党员大会在昆明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员杨大经任临执委常务委员。
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和昆明市临时执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在云南初步形成。之后，中共云南特委与国民党左派携手，动员工农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掀起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
云南各地先后成立农民协会，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且都取得了胜利。5月中共云南特委农委在昆明正式成立云南省农民协会。6月，军阀重开战，中共云南特委工委不失时机地把工人运动推向公开，先后建立烟草、纺织、铁路等18个行业工会。7月，昆明总工会成立，领导开展了华安机器厂、滇越铁路昆明站等厂矿工人反对监工制、反对资本家殴打工人的斗争。到年底建立了华安机器厂、石龙坝发电厂等8个厂矿的中共党支部。1927年3月8日，中共云南特委组织昆明妇女及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宣布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4月在昆明召开省城妇女代表大会。决定将妇女励进会、妇女运动会和各界妇女联合会合并，组成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简称“妇协”），机关刊物为年初由吴澄、赵琴仙等创办的《女声》月刊。8月5日，云南妇协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有17个县的代表参加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云南妇女运动进人了新的阶段。“二六政变”后，中共云南特委学委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学生联合会和学联评议会。5月30日，由云南省学生联合会发起召开了全省学联代表大会，47个县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云南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派出党团员到全省各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推动革命斗争。1927年2月，共产党员杜涛蒙自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利用其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4月，建立中共蒙自支部。1927年3月，共产党员李少竹以县教育局长兼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的职务为掩护，成立中共嵩明支部；创办《旭光》周报；4月成立国民党嵩明县党部，9月建立了中共嵩明县委员会。1927年7月初，陈祖武建立中共东川（即会泽）支部。1927年底，李国栋、严英俊等成立了文山县党支部。束家猷、李开旺等建立中共个旧城市支部。1928年春，中共石屏县支部成立。至1928年初，中共云南特委在昆明有14个支部，全省有5個县委，共产党员198人。
粉碎龙云清党反共和驱逐蒋介石特使李宗黄的斗争
云南成立省务委员会后，由龙云、胡若愚轮流担任主席。四镇守使都想独霸云南，但谁都没有取胜的实力。于是，各派军阀争斗再起。
1927年4月11日，龙云依靠昆明耆绅势力挤走胡若愚，自任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于5月11日下令封闭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省农民协会等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群众组织领导人王复生、李鑫、赵祚传等20余人。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云南特委利用云南形势的特殊性和各种矛盾，于5月30日组织学联、妇协、农协等群众团体及国民党左派召开纪念五卅惨案两周年昆明市民大会，揭露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罪行，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人员。龙云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但仍指控王复生、李鑫等6人为“乱党首要分子”，继续扣押，并呈报南京政府欲加杀害。中共云南特委利用龙云与胡若愚愈演愈烈的夺权矛盾，策动胡若愚联合张汝骥于6月I4日发动政变，囚禁龙云。政变后，特委及时利用胡若愚标榜改革政治以收买人心的时机，促使其允许国民党左派公开活动，并释放了王复生等6人，粉碎了龙云在云南的反共清党。
1927年4月以后，蒋介石对云南继续发展的国民革命深感忧惧。得知胡若愚政变囚禁龙云的消息后，为驾驭云南局势，他急派亲信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以中央驻滇代表身份，于7月21日赶到昆明，督促云南实力派清党反共，镇压人民革命斗争。7月底，滇西龙云部推出滇军元老胡瑛指挥部队反攻，胡若愚被迫放弃云南政权逃离昆明。8月13日龙云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
中共云南特委果断地利用龙云与蒋介石、胡若愚、云南国民党右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龙云对蒋介石平衡政策、李宗黄狐假虎威的不满以及对李宗黄立即清党反共要求的虚与委蛇，联合社会各界，以省学联、省农协、省妇协、昆明总工会等名义联名发表声明，表示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左派）愿与龙云政府合作，同时把反蒋驱李斗争与反对川黔军进兵云南结合起来，获得了龙云的支持。这样，就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地方当局默许的反蒋驱李的联合战线和群众运动。
11月3日下午，李宗黄卫队在昆明武庙枪杀了正在向群众演讲的、成德中学学生、共青团员梁元斌，制造了云南国民革命第一桩反革命血案。中共云南特委抓住时机，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揭露李宗黄到云南督促云南政府实行清党反共、镇压云南人民的罪恶目的，领导和发动昆明各界群众召开“云南农工商学兵联合救滇大会”，把反蒋驱李运动推向高潮，成功将蒋介石特使李宗黄驱逐出云南。李宗黄溜走前惊叹：“在全国共产党业经逐渐消灭，而本省共产党则反如旭日东升。”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取得了驱逐蒋介石特使李宗黄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在云南策动清党的计划又一次破产。
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底，中共云南特委接到了八七会议有关文件。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云南特委把工作重心开始从昆明转移到滇越铁路及沿线工矿、全省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结合云南实际进行武装斗争的探索和实践，为此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党的工作重点向工矿和农村转移
1928年1月12日，龙云政府组成“清共委员会”，发布清党密令。曾经标榜革命的龙云，开始镇压革命。据《布尔什维克》报纸公布的统计资料，在龙云政府的清党中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捕，约120人牺牲或失踪。赵琴仙、陈祖武、罗彩是第一批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工会、农协、妇协和学联等组织全部被停止活动，中共特委的工作完全转人地下。
中共中央对云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革命形势、革命口号、武装暴动及中共特委与国民党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具体指示。明确了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性，但也明显反映出当时党内滋长的“左”倾盲动情绪。如批评特委依靠国民党左派是“没有决心反对国民党”，对滇军的统战工作是“军事投机的幻想”等。
中共云南特委收到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后，于12月8日至9日在昆明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及告党员书，认真讨论修改了《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的决议草案》，并正式形成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还决定建立迤南区委、蒙自县委及个旧临时县委。会议对全省工作作了全面布置。
1928年初，省临委组织党团员向滇南铁路沿线、矿山及全省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发动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到1928年底全省先后建立易门、石屏、昭通、建水、曲靖、江川、嵩明等县的党支部和个旧西区区委。蒙自县有党团员151人，16个支部，3个区委，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中组织健全、战斗力强的县委。滇南的铁路、工矿工作也得到迅速发展。中共迤南区委在滇越铁路沿线大站、机修厂、电灯公司、海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6月，成立了云南铁路总工会。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至1929年2月底，滇越铁路发动过8次罢工斗争，其中6次取得胜利。个旧锡矿于1928年11月建立了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打开了矿山工作的局面。
