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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姥姥家——巴彦的小县城，度过了我的童年。
姥姥家在解放前是开中药铺的，规模不是很大，糊口而已。姥爷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生意人，他的话很少，却十分慈祥。姥姥自幼没了母亲，少了一份约束，却多了一份干练和坚决。在大家庭没分家的时候，姥姥就是家里主事的长媳，孝敬公婆，和妯娌和睦相处。婚丧嫁娶，年节祭祀，指挥若定。
姥姥大字不识，却对知识充满了向往。姥姥心灵手巧，喜欢听说书，听了就不忘，讲起“古”来一套一套的。姥姥品评一个人，品评一件事，总是有眉有眼，有声音，有气味，有温度，那形象就像在眼前。就是现在有时候遇见一个人，如果说不清鼻子、眼睛、嘴是长怎么样，妈妈就会说，“你姥姥最会品人的长相了”。她在就好了。
姥姥给了我最任情任性的童年，有人说，每个人的精神成长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姥姥惯孩子，于是全家一呼百应都变着法娇惯我。
在姥姥家我从未“自然睡”，也从未“自然醒”，入睡要由各路舅舅和姨扛在肩上悠来荡去。巴彦城小，主街道东西各有一个牌楼，从姥姥家几步就到了主街道。我睡午觉前还要“视察”民情，必须在街上逛逛，我瞪着乌黑的眼珠东瞧西看，也许都到东西牌楼了，累了才肯睡去。醒了一定要哭，哭不是因为不舒服，而是一种提示，一种宣言，于是立马冲过来若干人哄着，我“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姥姥喜欢花花草草，她不太会侍弄蔬菜，前后院子除了花就是果树。我在姥姥的小花园里照过一张相，穿着大姨给我做的“布拉吉”，扎着冲天辫，对着镜头毫无遮拦地大笑。那时候，我好像是三四岁，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姥姥的蜜罐里泡大的刁丫头。
姥姥一家的日子，现在想来是清苦的，姥爷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大家子。可是姥姥给我的，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透明玻璃罐子，里面从来都是装得满满的水果糖，红的绿的……其他小朋友都没有，住在前面那条街的大姨家的表哥表姐也没有。少一颗，姥爷下班就会捎回来补上。
我有一个盒子，盒子里有用手绢包的绿豆糕，放在被架底下隐秘的地方。那个年月，这是一般的孩子不曾拥有过的奢侈的点心。
秋天，果子熟了，姥姥摇树。我和三姨、四姨、老姨、吴老姨一起拣落到草里的山里红，一边拣一边打嘴仗，唧唧喳喳。冬天，我在姥姥家用舌头舔着窗户玻璃上的霜花，盼着挑水的送水来，来了好吃浮在水上的冰，又脆又凉，还有点甜。姥姥爱用火盆烤土豆，我趴在炕上看着埋在火盆里的土豆冒白气，好像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土豆。
人生是一场聚了散了的大戏，童年这幅画永不褪色，不知不觉我已人过中年。
巴彦那座封闭、古旧的小城如今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古朴。
然而那份笃实甘甜、充满了善良仁爱的生活气息，却弥散在我灵魂的深处，让我懂得了爱生活，爱平凡的人，让我这一生都懂得感动，懂得抓住生活中的美，让我能够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诗意和温情。
姥姥的爱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细腻善感的人，也因此有了某种抒情气质，从而爱语文，爱学生。
（二）
我的启蒙老师是岳淑珍老师。岳老师高高的个子，眼睛大而明亮，皮肤略有点黑，表情是严肃的。整体看起来她是一个端庄而严厉的老师，当时她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那时正处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男女平等，女子不爱红装爱武装，且能顶半边天。漂亮而又有点刚性的，积极向上的女子就是我们的偶像。
岳老师漂亮、爽利，书教得好，我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她。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岳老师对我也是钟爱有加。开学第一天她就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了我，指着我说：“这位同学，你来当班长！”于是，我的脖子上就挎了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房门钥匙，一把是教室的门钥匙，我神气得像士兵挎着一把枪。
黑台小学是一溜红砖瓦房，有些教室的墙已经裂开了大口子，即使这样教室还是严重不够，因此小学低年级要三班倒。
我就是在这一年学会做饭的。因为上学时间和妈妈的上班时间不同步，我要想吃上饭就必须学会做饭。我不仅能做三餐饭，还学会打扫房间。以致后来我当上班主任，班级所在的教室也必须十分整洁，地面要刷得没有一点污垢，拖布的摆放要有一定之规，粉笔盒都要天天刷洗擦拭，各种帘子和真花假花热热闹闹。
岳老师激发了我的潜质，使我成为一个责任心极强、上进心极强、荣誉感极强甚至有点虚荣的孩子，在我灵魂深处，占绝对主流的便是那份积极的“入世”精神。
不喜欢冷嘲、牢骚、颓废与荒诞，总是以积极乐观甚至是浪漫诗意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这和我的启蒙老师对我坚定不移的正统教育不无关系。
我是一个“敬业”的大班长，一个小孩子没有什么眼界更没有风度可言，总是一味地用教鞭敲桌子，把眼瞪得很大。根本不懂得什么“不怒自威”，更不懂得女孩应该温柔和妩媚。
这也难怪，当时优秀的女性形象都来自“样板戏”，李铁梅高举着红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阿庆嫂凛然不可侵犯，痛骂胡传奎、刁德一，骂得他们越发猥琐，越发獐头鼠目；吴琼花的人生座右铭是“打不死就跑”。
少年时代对崇高对英雄的憧憬与向往奠定了某种不可更改的价值取向。我的一位数学同事说过：“喜欢听你讲语文课，你一开口，我就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
