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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邻里关系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司法判案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居住地的邻近使邻居最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发现者和举报者；邻里乡亲的言论在法官眼中是可信的法庭证词；为邻居请愿则是邻里感情对司法审判最高层次的影响方式。
关键词： 英国乡村社会 邻里关系 司法判案
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关系中，邻里关系的作用不容忽视。村民们出生在同一个村庄或同一个教区，他们在这里成长、交友、结婚，不少人至死也没有离开过出生地一步。他们在一起做礼拜、参加宴会、参加节日庆典，几乎所有人都被紧密地联结在村庄或教区内，“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居住地的比邻与生活的交叉重合都在无形之中增进了邻里间的感情。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互帮互助，当人们遭遇重大变故时，邻里关系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中，邻里关系与司法判案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学界对于现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的邻里关系在经济互助、道德监督上的作用已有研究，但对邻里关系在乡村司法判案中的作用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一、案件的目击者与报案人
在乡村社会，村民们比邻而居，“闾阎相望”。由于居住地的临近，案件发生时，邻居往往是最先发现者或目击者。邻居家的某些异常声响，或者邻人不同寻常的行为举止，都逃不过其邻人的耳目。1592年，剑桥郡的凯瑟琳·黛尔举报她的一位已婚邻居在丈夫外出时怀孕了，为了证实她的举报的真实性，凯瑟琳记下了那些不同寻常的日期和事件①。抛开窥探他人隐私的道德审问，凯瑟琳·黛尔尽到了邻居之间的“守护”责任，她及时发现了邻居的可耻行为并记录下了相关证据，然后举报给了治安法官。
凯瑟琳·黛尔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特例，既不是她多管闲事，又不是她心血来潮。在现代早期的英国，村庄“是经济共同体、财政共同体、互助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平与秩序的保护者（共同体边界内），其居民的公共的和私人的道德的守护人”②。维护公共秩序不仅是村庄共同体的主要功能之一，还与每个村民密切相关。因为村庄的社会治安好坏、社会秩序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违反公共道德、危害公共秩序的事件或案件，他们自然要履行其作为村庄共同体成员应尽的职责，进行检举和揭发。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起诉通常是由案件的受害者或某位邻居发起的”③。
现代早期的英国没有职业警察，由于缺乏有效的治安管理手段，要“抓住破坏法律者是一件碰巧的事”④。当时，维护乡村地方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治安法官和教区警官，他们是没有薪酬的业余“警察”，活动范围狭小，在处理乡村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力有不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欢迎“热心”邻居的帮助与配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个人自发主动的举报行为。乡村居民受到鼓励，成为义务的“窃贼逮捕者”，如果一名窃贼落入法网，举报者就能得到40镑的奖金⑤。不得不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高效的维护治安的办法。事实上，作为隐性治安力量的邻居们，在维护乡村秩序、保障乡村安定方面作出了不小贡献。
在现代早期的英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狭窄的交际空间使得村庄就像一个公开的大舞台，人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场公开的演出。在这个“熟人”社会里，想要隐匿行踪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逃过“几乎了解你一切”的邻居们的耳目。所以，那些不善于隐藏行迹的“村庄里的邻居或仆人犯下的小偷小摸的罪行更容易被觉察出来”⑥。
二、案件审理中的重要证人
在乡村法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取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当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法官又缺少强有力证据时，邻居的言论往往成为当事双方胜败的关键筹码。
