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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18中国经济增长率6.5%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
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
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与2017年岁末多次发表过的评估结果一致，并无任何修正，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是在线性基础上做出的评估，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因应当期经济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政策改变，均将在一定程度修正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因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在当期还会存在若干不确定和变数。
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
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2、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至于资本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将继续压缩产能、解决过剩
我们预估，2018年中国还会继续压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解决过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压缩产能也是一种去杠杆，但实际二者今后将有所分歧。中国政府在去杠杆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要确保经济稳定，不能出现失速的状态，可能作为调控手段会出现加杠杆的情况。
而去产能，主要是与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有关，否则进口还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更大。此外，压缩产能还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政策的大目标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由外向内。中国今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国内市场，政策方向上强调的也是国内市场。
财团经济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
财团经济有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上的各种混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于财团的传统认识以及将财团与财团经济混为一谈。
事实上，财团从来都是政府间接控制市场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这是一种需要巨人的行业，财团可以充当有效的角色。
而中国未来的问题，在于财团的实现路径。有关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
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
我们认为，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现在的混改实际上为财团经济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
對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可以“搭船”出海；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总体上实现“国有+”或是“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让中国企业强身健体。
中国改革以来的政策实践表明，一项好的政策，仅靠理论号召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还是要做基于效率的考虑，利用市场的原生动力加以驱动，才能有效取得实践成果。
民营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压力，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
未来，民营企业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金融资源的限制；2、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适应；3、劳动力资源的紧张；4、法律的完善滞后于发展的需要；5、资源利用的许可；6、资源分配的调控；7、混改。
民营企业家必须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强力竞争，部分民营企业可能出现“散户”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实体企业在事实上转化个人投资者。
大量发债无法避免
毫无疑问，中国存在债务问题，外部世界通常以债务为标准衡量经济体的健康水平，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为堪忧。实际中国经济的确存在大量债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升的速度很快。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居民负债，成为中国债务领域的三大负债隐患。 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如果是确定的，那么为了均衡的实现，政府主导就是必须的。而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筹集资金就必须依靠大量发债，这是原因之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回收货币流通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大家不愿意花钱，政府就来帮助你花钱。
外资在中国将出现分化
回顾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对待外资的第一个阶段基本是以最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第二个阶段强调“利用好”外资；第三个阶段是“让你发财”，这个阶段中国已建立起对自身市场规模的自信。
至于今后，预估来到中国发展的外资将会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将会表现在产业门类，也会表现在其他方面。
世界金融资本将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看好”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产业转型中明显具有服务业的吸引力。
世界上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产业和企业，也会看到中国市场具有“投资特权化”的倾向，因此也会积极介入中国市场，当然这不会是普遍意义上的外资。
货币投放不一定导致通胀
在西方各国实行QE（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中国央行也动用了大量货币工具，投入了一定规模货币量。
但这种货币投放并未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大多数使用QE工具的国家也未发生通货膨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其原理就是货币转化成了产能，产能压低了价格。那么，随着中国奔向社会发展的更大目标，债务以及债券都会有更大规模的膨胀，这种情况下是否会产生通货膨胀？
答案同样是不一定。这种情况的出现倒不一定是央行通过各种工具进行平抑，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没有发作。真正具有极大抑制作用的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如果中国市场逐渐“由外转内”，注重内需市场，从一个向外倾销的“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向内的超大型消费市场，那么通货膨胀的发生几率会改变，通胀发生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
之所以对通货膨胀发生有一定的保留，关键在于“由外转内”的中国经济，通胀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
如果一方面发钞，一方面又不注重控制进口，一旦汇率价差映射到了商品价差上，通胀就会伴随商品而输入，这时才会出现通胀。
所以，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规模，可以预料，今后政策最为强调的就是防止通胀情况的出现。
