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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评论说，韩寒提倡通过循序渐进地改革，来提高中国的法制、教育和文化水平。这样的题材非常“不讨喜”。
岁末年初，一股声讨“潜伏得最深的五毛党”韩寒的寒风在互联网上蔓延。
一如之前许多次由他引发的争论，韩寒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是一切的源头。从2011年12月23日起，韩寒在博客中陆续发表了题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我的2011》等多篇博文，在这组系列博文中，韩寒清晰表明了自己对几个重大问题的看法。
所不同的是，这次声讨他的人，恰恰是过去那些将他送上“中国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良心之一”宝座的自由派文人及网络愤青们。
西方媒体加入混战
韩寒，这个甚少按常理出牌的年轻人，岁末年初接连发布的几篇博文，在网上引发了一场热议，进而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惊呼这场辩论是“广泛且相对罕见的”、“非比寻常的”。这家报纸注意到，“革命”这个字眼近些年几乎在中国的公众舆论中消失，此刻却因为韩寒的博文而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他的这种影响力意味着，那些原本只在知识分子问讨论的敏感话题，忽然之间就能堂而皇之地登载在中国主流门户网站醒目的页面上。
此外，该报网站刊登的一篇观察家文章说：圣诞节前后，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左派围攻杨澜，右派(自由派)批评韩寒。前者是因为杨澜在微博中讥讽了毛时代，后者则是因为韩寒在博客中认为革命的后果会很严重，不一定会带来民主自由，甚至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下，不适合搞一人一票的民主。
韩寒的博文一出，中国的自由派一片哗然。韩寒曾被自由派视为青年领袖，现在竟然站到了五毛的阵营里。于是《韩寒的堕落》、《韩寒无知没文化》等帖子漫天飞，在自由派为主的网站里，充斥着对韩寒的批评和争论。而更为糟糕的是，被自由派视为大五毛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来凑热闹，在微博中力挺韩寒，更让自由派网民感觉韩寒的确是投靠五毛阵营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报道说：2012年即将迎来30岁生日，拥有粉丝百万，喜欢赛车的韩寒，在中国社会上一向以叛逆形象示人。但他最近的言论让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跌眼镜。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则刊登观察家文章说：韩寒的博文如重磅炸弹，触及到敏感话题，不仅触及到执政者的G点，更捅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G点。韩寒的文章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其中很多居高临下的观点如素质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惹恼了知识分子和民主派，这很难说是悲哀还是庆幸，因为一个如此叛逆率真的人，在中国的成长都走了这条路——懂得了中国的现实。懂得之后，有些理想就不再坚持了，有些前景就悲观了，有些行动却更有分寸了，知道从呐喊走向实际行动的路线了。
另外，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评论说，韩寒提倡通过循序渐进地改革，来提高中国的法制、教育和文化水平。这样的题材非常“不讨喜”。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确如外媒报道，驳斥韩寒观点的多为文人，这其中包含学者、作家、伪文艺者，以及一些受到舆论影响的文艺青年。
虽然有人以“韩寒长大了”这类说法为其辩护，但更多是说“韩寒变了”，甚至有人大呼“韩寒转变得太快了”、“韩寒堕落得太快了”……于是，韩寒也在许多人眼里变成了“素质论五毛”。
知名撰稿人安替就说，韩寒的博文给
人们的感觉，有点像是奥巴马受到了保守的福克斯电视台的支持。
甚至与韩寒合称“韩李并世”的另一位网络领袖李承鹏也专门写了《民主就是不攀亲》、《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等多篇博文，“讨伐”韩寒。
官方媒体的正面回应
对于铺天盖地的批判，2011年12月28日，曾于2011年7月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Evan Osnos撰文说，韩寒想必能估计到这些博文给他带来的争议。在《说民主》一文中，他自问了一句：“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以此为辩解和自嘲，但他可能还是低估了这些博客将会造成的影响力。
Evan Osnos说：“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树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外媒还普遍注意到《人民日报》在12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其中也提到了“革命”一词。文章说，“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而“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