1600年，托马斯·贝斯特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教堂当众控告威廉·佩恩的女儿格蕾丝偷盗她的手套、围裙和围巾。佩恩一家社会地位很低，但他们在当地社区有着良好的声誉，并通过婚姻与有影响的教区居民建立了关系。原告伊丽莎白却有着令人怀疑的私生活，她曾因“在乡村舞会上的淫荡及可耻行为被起诉到教会法庭”，还曾因“侮辱洗礼上的圣物和挑起邻居间的争吵而被控告”。伊丽莎白在邻居中的口碑很差，糟糕的个人声誉使作为原告的她处于下风，以上情况“足以帮助平息她对格蕾丝的控告”⑦。
在这个案件中格蕾丝到底有没有偷盗伊丽莎白的物品我们已无从考证，法庭卷档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证据说明格蕾丝就是被伊丽莎白诬告的。但我们看到作为原告的伊丽莎白在此次案件审理中没有占到任何优势，最后反被邻人揭开旧伤疤，细数其之前的种种劣迹，社会地位虽低但在邻里中有着好口碑的被告格蕾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情。这样的结果不免让人唏嘘，也让人感慨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中邻居在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作用。1589年，琼·邦奇因踢打10岁的女仆致死而被控告，在案件审理时，琼的邻居们细数她的残暴行为，这也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之一⑧。
法官对邻居言论的信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即除去隐私），邻居往往是村民行为的知情者。这种邻居之间的知情关系被法律认定，即“推定居住邻近之人知悉其近邻之事”⑨。正是由于法律和法官对邻居之间的这种知情关系的认定，才使邻居的言论在法庭判案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大部分犯罪案件中，无论罪犯是男是女，邻居们的证言都是一项重要因素”⑩。在法官看来，邻居对当事人的评价中肯又可信。“邻居实际上构成了警官和治安法官对居民的能力和品行进行查询的参照系数，为身处其中的执法者提供可靠的审判依据”{11}。
三、为受控告的邻人请愿
归属感与爱是每个人正常的情感需求。在平常生活中，小家庭可以给予人们安全感和归属感，但当人们被迫走上法庭，面对强大法律力量时，小家庭的能力就略显单薄，不足以保障家人免受惩罚或伤害，这时就需要一个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团体的庇护。邻里关系网就是一张可以遮蔽、保护身处其下的所有邻人的大网，邻居表现出来的强大凝聚力有时甚至可以迫使治安法官做出让步。 1631年，居住在萨福隆沃尔登的“好妻子”泰勒因为拒绝接受圣餐仪式而被起诉，当地25名妇女联合为她请愿，争取使泰勒得到可以接受的判决{12}。1623年，威廉·弗拉维尔被人起诉到法庭，他的邻居们集体向沃彻斯特郡治安法官上交请愿书，说明“弗拉维尔出身诚实善良的家庭，他的家庭成员没有因犯法而被起诉，也没有酗酒、吵架和亵渎神灵的行为。据我们所知，他是一个敬畏上帝并按能力支付教区税款的人。”{13}盛行于16～17世纪的猎巫运动曾经使得人人自危，当时很多妇女都被指控使用巫术，但是，大部分指控虽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却没有被定罪，最主要原因就是来自被指控人的邻居的请愿和支持{14}。
和我们想象的“冷漠的英国人”形象正好相反，现代早期英国乡村居民在邻人需要帮助时并不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邻居们在享受邻里关系这张大网带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同时，也愿意保护这份难得的情谊，为维持关系网的和谐尽一份力，积极帮助从属同一关系网的其他邻居。一位女性曾如此赞美邻里：“她就像一件温暖的外衣罩在我的身上。”{15}为邻居请愿，是邻里情感对官方法律的挑战，是邻居对司法判案的最高层次的影响。
四、维护乡情与依法办案
在乡村社会，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得不到广泛推行，法治也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社区意识和邻里互助的道德体系仍然在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法律只是最后的、不得已的解决方式”{16}。
从村庄共同体的角度来看，维护秩序就是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因此，当邻里争端有可能引发法庭诉讼的时候，即使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了，仍然存在一种偏好，即非正式的调解能在邻里关系范围内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正的重罪，即使应当被处以死刑的罪行，也会被当做轻罪，或者处以鞭刑，或者处以罚金。尤其当那些将被处以惩罚的人是邻居，而且案件的原、被告双方事后还要在村庄里共同生活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更高。在威尔特郡的一个村庄，联保员和邻居们在托马斯·莫里斯家中发现了被盗的谷物，莫里斯恳求他们“对他和他的孩子好一些，否则他就全完了”。联保员罗伯特·图默同情他，亲自去找他的邻居，商量将这件事掩盖起来。1636年，埃塞克斯郡的一个村民约翰·金偷了8只母鸡，被村警托马斯·伯罗斯抓住了，他“跪倒在地……希望不要因为几只母鸡而被抓走，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犯罪”。伯罗斯充当调解人，与被盗者商量，认定这是一起轻微过错，释放了约翰·金{17}。