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王德三编写的《夷经》，革命歌词《土地大革命》、《点兵歌》等；赵祚传编写的《农民四字经》；李鑫写的《走厂调》、《月叹穷》、《过年调》等20多首歌谣，以内容上的革命性、形式上的传统性、语言文字和曲谱上的通俗性，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云南各民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为适应大革命失败后严酷形势下“秘密斗争”的需要，也为了“防止党的指导机关再走到机会主义的危险”，中共云南省临委特别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7年12月将全省工作分成12个区域。1928年1月建立中共昆明市委，1929年改为中共昆明委员会，由省临委直接领导。
1928年4月，由于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委员李子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为加强省临委机关的集体领导，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临时组成特委，赵祚传为书记，行使省临委职权，领导全省的斗争。
在加强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受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关于改造党的具体办法》，必须提拔工农党员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等“左”倾思想影响，中共迤南区委和蒙自县委改选，主要领导均由工农干部担任，结果造成工作停顿。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干部工作指导思想，到6月以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由于中共云南省临委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矿和农村，同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组织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到1928年底，云南的党团员从龙云清党前的198人，增加到600多人，建立了中共迤南区委、蒙自县委和个旧、石屏、嵩明3个临时县委及16个特支、10多个党支部。
中共组织和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后，活动经费拮据，广大党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工作。1928年6月，赵祚传从昆明步行回家乡大姚，说服父亲变卖田产，拟将全部款项交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就在他准备返昆时被龙云政府逮捕，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被杀害于大姚，牺牲时年仅26岁。
中共云南特委根据1928年5月《中央致云南临委信》要求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产生5人至7人的临时省委的指示，于1928年10月13日至14日在蒙自查尼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委委员、迤南区委委员、蒙自等县的代表、指定的工运和共青团代表以及刚由中共中央派回云南工作的张舫共17人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會决议案》。决议案体现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斗争实践中结合云南实际思考问题的探索精神。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陈廷禧任书记。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地下活动时期召开的唯一党代表大会，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29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认为“云南第一次大会的决议案，大体上尚是对的”。
贯彻党的六大方针，深入开展工农群众运动
1928年11月11日，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六大的云南临委书记王德三从莫斯科回到云南。随后到全省各地巡视，向昆明、蒙自等地的党支部传达六大精神。12月11日，王德三在昆明主持召开中共云南省临委第三次全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根据六大精神作出了《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1929年1月初，原在上海和湖北担任领导工作的滇籍共产党员张永和与从莫斯科归国的李国柱由中央指派回到昆明。张永和带回了六大的全部文件。l月19日，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在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六大文件，王德三作传达报告，省临委作工作报告。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会议将名单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提出了常委变更意见。5月1日，省临委全委会按中央意见，重新确定了省临委常委。
中共云南省临委扩大会议后，党组织根据六大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巩固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方针及“尽可能领导经济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的指示，深人工农群众，以改变组织名称的方式恢复和发展群众组织，如个旧锡矿“兄弟会”、昆明学生“文学研究会”等，并通过这些组织领导了各地的群众斗争。
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临委领导的工人斗争尤为突出。1929年3月，个碧铁路全路3 000多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当局同意加正薪百分之二十，加津贴百分之二十。云南铁路史上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4月，中共迤南特委发动了滇越铁路工人要求加薪、反对夺工、罚工的斗争。同月，李鑫、戴德明领导的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工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取得胜利。工人运动的兴起及高涨，引起了锡务公司和反动当局的关注。5月初，李鑫等5人被捕，16日，李鑫、戴德明、杨逢春、巨伯年4人在蒙自被杀害。
宜良是滇越鐵路的一个大站，宜良境内的可保村煤矿有2 000多名矿工。中共云南特委多次派人到宜良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协分会。1929年1月，省临委直接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到年底，建立了5个支部和1个特支，20余名党员，3个秘密工会，基本实现了使昆明经宜良与滇南铁路、个旧锡矿的工农运动联成一片，形成全省性工农运动的目标。
1928冬，中共墨江特别支部成立，1929年春改为中共墨江支部，熊文和任书记。组织了30多个农会，有会员2 000多人。1927年9月中共普洱区委成立，1928年初改为特支，1929年底建立中共宁洱县委，并通过青年努力社、互济会和同乡会传播进步刊物，宣传发动群众。到1929年4月，普洱有党员35人，互济会会员近千人。
留昆党团员仍然坚持在城市中的斗争。192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周年，共青团昆明市委发表《五四纪念告云南学生书》，揭露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号召青年继续五四革命精神，到工农兵士中去，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8月7日，中共云南特委与共青团昆明市委联合发表《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告云南民众》，揭露龙云建立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欺骗民众，实现其把持地盘的罪恶目的。9月，为营救被捕同志、安葬死者及抚恤家属，中共云南特委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从11月起，党组织开始在昆明工人培养骨干，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和工会的组织。通过发动工人开展日常经济斗争，并逐步将其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1929年1月恢复了亚细亚烟草公司的党组织，建立了3个工人党支部，在自来水公司、模范工艺厂、兵工厂等单位发展了党员。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尝试
