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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素的照片中，就像在迪伦的音乐中一样，我们能看见迪伦的信念和同情心，他的幽默和他对歌曲的爱。
鲍勃·迪伦于1961年冬前往纽约、抵达格林尼治村的故事，已经被许多作者记载下来。对迪伦的资深拥趸来说，这是一个传奇故事，是此时的一个神话，他们由此可以重访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那些探索经历。迪伦在他的自传《编年史》中写道：“民谣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它们是图画，是比我能说出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的图画。”
这本书中，特德·罗素的照片，是对迪伦这种说法的佐证。这些图像不只是对我们讲述了迪伦进入格林尼治村及其民谣世界这一阶段，实际上，它们还将之描绘出来了。这些照片一直都没有成书出版，直到今天。它们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聚焦于这段英雄旅程中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岁月，以及最初在纽约那段日子的气氛。迪伦说过：“对纽约，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立刻意识到我来对了。纽约，一座将要造就我命运的城市。”
纽约造就了罗素的命运
纽约也会造就摄影师特德·罗素的命运。特德出生于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随家人移居到小村希普莱克。小村与一座农场毗连，在泰晤士河畔亨利镇下游三英里。他和他的哥哥罗宾，在他们的“战争花园”里辛苦种植蔬菜，有时在相邻农场收获土豆、糖用甜菜和黄瓜，挣些零用钱。
1946年，特德·罗素移居到布鲁塞尔，其时他的父亲取代了沃尔特·克朗凯特，担任合众社的总编辑。罗素成为《顶点报》的特约记者，并跟随布鲁塞尔美艺厅官方摄影师、著名摄影家约瑟夫·卡耶做学徒。在布鲁塞尔这段时间，当《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成为了罗素的人生理想。那是他的梦想。他通过琢磨《生活》里那些伟大摄影师的作品和报道来自学。罗素曾承认：“《生活》是我的摄影手册。”
而后，罗素成为《现在》杂志社的一员，《现在》是由《星条旗报》的一些前员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美国占领区出版的英文图片杂志。《现在》停刊后，他为纽伦堡《军队聚光灯》杂志拍过封面，做过拍摄瓦尔卡难民营附近难民的自主项目，报道过尼斯的马蒂·格拉斯狂欢节，还曾想过去巴黎做自由记者，直到花光了钱，登上玛丽女王号邮轮到了纽约。抵达时间是1952年4月，带着四部相机、二百美元，他起初住在东五十一街匹克威克·阿姆斯酒店，每晚房费二点五美元，而后很快搬进一间带家具的出租房，周租金十美元。通过《纽约时报》刊登的分类广告，他找到一份周薪四十美元的工作——给著名时尚摄影师莉莲·巴斯曼做暑期替补助手，后者为《时尚芭莎》工作，而她的丈夫保罗·希梅尔，在《生活》做男性时尚摄影。罗素也协助工作室第三位成员，为《时尚》杂志拍封面的法国著名摄影家罗歇·普里让。罗素要布置灯光，给相机上好胶卷，读取亮度数据，设置曝光时间，在暗房冲印，以及做其他各种必做的杂活儿。
