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被会员们认为“不像上海人”的胡一心，其实有着典型的上海人的小小精明
640。看着网页右下角的点击数字，胡一心心头涌上一阵焦虑。
半个月前，他像喂养孩子一样精心呵护了9年的外来务工者读书会终于办到了网上，开通了“新上海人网”(www．21star．org)，提供流动人口政策、上海市居住证办理方法、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实用信息。然而十几天来点击率却少得可冷。
让他着急的还不仅是这个需要他通宵维护的网站。
胡一心今年49岁，职业是心理医生，业余时间，他义务管理着上海市唯一的外来青年指导中心——虹桥来沪青年指导中心；这个民间机构的前身是他9年前创办的“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打工者流动大，最近两年，到指导中心来的异乡青年越来越少，从七八十人减少到十几个，而且不稳定，几乎每次都有生面孔。
—直要求会员定期读书、当众演讲的胡一心其实很清楚，大部分会员都会感觉太紧张，来之前要准备半天，坐在这里三个小时也是浑身绷紧，好多人来了一两次就走了。因此，过年前，胡一心打算把读书会的活动搞得更轻松活泼一些，更适合年轻人喜爱玩乐的心态，“提高一些人气”。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他也很矛盾。“我跟会员讲，我很着急，希望你们能够提高，所以把压力压在你们身上。你信看看所有出成绩的伟人，都是在压力下出成绩的。现在你们觉得压力有点烦了，有点难受了，可是如果我们唱唱歌，跳跳舞，讲讲笑话，那肯定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来了。在哪里不能聊天说笑话呢?”
不过也有很多事情让胡一心高兴。来自四川的王川嘉离开上海后留恋读书会，情愿放弃了家乡两千元月薪的工作，重回上海；会员黄保良谈了女朋友，先带来给胡老师看看，“他就是我在上海的父亲。”
2006年12月12日晚上，在闵行区吴中路上的虹桥镇社区学校办公室里，胡一心继续着读书会的活动，十来个打工青年聚在一块儿热热闹闹地拉着家常。一些老会员不经意间冒出一句“侬出去老冷咯”，这样的洋泾浜上海话，是胡一心教给他们的。
这种生活刚到上海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
胡一心决定创办一个类似于兴趣小组的组织，让这些来自异乡的打工青年可以谈心交流，互相帮助。“我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沟通宣泄的氛围，一座精神家园。”
对于这一点黄保良深有感触。身为锅炉工的他，一天8个小时对着水位表、压力表，每天的生活就是工厂与宿舍两点一线，交友圈子只限于一个工厂、一群外来打工者，甚至只是几个老乡。
许红也有相同的感受：“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给女儿打毛衣，男人们就聚在一块儿打牌。生活非常单调乏味。”
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就这样成立了，星期五读书、星期六学书法，风雨无阻。有一阵子读书会在文化站的儿童阅览室里活动，坐的都是孩子用的小板凳，十几平米的小屋挤满了兴致勃勃的异乡人。
读书会有严格的要求，规定每人每两个星期要看一本书，完成一篇文章。新闻索谈、心情故事、学说普通话、学说上海话、探索频道、充电时光、书海撷英一这些都是读书会的固定项目，会员轮流做主持人。
要在众人面前发言，会员们起初都十分紧张。黄保良一开口就脸红，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自陕西宝鸡的聂凤娟每次都提前在家练上整整两天，先写讲稿，再背诵给女儿听。女儿夸奖说“妈妈可以去做老师了”，可这位“老师”一到了读书会的讲台上，就完全忘了自己要讲些什么。
“不要怕丢脸，不要怕被人笑话!”胡一心总是这样鼓励会员，逼着他们开口。渐渐地，会员们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对于“我能为世博会做些什么”、“如何看待劳资纠纷”、“身边的科普知识”、“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等等话题，他们也能说出个所以然，自信心与日俱增。
夸奖聂凤娟的不再是她的女儿，而是她的老板：原先与客户洽谈时总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不懂得维护自己公司的利益；经过了读书会的锻炼，她学会了谈判的技巧，能够“一二三四”地摆出要点、晓以利害。