大革命失败，使共产党人得到了血的教训，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尤为深刻。1928年以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一面派人到工矿农村发动工农、开辟新据点，一面组织工农暴动、进行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艰苦探索和实践。1928年1月，中共迤南区委杜涛领导的蒙自小东山农民暴动，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云南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次尝试。9月，中共蒙自县委选调人员枪支，组成了30余人枪的查尼皮游击队，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游击武装。同年底在文山小塘子苗寨组建的苗族农民武装，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的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1928年10月以杜涛为书记组织的蒙自县阿加邑秋收暴动虽因种种原因而流产，杜涛同志被捕，1929年5月2日牺牲，但阿加邑秋收暴动，但“是我们党在云南清共后，第一次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的武装斗争，给云南党的武装斗争留下了实际斗争经验和深刻教训。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实践，虽然规模较小，成果也有限，但它以云南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早探索，以云南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勇敢实践，在云南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四、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遭受破坏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国民党云南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党组织年轻和缺乏经验，加之党内少数意志薄弱者的叛变，云南党组织遭受了破坏。
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的成立及其领导的艰苦斗争
1929年底，根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多次请求，中央批准云南召开代表大会，产生正式省委。1930年1月28日至30日，中共云南省临委扩大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由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主持并作政治报告，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健全昆明及蒙自、陆良等中心县委的工作；建立巡视员制度，加强省委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之后，召开全委会对省委委员进行了调整和分工，书记王德三。会议形成决议，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省临委扩大会和省委全会总结了经验教训，找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使云南党组织得以在艰苦环境中继续有力地领导全省的斗争。
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各地工作的领导。省委直接领导了昆明地区的工作，“主要的是以铁路、五金工业、市政工人、自来水、电灯公司等工人为工作中心”。同时加强在滇越路、个碧路党的工作。撤销迤南特委和蒙自县委，建立中共蒙自中心县委，领导个旧、石屏、个碧铁路支部和蒙自县属等14个支部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滇南农民运动此起彼伏。
中共云南省委也加强了军运工作。中共党的军运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全省各地军队及士兵的动向，每周定期交流情报，研究工作方案；并在滇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还将朱德、毛泽东署名的《告士兵书》改作《告云南士兵书》，油印散发到滇军士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滇军第98师军士教导队、第99师一团士兵、总指挥部卫士队都闹饷哗变。当广西工农红军发展到云南富宁田蓬一带的时候，士兵的情绪更为活跃。5月，滇军按蒋介石指令开进广西，省委派人沿途做宣传工作，深入士兵中领导兵变工作。各地党的组织还注意做民团土匪的工作，有的已有党的组织基础，有的则建立了公开的群众组织。
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后，继续领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0年2月的马关八寨暴动，虽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能实现消灭地霸武装，攻取县城、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预期目标，但党组织坚持斗争，利用地主阶级内部矛盾除掉了国民党文（山）、西（畴）、马（关）3县联合团团长曹仁恭，为民除了一害，在滇南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远影响。陆良暴动是云南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又一次尝试，它震慑了反动统治集团，在全省各族人民中播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火种。同时，会泽、普洱、墨江等地，党组织都在秘密组织武装，准备发动武装暴动。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共云南省委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虽然大都失败了，但它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前仆后继的坚定信念，锻炼了组织和群众，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遭受破坏
云南各地革命斗争的开展，特别是武装暴动和兵变的不断发生，引起了各地反动分子的极度恐慌。他们纷纷致电龙云政府，要求镇压共产党组织。
1930年3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通过了“严制反动”的反共提案。龙云在昆明派出大批特务侦探、便衣警察，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时间白色恐怖甚嚣尘上。
5月初，由于共青团云南省委交通员彭祖祜的自首叛变、中共云南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等人的被捕叛变，在昆明的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大部分被破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刘平楷、省委军运负责人张舫等负责同志大都被捕。7月26日，刘平楷、张舫二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云南模范监狱。
5月6日，在昆主持省委工作的宣传部长张经辰，立即以省委书记名义向中央作了简短汇报，并连夜通知中央及各地方党组织，停止使用原来通信联络机关的地址，改变一切组织联系形式。同时，设法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组织力量营救并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6月18日，王德三、张经辰等在马关八寨召开省委紧急扩大会议，总结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教训。会议研究了工作计划，委员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经辰前往中央汇报情况，请求帮助解决工作和经济上的困难。李国柱和吴澄继续坚守昆明。王德三等继续留在滇南领导革命斗争。
反动当局破坏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得手后，继续使用各种方法侦讯，公开出高价收买叛徒，妄图一网打尽云南的共产党。10月，中共云南省委秘密交通员王少猷、姜济川，相继被重金收买而叛变。11月初，由于姜济川出卖，张经辰被捕；19日，王德三离开昆明准备去上海，被王少猷出卖而被捕。接着，杨东明、李希白等人亦被捕。12月上旬，李国柱、吴澄被逮捕。1930年12月31日，龙云政府将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杀害于昆明。至此，中共云南省委完全被破坏，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失去了与上级的组织联系。
云南共产党人早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从1926年中共云南特委建立到1930年底云南省委遭破坏的4年多时间里，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理论和实际经验。但是，共产党人胸怀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和英勇献身精神，宣传、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风暴，开创了云南党组织的光辉斗争历史。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建立后，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至1929年6月，全省有党员556人，建立特委1个，县委5个，支部68个。党组织分布于昆明及滇东、滇南20余县。