这种情况的存在影响到地方官员行使管理职责时的态度。有些眼光更长远、更有法制意识的官员希望加强对犯罪行为的依法治理。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可能破坏和乡邻的关系，并因此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亚当·马丁代尔是柴郡一个教区的牧师，在一起案件中，他出于同情和乡情，对一名犯有罪过的女孩实施了象征性的鞭刑，而没有对她施加重罚，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圆满结束了。可是，女孩却因为发烧而死。于是有流言说女孩的死是因为马丁代尔对她施加了严厉的鞭刑。结果，马丁代尔不得不到治安法官面前为自己澄清事实{18}。需要指出的是，马丁代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处理案件时纠结于严格执法与维护邻里关系的矛盾的地方官员。更有许多试图执行法律的官员被指责故意刁难和抱有恶意。这样的事例说明，即使在村庄这样小的范围内，不掺杂个人情感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个层面上，真正重要的是维护特殊的、地方的、个人的关系”{19}。试图强行遵从不带个人情感的法律，可能会完全事与愿违。因此，不少地方官员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更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对更好秩序的明确渴望，一旦有与公认的地方社会需要发生过于激烈冲突的危险的时候，就会被化解”{20}。
不过，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受到乡情的干扰，法律实施的严肃性和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于愈益增多的犯罪行为的容忍程度不断降低。有学者指出，自16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乡村居民在解决利益纠纷和处理所受伤害的案件时，越来越多地诉诸法庭。虽然村庄这个道德共同体依旧在发挥其作用，但“人们不会因此迷失于对免受惩罚的希望”{21}。
总之，在现代早期的英国乡村，现代与传统、乡俗民情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博弈冲突一直在进行。即使在18世纪，法律也“没有进入茅舍……或者反映一种生活观”，“包括邻里义务意识和期望的团体准则支配着现实的公众习惯”{22}。邻居通过报案、出庭作证、请愿等方法影响着法官，进而影响着法庭对于案件的审判。就此而言，邻里关系这张“人情大网”似乎战胜了官方法律，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似乎可以以其固有模式一直运转下去。然而，邻里关系虽是一张古老而亲切的大网，但它也是脆弱而松散的。现代早期的英国正经历着巨大变革，乡村的宁静终究会被现代化的法治进程打破，在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日益完善的司法体制面前，传统的邻里感情只能负隅顽抗、步步后退，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现代法制体系中。
注释：
①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2-283.
②赵文洪.中世纪欧洲村庄的自治.世界历史，2007（3）.
③Sandra Clark，Women and crime in the street literature of early modern 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3：45.
④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Penguin Books，1991：139-140.
⑤⑥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Penguin Books，1991：140. ⑦Keith Wrightson，David Levine，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Academic Press，Inc，1979：120-121.
⑧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5.
⑨参见王波.邻居的意义.光华法学，2009（1）.
⑩Sandra Clark，Women and Crime in the Street Literature of Early Modern 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3：46.
{11}唐秋香.近代早期英国乡村邻里关系浅析，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2}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6.
{13}Keith Wrightson，English Society 1580-1680，Routledge，2003：61-62.
{14}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7.
{15}王波.邻居的意义.光华法学，2009（1）.