货币扩张的条件下，通胀是外部性的，这一点影响很大，因为要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进口从紧”就会发生。
全球将进入貿易保护新时代
如果评价欧盟与美国，美国的贸易保护相对来讲比较低，欧盟的贸易保护倾向其实更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一旦统一步骤就会发现，欧盟的贸易保护比美国更厉害。
欧盟与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的贸易保护在明处，体现在法律和法规之上；欧盟的贸易保护往往是在暗处，隐藏在文化与传统的背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后，“美国第一”以及“美国强大”的口号落在了实处，尤其是税改，大力吸引美国制造业资本回流，再加上对移民政策的修正，还有大砍联合国经费等措施，在事实上引导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的新时代。
这是现实。问题在于，贸易保护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如果你不对等采取措施，就等于为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买单”。这是一种经济海啸，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形成，势不可挡。
所以，未来世界各国都会由开放的自由市场转而倾向保守，世界各国都会倾向贸易保护，这是未来的大潮流。
不过，这样的潮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惜代价生产所造成的。这种过度生产，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兴起，创造无与伦比的乐土，无法令人忽视。
宏观负债决定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标志，众多政策走向都与人民币汇率紧密相关。我们所言及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趋势是指的远期，不是指的当期或短期的人民币汇率。
对于短期的人民币汇率，市场上有很多干预手段，可以人为修正汇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都会这样做。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在于，长期趋势怎么办？信息分析上的趋势主要是指时间轴上的可见动向，在分析方法上是信息变动的一个横断面观察。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如此，时间轴如果被拉长，中国经济体的实际宏观负债就决定了人民币将贬值，其他技术性的工具手段甚至净出口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净出口完全可能因管制而实现，但这种情况下，无法因为净出口而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是坚挺的，经济体内在的原因还是在趋势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
而经济体的内在因素中，债务的上升无疑是肯定的，而且今后规模可能越来越大，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起伏，虽然情况纷杂，因素多变，但主要看债务。
财政刺激方案代替土地经济
如果要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大目标，同时又不会引发巨大的冲击和震动，那么只有靠“钱”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提出30万亿到50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考虑用财政方案以及各种基金取而代之土地经济。事实上，总结中国以往的政策成败经验，其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政策操作放在需求端，影响最小，效果最大。
打压房地产用了这么多办法，消耗了这么多国家资源，效果却不尽人意，市场内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开发商也不买账。
但如果明确、清晰地将政策放在需求端，提供大量房子租赁，租金价格很便宜，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租约稳定，那还有什么买房子的需要？
当然，这就是关于钱的问题。
中国科技创新拥有巨大市场
从历史的长周期分析角度看，创新科技不一定有利于一个国家，但却一定有利于一个时代。
从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看，有两个原因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创新科技活动：
第一，市场规模。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不是没那么技术的技术也能产生很大的技术效益，这将明显激励中国的“点子文化”，鼓励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 第二，从货币刺激的角度看，今后也适合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钱多，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合适，找到一个“好点子”就是必须的。
市场科技的创新总是围绕市场、围绕消费而产生，其实就是换个新方式让你花钱更方便、更好玩。
这样的市场科技创新也是一种创新，与过去金融界在信用卡上的创新完全一样，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制造风险。
中国最缺少的是生产活动和生产效率方面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创新。目前看到的大都是消费领域的创新，生产领域的创新科技活动还相对比较少。
所以今后的中国，创新活动的科技导向似乎正在决定，中国的科技创新可以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却不一定能够拥有一个时代。
中国将不再有中产阶级
中国今后很难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存在，主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成本的高涨将迅速吞噬掉财富和资产，中产阶级徒有概念但无其实质。
二是技术贵族在撕裂中国的中产阶级，这实际是一种分化。部分中产阶级因为掌握独特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拥有资源稀缺性，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成为技术贵族。
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因社会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远超其收入上涨的速度而不复存在。
中产阶级的貧困化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社会普遍的居民负债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表现极端化，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
过度生产将导致世界危机
长久以来，过度生产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有本事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拿来投入进行大批量生产，都是“白菜价”，这就是过度生产，实际是一种生产超限战。
过度生产虽然利润微薄，但由于规模大，也可以积累起庞大的资本，拥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而这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市场影响力往往又容易被乐观估计，以为是一种世界市场上的支配性影响力。实际问题不是这样的。
过度生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导致了贫富差异过大，导致了各种社会不稳定，导致了综合成本的过快上升。更麻烦的是，过度生产还会影响到全球市场关系，影响到世界市场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事过度生产，包括印度、东南亚甚至东欧，打着“学习中国”的旗号与中国竞争，同时使得世界的过度生产问题更加趋于严重。
大家都搞生产超限战，什么都不顾，赚钱要紧，尽量倾销，能卖多少是多少。
这样一来，世界整体的关系平衡就要被打破，政治精英和政治倾向失去了平衡，大家都乱了方寸，顾此失彼。
穷的变成了富的，富的似乎变穷了；更大的事情没人管了，自然环保和生态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各国财政吃紧，越来越倾向于走极端，资本界的保守和谨慎原则被抛弃，凡此种种，都会招致反弹。
其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现象普遍出现，债务堆积。
