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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发言很好。我没有别的意见。想起来我再说。”
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前身）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与何兆武共事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非常年月，室里开会何兆武一般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这三句话，被有人概括为“何三点”。无论任何时候，他总是保持低调，说话慢斯条理，阐述观点心平气和，不整人，尽量不说假话，也不跟潮流对着干，人品在圈子里有口皆碑。
2005年秋天，孟祥才去清华大学看何兆武，何兆武劝孟祥才写“文革”回忆录，孟祥才劝何兆武写一部生平回忆录。
何兆武说：“我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孟祥才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代表。像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解放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不语。
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写了。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记录抗战时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被称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翘首期盼着其下篇《上班记》，他却说，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纠缠太深，不是他这样的“槛外人”所能率尔操觚的。
2021年5月27日下午四点，何兆武病危。救护车来接时，连血压都测不出了。到晚上九点多，他的血压和体温奇迹般地上升，却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安詳去世。
千呼万唤的“上班记”，终于还是没能出来。
1950年，何兆武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后，进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他去北图的初衷是可以看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运动很多，难以静下来读书。在“三反运动”中他还被记了过，这件事情教育了他，以后说话做事一定要掌握分寸。
因院系调整之机，1952年他调入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在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讲师。但是当地不像北京，找不到什么书，他还是苦于不能好好看书。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了规模宏大的“12年科技规划”。郭沫若担任院长的中科院在整个学术体制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各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何兆武得以调进中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1960年与第一历史研究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何兆武。图/ 《历史理性的重建》
副所长侯外庐兼任中国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一直想把自己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后两卷（解放前出版了一至三卷）编完，直到1957年夏才终于能够重启。他不仅聘请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和杨向奎等著名学者，还从西北大学借调了张岂之，又接连选调所里的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出版时的署名之一“诸青”，就是这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笔名。
孟祥才1964年进入历史所，师从侯外庐读研究生。他请教应如何读书治学，侯外庐告诉他主要是自学，读书中如果碰到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请教杨超，文献方面的请教李学勤，外文方面的请教何兆武，论文写作方面的请教张岂之，这几位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问他本人。
孟祥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被称为侯外庐手下“四大金刚”，无论在业务合作还是情感上都与侯外庐更亲密。何兆武则相对独立，每次看到他都是一个人在翻阅外文书。
第四卷的编写工作从“反右”前后开始，经“大跃进”，至1959年“反右倾”时结束，其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小至打麻雀，大至修水库，动不动全室走空。何兆武曾回忆，真正做研究的时间不到1/10。侯外庐主张搞业务，一心只想完成《中国思想通史》，时常流露出不满：“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到“文革”时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说他搞“独立王国”，叫他“党内民主人士”。
何兆武的工作之一，是帮侯外庐查德文原典。侯外庐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不弄清确切含义绝不罢休，何兆武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于有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还有点书生气。政治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而侯外庐往往把政治上的事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并没有提过人民公社，他就不太愿意组织写这方面的文章。
工作之余，何兆武就读书和翻译，因为只有做翻译不会犯错：“话都是别人说的，我只负责翻译。”他选译的都是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古典学术著作，安全系数较大。
1958年，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出版。1962年，这部书经修订后改名为《社会契约论》出版。这两部译作成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的读物，迄今在多种中译本中仍是销量最大、注释最详、流传最广的。
孟祥才说，何兆武的外语水平在历史所是绝对的第一，译作卢梭《民约论》等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他的国文功底也相当好，孟祥才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他基本都能圆满回答。
96岁的张岂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兆武在外文（包括英文和法文）方面有深厚的学术语言功夫，翻译作品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学养、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有很大贡献的学术大家，这是合适的。”