在4年时间里，云南地方组织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工农群众运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为以后党在云南开展工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宝贵经验：其一，开创性地探索和实践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云南实际开展革命斗争；其二，注重省情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三，建立巡视员制度，了解各地情况，指导党的工作，为省委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其四，初步探索和实践了党的民族工作；其五，创造性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的纪律；其七，探索农村武装斗争并积累了经验。
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机关被破坏，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惨重损失。除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敌众我寡等客观原因外，也有许多主观因素造成的教训值得汲取：首先，受“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如，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城市中心”思想，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即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工矿农村，省委机关仍留在省会。其次，党的组织不纯和缺乏地下斗争经验是党组织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再次，缺乏建立革命据点、开展长期斗争的意识。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早期革命斗争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给后来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王德三等革命知识分子在云南传播马列主义的开创性工作、领导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鼓舞着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些云南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是云南各族人民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历程的历史性选择，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广阔前景。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初期革命斗争中的云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锻炼，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到内地或出国追寻真理的云南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视为己任，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其中，王复生、张伯简、施温、王德三、李嘉、刘平楷、张永和、张经辰、杨青田等人为党的创建和初期的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思想和组织的坚实基础。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成功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12月，省立一中教师李国柱在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在昆明的学校和单位发展会员。到1926年底，青年努力会有陈祖武、严英俊、艾思奇、赵琴仙、伍辛等30多名会员，成为领导云南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云南青年努力会组织、发动了云南人民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斗争。
8月，全国学联派云南籍中共党员张永和等人回昆明，了解云南情况，联络进步学生。9月，共青团中央批准在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李国柱任书记。1926年2月，经团中央党组织批准，李国柱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在云南省内入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云南青年努力会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云南特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向导》、《中国青年》作为必读书刊，组织会员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会员也利用假期返乡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各族青年投身国民革命。同时，共青团云南特支还对当时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治主义”醒狮派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高了云南学生的政治识别能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青年努力会领导了云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暴行的斗争。3月下旬，在共青团云南特支领导下，第一次昆明学生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云南学生联合总会（简称云南学联），选举马逸飞为学联执委主席，决定出版《云南学生》半月刊。
7月以后，唐继尧当局加紧“反赤”行动，派出大批宪警闯入各校搜捕“赤化分子”，下令通缉李国柱、向镇清、张绍楚、饶继昌、艾思奇等人。为避免损失，上级组织安排李国柱、赵琴仙、毕昌杰、卓于魁等人秘密离开云南。青年努力会则在共青团特支吴澄、严英武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云南青年努力会的多数成员先后加入共青团或中国共产党。至此，云南青年努力会完成了为建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做理论和组织准备的使命。
1925年，大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大浪淘沙。先前云南旅京学生的组织“云南青年团”因政见不同而分裂。9月，以中共党员王复生、王德三、杨青田、李鑫等为骨干的云南旅京左翼学生，在北京成立“云南革新社”，之后设立北京（负责人李鑫、杨立贤、张经辰）、上海（负责人张永和、马锡塘）、南京（负责人赵薪传、甘瑞）、武昌（负责人李梓白）等分社，社员总计约150余人。革新社的宗旨是：“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我们的使命是国民革命，我们刊物的使命，是唤醒民众、团结民众与导率民众”。10月，革新社在北京创办社刊《革新》半月刊，创刊号文章《告云南青年》，号召云南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改造这压迫你们的社会。你们应该觉悟，要想免除你们的压迫，必先改造压迫你们的社会”。第三期王德三文章《云南革命的前途》指出：“改造云南自然第一须代表农工阶级的利益，由下层起，唤醒农工，组织农工，使农工阶级作革命的主力军。此外，知識（阶级）是社会上的先觉分子，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有重大的作用”。《革新》出版7期，每期印刷1 000份，绝大多数邮寄回云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号召云南青年投身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各地革新社组织社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斗争，如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关税自主等运动，在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革新社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从建社初期的几个人发展到60余人。这批党团员后来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骨干力量。
云南革新社的建立，标志着云南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经过革命斗争锻炼，战胜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坚定了信念，扩大了阵地，并促使一批云南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26年3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并在社内成立了党团组织。《革新》也更名为《铁花》。三一八惨案后，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广东和全国各地。新滇社总社迁往广州，由王德三、冯素陶、王振甲等人负责，新滇社成员绝大部分南下广州。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新滇社成员一部分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一部分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部分被派回云南开展党建，建立统一战线，推翻了唐继尧当局。新滇社到此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西南王”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南方最大的一股反动势力和北伐后方的严重隐患。因此，中共广东区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在云南建立国共两党的组织，推翻唐继尧，消除北伐的后方隐患。
