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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传统医学也在“战疫”中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近年来，中医始终覆盖着神秘的面纱，也饱受着大大小小的争议。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352场瘟疫，中医从未缺席。
面对疫情，中国古代社会如何应对？中国传统医学为抑制疫情蔓延曾做过哪些努力？中医应如何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职业医师陈昱良，就以上问题做了相关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疫病隔离制度的国家
南风窗：今天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防控措施是“隔离”。在古代，面对大规模瘟疫暴发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隔离及定点医院的措施？
陈昱良：在古代是有隔离措施的。甚至，中国的“隔离”制度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
近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份秦朝的律政文书中，就有很明确的关于麻风病防治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只要检查确诊，直接送去隔离。隔离的地方称为“疠迁所”，至今有2200多年历史的疫病隔离措施，就是从“疠迁所”开始的。
到了唐代，有一段时间麻风病流行，政府就直接开辟了“疠人坊”，由官方出资收购一些寺院中的空置房屋，作为专门的麻风病医院，男女分住，政府给予供养，可以说非常科学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传染病进行隔离预防几乎是一个“深入骨髓”的概念。即使在《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中，都会有“隔离”出现：晴雯着凉了，按照贾府的规矩，患感冒就要搬出去住，避免传染他人。
但我必須要强调一点，古代中国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大帝国政府”。“隔离”制度在当时首都的执行情况可能比较理想，但到了边疆，可能就会打折扣。
隔离的地方，也负责治疗，有点像今天的定点医院，是一种政策保障。但是保障能执行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级别的“疠迁所”里，是不一样的。
南风窗：面对疫情时，中国古代社会有环境消杀的措施及保护身处防疫前线医生的相关措施吗？
陈昱良：有的。最早在三国时期的很多道教文献中，就已经有记载，对患病之人居住的地方、治疗时使用的器械、患者的衣物卧具，需要经过专门的消毒或者处理措施。
就环境消杀来说，清代的时候，宫廷档案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载。常见的比如：烟熏消毒、蒸汽消毒，都是对集体空间的空气进行消毒的办法。
百姓个人会随身佩戴香囊，夜晚时放置在床头，里面有一些特定的中药，通过这种方式用草药的气味进行自我保护。
身处防疫前线的医生，当时虽然没有如今的这些防护用品，但有规定医患之间的“诊疗原则”，比如“宜远不宜近”；观看患者的口鼻时，古代医家叫“存气少言”，医生屏住气、不说话进行诊治；还有“夜勿宿于病者之家”，从规定的层面提出了很多防止传染的措施。
南风窗：综合来看，中国古代政府是否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对疫情系统？疫情暴发时，从朝廷到基层，这一系统是怎样运作的？
陈昱良：有的。我用北宋时期首都发生过的“开封大疫”来举例。
开封城比较特殊，比起坊市分离、管理严格的唐长安，它是一种“杂居”的形式，又取消了宵禁，在人口密度、人员流动性、居住环境上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城市，可以作为一个“同类项”来比照。
发生在开封的这次疫病属于肠道疾病，大疫之前刚刚经历了旱灾，且夏天非常炎热，开封作为宋代的首都，人口众多、居民密集，情况是很严重的。
面对这次疫情，宋太宗的政府做了几个很重要的措施。首先，政府撰修了“太平圣惠方”—一个医学知识的汇集，直接就把“太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及全国各地，为疫病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指导方针，类似于现在国务院印发的《防治新冠肺炎防控指导意见》。
其次，就是进行上述的隔离治疗、发放免费药物、环境消杀、水源清洁等相关措施。同时，皇帝会派遣身边的宦官去监督负责疫情处理的高级官员，随时直接向皇帝汇报疫情救治情况。
最后，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会要求所有的皇帝在遇到疫情的时候，要好好反省自己，包括闭门思过、下“罪己诏”一类的行为。在这种道德约束之下，民间的乡绅，会在疫病发生的时候去自发建医院、自费购买药品发放、自觉传播防疫知识，和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施舍食物一样，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
