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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进入比较安定的和平时期，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俨然一派盛世景象。这时候，宋仁宗满以为能够解决西夏的边患问题，于是北宋与西夏进行了全面战争。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北宋军队三战皆败，同时国内还出现诸多兵变、叛乱和民变事件。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力图化解危机。庆历三年（1043），宰相吕夷简病退，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让他们主持朝政，“兴致太平”。当年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这便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主要体现在范、富二人所提出的十项主张里，具体内容分别为：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不难看出，以上“药方”可谓对症下药，意在整饬吏治、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除了恢复府兵制，因“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大多主张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得以施行。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替他担心，于是婉言提醒：“您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在痛哭呢！”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岂能与一路人哭相比。”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運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所推行的种种改革，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不肯让权让利的保守势力十分痛恨新政，以致迁怒于新政的主导者及支持者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试图将他们赶下台，逐出朝廷，以中止新政。
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他是一个资深大员，曾做过镇守西北的主帅。宰相吕夷简病退时，他以为凭资历自己可接任宰相，没料想在欧阳修、石介的批评下，不仅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职位也得而复失。于是他恼羞成怒，把矛头指向改革人物，给予猛烈攻击。他串通保守势力，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还勾结太监在仁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范仲淹私树党羽。一时间，关于“朋党”之说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感到压力很大。
孔子说“君子不党”，反过来说，结党者即为“小人”。夏竦等人指责范仲淹等人结交“朋党”，意在将范仲淹等改革人物划为“小人”。既然是结党营私、品德恶劣的“小人”，那么驱逐或法办他们就是理所当然。此外，夏竦之流还懂得，封建帝王对“朋党”最为敏感，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痴，任何帝王都不容许身边有“朋党”存在。可见，扣“朋党”帽子的用心，无非是挑动帝王敏感的神经，借帝王的猜忌与疑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面对政敌抛出“朋党”之说，范仲淹非但没有胆怯退缩，而且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此同时，欧阳修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终由于夏竦使出小人的伎俩，促使仁宗下定决心，于庆历五年初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逐出朝廷，为期一年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事情的起因是，夏竦让家中一个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到能够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借题发挥，传播流言，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另立皇帝，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也许不相信流言，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顾虑，毕竟保住皇位才是他的核心利益。为此，他只好做出痛苦而无奈的决定，打发范仲淹等人到地方任职，并中止新政。
回头反思，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也是情势使然。当时情势是，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涨，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观念存在漏洞，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君子不党，小人结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而且一种学说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极具杀伤力。范仲淹、王安石都先后中枪，导致新政、变法失败，一个安于现状而不能锐意改革的北宋王朝最终被金兵打垮，丧失半壁江山。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力图化解危机。庆历三年（1043），宰相吕夷简病退，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让他们主持朝政，“兴致太平”。当年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这便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主要体现在范、富二人所提出的十项主张里，具体内容分别为：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不难看出，以上“药方”可谓对症下药，意在整饬吏治、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除了恢复府兵制，因“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大多主张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得以施行。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替他担心，于是婉言提醒：“您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在痛哭呢！”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岂能与一路人哭相比。”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運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所推行的种种改革，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不肯让权让利的保守势力十分痛恨新政，以致迁怒于新政的主导者及支持者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试图将他们赶下台，逐出朝廷，以中止新政。
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他是一个资深大员，曾做过镇守西北的主帅。宰相吕夷简病退时，他以为凭资历自己可接任宰相，没料想在欧阳修、石介的批评下，不仅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职位也得而复失。于是他恼羞成怒，把矛头指向改革人物，给予猛烈攻击。他串通保守势力，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还勾结太监在仁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范仲淹私树党羽。一时间，关于“朋党”之说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感到压力很大。
孔子说“君子不党”，反过来说，结党者即为“小人”。夏竦等人指责范仲淹等人结交“朋党”，意在将范仲淹等改革人物划为“小人”。既然是结党营私、品德恶劣的“小人”，那么驱逐或法办他们就是理所当然。此外，夏竦之流还懂得，封建帝王对“朋党”最为敏感，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痴，任何帝王都不容许身边有“朋党”存在。可见，扣“朋党”帽子的用心，无非是挑动帝王敏感的神经，借帝王的猜忌与疑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面对政敌抛出“朋党”之说，范仲淹非但没有胆怯退缩，而且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此同时，欧阳修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终由于夏竦使出小人的伎俩，促使仁宗下定决心，于庆历五年初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逐出朝廷，为期一年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事情的起因是，夏竦让家中一个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到能够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借题发挥，传播流言，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另立皇帝，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也许不相信流言，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顾虑，毕竟保住皇位才是他的核心利益。为此，他只好做出痛苦而无奈的决定，打发范仲淹等人到地方任职，并中止新政。
回头反思，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也是情势使然。当时情势是，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涨，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观念存在漏洞，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君子不党，小人结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而且一种学说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极具杀伤力。范仲淹、王安石都先后中枪，导致新政、变法失败，一个安于现状而不能锐意改革的北宋王朝最终被金兵打垮，丧失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