1926年5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国民党中央特派云南省党部筹备员、滇籍中共党员王复生和杨青田返滇，筹建国共两党的云南地方组织。由于行踪不密，被唐继尧的特务追捕，处境危险，二人被迫离滇返穗。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滇籍中共党员李鑫回滇，区委书记陈延年布置了建党、倒唐等任务。9月，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中共广东区委又派滇籍中共党员周霄、黄丽生等返滇。
李鑫回到云南后，即与共青团云南特支取得联系，并发展吴澄、严英武、杨静珊等人为中共党员，还以青年努力会为基础，发展共青团员和国共两党的党员。10月底，李鑫与周霄、黄丽生接上关系。1926年11月7日，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周霄家里举行中共云南第一次党的会议。李鑫主持会议，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及书记陈延年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吴澄为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运特派员。
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和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再担负起领导重任，带领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和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云南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必然选择。从此，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下，为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处境，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二、云南革命的新变化
倒唐运动和“二六政变”
1926年下半年，唐继尧强化反共宣传，镇压进步运动。12月，唐继尧建立民治党。此前，军阀的连年混战和横征暴敛，使得云南经济萧条，各族人民水深火热，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唐继尧竭力削弱胡若愚、龙云等四镇守使的兵权，大量裁减其兵员和装备；还通过亲信控制了云南的财权；从而引起滇军将领的不满和非嫡系官员的离心。
中共云南特支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推翻唐继尧军阀反动统治，消除北伐的后方隐患列为首要任务，成立政治斗争委员会，具体分析了云南时局，决定利用唐继尧与四镇守使日趋尖锐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倒唐。经过制造舆论，当面策动，群众请愿三个步骤的工作，全省迅速结成了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倒唐统一战线，中共特支先后与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达成了联合倒唐共识。
1927年2月5日，因唐继尧当局长期拖欠官兵军饷而引发士兵“闹饷”，龙云和胡若愚等借机发难，在昆明抓捕唐继尧的亲信20余人；电催张汝骥、李选廷进兵省城，并联名发出《婉劝唐继尧引退并公开政治的通电》，6日，胡若愚、龙云等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史称“二六政变”。
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倒台，解除了北伐战争后方的最大隐患，也为在云南掀起国民革命高潮创造了条件。
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1927年2月，王德三及第三军政训班的10多名学员先后回到昆明。3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为书记，毕昌杰、张炽、李鑫、吴澄、赵祚传等为委员，下设工、农、妇、军、学、民族等运动委员会。3月8日创办机关刊物《日光》周刊。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不久，“四一二”蒋介石上海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武汉反共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跌入低谷，年轻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面临严峻考验。
形势突变，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与所属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中共云南特委一方面不断派人赴内地联系组织；一方面“凭反动报纸字里行间推知一二”，了解党的策略和工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结合云南实际开展革命斗争。组织发展上，1927年4月底，党团员有130余人。至9月底，增至近200人。自身建设方面：要求和坚持党的活动制度化；注重党团员理论教育和培训，规定党员必读书报；举办了两期党团员训练班和多期农运、工农干部和工人等培训班；1927年8月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开除了在党内制造分裂者，登记的中共党员“确数只有百七十人”。《日光》、《女声》、《云南学生》等刊物和农协会员、进步青年的演讲，积极宣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从不同角度宣传动员各民族青年及妇女投人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唐继尧的倒台，为大革命在云南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云南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云南“赶早成立国民党党部，做好统战工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中央云南省党部特派员、中共党员王复生在昆明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15日，国民党昆明市党员大会在昆明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员杨大经任临执委常务委员。
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和昆明市临时执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在云南初步形成。之后，中共云南特委与国民党左派携手，动员工农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掀起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
云南各地先后成立农民协会，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且都取得了胜利。5月中共云南特委农委在昆明正式成立云南省农民协会。6月，军阀重开战，中共云南特委工委不失时机地把工人运动推向公开，先后建立烟草、纺织、铁路等18个行业工会。7月，昆明总工会成立，领导开展了华安机器厂、滇越铁路昆明站等厂矿工人反对监工制、反对资本家殴打工人的斗争。到年底建立了华安机器厂、石龙坝发电厂等8个厂矿的中共党支部。1927年3月8日，中共云南特委组织昆明妇女及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宣布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4月在昆明召开省城妇女代表大会。决定将妇女励进会、妇女运动会和各界妇女联合会合并，组成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简称“妇协”），机关刊物为年初由吴澄、赵琴仙等创办的《女声》月刊。8月5日，云南妇协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有17个县的代表参加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云南妇女运动进人了新的阶段。“二六政变”后，中共云南特委学委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学生联合会和学联评议会。5月30日，由云南省学生联合会发起召开了全省学联代表大会，47个县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云南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派出党团员到全省各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推动革命斗争。1927年2月，共产党员杜涛蒙自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利用其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4月，建立中共蒙自支部。1927年3月，共产党员李少竹以县教育局长兼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的职务为掩护，成立中共嵩明支部；创办《旭光》周报；4月成立国民党嵩明县党部，9月建立了中共嵩明县委员会。1927年7月初，陈祖武建立中共东川（即会泽）支部。1927年底，李国栋、严英俊等成立了文山县党支部。束家猷、李开旺等建立中共个旧城市支部。1928年春，中共石屏县支部成立。至1928年初，中共云南特委在昆明有14个支部，全省有5個县委，共产党员198人。