张岂之记得，侯外庐曾说：“兆武同志有其‘大’。”每次侯外庐来研究室找大家谈话，都要加一句“请兆武一起来”。侯外庐告诉张岂之，何兆武在公众场合不大发表意见，不等于他对事理不清，而是表明他不轻易地表述意见。他是有学问的人，大家应当尊重他，向他学习。
“文革”开始后，何兆武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形势太混乱了，看不出谁是革命分子谁是反革命分子，他就躲在家里当“逍遥派”，狂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
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纯粹理性批判》（即“第一批判”），读的是英译本。《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赫胥黎曾打趣说，人们出门旅行总要带两本书，有人会带上《纯粹理性批判》，但是直到旅行归来，实际上连第一页也没有看完。何兆武也读得晕头转向，曾对同学哀叹：“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的了！”
没想到在这个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竟然读懂了，而且读出了“会心之乐”。他又一口气往下读了“第四批判”。这是康德晚年的八篇文章，德国哲学家卡西勒将之命名为“历史理性批判”，人们习称为“第四批判”。
卢梭曾感叹立法之难，简直需要一群天使;康德却认为，并不需要一群天使，只要有“保存自己”的理性，哪怕一个恶魔的民族也能建立起法治的共和国，天使和恶魔在理性面前是等值的。康德说，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追求着彼此冲突的各自目标，就是在不自觉地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是一种“理性的狡猾”。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的事，她一旦把理性和自由给予了人类，这就够了，从此她就不再去插手干预，而是让人类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历史。
何兆武读后，产生了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天启之感。他想起了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卻仍然只有一个。”他开始偷偷翻译，并没想到出版，只是逃于空虚，苦中作乐。
但他想躲着政治，政治还是来了。
1966年夏他曾与西南联大一位老同学同游颐和园，闲聊时他说起，报上经常登江青的照片，她总是这么抛头露面不合适;京剧是古典剧种，不适合用样板戏的形式来表现。1969年上半年，这位同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成了被清理的对象，无奈之下交待了颐和园谈话的内容。
孟祥才当时是清查小组成员，看了转来的那些材料后，知道何兆武在劫难逃。决定“揪”何兆武时先开了大会，希望他主动交待，但他没有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要孟祥才在大会上点何兆武的名，孟祥才只能奉命行事，至今对何兆武心怀愧疚。
何兆武被揪时，批斗高潮已经过去，揪斗重点已转到抓“五·一六分子”。他作为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单干户”，没有被关起来。但他依然不交待，孟祥才与清查小组成员几次找他谈话，他都说无论如何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问题。孟祥才就在一次谈话时点了“颐和园”，他立刻明白了，写下了那次谈话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检查交待，宣传队都不让他过关。无奈之下，他写了一份特别“深刻”的检查，说群众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履行叛变手续的叛徒、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除了“恶毒攻击”江青，他还有一条罪状：1959年曾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是他唯一奉命而译的。
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他的，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曾是他的同学，与他常有来往。那时候出版非常严格，凡是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都归商务印书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但“二战”以后，罗素投入世界和平运动，这是针对美国霸权的，中国对此很欣赏，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罗素访华，罗素身体不好不能成行，就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翻译出来。这是多年后，他才从骆静兰那里得知的。
1991年7月摄于德国慕尼黑。左一为何兆武，左三为羊涤生。图/受访者提供
1971年，何兆武的检查过了关，对他的处理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中国思想史研究室14人，“文革”中没有作为敌我矛盾挨整的只有两人。
“诸青”中的杨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愤而自杀，成了何兆武终身难解的心结。他们共事多年，又是好友。何兆武说，古人所谓史家四长“德、才、学、识”，杨超都当之无愧，在举世混沌中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高贵与洁白，最后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剧，以身殉之。何兆武只能安慰自己，或许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就必须付出这类极其惨痛又必不可少的代价吧。
1972年夏，何兆武随干校一起返京。那时他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对方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是腰疼。老先生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外庐）先生，人都垮了。”他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我就只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那时已是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之后。何兆武注意到《参考消息》上发了一条外电，说是新华书店里又摆出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正是他翻译的。他敏感地捕捉到气候的变化，遂把当“逍遥派”那两年私下翻译的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八篇论文重新加以校译整理，送交出版社，出版社改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没想到，一拖又是15年，直到1990才问世。
何兆武说，大家都说康德晦涩难懂，但实际上，如果先读奠定美学基础的“第三批判”（《批判力批判》）以及“第四批判”，就能看到一个更有趣的康德。
他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就像一部“哲学的神曲”，“第一批判”带你游现象世界，“第二批判”带你游本体世界，“第三批判”则将你带上九重天。
1978年，何兆武获彻底平反。1979年，他直接由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