会员彭泳感到自己的生活在慢慢变化。“下班回来，听听音乐，喝喝茶，写写书法，真是一种享受。这种生活，是刚到上海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
有一年教师节，胡一心收到了一个名叫施红春的会员寄来的贺卡，上面写着：“是你把我扔进了车水马龙的大上海，我才真正认识了这座城市。”
那是一个身高一米五、瘦瘦小小的女孩，原先在一家鞋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胡一心鼓励她转行到一家保健品公司做推销员，开始满上海跑，逐渐熟悉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有一次她的文章和摄影、绘画作品被《解放日报》专版刊载，她也因而获得了一份杂志社编辑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却让她感到骄傲而满足。
9年来，读书会先后吸纳了约1500名会员。原先80％初中毕业，20％小学毕业，现在有三四十个人在读大专本科；原先百分之百的会员在从事简单操作，现在尚未脱离简单操作的只剩一人。
胡一心说：“读书会刚创办时，有人穿着汗衫背心，有人趿拉着拖鞋，有人裤脚卷得老高，有人皮鞋上都是泥巴，现在这种情况全都没有了。”
一个上海人的精明与执著
读书会渐渐做出了名气，成立三四年后，这个小小的民间组织几乎登上了上海所有的媒体。此时胡一心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出名没有给读书会带来任何优惠、支持和荣誉，只有一纸通知。2002年冬天，民政部门以“没有司法登记，属非聚会”为由，强令讀书会立即关闭。
经过一番打听，胡一心才明白，原来农民工的社团是“登记不出来的”。那一年春节，会员们各自回老家了，胡一心在上海为读书会的生存而奔波。
被会员们认为“不像上海人”的胡一心，其实有着典型的上海人的小小精明。他给读书会建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总工会等各方面的官员组成；还有文学界指导团，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上海文联副主席李伦新等都在其中；读书会的新闻界联谊会，联系了上海几乎所有媒体的编辑记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是胡一心的朋友，他评价说：“你这是走钢丝，走得满巧的。”
有朋友建议胡一心到工商去登记一个外来人口服务公司，但胡一心觉得自己不会做生意，而且公司的牌子肯定会吓跑一大群人。经过两年半的努力，虹桥外来青年指导中心终于在2004年成立了。它挂靠闵行区团委，在虹桥社区学校有半间办公室，还有一间教室供他们周日晚上活动。
至此，读书会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远离了那些莫名其妙的麻烦。而上海此后再没有批准过这类指导中心。
然而风波之后，再加上2003年的“非 典”，读书会元气大伤，本来就流动性很强的会员大量流失。读书会最兴盛的时候，每次活动有七八十人参加，如今则减少到十几个人，而且很难坚持，每次来的面孔都不一样，就连活动的场地也渐渐收缩到了办公室里。
善于策划的胡一心开始动脑筋，组织外来人员到高架下面捡垃圾，或者去敬老院帮助老人，“这些都会吸引媒体来报道。”
“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新陈代谢，而我们读书会现在却没有新鲜血液进来。”这天的活动上，胡一心收起笑容，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不被允许公开招人，但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去找人。”他拿出一张“新闵行人征文比赛”的宣传海报，这是最近虹桥青年來沪指导中心与闵行区团委共同主办的大型活动。“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海报贴到哪里最合适?怎么向别人宣传我们的活动?等会儿你们来说说看。这也是一次市场营销的训练。”
与此同时，胡一心的“游说”也没有停止过，他游说企业来冠名读书会，理由是“外来务工者本身就是一个细分子的市场，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中，又有爆发性消费的可能，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他游说政府部门来主办“新上海人文化艺术节”、“新上海人科普文化节”，告诉他们这样的活动能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创造怎样的政绩。
