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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守儿童语言问题突出，对其提供语言服务及语言政策规划十分必要。采用问卷调研法分析西安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影响因素及其对留守儿童的语言期望，研究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在西安时外部交流偏好普通话，内部交流偏好母语方言;文化程度、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年龄与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是影响语言态度的重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对留守儿童的语言情况与其自身语言使用及态度存在较大关联，但又因背景不同而存在差异。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留守儿童
中图分类号： H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33-07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背景下，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在西北地区，西安地处关中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以其为核心的国际化大都市圈，吸引着西北地区以及河南、山西、四川、湖北等地的外来人员工作和生活。各地语言在西安频繁接触和碰撞，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面貌发生着变化。教育部语信司前司长李宇明呼吁尽快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及入学条件的限制，大量儿童无法跟随父母而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成为近年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运用普通话的能力及对待普通话和母语方言的态度，会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期望都产生较大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调研西安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探究其对留守儿童语言态度的影响及期望，以求反映留守儿童的家庭语言状况，并为其语言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提供参考。
一、研究综述
（一）外来务工人员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受到学界的关注而陆续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代表性的主要有：2006年国务院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问题，其中论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现状问题[1];谢俊英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语言生活对语言服务、语言教育、语言变迁以及語言资源进行了研究[2];付义荣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在研究的内容、范围、模式及方法上还要做进一步的改善[3];伏干通过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发现语言距离、交往机会、外出打工年限以及打工动机等因素对外来工语言能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语言接触是提高外来工语言能力的关键[4];黎红以宁波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为对象，以语言同化为内容，以社会调查为依据，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生态环境和演变进程[5];黎红等提出语言同化有利于外来务工人员深入地了解流入地城市文化背景和传统并适应之，这有利于消除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障碍[6];夏历认为市民化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显性语言文字诉求包括普通话、外语、职业语言、子女语言教育、移入地方言、新词新语、文字输入等几个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和层次化的状态，而隐性语言文字需要包括融入城市语言的适应、调试，及对已有语言资源的合理利用等[7];付义荣通过比较老一代及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普通话并不是城市社会的标识，汉语方言亦不是农村社会的标识，但依旧是重要的地域标识[8];王玲等认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进城之后在语言资源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适应和调整[9];张斌华通过对东莞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调研，发现普通话已经成为公共、工作等领域的主体语言，老家方言得到很好保持，但使用领域受限[10];俞玮奇通过对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研，认为提高农民工的普通话和城市方言能力，将有助于减少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距离[11]。这些研究成果多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展开，且多偏重于语言认同及市民化中的语言问题。
（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研究
伴随农民外出务工，子女或跟随父母成为流动儿童，或被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研究伴随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也存在少数成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1）流动儿童的语言研究。如：盛林等通过对南京外来工子弟学校进行调研，对流通儿童的语言能力、语言选择、日常语言运用及其进城前后的历时变化进行了研究[12];李琳以关中方言为例，认为方言成为流动儿童适应城市教育而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13];张斌华等发现东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使用以普通话和家乡话为主，当地强势方言的使用机率极低，出生地、上小学前长大的地方等是影响其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14]。（2）留守儿童的语言研究。如：张生等认为信息与通讯技术嵌入教育环境，能够有效提高留守儿童语言教育质量[15];李金凤等以江西省留守儿童为调研对象，发现父母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经常与监护人和儿童保持联系并督促其使用普通话，是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普通话普及中的关键因素[16];孙浩峰等针对福建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语言生活整体呈现出“双言并存，普进方退”的特点[17]。整体上，关于留守儿童的语言研究仍有待加强，不管是外来务工人员语言研究，还是对其子女语言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城市，西安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研究较少。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城市，聚集着来自西北、西南、中部以及周边省市的人员，语言面貌发生着变化，西安市的语言状况值得关注，尤其要关注西安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以期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究。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背景分析
（一）研究方法
以问卷调研法为主，结合深度访谈，调研对象为留守儿童的父母，且其在西安务工。调研样本包括陕西省商南县试马镇、赵川镇、金丝峡镇，山阳县漫川关镇，富县茶坊镇，府谷县孤山镇，凤县河口镇，勉县定军山镇，韩城市龙门镇，甘肃省榆中县小康营乡和马坡乡，甘谷县大庄镇和白家湾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喀什塔什乡，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州区黄铎堡镇和中河乡，青海省化隆县巴燕镇。调研时间为2020年6月至9月。共获取符合西安务工及其子女留守条件的有效问卷280份。主要采用Spss13.0软件包，即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对调研所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同时，课题主要运用了均值比较、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均值表示的是某变量所有取值的集中趋势或是平均能力，方差分析是分析变量也是检验变量的方法，统计上用F值表示差异的大小，P表示差异的显著能力，P越小表示下此结论时错误的概率越小，统计学上设计的错误概率在5%以内，P小于0.05时，得出的结论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二）样本背景分析