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前身）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与何兆武共事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非常年月，室里开会何兆武一般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这三句话，被有人概括为“何三点”。无论任何时候，他总是保持低调，说话慢斯条理，阐述观点心平气和，不整人，尽量不说假话，也不跟潮流对着干，人品在圈子里有口皆碑。
2005年秋天，孟祥才去清华大学看何兆武，何兆武劝孟祥才写“文革”回忆录，孟祥才劝何兆武写一部生平回忆录。
何兆武说：“我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孟祥才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代表。像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解放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不语。
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写了。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记录抗战时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被称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翘首期盼着其下篇《上班记》，他却说，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纠缠太深，不是他这样的“槛外人”所能率尔操觚的。
2021年5月27日下午四点，何兆武病危。救护车来接时，连血压都测不出了。到晚上九点多，他的血压和体温奇迹般地上升，却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安詳去世。
千呼万唤的“上班记”，终于还是没能出来。
“诸青”
1950年，何兆武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后，进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他去北图的初衷是可以看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运动很多，难以静下来读书。在“三反运动”中他还被记了过，这件事情教育了他，以后说话做事一定要掌握分寸。
因院系调整之机，1952年他调入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在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讲师。但是当地不像北京，找不到什么书，他还是苦于不能好好看书。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了规模宏大的“12年科技规划”。郭沫若担任院长的中科院在整个学术体制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各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何兆武得以调进中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1960年与第一历史研究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副所长侯外庐兼任中国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一直想把自己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后两卷（解放前出版了一至三卷）编完，直到1957年夏才终于能够重启。他不仅聘请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和杨向奎等著名学者，还从西北大学借调了张岂之，又接连选调所里的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出版时的署名之一“诸青”，就是这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笔名。
孟祥才1964年进入历史所，师从侯外庐读研究生。他请教应如何读书治学，侯外庐告诉他主要是自学，读书中如果碰到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请教杨超，文献方面的请教李学勤，外文方面的请教何兆武，论文写作方面的请教张岂之，这几位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问他本人。
孟祥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被称为侯外庐手下“四大金刚”，无论在业务合作还是情感上都与侯外庐更亲密。何兆武则相对独立，每次看到他都是一个人在翻阅外文书。
第四卷的编写工作从“反右”前后开始，经“大跃进”，至1959年“反右倾”时结束，其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小至打麻雀，大至修水库，动不动全室走空。何兆武曾回忆，真正做研究的时间不到1/10。侯外庐主张搞业务，一心只想完成《中国思想通史》，时常流露出不满：“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到“文革”时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说他搞“独立王国”，叫他“党内民主人士”。
何兆武的工作之一，是帮侯外庐查德文原典。侯外庐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不弄清确切含义绝不罢休，何兆武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于有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还有点书生气。政治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而侯外庐往往把政治上的事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并没有提过人民公社，他就不太愿意组织写这方面的文章。
工作之余，何兆武就读书和翻译，因为只有做翻译不会犯错：“话都是别人说的，我只负责翻译。”他选译的都是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古典学术著作，安全系数较大。
1958年，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出版。1962年，这部书经修订后改名为《社会契约论》出版。这两部译作成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的读物，迄今在多种中译本中仍是销量最大、注释最详、流传最广的。
孟祥才说，何兆武的外语水平在历史所是绝对的第一，译作卢梭《民约论》等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他的国文功底也相当好，孟祥才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他基本都能圆满回答。
96岁的张岂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兆武在外文（包括英文和法文）方面有深厚的学术语言功夫，翻译作品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学养、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有很大贡献的学术大家，这是合适的。”
张岂之记得，侯外庐曾说：“兆武同志有其‘大’。”每次侯外庐来研究室找大家谈话，都要加一句“请兆武一起来”。侯外庐告诉张岂之，何兆武在公众场合不大发表意见，不等于他对事理不清，而是表明他不轻易地表述意见。他是有学问的人，大家应当尊重他，向他学习。
