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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闲看水浒》，我们惊异地发现，那里也有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也有“二奶”、狱警、欺行霸市者和社会边缘人构成的“灰色世界”，也有“躲猫猫”和“钓鱼执法”。
在问世六年后，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修订再版了。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隐约折射了中国历史的一角真相。
翻开《水浒传》，我们看到了一个中世纪中国的白描式图景：庙堂、衙门、市肆、水泊，皇帝、官僚、小吏、贩夫走卒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而翻开《闲看水浒》，我们则惊异地发现，那里也有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也有“二奶”、狱警、欺行霸市者和社会边缘人构成的“灰色世界”，也有“躲猫猫”和“钓鱼执法”。
经历千年的岁月，为什么读者会觉得社会的某些层面与那个“水浒”世界依然如此相似?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前言，费正清曾经深思，中国历史究竟是以“线性”发展还是以“循环论”为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历史是在进步中呢，还是根本地在一再重演?这个问题也困扰了众多仁人志士，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什么朝廷垮台了、共和建成了。这个国家还是没有什么两样?改造这个社会的良方，究竟是“棉铁主义”、立宪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全盘推翻、全面改写呢?
及至今天，这个问题更加具体、鲜活，也更显迫切。在基层生态上，似乎市场已席卷了一切，正如郓哥、唐牛儿类似今天的小摊贩，西门庆类似今天的一些房地产商，宋徽宗征发花石纲，是无需按市场定价的，西门庆也不过是成功的权力寻租者。至于像戴宗、李逵那样勒索犯人的狱警，也并不鲜见。
发生在1070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国家干预社会、官方控制民间的努力，而《水浒》、“梁山泊”的背景年代，则是其后不久的宣和年间。旨在控制社会流动、推行“国进民退”的王安石变法，在几经反复后，果然抑制住了那些改变社会的力量，包括商人、民间金融业、海上贸易者乃至所谓地方“豪强”……但，这一切完成之后，那个社会却在孵化着宋江、晁盖、李逵，却在将林冲、柴进、卢俊义一个接一个地送上梁山。一句话，那个社会所培育的，只是颠覆社会、试图将一切推倒重来的力量了。
宋江无法“推倒重来”，只好受“招安”，刘邦、朱元璋推倒重来了，但他们的成功，来自更加严密的组织控制，上台后更加严密地控制社会。无论宋江、刘邦还是朱元璋，新人不过是旧人，乃至是更坏的恶人，所以历史也就“循环”下去。费正清先生的追问，乃至唐德刚“走出历史的三峡”的期盼，都能在这里获得解释。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伤的地方，也是《闲看水浒》最发人深省的地方。
在问世六年后，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修订再版了。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隐约折射了中国历史的一角真相。
翻开《水浒传》，我们看到了一个中世纪中国的白描式图景：庙堂、衙门、市肆、水泊，皇帝、官僚、小吏、贩夫走卒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而翻开《闲看水浒》，我们则惊异地发现，那里也有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也有“二奶”、狱警、欺行霸市者和社会边缘人构成的“灰色世界”，也有“躲猫猫”和“钓鱼执法”。
经历千年的岁月，为什么读者会觉得社会的某些层面与那个“水浒”世界依然如此相似?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前言，费正清曾经深思，中国历史究竟是以“线性”发展还是以“循环论”为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历史是在进步中呢，还是根本地在一再重演?这个问题也困扰了众多仁人志士，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什么朝廷垮台了、共和建成了。这个国家还是没有什么两样?改造这个社会的良方，究竟是“棉铁主义”、立宪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全盘推翻、全面改写呢?
及至今天，这个问题更加具体、鲜活，也更显迫切。在基层生态上，似乎市场已席卷了一切，正如郓哥、唐牛儿类似今天的小摊贩，西门庆类似今天的一些房地产商，宋徽宗征发花石纲，是无需按市场定价的，西门庆也不过是成功的权力寻租者。至于像戴宗、李逵那样勒索犯人的狱警，也并不鲜见。
发生在1070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国家干预社会、官方控制民间的努力，而《水浒》、“梁山泊”的背景年代，则是其后不久的宣和年间。旨在控制社会流动、推行“国进民退”的王安石变法，在几经反复后，果然抑制住了那些改变社会的力量，包括商人、民间金融业、海上贸易者乃至所谓地方“豪强”……但，这一切完成之后，那个社会却在孵化着宋江、晁盖、李逵，却在将林冲、柴进、卢俊义一个接一个地送上梁山。一句话，那个社会所培育的，只是颠覆社会、试图将一切推倒重来的力量了。
宋江无法“推倒重来”，只好受“招安”，刘邦、朱元璋推倒重来了，但他们的成功，来自更加严密的组织控制，上台后更加严密地控制社会。无论宋江、刘邦还是朱元璋，新人不过是旧人，乃至是更坏的恶人，所以历史也就“循环”下去。费正清先生的追问，乃至唐德刚“走出历史的三峡”的期盼，都能在这里获得解释。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伤的地方，也是《闲看水浒》最发人深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