粉碎龙云清党反共和驱逐蒋介石特使李宗黄的斗争
云南成立省务委员会后，由龙云、胡若愚轮流担任主席。四镇守使都想独霸云南，但谁都没有取胜的实力。于是，各派军阀争斗再起。
1927年4月11日，龙云依靠昆明耆绅势力挤走胡若愚，自任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于5月11日下令封闭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省农民协会等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群众组织领导人王复生、李鑫、赵祚传等20余人。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云南特委利用云南形势的特殊性和各种矛盾，于5月30日组织学联、妇协、农协等群众团体及国民党左派召开纪念五卅惨案两周年昆明市民大会，揭露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罪行，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人员。龙云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但仍指控王复生、李鑫等6人为“乱党首要分子”，继续扣押，并呈报南京政府欲加杀害。中共云南特委利用龙云与胡若愚愈演愈烈的夺权矛盾，策动胡若愚联合张汝骥于6月I4日发动政变，囚禁龙云。政变后，特委及时利用胡若愚标榜改革政治以收买人心的时机，促使其允许国民党左派公开活动，并释放了王复生等6人，粉碎了龙云在云南的反共清党。
1927年4月以后，蒋介石对云南继续发展的国民革命深感忧惧。得知胡若愚政变囚禁龙云的消息后，为驾驭云南局势，他急派亲信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以中央驻滇代表身份，于7月21日赶到昆明，督促云南实力派清党反共，镇压人民革命斗争。7月底，滇西龙云部推出滇军元老胡瑛指挥部队反攻，胡若愚被迫放弃云南政权逃离昆明。8月13日龙云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
中共云南特委果断地利用龙云与蒋介石、胡若愚、云南国民党右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龙云对蒋介石平衡政策、李宗黄狐假虎威的不满以及对李宗黄立即清党反共要求的虚与委蛇，联合社会各界，以省学联、省农协、省妇协、昆明总工会等名义联名发表声明，表示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左派）愿与龙云政府合作，同时把反蒋驱李斗争与反对川黔军进兵云南结合起来，获得了龙云的支持。这样，就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地方当局默许的反蒋驱李的联合战线和群众运动。
11月3日下午，李宗黄卫队在昆明武庙枪杀了正在向群众演讲的、成德中学学生、共青团员梁元斌，制造了云南国民革命第一桩反革命血案。中共云南特委抓住时机，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揭露李宗黄到云南督促云南政府实行清党反共、镇压云南人民的罪恶目的，领导和发动昆明各界群众召开“云南农工商学兵联合救滇大会”，把反蒋驱李运动推向高潮，成功将蒋介石特使李宗黄驱逐出云南。李宗黄溜走前惊叹：“在全国共产党业经逐渐消灭，而本省共产党则反如旭日东升。”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取得了驱逐蒋介石特使李宗黄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在云南策动清党的计划又一次破产。
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底，中共云南特委接到了八七会议有关文件。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云南特委把工作重心开始从昆明转移到滇越铁路及沿线工矿、全省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结合云南实际进行武装斗争的探索和实践，为此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党的工作重点向工矿和农村转移
1928年1月12日，龙云政府组成“清共委员会”，发布清党密令。曾经标榜革命的龙云，开始镇压革命。据《布尔什维克》报纸公布的统计资料，在龙云政府的清党中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捕，约120人牺牲或失踪。赵琴仙、陈祖武、罗彩是第一批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工会、农协、妇协和学联等组织全部被停止活动，中共特委的工作完全转人地下。
中共中央对云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革命形势、革命口号、武装暴动及中共特委与国民党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具体指示。明确了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性，但也明显反映出当时党内滋长的“左”倾盲动情绪。如批评特委依靠国民党左派是“没有决心反对国民党”，对滇军的统战工作是“军事投机的幻想”等。
中共云南特委收到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后，于12月8日至9日在昆明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及告党员书，认真讨论修改了《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的决议草案》，并正式形成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还决定建立迤南区委、蒙自县委及个旧临时县委。会议对全省工作作了全面布置。
1928年初，省临委组织党团员向滇南铁路沿线、矿山及全省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发动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到1928年底全省先后建立易门、石屏、昭通、建水、曲靖、江川、嵩明等县的党支部和个旧西区区委。蒙自县有党团员151人，16个支部，3个区委，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中组织健全、战斗力强的县委。滇南的铁路、工矿工作也得到迅速发展。中共迤南区委在滇越铁路沿线大站、机修厂、电灯公司、海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6月，成立了云南铁路总工会。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至1929年2月底，滇越铁路发动过8次罢工斗争，其中6次取得胜利。个旧锡矿于1928年11月建立了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打开了矿山工作的局面。
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王德三编写的《夷经》，革命歌词《土地大革命》、《点兵歌》等；赵祚传编写的《农民四字经》；李鑫写的《走厂调》、《月叹穷》、《过年调》等20多首歌谣，以内容上的革命性、形式上的传统性、语言文字和曲谱上的通俗性，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云南各民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为适应大革命失败后严酷形势下“秘密斗争”的需要，也为了“防止党的指导机关再走到机会主义的危险”，中共云南省临委特别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7年12月将全省工作分成12个区域。1928年1月建立中共昆明市委，1929年改为中共昆明委员会，由省临委直接领导。
1928年4月，由于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委员李子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为加强省临委机关的集体领导，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临时组成特委，赵祚传为书记，行使省临委职权，领导全省的斗争。
在加强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受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关于改造党的具体办法》，必须提拔工农党员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等“左”倾思想影响，中共迤南区委和蒙自县委改选，主要领导均由工农干部担任，结果造成工作停顿。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干部工作指导思想，到6月以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由于中共云南省临委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矿和农村，同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组织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到1928年底，云南的党团员从龙云清党前的198人，增加到600多人，建立了中共迤南区委、蒙自县委和个旧、石屏、嵩明3个临时县委及16个特支、10多个党支部。
