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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段与自行车有关的回忆。
1983年，魏刚技校毕业被分配到生产飞鸽的天津自行车厂。一进厂区大门，他就被“争创利税两亿三”的大标语给震惊了一一比起自己每月37块钱的工资，这个目标更像一块磁铁，把整个人都吸起来了。
更让魏刚惊喜不已的是，上班没几天，就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购车票”。这种只有国营大厂才有的内部福利，在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年代，给他带来无以言表的自豪感。
有一段时间，飞鸽自行车—直供不应求，是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改革开放后，从1985年日产1万辆，到1988年年产660万辆，飞鸽迎来产能快速扩张的历史高峰期。
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日渐式微，市场竞争打破了国有自行车产业体系，一票难求的日子结束了。中国自行车产业的三大品牌一—飞鸽、凤凰和永久，相继出现严重滞销，经营状况急转直下。1992年，飞鸽出现历史上首次亏损，失去了洋溢多年的荣光。
为了拯救这个承载国民记忆的老品牌，飞鸽改革自救的突围始终没有间断过。
4年前接任飞鸽重组改制存续企业一一天津自行车厂厂长的魏刚，言及企业兴衰，难免五味杂陈。飞鸽自行车已改由其他企业生产，该厂自1997年以来，没有生产过一辆自行车。
“现在主要是‘守摊儿’，消化历史遗留问题。”这位56岁的“留守厂长”，虽已进退有度，仍心有不甘。他还惦记这只受伤坠地的“鸽子”，是否还有机会重返天空。
从国民车到国礼车
从天津劝业场沿滨江道向东而行，不远处有一幢普通的四层办公楼。如果不留意门口的牌匾，根本看不出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飞鸽集团。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飞鸽的發展！”董事长杨国发指着走廊上的历史照片，向记者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当年视察时的情形。
早在天津解放之初，刘少奇亲自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这个军管自行车工厂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搞革新、造新车。飞鸽，早就被寄予厚望。
寻根溯源，天津自行车的历史地位无出其右一一
1936年，日本人小岛和三郎在天津开办“昌和工厂”，组装生产中国历史上第一辆自行车一一“铁锚”牌自行车。抗战胜利后，这家工厂经军管收归国有，转产“胜利”和“中字”商标的自行车。
1949年io月i日，该厂正式定名为天津自行车厂。
1950年7月5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厂诞生。适逢世界和平运动兴起，人们将这批自行车命名为“飞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全部由国家说了算。天津自行车厂干部职工艰苦创业，使飞鸽成为驰名全国的名牌商品，以及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
1965年，飞鸽年产量突破40万辆，跻身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厂。鼎盛时期，天津市一轻系统产值的1/2、工业系统产值的1/6，都来自飞鸽自行车。
1989年2月25日，新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率先访华。在钓鱼台国宾馆，李鹏总理将两款颜色鲜艳的飞鸽自行车，作为国礼赠送给老布什夫妇。按照国礼标准，飞鸽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也代表了中国轻工业的水平。此后，飞鸽自行车11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卡斯特罗、奥巴马、卡梅伦等各国政要。
2016年6月26日，正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李克强总理，走进飞鸽自行车天津胜利路体验店。他拿起挂在墙上的两个车架，用手掂了掂分量。在听取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英介绍车载通信、运动音乐、健康监测等新功能后，李克强还现场试骑了飞鸽智能自行车。
他说，我愿为中国自行车做广告，更愿为“中国制造”智能升级“站台”。
从国民车到国礼车，从美国总统代言到中国总理站台，飞鸽的品牌资源优势无可比拟。“随便拿出一个硬核广告，都让人惊掉下巴！”引得民企老板们羡慕不已。
进入新世纪以来，飞鸽屡遭挫折，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董事长杨国发坦承，作为集团唯一还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目前飞鸽车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被共享单车三角债严重拖累。