这也许就是某种信仰，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相信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唯美，就诗意。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因为生活，因为亲人、师长在我人之初的阶段，在我的心灵深处铺就了厚厚的阳光底色。
我太珍惜别人说个“好”了，为了这个“好”字，我付出多少辛苦都无怨无悔。
选三好学生，要在黑板画“正”字，那每一个笔画都像画在我心上，我的心激动地狂跳就要蹦出来了。少年时代，我没有一丝冲淡与超然，酷爱荣誉，视荣誉为生命，现在看这种成长很极端，甚至有点病态，却也促成了我向着阳光生长的愿望。我不允许自己第二，只能第一。
对“又红又专”的“红”字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黑台大队的铁姑娘队长，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从来不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女铁人。拿一把镐或是一把锹在工地上长住，吃一口冰冷的馒头就一把雪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令我神往。
岳老师培养我这棵幼苗的办法是：第一，拼命地树威信，不遗余力。她只会当众表扬我，从未批评过我。我曾经十分错误地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缺点，这种自信和自负让我有点儿膨胀。只是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年龄中，这种教育还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岳老师对我绝对放权。这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怎么能让我们班级的同学更团结呢？怎么能让我们班级更进步呢？早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孩子王”了，再淘气的孩子也听我的，这种影响力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
第三，岳老师给我压了许多担子，给了许多机会。每个月全校都要开批判会，每次开会，其他班级都要换代表发言，我们班没换过人，一直是我。感谢“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否则我都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种假模假式的说大话空话自以为是的女干部？
岳老师教会我的是上进、好强、独立、以大局为重，这为日后我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我家到黑台小学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大路是黑台唯一的一条主街道，两边都是民居房舍，以草房居多，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鸡鸣犬吠。走大路看世俗百态，村里人家。走小路就要穿过农田、玉米地、黄豆地，主要是水稻地。我一路追着蝴蝶、蜻蜓、蚂蚱、瓢虫跑，真是一段太美太诗意的生活。
责任编辑赵霭雯
我在姥姥家——巴彦的小县城，度过了我的童年。
姥姥家在解放前是开中药铺的，规模不是很大，糊口而已。姥爷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生意人，他的话很少，却十分慈祥。姥姥自幼没了母亲，少了一份约束，却多了一份干练和坚决。在大家庭没分家的时候，姥姥就是家里主事的长媳，孝敬公婆，和妯娌和睦相处。婚丧嫁娶，年节祭祀，指挥若定。
姥姥大字不识，却对知识充满了向往。姥姥心灵手巧，喜欢听说书，听了就不忘，讲起“古”来一套一套的。姥姥品评一个人，品评一件事，总是有眉有眼，有声音，有气味，有温度，那形象就像在眼前。就是现在有时候遇见一个人，如果说不清鼻子、眼睛、嘴是长怎么样，妈妈就会说，“你姥姥最会品人的长相了”。她在就好了。
姥姥给了我最任情任性的童年，有人说，每个人的精神成长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姥姥惯孩子，于是全家一呼百应都变着法娇惯我。
在姥姥家我从未“自然睡”，也从未“自然醒”，入睡要由各路舅舅和姨扛在肩上悠来荡去。巴彦城小，主街道东西各有一个牌楼，从姥姥家几步就到了主街道。我睡午觉前还要“视察”民情，必须在街上逛逛，我瞪着乌黑的眼珠东瞧西看，也许都到东西牌楼了，累了才肯睡去。醒了一定要哭，哭不是因为不舒服，而是一种提示，一种宣言，于是立马冲过来若干人哄着，我“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姥姥喜欢花花草草，她不太会侍弄蔬菜，前后院子除了花就是果树。我在姥姥的小花园里照过一张相，穿着大姨给我做的“布拉吉”，扎着冲天辫，对着镜头毫无遮拦地大笑。那时候，我好像是三四岁，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姥姥的蜜罐里泡大的刁丫头。
姥姥一家的日子，现在想来是清苦的，姥爷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大家子。可是姥姥给我的，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透明玻璃罐子，里面从来都是装得满满的水果糖，红的绿的……其他小朋友都没有，住在前面那条街的大姨家的表哥表姐也没有。少一颗，姥爷下班就会捎回来补上。
我有一个盒子，盒子里有用手绢包的绿豆糕，放在被架底下隐秘的地方。那个年月，这是一般的孩子不曾拥有过的奢侈的点心。
秋天，果子熟了，姥姥摇树。我和三姨、四姨、老姨、吴老姨一起拣落到草里的山里红，一边拣一边打嘴仗，唧唧喳喳。冬天，我在姥姥家用舌头舔着窗户玻璃上的霜花，盼着挑水的送水来，来了好吃浮在水上的冰，又脆又凉，还有点甜。姥姥爱用火盆烤土豆，我趴在炕上看着埋在火盆里的土豆冒白气，好像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土豆。
人生是一场聚了散了的大戏，童年这幅画永不褪色，不知不觉我已人过中年。
巴彦那座封闭、古旧的小城如今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古朴。
然而那份笃实甘甜、充满了善良仁爱的生活气息，却弥散在我灵魂的深处，让我懂得了爱生活，爱平凡的人，让我这一生都懂得感动，懂得抓住生活中的美，让我能够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诗意和温情。
