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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中考到底准备好了吗
前不久,云南省教育厅向媒体宣布,从2010年开始,云南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统一的初中升学考试。到2012年,云南省的高中将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级和学业水平测试这两项指标来进行择优录取。
完善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进而深化初中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是各地教育部门一直追求的目标。云南省在这方面的探索和革新精神应该提倡和鼓励。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取消中考云南省到底准备好了吗?
中考之所以被人们关注,之所以有引导初中教育向应试化方向发展的能力,是因为中考可以使考试中的胜出者得到享受“利益”的权利,而失败者失去享受“利益”的权利。因为有利益存在,所以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利益越大竞争就会越激烈,这是规律。那么初中考生通过中考在竞争什么利益呢?那就是享受最好教育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一种利益。目前,中考决不仅仅是考查学生学业水平这么简单,隐藏在中考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反过来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让中考充满了竞争,让中考越来越变味,越来越失去考查学生学业水平的功能,而变为应试教育的极点——一场考试决定考生三年的学业成绩。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教育资源还存在巨大的不均衡,那么,取消中考只不过是头痛医头的做法,虽然中考取消了,但另一种竞争会随之出现,它同样也会影响初中考试评价制度,使其走向另一个困境。
制度的种子很好生长的土壤很坏
2010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将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通过评审的39所学校的校长可以实名形式推荐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北大将对中学校长所推荐学生的资料进行审核,通过者将免予参加自主招生笔试而直接进入面试。
不管是哪一种制度和做法,都有其不足之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校长推荐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理论上它可以弥补高考的不足之处,是探索自主招生的有益尝试。
但是,保障这种制度实践的“土壤”却坏得不是一般。以往种种徇私舞弊事件已经使人对制度的设计不抱任何美好的想法。在当前学校里连排座位、选班干部这样的小事都充满“人情味”、都要看家长背景的现实下,还有什么事可以不存在徇私舞弊呢?
2008年汶川灾区校长推荐自己的儿子免试上复旦大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例子。2009年浙江、重庆两地的高考加分丑闻和以往为获得保送、加分等资格而产生的违法、违纪事件不在少数,仔细看看这些事件的背后,权力和交易的魅影无不存在。目前,社会环境和监督体系还无法保证这一制度按照其设计不打折扣的实施。
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
比一个农村的孩子素质更高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京论坛举办期间接受采访时说: “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说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群体中成长起来,他们更会知道尊重别人,会更能吃苦。”他认为,素质要全面考量,一个所谓的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比一个农村的孩子素质更高。“他们能吃苦耐劳,尊重别人,知道感恩,这是比会背一些诗歌,多解一道数学题更高的素质。”
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比一个农村的孩子素质更高。这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表达,也是一种真知灼见。素质是一个人在学习、生活当中长期积累和完善起来的体质、情感、知识、能力和修养的总和。它并不是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个人的学习、修为都可以使一个人拥有较高素质。
当前,不少地方和学校高举素质教育大旗却进行应试教育,教育的理想和信念、本真和崇高都被量化成一条条指标,在行政的干预下如同企业和工厂一样讲起了效益和效率。在这种大环境下,素质教育中的素质也就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讲求量化。参加了几个兴趣班、学了几门才艺就说提高了素质,甚至有些学校把见了老师问好、回家帮忙做家务都当成素质教育实施。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最起码的素质,如果把这些当作素质教育来实施,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反讽和侮辱。
周其凤校长的这番言论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即素质教育面临的尴尬和许多教育工作者对素质的曲解和狭义化。
前不久,云南省教育厅向媒体宣布,从2010年开始,云南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统一的初中升学考试。到2012年,云南省的高中将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级和学业水平测试这两项指标来进行择优录取。
完善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进而深化初中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是各地教育部门一直追求的目标。云南省在这方面的探索和革新精神应该提倡和鼓励。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取消中考云南省到底准备好了吗?
中考之所以被人们关注,之所以有引导初中教育向应试化方向发展的能力,是因为中考可以使考试中的胜出者得到享受“利益”的权利,而失败者失去享受“利益”的权利。因为有利益存在,所以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利益越大竞争就会越激烈,这是规律。那么初中考生通过中考在竞争什么利益呢?那就是享受最好教育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一种利益。目前,中考决不仅仅是考查学生学业水平这么简单,隐藏在中考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反过来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让中考充满了竞争,让中考越来越变味,越来越失去考查学生学业水平的功能,而变为应试教育的极点——一场考试决定考生三年的学业成绩。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教育资源还存在巨大的不均衡,那么,取消中考只不过是头痛医头的做法,虽然中考取消了,但另一种竞争会随之出现,它同样也会影响初中考试评价制度,使其走向另一个困境。
制度的种子很好生长的土壤很坏
2010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将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通过评审的39所学校的校长可以实名形式推荐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北大将对中学校长所推荐学生的资料进行审核,通过者将免予参加自主招生笔试而直接进入面试。
不管是哪一种制度和做法,都有其不足之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校长推荐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理论上它可以弥补高考的不足之处,是探索自主招生的有益尝试。
但是,保障这种制度实践的“土壤”却坏得不是一般。以往种种徇私舞弊事件已经使人对制度的设计不抱任何美好的想法。在当前学校里连排座位、选班干部这样的小事都充满“人情味”、都要看家长背景的现实下,还有什么事可以不存在徇私舞弊呢?
2008年汶川灾区校长推荐自己的儿子免试上复旦大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例子。2009年浙江、重庆两地的高考加分丑闻和以往为获得保送、加分等资格而产生的违法、违纪事件不在少数,仔细看看这些事件的背后,权力和交易的魅影无不存在。目前,社会环境和监督体系还无法保证这一制度按照其设计不打折扣的实施。
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
比一个农村的孩子素质更高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京论坛举办期间接受采访时说: “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说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群体中成长起来,他们更会知道尊重别人,会更能吃苦。”他认为,素质要全面考量,一个所谓的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比一个农村的孩子素质更高。“他们能吃苦耐劳,尊重别人,知道感恩,这是比会背一些诗歌,多解一道数学题更高的素质。”
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比一个农村的孩子素质更高。这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表达,也是一种真知灼见。素质是一个人在学习、生活当中长期积累和完善起来的体质、情感、知识、能力和修养的总和。它并不是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个人的学习、修为都可以使一个人拥有较高素质。
当前,不少地方和学校高举素质教育大旗却进行应试教育,教育的理想和信念、本真和崇高都被量化成一条条指标,在行政的干预下如同企业和工厂一样讲起了效益和效率。在这种大环境下,素质教育中的素质也就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讲求量化。参加了几个兴趣班、学了几门才艺就说提高了素质,甚至有些学校把见了老师问好、回家帮忙做家务都当成素质教育实施。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最起码的素质,如果把这些当作素质教育来实施,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反讽和侮辱。
周其凤校长的这番言论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即素质教育面临的尴尬和许多教育工作者对素质的曲解和狭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