现在的世界就处于过度生产的状态，这是资本过剩推动的一种结果。现在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出口，但它不是不可知的事务，未来经济研究必然会另搞一套体系，形成新的经济认识。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
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
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与2017年岁末多次发表过的评估结果一致，并无任何修正，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是在线性基础上做出的评估，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因应当期经济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政策改变，均将在一定程度修正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因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在当期还会存在若干不确定和变数。
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
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2、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至于资本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将继续压缩产能、解决过剩
我们预估，2018年中国还会继续压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解决过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压缩产能也是一种去杠杆，但实际二者今后将有所分歧。中国政府在去杠杆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要确保经济稳定，不能出现失速的状态，可能作为调控手段会出现加杠杆的情况。
而去产能，主要是与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有关，否则进口还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更大。此外，压缩产能还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政策的大目标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由外向内。中国今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国内市场，政策方向上强调的也是国内市场。
财团经济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
财团经济有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上的各种混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于财团的传统认识以及将财团与财团经济混为一谈。
事实上，财团从来都是政府间接控制市场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这是一种需要巨人的行业，财团可以充当有效的角色。
而中国未来的问题，在于财团的实现路径。有关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
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
我们认为，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现在的混改实际上为财团经济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
對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可以“搭船”出海；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总体上实现“国有+”或是“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让中国企业强身健体。
中国改革以来的政策实践表明，一项好的政策，仅靠理论号召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还是要做基于效率的考虑，利用市场的原生动力加以驱动，才能有效取得实践成果。
民营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压力，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
未来，民营企业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金融资源的限制；2、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适应；3、劳动力资源的紧张；4、法律的完善滞后于发展的需要；5、资源利用的许可；6、资源分配的调控；7、混改。
民营企业家必须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强力竞争，部分民营企业可能出现“散户”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实体企业在事实上转化个人投资者。
大量发债无法避免
毫无疑问，中国存在债务问题，外部世界通常以债务为标准衡量经济体的健康水平，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为堪忧。实际中国经济的确存在大量债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升的速度很快。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居民负债，成为中国债务领域的三大负债隐患。 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如果是确定的，那么为了均衡的实现，政府主导就是必须的。而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筹集资金就必须依靠大量发债，这是原因之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回收货币流通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大家不愿意花钱，政府就来帮助你花钱。
外资在中国将出现分化
回顾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对待外资的第一个阶段基本是以最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第二个阶段强调“利用好”外资；第三个阶段是“让你发财”，这个阶段中国已建立起对自身市场规模的自信。
至于今后，预估来到中国发展的外资将会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将会表现在产业门类，也会表现在其他方面。
世界金融资本将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看好”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产业转型中明显具有服务业的吸引力。
世界上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产业和企业，也会看到中国市场具有“投资特权化”的倾向，因此也会积极介入中国市场，当然这不会是普遍意义上的外资。
货币投放不一定导致通胀
在西方各国实行QE（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中国央行也动用了大量货币工具，投入了一定规模货币量。
但这种货币投放并未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大多数使用QE工具的国家也未发生通货膨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其原理就是货币转化成了产能，产能压低了价格。那么，随着中国奔向社会发展的更大目标，债务以及债券都会有更大规模的膨胀，这种情况下是否会产生通货膨胀？
答案同样是不一定。这种情况的出现倒不一定是央行通过各种工具进行平抑，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没有发作。真正具有极大抑制作用的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如果中国市场逐渐“由外转内”，注重内需市场，从一个向外倾销的“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向内的超大型消费市场，那么通货膨胀的发生几率会改变，通胀发生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
之所以对通货膨胀发生有一定的保留，关键在于“由外转内”的中国经济，通胀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
如果一方面发钞，一方面又不注重控制进口，一旦汇率价差映射到了商品价差上，通胀就会伴随商品而输入，这时才会出现通胀。
所以，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规模，可以预料，今后政策最为强调的就是防止通胀情况的出现。
货币扩张的条件下，通胀是外部性的，这一点影响很大，因为要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进口从紧”就会发生。