中共组织和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后，活动经费拮据，广大党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工作。1928年6月，赵祚传从昆明步行回家乡大姚，说服父亲变卖田产，拟将全部款项交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就在他准备返昆时被龙云政府逮捕，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被杀害于大姚，牺牲时年仅26岁。
中共云南特委根据1928年5月《中央致云南临委信》要求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产生5人至7人的临时省委的指示，于1928年10月13日至14日在蒙自查尼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委委员、迤南区委委员、蒙自等县的代表、指定的工运和共青团代表以及刚由中共中央派回云南工作的张舫共17人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會决议案》。决议案体现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斗争实践中结合云南实际思考问题的探索精神。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陈廷禧任书记。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地下活动时期召开的唯一党代表大会，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29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认为“云南第一次大会的决议案，大体上尚是对的”。
贯彻党的六大方针，深入开展工农群众运动
1928年11月11日，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六大的云南临委书记王德三从莫斯科回到云南。随后到全省各地巡视，向昆明、蒙自等地的党支部传达六大精神。12月11日，王德三在昆明主持召开中共云南省临委第三次全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根据六大精神作出了《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1929年1月初，原在上海和湖北担任领导工作的滇籍共产党员张永和与从莫斯科归国的李国柱由中央指派回到昆明。张永和带回了六大的全部文件。l月19日，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在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六大文件，王德三作传达报告，省临委作工作报告。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会议将名单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提出了常委变更意见。5月1日，省临委全委会按中央意见，重新确定了省临委常委。
中共云南省临委扩大会议后，党组织根据六大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巩固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方针及“尽可能领导经济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的指示，深人工农群众，以改变组织名称的方式恢复和发展群众组织，如个旧锡矿“兄弟会”、昆明学生“文学研究会”等，并通过这些组织领导了各地的群众斗争。
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临委领导的工人斗争尤为突出。1929年3月，个碧铁路全路3 000多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当局同意加正薪百分之二十，加津贴百分之二十。云南铁路史上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4月，中共迤南特委发动了滇越铁路工人要求加薪、反对夺工、罚工的斗争。同月，李鑫、戴德明领导的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工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取得胜利。工人运动的兴起及高涨，引起了锡务公司和反动当局的关注。5月初，李鑫等5人被捕，16日，李鑫、戴德明、杨逢春、巨伯年4人在蒙自被杀害。
宜良是滇越鐵路的一个大站，宜良境内的可保村煤矿有2 000多名矿工。中共云南特委多次派人到宜良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协分会。1929年1月，省临委直接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到年底，建立了5个支部和1个特支，20余名党员，3个秘密工会，基本实现了使昆明经宜良与滇南铁路、个旧锡矿的工农运动联成一片，形成全省性工农运动的目标。
1928冬，中共墨江特别支部成立，1929年春改为中共墨江支部，熊文和任书记。组织了30多个农会，有会员2 000多人。1927年9月中共普洱区委成立，1928年初改为特支，1929年底建立中共宁洱县委，并通过青年努力社、互济会和同乡会传播进步刊物，宣传发动群众。到1929年4月，普洱有党员35人，互济会会员近千人。
留昆党团员仍然坚持在城市中的斗争。192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周年，共青团昆明市委发表《五四纪念告云南学生书》，揭露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号召青年继续五四革命精神，到工农兵士中去，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8月7日，中共云南特委与共青团昆明市委联合发表《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告云南民众》，揭露龙云建立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欺骗民众，实现其把持地盘的罪恶目的。9月，为营救被捕同志、安葬死者及抚恤家属，中共云南特委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从11月起，党组织开始在昆明工人培养骨干，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和工会的组织。通过发动工人开展日常经济斗争，并逐步将其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1929年1月恢复了亚细亚烟草公司的党组织，建立了3个工人党支部，在自来水公司、模范工艺厂、兵工厂等单位发展了党员。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尝试
大革命失败，使共产党人得到了血的教训，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尤为深刻。1928年以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一面派人到工矿农村发动工农、开辟新据点，一面组织工农暴动、进行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艰苦探索和实践。1928年1月，中共迤南区委杜涛领导的蒙自小东山农民暴动，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云南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次尝试。9月，中共蒙自县委选调人员枪支，组成了30余人枪的查尼皮游击队，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游击武装。同年底在文山小塘子苗寨组建的苗族农民武装，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的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1928年10月以杜涛为书记组织的蒙自县阿加邑秋收暴动虽因种种原因而流产，杜涛同志被捕，1929年5月2日牺牲，但阿加邑秋收暴动，但“是我们党在云南清共后，第一次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的武装斗争，给云南党的武装斗争留下了实际斗争经验和深刻教训。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实践，虽然规模较小，成果也有限，但它以云南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早探索，以云南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勇敢实践，在云南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四、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遭受破坏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国民党云南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党组织年轻和缺乏经验，加之党内少数意志薄弱者的叛变，云南党组织遭受了破坏。
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的成立及其领导的艰苦斗争