隔离的地方称为“疠迁所”，至今有2200多年历史的疫病隔离措施，就是从“疠迁所”开始的。
“开封大疫”的防控效果非常好，在农历6月份就全面控制了疫情的事态。从这场《宋史》记载的第一场大型瘟疫的防控胜利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重视、政府机构的有效配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动员和监督、财政的支持，加上医学知识的支持、道德的约束等综合起来，打赢了这场战“疫”，也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开封大疫”之后的古代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时候，就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流程化的处理措施。并且，北宋处理疫病的经验，对当时的辽西夏、高丽、日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今日，也有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去沿袭的一些宝贵经验。
中医也有“疫苗”
南风窗：中国古代是否有运用传统医学治疗有效控制住疫情的案例？
陈昱良：前面提到的“开封大疫”就是运用中医药方成功抑制疫情。这个“药方”包括食疗方和纯粹的“药”方两部分。“药”方的部分，因为特定的药物存在一定的购买难度，普通民众也没有购买它的经济承受力，所以一般来说，政府会负责批量发放。北宋时期，地方官甚至会把特定的药材直接放到水井中，通过公共饮水系统来实现对疫情的预防。
反观中医，类似之前所说对治疗“大头天行”药方的改良，以及不断根据临床现实将新的疫病纳入新的诊疗体系，从“伤寒”到“温病”到“寒凉”，每一步的进步都伴随着纯粹的临床实践。
今天，中医常常因为没有“动物实验”“双盲对照实验”而饱受诟病。这些实验方式固然是科学的，但可能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中医的针灸，要如何对患者进行双盲？动物和人在穴位问题上如何相提并论？
中医的整个发展变化，是非常单纯的临床经验、“人体实验”的结果，并且运行了几千年，不应该硬将西方的办法往中医上按。我始终强调一点：科学没问题，科学是一个认识世界的很好的手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方法。
现代中医发展需寻求“同一语言平台”
南风窗：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也介入了治疗，并且具有了一定的疗效，这会是一个中医被重新重视的机会吗？
中医药遭遇现在的困境，不是因为它没有疗效。它一直以来都是有疗效的。它的困境在于它的理论体系、它的整个语言表述方式，现代人没法接受。
陈昱良：我承认是的，因为它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去看到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无论是重症还是轻症的防治过程中，中医药都可以用疗效说话。
但同时我们还得看到一个问题，中医药遭遇现在的困境，不是因为它没有疗效。它一直以来都是有疗效的。它的困境在于它的理论体系、它的整个语言表述方式，现代人没法接受。
比如一个老太太说自己胸闷，西医开单去做心电图，哪怕她不识字，只是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明白“要进行一个与心脏有关的要用电的检查”。但中医没办法这么简单直白。
在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名患者发热，西医的诊断很明确，“不明原因发热”，中医的诊断则是“营卫不和”—医生解释给患者很困难，患者又会觉得被欺骗了。
中醫若想在现代有所发展，就要和现代医学处在同一语言平台。如果中医在这一方面努力不够，将永远都得不到现代医学的承认。中医究竟能够给现代的人类健康作出多大的贡献，取决于每一个中医人的努力。
南风窗：如今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普通民众，可以从中医史的角度获取哪些经验与启示？
陈昱良：中医最传统的观点是“治未病”。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让自己的身体相对处在一个平和的状态里，不让自己过劳、压力过大、过于缺乏运动、饮食过于偏颇，以最佳的状态减少自己感染传染性疾病的可能。用我们现代医学的话讲，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以及遵从疫情防控，配合隔离。
在经历过非典之后，所有的公共设施都保留了每天消毒的习惯。我们会在公交车、电梯上看到“今日已消毒”，非典某种程度上促使大家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相信通过这次的疫情，一些不正确的生活观念也会得到修正。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一点东西，就是对待疾病的态度，和努力向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