同时，当韩寒的几篇博客在网上引发讨论后，《纽约时报》在众多声音中注意到了“国营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对这几篇博客喝彩，说这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
《联合早报》则报道说，对于网络上对韩寒一边倒的批判，中国官方媒体则给予了正面回应。《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一连刊登三篇文章，肯定韩寒“说实话”，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环球时报》的社评，将韩寒的博文形容作“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该社评写道，中国舆论场上这些年盛行对体制的“批判竞争”，对批判艺术和激烈程度的追求尤其成了互联网舆论的基本色调。它迈过实事求是的基线越走越远，快速形成实事求是的短缺。
《环球时报》社评还表示，求真和求是的“回摆”将重新获得力量，前提是中国近年的改革的确在往前走，“广东对乌坎村事件的民主处理过程，尤其增加了舆论对未来的希望。”
韩寒是如何被捧上神坛的
同时，有舆论指出，韩寒此次博文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与他成为网络领袖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是那些自由派捧出来的投枪匕首，现在却“叛变”了。
大约在2007年前后，少年成名的韩寒开始从纯文学领域走出来，将视角对准光怪陆离、错乱不堪的社会生活。因为其较好的文学底子，加之其独特的思考与表述方式，这使他在网络时代如鱼得水，在直击社会话题的同时，总能举重若轻，以非常狡黠、辛辣而又尽显诙谐的语调，非常精准地指点、刻划和剥开了隐藏在事件深处的残酷。
韩寒的调侃文风被愤青们追捧，而一些自由派学者将他引为知己，并极力推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放言说，“现在中国大学的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都赶不上一个韩寒。”
另一位在网络上颇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陈行之则在《韩寒的
出现意味着什么?》一文中，告诉人们，“韩寒的出现意味着，在羊和狼组成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人。”通过这样一个寓言，一群人在推倒神话的同时，又炮制了另一个神话，韩寒被捧上了神坛。
2010年4月份， 美国《时代》周刊将韩寒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并且名列第二，韩寒的位置再度被拔高到“国际地位”。
然而，韩寒也许就像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阿甘只是自己想跑而已，而写博文也仅是韩寒自己的爱好。与电影中的人们总想给阿甘的跑找到某种高尚的意义一样，现实中很多人也自作多情地把韩寒当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并成了他的拥趸、“粉丝”。
可是，就像韩寒自己在获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后所说的那样：“我对这个称呼(公共知识分子)完全不感兴趣，我从来就这样的。”
甚至，对于一再被拔高的地位，韩寒感到了某些不可言说的意味，不得不发声阐明自己真实的观点。在英国《经济学家》2011年11月刊登的一篇采访中，韩寒就再一次告诫人们不要对他期待太多：“我不会做什么激进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像赛车。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但我的第二个观点则是‘欲速则不达’。推力过大，反而会破坏一切。”
换句话说，今天韩寒的言论未必是因为他变了，也未必谈得上堕落了，而是大家表错了情。很多关心国家民族未来却又不愿自己挺身而出的人总喜欢仰仗一个不畏权势的特立独行者。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韩寒就被看做是这样一位被寄予厚望的独行者。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以精彩的文笔，犀利的文风，清晰的思路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很多自己不敢说或者没有能力说的事情，这使你的愤怒和压抑得以疏解，甚至使你产生心理上的快感。
“韩寒似乎带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特质：人们总是希望从他身上看到更多。”与韩寒有过多次接触的《纽约客》记者Evan Osnos，在文章中就这样描述他。
Evan Osnos认为，韩寒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如此轰动，是因为他公开拒绝了那些人们附加给他的形象。通过这些博文，他直白地亮出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还没准备好迎接一场激进彻底地改变，“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10倍，给你10个哈维尔在10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北京海淀剧院而告终”。
Evan Osnos说，此段嘲讽之所以让人感到沮丧，是因为韩寒用讽刺表达出来的，恰好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认知。
韩寒的反思
韩寒或许一直都没有变，但他一直有反思。
在2010年冬天至2011年春天，Evan Osnos与韩寒进行过一系列对话，韩寒多次提到类似观点：中国即使有选举，也会被金钱、权势主宰；“现在谈民主还太早”；即使大多数市民相信这一点，但也都更倾向于避免行动。
