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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变化呢?人们见仁见智。200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出版了Banister撰写的一份评论，结论是，“中国显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它国家的优势”。
不妨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感到忧心忡忡?以1978年为例，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尚不到欧美日本工人工资的1％，而那时9亿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更只有区区134元人民币——那显然更为廉价的劳力，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形成“成本优势”?而那年的中国出口还不足100亿美元，只及2007年中国出口的0.8％?!
答案是这样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所以，廉价劳力的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非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和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cost)，或者如阿罗教授在1969年定义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the costs of running the economic system)，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在开放的方针下对内改革，也推动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市场竞争。出乎预料的是，对全球化竞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由于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陆续开放，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认为，这是发生当下全球经济所谓“失衡”问题的广阔舞台。
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两个基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开放中集合到同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与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受到某些冲击。道理很简单，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生产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条件下，后者就不能不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逻辑上，他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或转向生产前者还不会制造的产品，或下调已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或借助于贸易保护把竞争对手挡在国门之外。我想，我们可能都赞成第一项选择，希望但不那么敢相信第二项选择的现实性，并比较一致地反对第三项选择。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有利于一国消费者的事，对所在国的所有生产者并不一定都是福音。
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深度卷入全球化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战后确立的美元地位包含了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也就越难以稳定(这是“特里芬困境”(Teriffin Dilemma)揭示过的)。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不断激化。其间，美元金本位的结束、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等等，曾经部分化解了全球货币制度的危机。但是，轮到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印度等国登场，一方面全球贸易以远高于全球GDP增长一倍以上的速度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日益繁荣的全球贸易给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框架带来更难以应付的冲击。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新兴国家则要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其二是重建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制度基础。这方面可讨论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以浮动汇率连接起来的区域货币(其中也包括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举起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让我小结一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重大议题，以便为更持久的增长，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正面临新的考验，特别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的新考验。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肩负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不妨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感到忧心忡忡?以1978年为例，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尚不到欧美日本工人工资的1％，而那时9亿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更只有区区134元人民币——那显然更为廉价的劳力，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形成“成本优势”?而那年的中国出口还不足100亿美元，只及2007年中国出口的0.8％?!
答案是这样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所以，廉价劳力的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非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和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cost)，或者如阿罗教授在1969年定义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the costs of running the economic system)，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在开放的方针下对内改革，也推动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市场竞争。出乎预料的是，对全球化竞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由于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陆续开放，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认为，这是发生当下全球经济所谓“失衡”问题的广阔舞台。
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两个基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开放中集合到同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与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受到某些冲击。道理很简单，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生产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条件下，后者就不能不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逻辑上，他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或转向生产前者还不会制造的产品，或下调已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或借助于贸易保护把竞争对手挡在国门之外。我想，我们可能都赞成第一项选择，希望但不那么敢相信第二项选择的现实性，并比较一致地反对第三项选择。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有利于一国消费者的事，对所在国的所有生产者并不一定都是福音。
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深度卷入全球化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战后确立的美元地位包含了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也就越难以稳定(这是“特里芬困境”(Teriffin Dilemma)揭示过的)。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不断激化。其间，美元金本位的结束、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等等，曾经部分化解了全球货币制度的危机。但是，轮到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印度等国登场，一方面全球贸易以远高于全球GDP增长一倍以上的速度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日益繁荣的全球贸易给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框架带来更难以应付的冲击。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新兴国家则要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其二是重建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制度基础。这方面可讨论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以浮动汇率连接起来的区域货币(其中也包括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举起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让我小结一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重大议题，以便为更持久的增长，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正面临新的考验，特别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的新考验。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肩负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