{16}段鸿.近代早期英国的家庭暴力，载向荣主编.中世纪晚期
关键词： 英国乡村社会 邻里关系 司法判案
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关系中，邻里关系的作用不容忽视。村民们出生在同一个村庄或同一个教区，他们在这里成长、交友、结婚，不少人至死也没有离开过出生地一步。他们在一起做礼拜、参加宴会、参加节日庆典，几乎所有人都被紧密地联结在村庄或教区内，“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居住地的比邻与生活的交叉重合都在无形之中增进了邻里间的感情。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互帮互助，当人们遭遇重大变故时，邻里关系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中，邻里关系与司法判案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学界对于现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的邻里关系在经济互助、道德监督上的作用已有研究，但对邻里关系在乡村司法判案中的作用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一、案件的目击者与报案人
在乡村社会，村民们比邻而居，“闾阎相望”。由于居住地的临近，案件发生时，邻居往往是最先发现者或目击者。邻居家的某些异常声响，或者邻人不同寻常的行为举止，都逃不过其邻人的耳目。1592年，剑桥郡的凯瑟琳·黛尔举报她的一位已婚邻居在丈夫外出时怀孕了，为了证实她的举报的真实性，凯瑟琳记下了那些不同寻常的日期和事件①。抛开窥探他人隐私的道德审问，凯瑟琳·黛尔尽到了邻居之间的“守护”责任，她及时发现了邻居的可耻行为并记录下了相关证据，然后举报给了治安法官。
凯瑟琳·黛尔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特例，既不是她多管闲事，又不是她心血来潮。在现代早期的英国，村庄“是经济共同体、财政共同体、互助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平与秩序的保护者（共同体边界内），其居民的公共的和私人的道德的守护人”②。维护公共秩序不仅是村庄共同体的主要功能之一，还与每个村民密切相关。因为村庄的社会治安好坏、社会秩序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违反公共道德、危害公共秩序的事件或案件，他们自然要履行其作为村庄共同体成员应尽的职责，进行检举和揭发。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起诉通常是由案件的受害者或某位邻居发起的”③。
现代早期的英国没有职业警察，由于缺乏有效的治安管理手段，要“抓住破坏法律者是一件碰巧的事”④。当时，维护乡村地方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治安法官和教区警官，他们是没有薪酬的业余“警察”，活动范围狭小，在处理乡村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力有不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欢迎“热心”邻居的帮助与配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个人自发主动的举报行为。乡村居民受到鼓励，成为义务的“窃贼逮捕者”，如果一名窃贼落入法网，举报者就能得到40镑的奖金⑤。不得不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高效的维护治安的办法。事实上，作为隐性治安力量的邻居们，在维护乡村秩序、保障乡村安定方面作出了不小贡献。
在现代早期的英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狭窄的交际空间使得村庄就像一个公开的大舞台，人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场公开的演出。在这个“熟人”社会里，想要隐匿行踪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逃过“几乎了解你一切”的邻居们的耳目。所以，那些不善于隐藏行迹的“村庄里的邻居或仆人犯下的小偷小摸的罪行更容易被觉察出来”⑥。
二、案件审理中的重要证人
在乡村法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取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当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法官又缺少强有力证据时，邻居的言论往往成为当事双方胜败的关键筹码。
1600年，托马斯·贝斯特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教堂当众控告威廉·佩恩的女儿格蕾丝偷盗她的手套、围裙和围巾。佩恩一家社会地位很低，但他们在当地社区有着良好的声誉，并通过婚姻与有影响的教区居民建立了关系。原告伊丽莎白却有着令人怀疑的私生活，她曾因“在乡村舞会上的淫荡及可耻行为被起诉到教会法庭”，还曾因“侮辱洗礼上的圣物和挑起邻居间的争吵而被控告”。伊丽莎白在邻居中的口碑很差，糟糕的个人声誉使作为原告的她处于下风，以上情况“足以帮助平息她对格蕾丝的控告”⑦。