“飞鸽名下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都没了，只剩下自行车还在生产。”杨国发语气诚恳地说。
对于一些传统品牌而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绝非溢美之词，而飞鸽这样的大众消费品，唯有创新才能保持品牌的生命力。有业内人士认为，企业不能仅满足于国礼的荣耀，应该在满足更广大用户需求上突破。
改革自救“砍树留根保牌子”
记忆中的飞鸽，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时代，是最具代表性的自行车品牌。
传统自行车行业劳动密集，具有组装型产业特点，普通零部件生产门槛较低，开放性显著。据全国轻工系统自行车企业的调查，1980年，永久、凤凰和飞鸽等三大巨头人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每年597辆、560辆和475辆。相比之下，企业管理差距显而易见。
1988年6月，由21家企业组成的飞鸽集团宣告成立。这个职工总数3.5万人的大型企业，仍以扩大产能规模和满负荷生产为前提。而在集团成立的前一年，天津自行车厂已决定全面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开发进程，改革几十年一贯的产品生产模式。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时任飞鸽集团总经理邢起富担心，如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跟上时代步伐，飞鸽总有一天会从天上摔下来。孰料，竟一语成谶一一由于改革目标多元，管理体制多变，忽视市场环境和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飞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最早对飞鸽品牌构成威胁的，是由行政命令决定“红改飞”的品牌合并一一将天津自行车二厂的“红旗”牌自行车，换上天津自行车厂的“飞鸽”牌标识，以提升其产品售价套利。很快，由于“红改飞”自行车被称为“假飞鸽”，遭到消费者抵制而被迫终止。 接下来，他们又尝试与外省市扩产联营、与民企合资办厂，试图通过品牌授权收费模式，实现品牌变现和市场扩展。然而，随着管理粗放和质量失控，市场上出现大量“鱼龙混杂”的飞鸽自行车，假冒飞鸽商标不下百十种，飞鸽品牌形象再遭重创。 正如一位民营自行车企业老板所言，“当年一些国有企业搞品牌运营，就跟吃鸽子一样，先拔毛，再吃肉，最后剩下的是骨头。”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
为了保住飞鸽品牌，天津自行车厂突围自救的场面极其悲壮：1996年，职工内部集资1100万元，誓与企业共存亡的决绝，并未遏止亏损的厄运;接着又从银行和财政贷款1200万元，投下去的“血本”再次打了水漂儿。
1997年，这个万人大厂回天无力，被迫全面停产。
当时，“小而专”的民营组装小厂，将“大而全”的国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一一普通自行车市场价格已被压到200元左右，飞鸽的成本就达600元，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1998年1月，整体扭亏无望的飞鸽，壮士断腕，决定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单独组建一家国有独资子公司改制求生。
轻装上阵的新公司，第一年赚了1000万元。缺钱有权的老厂领导，则一天到晚被逼着发工资、交电费、还旧债，很快就将这笔钱抽回救急。不堪重负的新公司，成了老厂花钱买稳定，支付改革成本的“怪胎”，再次陷入绝境。
痛定思痛。产量跌至谷底的飞鸽，提出“砍树留根保牌子”。1999年6月，由天津自行车厂、西青腾达总公司、经委华泽公司三方投资，再次建立新的股份制公司。本己衰落的“飞鸽”品牌，又找到了在夹缝中重整旗鼓的机会，当年就实现了利润200万元。
从1991年开始，天津市国有自行车企业产量，从占全市总产量97%跌至3%，仅用了8年时间;逆袭而上的非国有自行车企业产量，同时完成了位置“颠倒”。可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足以令人惊心动魄。
曾几何时，面对天津自行车厂每况愈下，飞鸽技术、管理团队的人才大量流失，人们用“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来揶揄飞鸽。如今评估飞鸽品牌的价值，应该从产品向产业升级，毕竟天津自行车产业集群是从_个企业集团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并承担了巨大的体制成本。
或许这才是飞鸽对整个中国自行车产业更大的价值。
再好的笼子也不及天空
飞鸽的改革史，也是一部国有品牌史。
接受記者采访时，杨国发不止一次表示，未来飞鸽要走混改这条路。长期以来，品牌所有权一直是飞鸽改革的禁区，这次高调再提混改，意味着关在笼子里的“鸽子”，终于有了放飞的机会。