1929年底，根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多次请求，中央批准云南召开代表大会，产生正式省委。1930年1月28日至30日，中共云南省临委扩大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由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主持并作政治报告，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健全昆明及蒙自、陆良等中心县委的工作；建立巡视员制度，加强省委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之后，召开全委会对省委委员进行了调整和分工，书记王德三。会议形成决议，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省临委扩大会和省委全会总结了经验教训，找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使云南党组织得以在艰苦环境中继续有力地领导全省的斗争。
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各地工作的领导。省委直接领导了昆明地区的工作，“主要的是以铁路、五金工业、市政工人、自来水、电灯公司等工人为工作中心”。同时加强在滇越路、个碧路党的工作。撤销迤南特委和蒙自县委，建立中共蒙自中心县委，领导个旧、石屏、个碧铁路支部和蒙自县属等14个支部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滇南农民运动此起彼伏。
中共云南省委也加强了军运工作。中共党的军运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全省各地军队及士兵的动向，每周定期交流情报，研究工作方案；并在滇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还将朱德、毛泽东署名的《告士兵书》改作《告云南士兵书》，油印散发到滇军士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滇军第98师军士教导队、第99师一团士兵、总指挥部卫士队都闹饷哗变。当广西工农红军发展到云南富宁田蓬一带的时候，士兵的情绪更为活跃。5月，滇军按蒋介石指令开进广西，省委派人沿途做宣传工作，深入士兵中领导兵变工作。各地党的组织还注意做民团土匪的工作，有的已有党的组织基础，有的则建立了公开的群众组织。
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后，继续领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0年2月的马关八寨暴动，虽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能实现消灭地霸武装，攻取县城、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预期目标，但党组织坚持斗争，利用地主阶级内部矛盾除掉了国民党文（山）、西（畴）、马（关）3县联合团团长曹仁恭，为民除了一害，在滇南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远影响。陆良暴动是云南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又一次尝试，它震慑了反动统治集团，在全省各族人民中播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火种。同时，会泽、普洱、墨江等地，党组织都在秘密组织武装，准备发动武装暴动。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共云南省委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虽然大都失败了，但它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前仆后继的坚定信念，锻炼了组织和群众，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遭受破坏
云南各地革命斗争的开展，特别是武装暴动和兵变的不断发生，引起了各地反动分子的极度恐慌。他们纷纷致电龙云政府，要求镇压共产党组织。
1930年3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通过了“严制反动”的反共提案。龙云在昆明派出大批特务侦探、便衣警察，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时间白色恐怖甚嚣尘上。
5月初，由于共青团云南省委交通员彭祖祜的自首叛变、中共云南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等人的被捕叛变，在昆明的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大部分被破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刘平楷、省委军运负责人张舫等负责同志大都被捕。7月26日，刘平楷、张舫二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云南模范监狱。
5月6日，在昆主持省委工作的宣传部长张经辰，立即以省委书记名义向中央作了简短汇报，并连夜通知中央及各地方党组织，停止使用原来通信联络机关的地址，改变一切组织联系形式。同时，设法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组织力量营救并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6月18日，王德三、张经辰等在马关八寨召开省委紧急扩大会议，总结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教训。会议研究了工作计划，委员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经辰前往中央汇报情况，请求帮助解决工作和经济上的困难。李国柱和吴澄继续坚守昆明。王德三等继续留在滇南领导革命斗争。
反动当局破坏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得手后，继续使用各种方法侦讯，公开出高价收买叛徒，妄图一网打尽云南的共产党。10月，中共云南省委秘密交通员王少猷、姜济川，相继被重金收买而叛变。11月初，由于姜济川出卖，张经辰被捕；19日，王德三离开昆明准备去上海，被王少猷出卖而被捕。接着，杨东明、李希白等人亦被捕。12月上旬，李国柱、吴澄被逮捕。1930年12月31日，龙云政府将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杀害于昆明。至此，中共云南省委完全被破坏，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失去了与上级的组织联系。
云南共产党人早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从1926年中共云南特委建立到1930年底云南省委遭破坏的4年多时间里，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理论和实际经验。但是，共产党人胸怀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和英勇献身精神，宣传、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风暴，开创了云南党组织的光辉斗争历史。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建立后，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至1929年6月，全省有党员556人，建立特委1个，县委5个，支部68个。党组织分布于昆明及滇东、滇南20余县。
在4年时间里，云南地方组织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工农群众运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为以后党在云南开展工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宝贵经验：其一，开创性地探索和实践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云南实际开展革命斗争；其二，注重省情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三，建立巡视员制度，了解各地情况，指导党的工作，为省委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其四，初步探索和实践了党的民族工作；其五，创造性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的纪律；其七，探索农村武装斗争并积累了经验。
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机关被破坏，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惨重损失。除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敌众我寡等客观原因外，也有许多主观因素造成的教训值得汲取：首先，受“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如，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城市中心”思想，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即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工矿农村，省委机关仍留在省会。其次，党的组织不纯和缺乏地下斗争经验是党组织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再次，缺乏建立革命据点、开展长期斗争的意识。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早期革命斗争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给后来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王德三等革命知识分子在云南传播马列主义的开创性工作、领导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鼓舞着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