在这个案件中格蕾丝到底有没有偷盗伊丽莎白的物品我们已无从考证，法庭卷档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证据说明格蕾丝就是被伊丽莎白诬告的。但我们看到作为原告的伊丽莎白在此次案件审理中没有占到任何优势，最后反被邻人揭开旧伤疤，细数其之前的种种劣迹，社会地位虽低但在邻里中有着好口碑的被告格蕾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情。这样的结果不免让人唏嘘，也让人感慨在现代早期英国乡村中邻居在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作用。1589年，琼·邦奇因踢打10岁的女仆致死而被控告，在案件审理时，琼的邻居们细数她的残暴行为，这也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之一⑧。
法官对邻居言论的信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即除去隐私），邻居往往是村民行为的知情者。这种邻居之间的知情关系被法律认定，即“推定居住邻近之人知悉其近邻之事”⑨。正是由于法律和法官对邻居之间的这种知情关系的认定，才使邻居的言论在法庭判案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大部分犯罪案件中，无论罪犯是男是女，邻居们的证言都是一项重要因素”⑩。在法官看来，邻居对当事人的评价中肯又可信。“邻居实际上构成了警官和治安法官对居民的能力和品行进行查询的参照系数，为身处其中的执法者提供可靠的审判依据”{11}。
三、为受控告的邻人请愿
归属感与爱是每个人正常的情感需求。在平常生活中，小家庭可以给予人们安全感和归属感，但当人们被迫走上法庭，面对强大法律力量时，小家庭的能力就略显单薄，不足以保障家人免受惩罚或伤害，这时就需要一个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团体的庇护。邻里关系网就是一张可以遮蔽、保护身处其下的所有邻人的大网，邻居表现出来的强大凝聚力有时甚至可以迫使治安法官做出让步。 1631年，居住在萨福隆沃尔登的“好妻子”泰勒因为拒绝接受圣餐仪式而被起诉，当地25名妇女联合为她请愿，争取使泰勒得到可以接受的判决{12}。1623年，威廉·弗拉维尔被人起诉到法庭，他的邻居们集体向沃彻斯特郡治安法官上交请愿书，说明“弗拉维尔出身诚实善良的家庭，他的家庭成员没有因犯法而被起诉，也没有酗酒、吵架和亵渎神灵的行为。据我们所知，他是一个敬畏上帝并按能力支付教区税款的人。”{13}盛行于16～17世纪的猎巫运动曾经使得人人自危，当时很多妇女都被指控使用巫术，但是，大部分指控虽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却没有被定罪，最主要原因就是来自被指控人的邻居的请愿和支持{14}。
和我们想象的“冷漠的英国人”形象正好相反，现代早期英国乡村居民在邻人需要帮助时并不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邻居们在享受邻里关系这张大网带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同时，也愿意保护这份难得的情谊，为维持关系网的和谐尽一份力，积极帮助从属同一关系网的其他邻居。一位女性曾如此赞美邻里：“她就像一件温暖的外衣罩在我的身上。”{15}为邻居请愿，是邻里情感对官方法律的挑战，是邻居对司法判案的最高层次的影响。
四、维护乡情与依法办案
在乡村社会，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得不到广泛推行，法治也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社区意识和邻里互助的道德体系仍然在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法律只是最后的、不得已的解决方式”{16}。
从村庄共同体的角度来看，维护秩序就是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因此，当邻里争端有可能引发法庭诉讼的时候，即使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了，仍然存在一种偏好，即非正式的调解能在邻里关系范围内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正的重罪，即使应当被处以死刑的罪行，也会被当做轻罪，或者处以鞭刑，或者处以罚金。尤其当那些将被处以惩罚的人是邻居，而且案件的原、被告双方事后还要在村庄里共同生活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更高。在威尔特郡的一个村庄，联保员和邻居们在托马斯·莫里斯家中发现了被盗的谷物，莫里斯恳求他们“对他和他的孩子好一些，否则他就全完了”。联保员罗伯特·图默同情他，亲自去找他的邻居，商量将这件事掩盖起来。1636年，埃塞克斯郡的一个村民约翰·金偷了8只母鸡，被村警托马斯·伯罗斯抓住了，他“跪倒在地……希望不要因为几只母鸡而被抓走，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犯罪”。伯罗斯充当调解人，与被盗者商量，认定这是一起轻微过错，释放了约翰·金{17}。