早在1999年，因为被拖欠钢材款1400万元，上海宝钢集团起诉“飞鸽”，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将其拍卖。最终经各方深度介入，才使飞鸽品牌幸免于难。虚惊一场的飞鸽人，这回可长了心眼和记性，从此将飞鸽品牌当成了命根子。
当时诉讼期间，为了保全资产，飞鸽集团通过合法转让手续，将飞鸽品牌收归集团所有。从此，一直由集团负责品牌授权营运。
2001年底，虽外部投资主体不是全民就是集体，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当前述股份制公司股东，通过分红回收全部投资后，飞鸽随即要求提高品牌授权费。据称，收费标准一下子提高了4倍。理由极其简单，老厂的人也得分吃“这碗饭”。
言外之意，这是飞鸽的品牌收益，吃不上就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虞，要负法律责任的。
2004年底，前述股份制公司次决定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被外界称为飞鸽重新起飞的转折点。时任副总经理的张金英回忆，2006年，这个公司单一品类曾做到100万辆规模，连凤凰和永久都来观摩学习。
当各方股东提出，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时。飞鸽集团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由，断然拒绝。2009年3月，在东丽区的新厂房中，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成立。
飞鸽集团出资500万元清退掉各方股份，并采取管理者持股的模式，由原副总经理张金英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
在飞鸽内部“砍树留根”的观念里，似乎任何觊觎品牌价值的想法，都是不惜代价要砍掉的“树”。“国资参股不能超过30%，到底是15%、10%，还是完全退出，我们都可以谈。”如今杨国发放下身段的说法，给人_种坚冰已破的改革空间。
飞鸽车业自2009年开始，已上缴6000余万元品牌费。其中，品牌授权费的标准依据，张金英表示并不知情。
作为一家整车组装企业，飞鸽车业缺失车架、烤漆等自行车生产的核心业务，导致飞鸽集团在混改中筹码着实不多。
近年来，张金英一直尝试利用“互联网+”给这个老品牌填充新的内涵。此前，为了公司能维持生产，张金英不惜抵押了自己的房产。
见证了飞鸽前几次改革自救，张金英深有体会：“我是飞鸽培养出来的，经历过她的鼎盛时期。这样一个品牌不应该没了，一定要有人扛起来。当时真是什么都没有想就做了，这个过程现在感触实在太深了。”
1983年，魏刚技校毕业被分配到生产飞鸽的天津自行车厂。一进厂区大门，他就被“争创利税两亿三”的大标语给震惊了一一比起自己每月37块钱的工资，这个目标更像一块磁铁，把整个人都吸起来了。
更让魏刚惊喜不已的是，上班没几天，就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购车票”。这种只有国营大厂才有的内部福利，在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年代，给他带来无以言表的自豪感。
有一段时间，飞鸽自行车—直供不应求，是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改革开放后，从1985年日产1万辆，到1988年年产660万辆，飞鸽迎来产能快速扩张的历史高峰期。
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日渐式微，市场竞争打破了国有自行车产业体系，一票难求的日子结束了。中国自行车产业的三大品牌一—飞鸽、凤凰和永久，相继出现严重滞销，经营状况急转直下。1992年，飞鸽出现历史上首次亏损，失去了洋溢多年的荣光。
为了拯救这个承载国民记忆的老品牌，飞鸽改革自救的突围始终没有间断过。
4年前接任飞鸽重组改制存续企业一一天津自行车厂厂长的魏刚，言及企业兴衰，难免五味杂陈。飞鸽自行车已改由其他企业生产，该厂自1997年以来，没有生产过一辆自行车。
“现在主要是‘守摊儿’，消化历史遗留问题。”这位56岁的“留守厂长”，虽已进退有度，仍心有不甘。他还惦记这只受伤坠地的“鸽子”，是否还有机会重返天空。
从国民车到国礼车
从天津劝业场沿滨江道向东而行，不远处有一幢普通的四层办公楼。如果不留意门口的牌匾，根本看不出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飞鸽集团。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飞鸽的發展！”董事长杨国发指着走廊上的历史照片，向记者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当年视察时的情形。
早在天津解放之初，刘少奇亲自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这个军管自行车工厂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搞革新、造新车。飞鸽，早就被寄予厚望。
寻根溯源，天津自行车的历史地位无出其右一一