1952年8月，罗素应征成为陆军第二工兵大队的战地摄影师，战争期间在朝鲜半岛工作了十八个月。他也因此有机会拍摄获遣返的美军战俘，其中包括荣誉勋章获得者、在停战后到了板门店南部的“自由村”的威廉·弗里希·迪安将军。1955年重回纽约之后，他开始继续拍摄一些独立项目，并积极从一些较小的杂志寻求订单。其后，他同时为《现代摄影》和《大众摄影》两份杂志工作，并与《君子杂志》签约，赴华盛顿特区数日，拍摄著名诗人兰德尔·贾雷尔，国会图书馆第十一任桂冠诗人顾问（后更名为“美国桂冠诗人”）。他立志要弄出一部能拿得出手出示给《生活》杂志的摄影集，为此他拍摄了工作中的消防员、罢工运动中的纠察员，还拍了一个摄影专题。1956年7月，意大利远洋班轮SS安德烈亚·多利亚号与瑞典轮船斯德哥尔摩夫人号在美国楠塔基特沿海相撞，让罗素有机会去拍摄这桩悲惨海难的后续新闻。他花了两天两夜，拍摄了海难幸存者与其亲人的激动人心的团聚场面。
这最终成了他首次在《生活》杂志发表的作品，并在稍后打开了一扇门，让他有机会向助理编辑弗兰克·坎皮恩展示他的摄影报道集和已经发表的东西。坎皮恩答应要给他工作。“我不会让你去拍乡村医生专题之类，”他告诉罗素，“但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一项新闻任务。”这之后不久，坎皮恩兑现了承诺，并且在接下来的十二年，罗素持续、定期地从他和《生活》杂志的其他图片编辑那里接受拍摄任务。
录了一个音乐艺术家的最初岁月
1961年拍摄鲍勃·迪伦，除了一位雄心勃勃的自由摄影师想以又一个题材向一份杂志投稿以外，看不出来有其他什么明显原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特德·罗素的这组照片如此不寻常。正是这些照片，提供了对迪伦这位全新的歌手和吉他表演者，一种真正坦率的观察角度。这些迪伦在他卓越的演艺生涯开始之初在格尔德民谣城表演的照片，捕捉到了这位年轻表演者眼中的火花。在罗素的照片中，就像在迪倫的音乐中一样，我们能看见迪伦的信念和同情心，他的幽默和他对歌曲的爱。不管那灵感是来自小理查德还是伍迪·格思里，迪伦的音乐都清清楚楚植根在传统里，然而又是当代的，关乎他自己的时代，这持续了好几十年。
这些摄影作品的另一个引人入胜之处，是它们记录下了迪伦开始自己写歌，说出他想说的话的时期。虽然在第一张专辑里，迪伦只选了三首原创，但那份录音，连同专辑其余部分的翻唱选曲，包含了他在那以后一次次重返的主题：爱、自由、正义、必死性、救赎、友谊和在路上的人生。
1963年在纽约，受《生活》杂志委派，在国家紧急事件公民特权委员会年度权利法案晚宴上，罗素拍摄了迪伦接受该委员会颁发的潘恩奖的情景，该奖表彰迪伦在争取公民自由方面的卓越行动。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是当晚的一位演讲者，与迪伦同坐在台上，显然两人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鲍德温当时常去老格林尼治村，在特德关于那场著名活动的照片上，他和迪伦看起来志趣相投。
1964年，罗素拍摄了一组迪伦坐在公寓窗边桌子旁打字的照片，为这位歌曲作者留下了精彩的工作照。这些照片捕捉到了富有魔力的时刻。在背景中能看到迪伦屋子里，一年前作为奖品领回的汤姆·潘恩的相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迪伦将不同音乐类型和歌词融合，以最为深刻的方式改变了流行音乐。在格林尼治村的这一时期，迪伦更新并拓展了伟大的美国歌集，日后还会进一步革新美国音乐传统。
直到迪伦最早的两张专辑先后在1961年11月和1962年4月发行，其他摄影师才开始注意到这位音乐家（虽然唐·亨斯坦和约翰·科恩也拍过极好的“早期迪伦”照片）。自那以后，拍摄过迪伦的、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摄影家，有理查德·艾夫登、戴维·加尔、丹尼尔·克雷默、安迪·沃霍尔、巴里·范斯坦、安妮·莱博维茨、威廉·克拉克斯顿、吉姆·马歇尔、杰里·希茨贝格、肯·里根、马克·塞利格、丹尼·克林奇，还有许多。迪伦作为拍摄对象，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特德·罗素的这部摄影集是对经典的一个独特贡献：它记录了迪伦作为一个音乐艺术家在格林尼治村起步的最初岁月。鲍勃·迪伦，一位不羁的诗人，在许多人看来，会成为我们时代最原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作者，而这位艺术家年轻时的肖像丰富了我们的认知。