姥姥的爱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细腻善感的人，也因此有了某种抒情气质，从而爱语文，爱学生。
（二）
我的启蒙老师是岳淑珍老师。岳老师高高的个子，眼睛大而明亮，皮肤略有点黑，表情是严肃的。整体看起来她是一个端庄而严厉的老师，当时她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那时正处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男女平等，女子不爱红装爱武装，且能顶半边天。漂亮而又有点刚性的，积极向上的女子就是我们的偶像。
岳老师漂亮、爽利，书教得好，我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她。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岳老师对我也是钟爱有加。开学第一天她就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了我，指着我说：“这位同学，你来当班长！”于是，我的脖子上就挎了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房门钥匙，一把是教室的门钥匙，我神气得像士兵挎着一把枪。
黑台小学是一溜红砖瓦房，有些教室的墙已经裂开了大口子，即使这样教室还是严重不够，因此小学低年级要三班倒。
我就是在这一年学会做饭的。因为上学时间和妈妈的上班时间不同步，我要想吃上饭就必须学会做饭。我不仅能做三餐饭，还学会打扫房间。以致后来我当上班主任，班级所在的教室也必须十分整洁，地面要刷得没有一点污垢，拖布的摆放要有一定之规，粉笔盒都要天天刷洗擦拭，各种帘子和真花假花热热闹闹。
岳老师激发了我的潜质，使我成为一个责任心极强、上进心极强、荣誉感极强甚至有点虚荣的孩子，在我灵魂深处，占绝对主流的便是那份积极的“入世”精神。
不喜欢冷嘲、牢骚、颓废与荒诞，总是以积极乐观甚至是浪漫诗意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这和我的启蒙老师对我坚定不移的正统教育不无关系。
我是一个“敬业”的大班长，一个小孩子没有什么眼界更没有风度可言，总是一味地用教鞭敲桌子，把眼瞪得很大。根本不懂得什么“不怒自威”，更不懂得女孩应该温柔和妩媚。
这也难怪，当时优秀的女性形象都来自“样板戏”，李铁梅高举着红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阿庆嫂凛然不可侵犯，痛骂胡传奎、刁德一，骂得他们越发猥琐，越发獐头鼠目；吴琼花的人生座右铭是“打不死就跑”。
少年时代对崇高对英雄的憧憬与向往奠定了某种不可更改的价值取向。我的一位数学同事说过：“喜欢听你讲语文课，你一开口，我就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
这也许就是某种信仰，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相信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唯美，就诗意。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因为生活，因为亲人、师长在我人之初的阶段，在我的心灵深处铺就了厚厚的阳光底色。
我太珍惜别人说个“好”了，为了这个“好”字，我付出多少辛苦都无怨无悔。
选三好学生，要在黑板画“正”字，那每一个笔画都像画在我心上，我的心激动地狂跳就要蹦出来了。少年时代，我没有一丝冲淡与超然，酷爱荣誉，视荣誉为生命，现在看这种成长很极端，甚至有点病态，却也促成了我向着阳光生长的愿望。我不允许自己第二，只能第一。
对“又红又专”的“红”字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黑台大队的铁姑娘队长，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从来不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女铁人。拿一把镐或是一把锹在工地上长住，吃一口冰冷的馒头就一把雪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令我神往。
岳老师培养我这棵幼苗的办法是：第一，拼命地树威信，不遗余力。她只会当众表扬我，从未批评过我。我曾经十分错误地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缺点，这种自信和自负让我有点儿膨胀。只是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年龄中，这种教育还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岳老师对我绝对放权。这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怎么能让我们班级的同学更团结呢？怎么能让我们班级更进步呢？早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孩子王”了，再淘气的孩子也听我的，这种影响力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
第三，岳老师给我压了许多担子，给了许多机会。每个月全校都要开批判会，每次开会，其他班级都要换代表发言，我们班没换过人，一直是我。感谢“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否则我都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种假模假式的说大话空话自以为是的女干部？
岳老师教会我的是上进、好强、独立、以大局为重，这为日后我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我家到黑台小学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大路是黑台唯一的一条主街道，两边都是民居房舍，以草房居多，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鸡鸣犬吠。走大路看世俗百态，村里人家。走小路就要穿过农田、玉米地、黄豆地，主要是水稻地。我一路追着蝴蝶、蜻蜓、蚂蚱、瓢虫跑，真是一段太美太诗意的生活。
责任编辑赵霭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