在《纽约客》2011年7月对韩寒的采访中，他也表达过与这些博文中类似的言论。当时，他对Evan Osnos说，“因为拉力赛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一般都是贫穷的小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关心文学、艺术、电影、自由和民主，但他们知道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看到身边尽是些不公平的事。”
这说明韩寒真的成熟了。有网友看了韩寒和李承鹏的博文后，在网上写道：李承鹏说的更对，但韩寒说的更可行。
关于这一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驻京记者Peter Ford给出了一个佐证。在读韩寒的博文时，他注意到文章中韩寒的一些观察，与他早些时候偶然读到的一份文件内容不谋而合。
这份文件是中国社科院两年一度发布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报告》。
2011年的这份报告，罗列了公众所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关注最高的是“物价上涨”(占受访者的59.5％)，“看病难看病贵”问题(42.1％)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28％)，排在其他诸如“就业失业问题”和“房价过高问题”等担忧之前。看到报告的Peter Ford，想起了克林顿在与小布什竞选时，钉在竞选办公室公告板上的一句名言：“是经济在说话，傻瓜。”
他注意到，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不满。当Peter Ford见到报告调查员之一的李炜时，他向后者询问原因。得到的答案是，最初，研究人员们是打算问相关问题的。“但当我们在为调查的问题做试点时，发现住在农村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回忆道，“他们认为自己已有了足够多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去谈论政治，所以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那不是说我们认为言论自由不重要。”这位调查员向Peter Ford补充道，“但在中国，这件事情还没有重要到需要我们将其纳入调查范围。”
因此，在Peter Ford看来，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和韩寒观察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吻合：普通人“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得那么急迫”，“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
岁末年初，一股声讨“潜伏得最深的五毛党”韩寒的寒风在互联网上蔓延。
一如之前许多次由他引发的争论，韩寒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是一切的源头。从2011年12月23日起，韩寒在博客中陆续发表了题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我的2011》等多篇博文，在这组系列博文中，韩寒清晰表明了自己对几个重大问题的看法。
所不同的是，这次声讨他的人，恰恰是过去那些将他送上“中国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良心之一”宝座的自由派文人及网络愤青们。
西方媒体加入混战
韩寒，这个甚少按常理出牌的年轻人，岁末年初接连发布的几篇博文，在网上引发了一场热议，进而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惊呼这场辩论是“广泛且相对罕见的”、“非比寻常的”。这家报纸注意到，“革命”这个字眼近些年几乎在中国的公众舆论中消失，此刻却因为韩寒的博文而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他的这种影响力意味着，那些原本只在知识分子问讨论的敏感话题，忽然之间就能堂而皇之地登载在中国主流门户网站醒目的页面上。
此外，该报网站刊登的一篇观察家文章说：圣诞节前后，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左派围攻杨澜，右派(自由派)批评韩寒。前者是因为杨澜在微博中讥讽了毛时代，后者则是因为韩寒在博客中认为革命的后果会很严重，不一定会带来民主自由，甚至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下，不适合搞一人一票的民主。
韩寒的博文一出，中国的自由派一片哗然。韩寒曾被自由派视为青年领袖，现在竟然站到了五毛的阵营里。于是《韩寒的堕落》、《韩寒无知没文化》等帖子漫天飞，在自由派为主的网站里，充斥着对韩寒的批评和争论。而更为糟糕的是，被自由派视为大五毛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来凑热闹，在微博中力挺韩寒，更让自由派网民感觉韩寒的确是投靠五毛阵营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报道说：2012年即将迎来30岁生日，拥有粉丝百万，喜欢赛车的韩寒，在中国社会上一向以叛逆形象示人。但他最近的言论让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跌眼镜。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则刊登观察家文章说：韩寒的博文如重磅炸弹，触及到敏感话题，不仅触及到执政者的G点，更捅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G点。韩寒的文章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其中很多居高临下的观点如素质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惹恼了知识分子和民主派，这很难说是悲哀还是庆幸，因为一个如此叛逆率真的人，在中国的成长都走了这条路——懂得了中国的现实。懂得之后，有些理想就不再坚持了，有些前景就悲观了，有些行动却更有分寸了，知道从呐喊走向实际行动的路线了。