鲍勃·迪伦于1961年冬前往纽约、抵达格林尼治村的故事，已经被许多作者记载下来。对迪伦的资深拥趸来说，这是一个传奇故事，是此时的一个神话，他们由此可以重访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那些探索经历。迪伦在他的自传《编年史》中写道：“民谣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它们是图画，是比我能说出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的图画。”
这本书中，特德·罗素的照片，是对迪伦这种说法的佐证。这些图像不只是对我们讲述了迪伦进入格林尼治村及其民谣世界这一阶段，实际上，它们还将之描绘出来了。这些照片一直都没有成书出版，直到今天。它们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聚焦于这段英雄旅程中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岁月，以及最初在纽约那段日子的气氛。迪伦说过：“对纽约，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立刻意识到我来对了。纽约，一座将要造就我命运的城市。”
纽约造就了罗素的命运
纽约也会造就摄影师特德·罗素的命运。特德出生于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随家人移居到小村希普莱克。小村与一座农场毗连，在泰晤士河畔亨利镇下游三英里。他和他的哥哥罗宾，在他们的“战争花园”里辛苦种植蔬菜，有时在相邻农场收获土豆、糖用甜菜和黄瓜，挣些零用钱。
1946年，特德·罗素移居到布鲁塞尔，其时他的父亲取代了沃尔特·克朗凯特，担任合众社的总编辑。罗素成为《顶点报》的特约记者，并跟随布鲁塞尔美艺厅官方摄影师、著名摄影家约瑟夫·卡耶做学徒。在布鲁塞尔这段时间，当《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成为了罗素的人生理想。那是他的梦想。他通过琢磨《生活》里那些伟大摄影师的作品和报道来自学。罗素曾承认：“《生活》是我的摄影手册。”
而后，罗素成为《现在》杂志社的一员，《现在》是由《星条旗报》的一些前员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美国占领区出版的英文图片杂志。《现在》停刊后，他为纽伦堡《军队聚光灯》杂志拍过封面，做过拍摄瓦尔卡难民营附近难民的自主项目，报道过尼斯的马蒂·格拉斯狂欢节，还曾想过去巴黎做自由记者，直到花光了钱，登上玛丽女王号邮轮到了纽约。抵达时间是1952年4月，带着四部相机、二百美元，他起初住在东五十一街匹克威克·阿姆斯酒店，每晚房费二点五美元，而后很快搬进一间带家具的出租房，周租金十美元。通过《纽约时报》刊登的分类广告，他找到一份周薪四十美元的工作——给著名时尚摄影师莉莲·巴斯曼做暑期替补助手，后者为《时尚芭莎》工作，而她的丈夫保罗·希梅尔，在《生活》做男性时尚摄影。罗素也协助工作室第三位成员，为《时尚》杂志拍封面的法国著名摄影家罗歇·普里让。罗素要布置灯光，给相机上好胶卷，读取亮度数据，设置曝光时间，在暗房冲印，以及做其他各种必做的杂活儿。
1952年8月，罗素应征成为陆军第二工兵大队的战地摄影师，战争期间在朝鲜半岛工作了十八个月。他也因此有机会拍摄获遣返的美军战俘，其中包括荣誉勋章获得者、在停战后到了板门店南部的“自由村”的威廉·弗里希·迪安将军。1955年重回纽约之后，他开始继续拍摄一些独立项目，并积极从一些较小的杂志寻求订单。其后，他同时为《现代摄影》和《大众摄影》两份杂志工作，并与《君子杂志》签约，赴华盛顿特区数日，拍摄著名诗人兰德尔·贾雷尔，国会图书馆第十一任桂冠诗人顾问（后更名为“美国桂冠诗人”）。他立志要弄出一部能拿得出手出示给《生活》杂志的摄影集，为此他拍摄了工作中的消防员、罢工运动中的纠察员，还拍了一个摄影专题。1956年7月，意大利远洋班轮SS安德烈亚·多利亚号与瑞典轮船斯德哥尔摩夫人号在美国楠塔基特沿海相撞，让罗素有机会去拍摄这桩悲惨海难的后续新闻。他花了两天两夜，拍摄了海难幸存者与其亲人的激动人心的团聚场面。