1936年，日本人小岛和三郎在天津开办“昌和工厂”，组装生产中国历史上第一辆自行车一一“铁锚”牌自行车。抗战胜利后，这家工厂经军管收归国有，转产“胜利”和“中字”商标的自行车。
1949年io月i日，该厂正式定名为天津自行车厂。
1950年7月5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厂诞生。适逢世界和平运动兴起，人们将这批自行车命名为“飞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全部由国家说了算。天津自行车厂干部职工艰苦创业，使飞鸽成为驰名全国的名牌商品，以及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
1965年，飞鸽年产量突破40万辆，跻身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厂。鼎盛时期，天津市一轻系统产值的1/2、工业系统产值的1/6，都来自飞鸽自行车。
1989年2月25日，新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率先访华。在钓鱼台国宾馆，李鹏总理将两款颜色鲜艳的飞鸽自行车，作为国礼赠送给老布什夫妇。按照国礼标准，飞鸽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也代表了中国轻工业的水平。此后，飞鸽自行车11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卡斯特罗、奥巴马、卡梅伦等各国政要。
2016年6月26日，正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李克强总理，走进飞鸽自行车天津胜利路体验店。他拿起挂在墙上的两个车架，用手掂了掂分量。在听取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英介绍车载通信、运动音乐、健康监测等新功能后，李克强还现场试骑了飞鸽智能自行车。
他说，我愿为中国自行车做广告，更愿为“中国制造”智能升级“站台”。
从国民车到国礼车，从美国总统代言到中国总理站台，飞鸽的品牌资源优势无可比拟。“随便拿出一个硬核广告，都让人惊掉下巴！”引得民企老板们羡慕不已。
进入新世纪以来，飞鸽屡遭挫折，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董事长杨国发坦承，作为集团唯一还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目前飞鸽车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被共享单车三角债严重拖累。
“飞鸽名下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都没了，只剩下自行车还在生产。”杨国发语气诚恳地说。
对于一些传统品牌而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绝非溢美之词，而飞鸽这样的大众消费品，唯有创新才能保持品牌的生命力。有业内人士认为，企业不能仅满足于国礼的荣耀，应该在满足更广大用户需求上突破。
改革自救“砍树留根保牌子”
记忆中的飞鸽，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时代，是最具代表性的自行车品牌。
传统自行车行业劳动密集，具有组装型产业特点，普通零部件生产门槛较低，开放性显著。据全国轻工系统自行车企业的调查，1980年，永久、凤凰和飞鸽等三大巨头人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每年597辆、560辆和475辆。相比之下，企业管理差距显而易见。
1988年6月，由21家企业组成的飞鸽集团宣告成立。这个职工总数3.5万人的大型企业，仍以扩大产能规模和满负荷生产为前提。而在集团成立的前一年，天津自行车厂已决定全面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开发进程，改革几十年一贯的产品生产模式。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时任飞鸽集团总经理邢起富担心，如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跟上时代步伐，飞鸽总有一天会从天上摔下来。孰料，竟一语成谶一一由于改革目标多元，管理体制多变，忽视市场环境和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飞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最早对飞鸽品牌构成威胁的，是由行政命令决定“红改飞”的品牌合并一一将天津自行车二厂的“红旗”牌自行车，换上天津自行车厂的“飞鸽”牌标识，以提升其产品售价套利。很快，由于“红改飞”自行车被称为“假飞鸽”，遭到消费者抵制而被迫终止。 接下来，他们又尝试与外省市扩产联营、与民企合资办厂，试图通过品牌授权收费模式，实现品牌变现和市场扩展。然而，随着管理粗放和质量失控，市场上出现大量“鱼龙混杂”的飞鸽自行车，假冒飞鸽商标不下百十种，飞鸽品牌形象再遭重创。 正如一位民营自行车企业老板所言，“当年一些国有企业搞品牌运营，就跟吃鸽子一样，先拔毛，再吃肉，最后剩下的是骨头。”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