“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理，真理却只有一个”
“文革”开始后，何兆武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形势太混乱了，看不出谁是革命分子谁是反革命分子，他就躲在家里当“逍遥派”，狂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
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纯粹理性批判》（即“第一批判”），读的是英译本。《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赫胥黎曾打趣说，人们出门旅行总要带两本书，有人会带上《纯粹理性批判》，但是直到旅行归来，实际上连第一页也没有看完。何兆武也读得晕头转向，曾对同学哀叹：“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的了！”
没想到在这个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竟然读懂了，而且读出了“会心之乐”。他又一口气往下读了“第四批判”。这是康德晚年的八篇文章，德国哲学家卡西勒将之命名为“历史理性批判”，人们习称为“第四批判”。
卢梭曾感叹立法之难，简直需要一群天使;康德却认为，并不需要一群天使，只要有“保存自己”的理性，哪怕一个恶魔的民族也能建立起法治的共和国，天使和恶魔在理性面前是等值的。康德说，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追求着彼此冲突的各自目标，就是在不自觉地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是一种“理性的狡猾”。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的事，她一旦把理性和自由给予了人类，这就够了，从此她就不再去插手干预，而是让人类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历史。
何兆武读后，产生了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天启之感。他想起了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卻仍然只有一个。”他开始偷偷翻译，并没想到出版，只是逃于空虚，苦中作乐。
但他想躲着政治，政治还是来了。
1966年夏他曾与西南联大一位老同学同游颐和园，闲聊时他说起，报上经常登江青的照片，她总是这么抛头露面不合适;京剧是古典剧种，不适合用样板戏的形式来表现。1969年上半年，这位同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成了被清理的对象，无奈之下交待了颐和园谈话的内容。
孟祥才当时是清查小组成员，看了转来的那些材料后，知道何兆武在劫难逃。决定“揪”何兆武时先开了大会，希望他主动交待，但他没有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要孟祥才在大会上点何兆武的名，孟祥才只能奉命行事，至今对何兆武心怀愧疚。
何兆武被揪时，批斗高潮已经过去，揪斗重点已转到抓“五·一六分子”。他作为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单干户”，没有被关起来。但他依然不交待，孟祥才与清查小组成员几次找他谈话，他都说无论如何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问题。孟祥才就在一次谈话时点了“颐和园”，他立刻明白了，写下了那次谈话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检查交待，宣传队都不让他过关。无奈之下，他写了一份特别“深刻”的检查，说群众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履行叛变手续的叛徒、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除了“恶毒攻击”江青，他还有一条罪状：1959年曾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是他唯一奉命而译的。
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他的，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曾是他的同学，与他常有来往。那时候出版非常严格，凡是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都归商务印书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但“二战”以后，罗素投入世界和平运动，这是针对美国霸权的，中国对此很欣赏，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罗素访华，罗素身体不好不能成行，就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翻译出来。这是多年后，他才从骆静兰那里得知的。
1971年，何兆武的检查过了关，对他的处理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中国思想史研究室14人，“文革”中没有作为敌我矛盾挨整的只有两人。
“诸青”中的杨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愤而自杀，成了何兆武终身难解的心结。他们共事多年，又是好友。何兆武说，古人所谓史家四长“德、才、学、识”，杨超都当之无愧，在举世混沌中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高贵与洁白，最后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剧，以身殉之。何兆武只能安慰自己，或许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就必须付出这类极其惨痛又必不可少的代价吧。
1972年夏，何兆武随干校一起返京。那时他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对方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是腰疼。老先生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外庐）先生，人都垮了。”他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我就只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那时已是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之后。何兆武注意到《参考消息》上发了一条外电，说是新华书店里又摆出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正是他翻译的。他敏感地捕捉到气候的变化，遂把当“逍遥派”那两年私下翻译的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八篇论文重新加以校译整理，送交出版社，出版社改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没想到，一拖又是15年，直到1990才问世。
何兆武说，大家都说康德晦涩难懂，但实际上，如果先读奠定美学基础的“第三批判”（《批判力批判》）以及“第四批判”，就能看到一个更有趣的康德。
他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就像一部“哲学的神曲”，“第一批判”带你游现象世界，“第二批判”带你游本体世界，“第三批判”则将你带上九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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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何兆武获彻底平反。1979年，他直接由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