另外，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评论说，韩寒提倡通过循序渐进地改革，来提高中国的法制、教育和文化水平。这样的题材非常“不讨喜”。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确如外媒报道，驳斥韩寒观点的多为文人，这其中包含学者、作家、伪文艺者，以及一些受到舆论影响的文艺青年。
虽然有人以“韩寒长大了”这类说法为其辩护，但更多是说“韩寒变了”，甚至有人大呼“韩寒转变得太快了”、“韩寒堕落得太快了”……于是，韩寒也在许多人眼里变成了“素质论五毛”。
知名撰稿人安替就说，韩寒的博文给
人们的感觉，有点像是奥巴马受到了保守的福克斯电视台的支持。
甚至与韩寒合称“韩李并世”的另一位网络领袖李承鹏也专门写了《民主就是不攀亲》、《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等多篇博文，“讨伐”韩寒。
官方媒体的正面回应
对于铺天盖地的批判，2011年12月28日，曾于2011年7月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Evan Osnos撰文说，韩寒想必能估计到这些博文给他带来的争议。在《说民主》一文中，他自问了一句：“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以此为辩解和自嘲，但他可能还是低估了这些博客将会造成的影响力。
Evan Osnos说：“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树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外媒还普遍注意到《人民日报》在12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其中也提到了“革命”一词。文章说，“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而“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
同时，当韩寒的几篇博客在网上引发讨论后，《纽约时报》在众多声音中注意到了“国营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对这几篇博客喝彩，说这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
《联合早报》则报道说，对于网络上对韩寒一边倒的批判，中国官方媒体则给予了正面回应。《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一连刊登三篇文章，肯定韩寒“说实话”，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环球时报》的社评，将韩寒的博文形容作“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该社评写道，中国舆论场上这些年盛行对体制的“批判竞争”，对批判艺术和激烈程度的追求尤其成了互联网舆论的基本色调。它迈过实事求是的基线越走越远，快速形成实事求是的短缺。
《环球时报》社评还表示，求真和求是的“回摆”将重新获得力量，前提是中国近年的改革的确在往前走，“广东对乌坎村事件的民主处理过程，尤其增加了舆论对未来的希望。”
韩寒是如何被捧上神坛的
同时，有舆论指出，韩寒此次博文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与他成为网络领袖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是那些自由派捧出来的投枪匕首，现在却“叛变”了。
大约在2007年前后，少年成名的韩寒开始从纯文学领域走出来，将视角对准光怪陆离、错乱不堪的社会生活。因为其较好的文学底子，加之其独特的思考与表述方式，这使他在网络时代如鱼得水，在直击社会话题的同时，总能举重若轻，以非常狡黠、辛辣而又尽显诙谐的语调，非常精准地指点、刻划和剥开了隐藏在事件深处的残酷。
韩寒的调侃文风被愤青们追捧，而一些自由派学者将他引为知己，并极力推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放言说，“现在中国大学的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都赶不上一个韩寒。”
另一位在网络上颇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陈行之则在《韩寒的
出现意味着什么?》一文中，告诉人们，“韩寒的出现意味着，在羊和狼组成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人。”通过这样一个寓言，一群人在推倒神话的同时，又炮制了另一个神话，韩寒被捧上了神坛。
2010年4月份， 美国《时代》周刊将韩寒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并且名列第二，韩寒的位置再度被拔高到“国际地位”。
然而，韩寒也许就像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阿甘只是自己想跑而已，而写博文也仅是韩寒自己的爱好。与电影中的人们总想给阿甘的跑找到某种高尚的意义一样，现实中很多人也自作多情地把韩寒当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并成了他的拥趸、“粉丝”。
