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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未来外资决定是否继续投资中国时，考虑最多的因素之一是中国的营商环境。让人欣喜的是，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估，2005年至2018年中国整体营商环境从全球第91位上升至46位，是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同时我们注意到，世行衡量营商环境的10个一级指标中，衡量税收环境的投资者“纳税”指标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为什么说减税是当前中国营商环境改善中的最迫切的点？原因一，目前外资流入中国速度放缓，同时出现一定数量的撤资和投资转移，如果再加上外企利润的汇出，可能出现数量巨大的资本流出，对外储形成一定压力，或损害其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带来宏观上的风险，急需有效方法改善投资环境。
原因二，减税对内资企业和外商同样必要而紧迫。目前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国内企业利润率偏低。说到底，企业利润下降的营商环境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良好的营商环境。税收红利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新《外商投资法》确认了外资享受国民待遇，与内资企业适用同样的税收法律。国民待遇意味着中国将塑造整体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改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待遇。
原因三，部分国家通过税收改革降低企业负担，相形之下中国的税负更显沉重，这将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向。例如，美国采用属地征税制，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率，鼓励企业将海外的利润汇回。日本在积极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印度也启动了包含减税和简化纳税流程的大规模税改。各国竞相减税，形成了对资金的争夺，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了压力。
如何通过减税改善营商环境？首先，中国需逐步转向“低税负，严征管”的税收体制。现有体制下税收征收相对宽松，企业实际税负差异较大，这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有悖平等原则。逃税企业在经营方面存在隐患，未来可能要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会增加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对整个社会来说，逃漏税会催生腐败，并带来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建立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首先要过渡到低税负与严征管相结合的税收体制。将来中国的减税方案要有更强的针对性。
因此，中国需要在宏观经济和资本流动管理的大框架下，先设定细致的政策目标，再有针对性地设计减税政策。同时，中国应着力减轻国内企业税费负担。一方面，这能够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当中国以符合国际惯例的形式给予本土企业税收红利时，外资势必通过多种方式来利用这种待遇，这将提高中国企业在商业谈判中的筹码。
因此，笔者建议中国拉长减税周期。不是一次性完成减税，而是用较长的时间实现企业税负的较大幅度下降。可以考虑将外企在中国的经营时间与税负挂钩，引导外资在中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鼓励外资为提升中国福利做贡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崔也光 周畅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王肇
“地区污染治理投资与企业环境成本”《财政研究》2019年第3期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强与各项环境政策的落实，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度逐年增加，对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越多，企业发生的环境成本越小——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该效应集中在资本化的环境成本中，而对费用化部分影响不显著；该效应在非三大经济区域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细分地区污染治理投资的类型，发现废气、废水与其他治理项目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其他投资无显著影响。其他指标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能够支付的企业环境成本越大；相较于资本化环境成本，重污染企业缴纳了更多的排污费与环保罚款等费用化成本。
（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5日）
1 港交所十年之变
2 盘活存量财富 缓解代际焦虑
3 化解“一帶一路”外交频遇风险
4 货币政策变调为时尚早
5 顺丰转型阵痛
6 折戟在“医疗梦”中的地产商
7 民办幼儿园转折
8 被忽视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
9 贸易协议：博弈、妥协与变局
10 透视刘强东事件下的京东
资料来源：《财经》APP
为什么说减税是当前中国营商环境改善中的最迫切的点？原因一，目前外资流入中国速度放缓，同时出现一定数量的撤资和投资转移，如果再加上外企利润的汇出，可能出现数量巨大的资本流出，对外储形成一定压力，或损害其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带来宏观上的风险，急需有效方法改善投资环境。
原因二，减税对内资企业和外商同样必要而紧迫。目前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国内企业利润率偏低。说到底，企业利润下降的营商环境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良好的营商环境。税收红利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新《外商投资法》确认了外资享受国民待遇，与内资企业适用同样的税收法律。国民待遇意味着中国将塑造整体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改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待遇。
原因三，部分国家通过税收改革降低企业负担，相形之下中国的税负更显沉重，这将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向。例如，美国采用属地征税制，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率，鼓励企业将海外的利润汇回。日本在积极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印度也启动了包含减税和简化纳税流程的大规模税改。各国竞相减税，形成了对资金的争夺，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了压力。
如何通过减税改善营商环境？首先，中国需逐步转向“低税负，严征管”的税收体制。现有体制下税收征收相对宽松，企业实际税负差异较大，这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有悖平等原则。逃税企业在经营方面存在隐患，未来可能要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会增加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对整个社会来说，逃漏税会催生腐败，并带来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建立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首先要过渡到低税负与严征管相结合的税收体制。将来中国的减税方案要有更强的针对性。
因此，中国需要在宏观经济和资本流动管理的大框架下，先设定细致的政策目标，再有针对性地设计减税政策。同时，中国应着力减轻国内企业税费负担。一方面，这能够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当中国以符合国际惯例的形式给予本土企业税收红利时，外资势必通过多种方式来利用这种待遇，这将提高中国企业在商业谈判中的筹码。
因此，笔者建议中国拉长减税周期。不是一次性完成减税，而是用较长的时间实现企业税负的较大幅度下降。可以考虑将外企在中国的经营时间与税负挂钩，引导外资在中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鼓励外资为提升中国福利做贡献。
学术观点
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成本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崔也光 周畅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王肇
“地区污染治理投资与企业环境成本”《财政研究》2019年第3期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强与各项环境政策的落实，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度逐年增加，对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越多，企业发生的环境成本越小——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该效应集中在资本化的环境成本中，而对费用化部分影响不显著；该效应在非三大经济区域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细分地区污染治理投资的类型，发现废气、废水与其他治理项目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其他投资无显著影响。其他指标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能够支付的企业环境成本越大；相较于资本化环境成本，重污染企业缴纳了更多的排污费与环保罚款等费用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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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