“今年市妇联搞过一次‘百万市民学礼仪’的活动，其中就有‘百万外来建设者学礼仪’。要是政府提供平台，由我们来做这样的培训，假如说上海有一百万外来建设者，每人每年只收一百块钱，这个收入就很可观，对各方面都有利。”胡一心到处跟人算这笔账。
上海人精明、实惠、办事有条不紊的本色在胡一心身上显露无遗。但“精明”的他，这九年间没有收过外来青年一分钱学费，读书会的各项事宜都是自掏腰包。指导中心曾经花每月800元请一个外地女孩做些日常工作，但胡一心自己在医院的工资也不过一千多元，几个月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包揽一切。
“有没有会员想到自己现在经济上改观了，给读书会做一点捐助？”记者问。
他摇摇头，平静地说：“都没有想到过。不可能想到的。”
他们应该融入上海的市民社会
“现在的这种打工现象，这么大规模的迁徙，是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历史上没有过的，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胡一心说，“在通过法律规范的同时，社会和文化也要起作用，特别是文化。”
整天和外来打工者在一起，胡一心发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群体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入上海的社会。“不说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至少要融入市民社会。”他说，“仅仅靠法律和政府的调控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发不了声音。我给不了他们什么，我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发出声音，让社会各方面关注他们，给予实际的帮助。”胡一心说，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指导中心所在的闵行区外来人口就有92万人，而全上海的外来人口在500万左右。
在不知不觉间，读书会的会员心里已经有了“新上海人”这个群体的概念，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一些外来人员违法犯罪的消息，一些外来打工家庭的小孩刚学会走路就学会骂人，这都让他们感到心痛。
“以前对这些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震撼挺大的。很想通过我们读书会的力量去影响周围打工的人，提高他们的素质。”黄保良说。
“他们现在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改善整个打工者群体的素质和形象。”胡一心说，“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和上海的关系也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团结的群体。”
640。看着网页右下角的点击数字，胡一心心头涌上一阵焦虑。
半个月前，他像喂养孩子一样精心呵护了9年的外来务工者读书会终于办到了网上，开通了“新上海人网”(www．21star．org)，提供流动人口政策、上海市居住证办理方法、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实用信息。然而十几天来点击率却少得可冷。
让他着急的还不仅是这个需要他通宵维护的网站。
胡一心今年49岁，职业是心理医生，业余时间，他义务管理着上海市唯一的外来青年指导中心——虹桥来沪青年指导中心；这个民间机构的前身是他9年前创办的“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打工者流动大，最近两年，到指导中心来的异乡青年越来越少，从七八十人减少到十几个，而且不稳定，几乎每次都有生面孔。
—直要求会员定期读书、当众演讲的胡一心其实很清楚，大部分会员都会感觉太紧张，来之前要准备半天，坐在这里三个小时也是浑身绷紧，好多人来了一两次就走了。因此，过年前，胡一心打算把读书会的活动搞得更轻松活泼一些，更适合年轻人喜爱玩乐的心态，“提高一些人气”。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他也很矛盾。“我跟会员讲，我很着急，希望你们能够提高，所以把压力压在你们身上。你信看看所有出成绩的伟人，都是在压力下出成绩的。现在你们觉得压力有点烦了，有点难受了，可是如果我们唱唱歌，跳跳舞，讲讲笑话，那肯定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来了。在哪里不能聊天说笑话呢?”