全球将进入貿易保护新时代
如果评价欧盟与美国，美国的贸易保护相对来讲比较低，欧盟的贸易保护倾向其实更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一旦统一步骤就会发现，欧盟的贸易保护比美国更厉害。
欧盟与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的贸易保护在明处，体现在法律和法规之上；欧盟的贸易保护往往是在暗处，隐藏在文化与传统的背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后，“美国第一”以及“美国强大”的口号落在了实处，尤其是税改，大力吸引美国制造业资本回流，再加上对移民政策的修正，还有大砍联合国经费等措施，在事实上引导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的新时代。
这是现实。问题在于，贸易保护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如果你不对等采取措施，就等于为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买单”。这是一种经济海啸，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形成，势不可挡。
所以，未来世界各国都会由开放的自由市场转而倾向保守，世界各国都会倾向贸易保护，这是未来的大潮流。
不过，这样的潮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惜代价生产所造成的。这种过度生产，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兴起，创造无与伦比的乐土，无法令人忽视。
宏观负债决定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标志，众多政策走向都与人民币汇率紧密相关。我们所言及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趋势是指的远期，不是指的当期或短期的人民币汇率。
对于短期的人民币汇率，市场上有很多干预手段，可以人为修正汇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都会这样做。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在于，长期趋势怎么办？信息分析上的趋势主要是指时间轴上的可见动向，在分析方法上是信息变动的一个横断面观察。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如此，时间轴如果被拉长，中国经济体的实际宏观负债就决定了人民币将贬值，其他技术性的工具手段甚至净出口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净出口完全可能因管制而实现，但这种情况下，无法因为净出口而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是坚挺的，经济体内在的原因还是在趋势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
而经济体的内在因素中，债务的上升无疑是肯定的，而且今后规模可能越来越大，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起伏，虽然情况纷杂，因素多变，但主要看债务。
财政刺激方案代替土地经济
如果要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大目标，同时又不会引发巨大的冲击和震动，那么只有靠“钱”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提出30万亿到50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考虑用财政方案以及各种基金取而代之土地经济。事实上，总结中国以往的政策成败经验，其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政策操作放在需求端，影响最小，效果最大。
打压房地产用了这么多办法，消耗了这么多国家资源，效果却不尽人意，市场内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开发商也不买账。
但如果明确、清晰地将政策放在需求端，提供大量房子租赁，租金价格很便宜，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租约稳定，那还有什么买房子的需要？
当然，这就是关于钱的问题。
中国科技创新拥有巨大市场
从历史的长周期分析角度看，创新科技不一定有利于一个国家，但却一定有利于一个时代。
从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看，有两个原因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创新科技活动：
第一，市场规模。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不是没那么技术的技术也能产生很大的技术效益，这将明显激励中国的“点子文化”，鼓励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 第二，从货币刺激的角度看，今后也适合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钱多，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合适，找到一个“好点子”就是必须的。
市场科技的创新总是围绕市场、围绕消费而产生，其实就是换个新方式让你花钱更方便、更好玩。
这样的市场科技创新也是一种创新，与过去金融界在信用卡上的创新完全一样，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制造风险。
中国最缺少的是生产活动和生产效率方面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创新。目前看到的大都是消费领域的创新，生产领域的创新科技活动还相对比较少。
所以今后的中国，创新活动的科技导向似乎正在决定，中国的科技创新可以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却不一定能够拥有一个时代。
中国将不再有中产阶级
中国今后很难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存在，主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成本的高涨将迅速吞噬掉财富和资产，中产阶级徒有概念但无其实质。
二是技术贵族在撕裂中国的中产阶级，这实际是一种分化。部分中产阶级因为掌握独特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拥有资源稀缺性，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成为技术贵族。
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因社会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远超其收入上涨的速度而不复存在。
中产阶级的貧困化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社会普遍的居民负债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表现极端化，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
过度生产将导致世界危机
长久以来，过度生产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有本事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拿来投入进行大批量生产，都是“白菜价”，这就是过度生产，实际是一种生产超限战。
过度生产虽然利润微薄，但由于规模大，也可以积累起庞大的资本，拥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而这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市场影响力往往又容易被乐观估计，以为是一种世界市场上的支配性影响力。实际问题不是这样的。
过度生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导致了贫富差异过大，导致了各种社会不稳定，导致了综合成本的过快上升。更麻烦的是，过度生产还会影响到全球市场关系，影响到世界市场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事过度生产，包括印度、东南亚甚至东欧，打着“学习中国”的旗号与中国竞争，同时使得世界的过度生产问题更加趋于严重。
大家都搞生产超限战，什么都不顾，赚钱要紧，尽量倾销，能卖多少是多少。
这样一来，世界整体的关系平衡就要被打破，政治精英和政治倾向失去了平衡，大家都乱了方寸，顾此失彼。
穷的变成了富的，富的似乎变穷了；更大的事情没人管了，自然环保和生态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各国财政吃紧，越来越倾向于走极端，资本界的保守和谨慎原则被抛弃，凡此种种，都会招致反弹。
其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现象普遍出现，债务堆积。
现在的世界就处于过度生产的状态，这是资本过剩推动的一种结果。现在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出口，但它不是不可知的事务，未来经济研究必然会另搞一套体系，形成新的经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