这最终成了他首次在《生活》杂志发表的作品，并在稍后打开了一扇门，让他有机会向助理编辑弗兰克·坎皮恩展示他的摄影报道集和已经发表的东西。坎皮恩答应要给他工作。“我不会让你去拍乡村医生专题之类，”他告诉罗素，“但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一项新闻任务。”这之后不久，坎皮恩兑现了承诺，并且在接下来的十二年，罗素持续、定期地从他和《生活》杂志的其他图片编辑那里接受拍摄任务。
录了一个音乐艺术家的最初岁月
1961年拍摄鲍勃·迪伦，除了一位雄心勃勃的自由摄影师想以又一个题材向一份杂志投稿以外，看不出来有其他什么明显原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特德·罗素的这组照片如此不寻常。正是这些照片，提供了对迪伦这位全新的歌手和吉他表演者，一种真正坦率的观察角度。这些迪伦在他卓越的演艺生涯开始之初在格尔德民谣城表演的照片，捕捉到了这位年轻表演者眼中的火花。在罗素的照片中，就像在迪倫的音乐中一样，我们能看见迪伦的信念和同情心，他的幽默和他对歌曲的爱。不管那灵感是来自小理查德还是伍迪·格思里，迪伦的音乐都清清楚楚植根在传统里，然而又是当代的，关乎他自己的时代，这持续了好几十年。
这些摄影作品的另一个引人入胜之处，是它们记录下了迪伦开始自己写歌，说出他想说的话的时期。虽然在第一张专辑里，迪伦只选了三首原创，但那份录音，连同专辑其余部分的翻唱选曲，包含了他在那以后一次次重返的主题：爱、自由、正义、必死性、救赎、友谊和在路上的人生。
1963年在纽约，受《生活》杂志委派，在国家紧急事件公民特权委员会年度权利法案晚宴上，罗素拍摄了迪伦接受该委员会颁发的潘恩奖的情景，该奖表彰迪伦在争取公民自由方面的卓越行动。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是当晚的一位演讲者，与迪伦同坐在台上，显然两人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鲍德温当时常去老格林尼治村，在特德关于那场著名活动的照片上，他和迪伦看起来志趣相投。
1964年，罗素拍摄了一组迪伦坐在公寓窗边桌子旁打字的照片，为这位歌曲作者留下了精彩的工作照。这些照片捕捉到了富有魔力的时刻。在背景中能看到迪伦屋子里，一年前作为奖品领回的汤姆·潘恩的相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迪伦将不同音乐类型和歌词融合，以最为深刻的方式改变了流行音乐。在格林尼治村的这一时期，迪伦更新并拓展了伟大的美国歌集，日后还会进一步革新美国音乐传统。
直到迪伦最早的两张专辑先后在1961年11月和1962年4月发行，其他摄影师才开始注意到这位音乐家（虽然唐·亨斯坦和约翰·科恩也拍过极好的“早期迪伦”照片）。自那以后，拍摄过迪伦的、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摄影家，有理查德·艾夫登、戴维·加尔、丹尼尔·克雷默、安迪·沃霍尔、巴里·范斯坦、安妮·莱博维茨、威廉·克拉克斯顿、吉姆·马歇尔、杰里·希茨贝格、肯·里根、马克·塞利格、丹尼·克林奇，还有许多。迪伦作为拍摄对象，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特德·罗素的这部摄影集是对经典的一个独特贡献：它记录了迪伦作为一个音乐艺术家在格林尼治村起步的最初岁月。鲍勃·迪伦，一位不羁的诗人，在许多人看来，会成为我们时代最原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作者，而这位艺术家年轻时的肖像丰富了我们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