不过也有很多事情让胡一心高兴。来自四川的王川嘉离开上海后留恋读书会，情愿放弃了家乡两千元月薪的工作，重回上海；会员黄保良谈了女朋友，先带来给胡老师看看，“他就是我在上海的父亲。”
2006年12月12日晚上，在闵行区吴中路上的虹桥镇社区学校办公室里，胡一心继续着读书会的活动，十来个打工青年聚在一块儿热热闹闹地拉着家常。一些老会员不经意间冒出一句“侬出去老冷咯”，这样的洋泾浜上海话，是胡一心教给他们的。
这种生活刚到上海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
胡一心决定创办一个类似于兴趣小组的组织，让这些来自异乡的打工青年可以谈心交流，互相帮助。“我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沟通宣泄的氛围，一座精神家园。”
对于这一点黄保良深有感触。身为锅炉工的他，一天8个小时对着水位表、压力表，每天的生活就是工厂与宿舍两点一线，交友圈子只限于一个工厂、一群外来打工者，甚至只是几个老乡。
许红也有相同的感受：“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给女儿打毛衣，男人们就聚在一块儿打牌。生活非常单调乏味。”
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就这样成立了，星期五读书、星期六学书法，风雨无阻。有一阵子读书会在文化站的儿童阅览室里活动，坐的都是孩子用的小板凳，十几平米的小屋挤满了兴致勃勃的异乡人。
读书会有严格的要求，规定每人每两个星期要看一本书，完成一篇文章。新闻索谈、心情故事、学说普通话、学说上海话、探索频道、充电时光、书海撷英一这些都是读书会的固定项目，会员轮流做主持人。
要在众人面前发言，会员们起初都十分紧张。黄保良一开口就脸红，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自陕西宝鸡的聂凤娟每次都提前在家练上整整两天，先写讲稿，再背诵给女儿听。女儿夸奖说“妈妈可以去做老师了”，可这位“老师”一到了读书会的讲台上，就完全忘了自己要讲些什么。
“不要怕丢脸，不要怕被人笑话!”胡一心总是这样鼓励会员，逼着他们开口。渐渐地，会员们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对于“我能为世博会做些什么”、“如何看待劳资纠纷”、“身边的科普知识”、“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等等话题，他们也能说出个所以然，自信心与日俱增。
夸奖聂凤娟的不再是她的女儿，而是她的老板：原先与客户洽谈时总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不懂得维护自己公司的利益；经过了读书会的锻炼，她学会了谈判的技巧，能够“一二三四”地摆出要点、晓以利害。
会员彭泳感到自己的生活在慢慢变化。“下班回来，听听音乐，喝喝茶，写写书法，真是一种享受。这种生活，是刚到上海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
有一年教师节，胡一心收到了一个名叫施红春的会员寄来的贺卡，上面写着：“是你把我扔进了车水马龙的大上海，我才真正认识了这座城市。”
那是一个身高一米五、瘦瘦小小的女孩，原先在一家鞋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胡一心鼓励她转行到一家保健品公司做推销员，开始满上海跑，逐渐熟悉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有一次她的文章和摄影、绘画作品被《解放日报》专版刊载，她也因而获得了一份杂志社编辑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却让她感到骄傲而满足。
9年来，读书会先后吸纳了约1500名会员。原先80％初中毕业，20％小学毕业，现在有三四十个人在读大专本科；原先百分之百的会员在从事简单操作，现在尚未脱离简单操作的只剩一人。
胡一心说：“读书会刚创办时，有人穿着汗衫背心，有人趿拉着拖鞋，有人裤脚卷得老高，有人皮鞋上都是泥巴，现在这种情况全都没有了。”
一个上海人的精明与执著
读书会渐渐做出了名气，成立三四年后，这个小小的民间组织几乎登上了上海所有的媒体。此时胡一心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出名没有给读书会带来任何优惠、支持和荣誉，只有一纸通知。2002年冬天，民政部门以“没有司法登记，属非聚会”为由，强令讀书会立即关闭。
经过一番打听，胡一心才明白，原来农民工的社团是“登记不出来的”。那一年春节，会员们各自回老家了，胡一心在上海为读书会的生存而奔波。
被会员们认为“不像上海人”的胡一心，其实有着典型的上海人的小小精明。他给读书会建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总工会等各方面的官员组成；还有文学界指导团，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上海文联副主席李伦新等都在其中；读书会的新闻界联谊会，联系了上海几乎所有媒体的编辑记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是胡一心的朋友，他评价说：“你这是走钢丝，走得满巧的。”