这种情况的存在影响到地方官员行使管理职责时的态度。有些眼光更长远、更有法制意识的官员希望加强对犯罪行为的依法治理。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可能破坏和乡邻的关系，并因此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亚当·马丁代尔是柴郡一个教区的牧师，在一起案件中，他出于同情和乡情，对一名犯有罪过的女孩实施了象征性的鞭刑，而没有对她施加重罚，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圆满结束了。可是，女孩却因为发烧而死。于是有流言说女孩的死是因为马丁代尔对她施加了严厉的鞭刑。结果，马丁代尔不得不到治安法官面前为自己澄清事实{18}。需要指出的是，马丁代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处理案件时纠结于严格执法与维护邻里关系的矛盾的地方官员。更有许多试图执行法律的官员被指责故意刁难和抱有恶意。这样的事例说明，即使在村庄这样小的范围内，不掺杂个人情感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个层面上，真正重要的是维护特殊的、地方的、个人的关系”{19}。试图强行遵从不带个人情感的法律，可能会完全事与愿违。因此，不少地方官员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更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对更好秩序的明确渴望，一旦有与公认的地方社会需要发生过于激烈冲突的危险的时候，就会被化解”{20}。
不过，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受到乡情的干扰，法律实施的严肃性和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于愈益增多的犯罪行为的容忍程度不断降低。有学者指出，自16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乡村居民在解决利益纠纷和处理所受伤害的案件时，越来越多地诉诸法庭。虽然村庄这个道德共同体依旧在发挥其作用，但“人们不会因此迷失于对免受惩罚的希望”{21}。
总之，在现代早期的英国乡村，现代与传统、乡俗民情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博弈冲突一直在进行。即使在18世纪，法律也“没有进入茅舍……或者反映一种生活观”，“包括邻里义务意识和期望的团体准则支配着现实的公众习惯”{22}。邻居通过报案、出庭作证、请愿等方法影响着法官，进而影响着法庭对于案件的审判。就此而言，邻里关系这张“人情大网”似乎战胜了官方法律，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似乎可以以其固有模式一直运转下去。然而，邻里关系虽是一张古老而亲切的大网，但它也是脆弱而松散的。现代早期的英国正经历着巨大变革，乡村的宁静终究会被现代化的法治进程打破，在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日益完善的司法体制面前，传统的邻里感情只能负隅顽抗、步步后退，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现代法制体系中。
注释：
①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2-283.
②赵文洪.中世纪欧洲村庄的自治.世界历史，2007（3）.
③Sandra Clark，Women and crime in the street literature of early modern 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3：45.
④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Penguin Books，1991：139-140.
⑤⑥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Penguin Books，1991：140. ⑦Keith Wrightson，David Levine，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Academic Press，Inc，1979：120-121.
⑧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5.
⑨参见王波.邻居的意义.光华法学，2009（1）.
⑩Sandra Clark，Women and Crime in the Street Literature of Early Modern 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3：46.
{11}唐秋香.近代早期英国乡村邻里关系浅析，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2}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6.
{13}Keith Wrightson，English Society 1580-1680，Routledge，2003：61-62.
{14}Bernard Capp，When Gossips Meet：Women，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87.
{15}王波.邻居的意义.光华法学，2009（1）.
{16}段鸿.近代早期英国的家庭暴力，载向荣主编.中世纪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