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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话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话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1949年4月加入解放军,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了党。蒋庆泉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跟着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
1952年部队入朝,蒋庆泉从浙江来到东北,跨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1953年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话机员陆洪坤。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7月,我军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话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话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
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大约在60年代的一天,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
“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再也不要打仗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4期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话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话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1949年4月加入解放军,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了党。蒋庆泉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跟着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
1952年部队入朝,蒋庆泉从浙江来到东北,跨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1953年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话机员陆洪坤。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7月,我军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话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话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
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大约在60年代的一天,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
“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再也不要打仗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