可是，就像韩寒自己在获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后所说的那样：“我对这个称呼(公共知识分子)完全不感兴趣，我从来就这样的。”
甚至，对于一再被拔高的地位，韩寒感到了某些不可言说的意味，不得不发声阐明自己真实的观点。在英国《经济学家》2011年11月刊登的一篇采访中，韩寒就再一次告诫人们不要对他期待太多：“我不会做什么激进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像赛车。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但我的第二个观点则是‘欲速则不达’。推力过大，反而会破坏一切。”
换句话说，今天韩寒的言论未必是因为他变了，也未必谈得上堕落了，而是大家表错了情。很多关心国家民族未来却又不愿自己挺身而出的人总喜欢仰仗一个不畏权势的特立独行者。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韩寒就被看做是这样一位被寄予厚望的独行者。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以精彩的文笔，犀利的文风，清晰的思路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很多自己不敢说或者没有能力说的事情，这使你的愤怒和压抑得以疏解，甚至使你产生心理上的快感。
“韩寒似乎带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特质：人们总是希望从他身上看到更多。”与韩寒有过多次接触的《纽约客》记者Evan Osnos，在文章中就这样描述他。
Evan Osnos认为，韩寒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如此轰动，是因为他公开拒绝了那些人们附加给他的形象。通过这些博文，他直白地亮出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还没准备好迎接一场激进彻底地改变，“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10倍，给你10个哈维尔在10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北京海淀剧院而告终”。
Evan Osnos说，此段嘲讽之所以让人感到沮丧，是因为韩寒用讽刺表达出来的，恰好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认知。
韩寒的反思
韩寒或许一直都没有变，但他一直有反思。
在2010年冬天至2011年春天，Evan Osnos与韩寒进行过一系列对话，韩寒多次提到类似观点：中国即使有选举，也会被金钱、权势主宰；“现在谈民主还太早”；即使大多数市民相信这一点，但也都更倾向于避免行动。
在《纽约客》2011年7月对韩寒的采访中，他也表达过与这些博文中类似的言论。当时，他对Evan Osnos说，“因为拉力赛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一般都是贫穷的小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关心文学、艺术、电影、自由和民主，但他们知道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看到身边尽是些不公平的事。”
这说明韩寒真的成熟了。有网友看了韩寒和李承鹏的博文后，在网上写道：李承鹏说的更对，但韩寒说的更可行。
关于这一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驻京记者Peter Ford给出了一个佐证。在读韩寒的博文时，他注意到文章中韩寒的一些观察，与他早些时候偶然读到的一份文件内容不谋而合。
这份文件是中国社科院两年一度发布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报告》。
2011年的这份报告，罗列了公众所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关注最高的是“物价上涨”(占受访者的59.5％)，“看病难看病贵”问题(42.1％)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28％)，排在其他诸如“就业失业问题”和“房价过高问题”等担忧之前。看到报告的Peter Ford，想起了克林顿在与小布什竞选时，钉在竞选办公室公告板上的一句名言：“是经济在说话，傻瓜。”
他注意到，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不满。当Peter Ford见到报告调查员之一的李炜时，他向后者询问原因。得到的答案是，最初，研究人员们是打算问相关问题的。“但当我们在为调查的问题做试点时，发现住在农村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回忆道，“他们认为自己已有了足够多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去谈论政治，所以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那不是说我们认为言论自由不重要。”这位调查员向Peter Ford补充道，“但在中国，这件事情还没有重要到需要我们将其纳入调查范围。”
因此，在Peter Ford看来，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和韩寒观察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吻合：普通人“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得那么急迫”，“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