有朋友建议胡一心到工商去登记一个外来人口服务公司，但胡一心觉得自己不会做生意，而且公司的牌子肯定会吓跑一大群人。经过两年半的努力，虹桥外来青年指导中心终于在2004年成立了。它挂靠闵行区团委，在虹桥社区学校有半间办公室，还有一间教室供他们周日晚上活动。
至此，读书会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远离了那些莫名其妙的麻烦。而上海此后再没有批准过这类指导中心。
然而风波之后，再加上2003年的“非 典”，读书会元气大伤，本来就流动性很强的会员大量流失。读书会最兴盛的时候，每次活动有七八十人参加，如今则减少到十几个人，而且很难坚持，每次来的面孔都不一样，就连活动的场地也渐渐收缩到了办公室里。
善于策划的胡一心开始动脑筋，组织外来人员到高架下面捡垃圾，或者去敬老院帮助老人，“这些都会吸引媒体来报道。”
“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新陈代谢，而我们读书会现在却没有新鲜血液进来。”这天的活动上，胡一心收起笑容，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不被允许公开招人，但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去找人。”他拿出一张“新闵行人征文比赛”的宣传海报，这是最近虹桥青年來沪指导中心与闵行区团委共同主办的大型活动。“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海报贴到哪里最合适?怎么向别人宣传我们的活动?等会儿你们来说说看。这也是一次市场营销的训练。”
与此同时，胡一心的“游说”也没有停止过，他游说企业来冠名读书会，理由是“外来务工者本身就是一个细分子的市场，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中，又有爆发性消费的可能，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他游说政府部门来主办“新上海人文化艺术节”、“新上海人科普文化节”，告诉他们这样的活动能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创造怎样的政绩。
“今年市妇联搞过一次‘百万市民学礼仪’的活动，其中就有‘百万外来建设者学礼仪’。要是政府提供平台，由我们来做这样的培训，假如说上海有一百万外来建设者，每人每年只收一百块钱，这个收入就很可观，对各方面都有利。”胡一心到处跟人算这笔账。
上海人精明、实惠、办事有条不紊的本色在胡一心身上显露无遗。但“精明”的他，这九年间没有收过外来青年一分钱学费，读书会的各项事宜都是自掏腰包。指导中心曾经花每月800元请一个外地女孩做些日常工作，但胡一心自己在医院的工资也不过一千多元，几个月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包揽一切。
“有没有会员想到自己现在经济上改观了，给读书会做一点捐助？”记者问。
他摇摇头，平静地说：“都没有想到过。不可能想到的。”
他们应该融入上海的市民社会
“现在的这种打工现象，这么大规模的迁徙，是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历史上没有过的，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胡一心说，“在通过法律规范的同时，社会和文化也要起作用，特别是文化。”
整天和外来打工者在一起，胡一心发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群体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入上海的社会。“不说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至少要融入市民社会。”他说，“仅仅靠法律和政府的调控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发不了声音。我给不了他们什么，我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发出声音，让社会各方面关注他们，给予实际的帮助。”胡一心说，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指导中心所在的闵行区外来人口就有92万人，而全上海的外来人口在500万左右。
在不知不觉间，读书会的会员心里已经有了“新上海人”这个群体的概念，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一些外来人员违法犯罪的消息，一些外来打工家庭的小孩刚学会走路就学会骂人，这都让他们感到心痛。
“以前对这些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震撼挺大的。很想通过我们读书会的力量去影响周围打工的人，提高他们的素质。”黄保良说。
“他们现在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改善整个打工者群体的素质和形象。”胡一心说，“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和上海的关系也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团结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