为了保住飞鸽品牌，天津自行车厂突围自救的场面极其悲壮：1996年，职工内部集资1100万元，誓与企业共存亡的决绝，并未遏止亏损的厄运;接着又从银行和财政贷款1200万元，投下去的“血本”再次打了水漂儿。
1997年，这个万人大厂回天无力，被迫全面停产。
当时，“小而专”的民营组装小厂，将“大而全”的国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一一普通自行车市场价格已被压到200元左右，飞鸽的成本就达600元，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1998年1月，整体扭亏无望的飞鸽，壮士断腕，决定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单独组建一家国有独资子公司改制求生。
轻装上阵的新公司，第一年赚了1000万元。缺钱有权的老厂领导，则一天到晚被逼着发工资、交电费、还旧债，很快就将这笔钱抽回救急。不堪重负的新公司，成了老厂花钱买稳定，支付改革成本的“怪胎”，再次陷入绝境。
痛定思痛。产量跌至谷底的飞鸽，提出“砍树留根保牌子”。1999年6月，由天津自行车厂、西青腾达总公司、经委华泽公司三方投资，再次建立新的股份制公司。本己衰落的“飞鸽”品牌，又找到了在夹缝中重整旗鼓的机会，当年就实现了利润200万元。
从1991年开始，天津市国有自行车企业产量，从占全市总产量97%跌至3%，仅用了8年时间;逆袭而上的非国有自行车企业产量，同时完成了位置“颠倒”。可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足以令人惊心动魄。
曾几何时，面对天津自行车厂每况愈下，飞鸽技术、管理团队的人才大量流失，人们用“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来揶揄飞鸽。如今评估飞鸽品牌的价值，应该从产品向产业升级，毕竟天津自行车产业集群是从_个企业集团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并承担了巨大的体制成本。
或许这才是飞鸽对整个中国自行车产业更大的价值。
再好的笼子也不及天空
飞鸽的改革史，也是一部国有品牌史。
接受記者采访时，杨国发不止一次表示，未来飞鸽要走混改这条路。长期以来，品牌所有权一直是飞鸽改革的禁区，这次高调再提混改，意味着关在笼子里的“鸽子”，终于有了放飞的机会。
早在1999年，因为被拖欠钢材款1400万元，上海宝钢集团起诉“飞鸽”，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将其拍卖。最终经各方深度介入，才使飞鸽品牌幸免于难。虚惊一场的飞鸽人，这回可长了心眼和记性，从此将飞鸽品牌当成了命根子。
当时诉讼期间，为了保全资产，飞鸽集团通过合法转让手续，将飞鸽品牌收归集团所有。从此，一直由集团负责品牌授权营运。
2001年底，虽外部投资主体不是全民就是集体，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当前述股份制公司股东，通过分红回收全部投资后，飞鸽随即要求提高品牌授权费。据称，收费标准一下子提高了4倍。理由极其简单，老厂的人也得分吃“这碗饭”。
言外之意，这是飞鸽的品牌收益，吃不上就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虞，要负法律责任的。
2004年底，前述股份制公司次决定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被外界称为飞鸽重新起飞的转折点。时任副总经理的张金英回忆，2006年，这个公司单一品类曾做到100万辆规模，连凤凰和永久都来观摩学习。
当各方股东提出，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时。飞鸽集团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由，断然拒绝。2009年3月，在东丽区的新厂房中，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成立。
飞鸽集团出资500万元清退掉各方股份，并采取管理者持股的模式，由原副总经理张金英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
在飞鸽内部“砍树留根”的观念里，似乎任何觊觎品牌价值的想法，都是不惜代价要砍掉的“树”。“国资参股不能超过30%，到底是15%、10%，还是完全退出，我们都可以谈。”如今杨国发放下身段的说法，给人_种坚冰已破的改革空间。
飞鸽车业自2009年开始，已上缴6000余万元品牌费。其中，品牌授权费的标准依据，张金英表示并不知情。
作为一家整车组装企业，飞鸽车业缺失车架、烤漆等自行车生产的核心业务，导致飞鸽集团在混改中筹码着实不多。
近年来，张金英一直尝试利用“互联网+”给这个老品牌填充新的内涵。此前，为了公司能维持生产，张金英不惜抵押了自己的房产。
见证了飞鸽前几次改革自救，张金英深有体会：“我是飞鸽培养出来的，经历过她的鼎盛时期。这样一个品牌不应该没了，一定要有人扛起来。当时真是什么都没有想就做了，这个过程现在感触实在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