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样本相关情况见表1。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选择较以往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水平均有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较以往也有所提高。根据相关数据，全国外来务工人员在第二产业中就业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为68%，建筑业为80%;全国第三产业外来务工人员为52%，其中环保、家政、餐饮为90%。外来务工人员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美容美发导购等。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些变化，在调查的过程中，也涵盖了这些职业。由表1可知，本次调研样本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背景情况较吻合。西安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大部分集中在2 001～4 000元，占调查总数的70.0%;4 000元以上收入的占13.9%。截止到课题调研时间，外来务工人员在西安工作和居住时间最多的为3～5年，其占比为36.4%。
三、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
进城务工以后，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般会使用普通话和母语方言两种语言，在什么场合下会使用普通话，在什么场合下会使用母语方言，是哪些因素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选择，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根据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关于群体在不同语言使用领域的分类[1]，比如在家、在当地集贸市场买东西、在医院看病、在政府部门办事、在单位工作等几种情形，我们结合当地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的场合，如在家与家人交谈，在工作中与领导、同事、顾客等交谈，平时与朋友交谈，在公共场合与人交谈，在社区生活时等，主要分为家庭、社区、工作、公共场合四个场所。根据前期的调查情况，我们又将在家与家人交谈分为两类，一是与父母、妻子交谈，二是与子女交谈;将在工作中与领导、同事、顾客等交谈分为在工作中与同乡的領导、同事、顾客等交谈与在工作中与非同乡的领导、同事、顾客等交谈两类。同时，为了能够测评出外来务工人员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交谈对象时的语言使用情况，根据里克特五级量表确定分值，即：全部使用方言为1分，较多使用方言为2分，方言和普通话使用情况差不多为3分，较多使用普通话为4分，全部使用普通话为5分，没有上述几种情况为0分。根据调研数据计算其均值，并进行如下界定，即：均值在1.5分以下为全部使用方言，均值位于1.5～2.5之间为较多使用方言，均值位于2.5～3.5之间为方言和普通话使用情况差不多，均值位于3.5～4.5之间为较多使用普通话，均值大于4.5为全部使用普通话。
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及西安时的语言使用情况均值见表2。如表2所示，在家乡生活时，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多数场合下语言使用的均值大致低于2.5，这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时，其日常生活与工作以母语方言为主，其中又以与父母及夫妻间交谈时使用母语方言的比例更高。但是，在与子女交谈的场合中，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更偏向于使用普通话，其均值为4.36，是在家乡的所有场合下均值最高的。这一数据说明，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来提高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能力，也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普通话能力的期望。在西安生活时，外来务工人员更多使用普通话，多个场合的均值超过4.5，如与子女，公共场合、社区生活、工作中与非同乡领导、同事等。仅在父母、夫妻场合时，外来务工人更多使用母语方言，其均值为1.77，但该场合下普通话的使用频率也要高于在家乡时。这些变化也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与在西安对普通话及母语方言使用的变化。这都显示出，生活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这一状态也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在不同场合下普通话及母语方言使用程度会存在不同。
场合在家乡在西安父母、夫妻1.261.77子女4.364.78工作中同乡领导、同事等1.723.23工作中与非同乡领导、同事等1.953.61朋友1.833.07公共场合2.344.62社区生活2.184.56通过比较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以及西安时语言使用情况的均值，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和来西安务工以后，语言使用频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西安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明显增加，母语方言不是日常生活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母语方言成为家庭内部、与朋友交谈时的常用语言，更加倾向于在内部使用，普通话成为西安务工人员在工作场合和公共场所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更加倾向于在外部使用。
四、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来到西安后，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梳理一些能够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1）常用的社会变量，如性别、年龄;（2）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身份变化的因素，如职业、收入、居住方式;（3）时间上的变量，包括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4）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因素，包括对于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是否打算在西安定居等。分析上述因素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归回分析并筛选显著性影响因素，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首先，文化程度对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态度影响最为显著，且其标准化系数为正，这说明文化程度与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态度呈正相关，即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越高，则其对普通话的态度越积极，对普通话的评价越高，可见，文化程度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标准化系数也为正，且其绝对值仅次于文化程度，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态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其期望值越高，则对普通话的评价也越高。性别因素在界定时，将男性界定为1，将女性界定为2，可见性别对普通话态度影响也显著，且女性的态度更积极，对普通话的评价较男性更高。年龄与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均为负数，说明这两个因素与普通话态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对普通话的态度越消极，而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越晚，则对普通话的态度也越消极。 五、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对留守子女的语言期望
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及上述同样的方式，调研西安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语言使用及能力的期望程度。根据调研数据，将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语言期望的均值整理如表4所示，并根据样本的不同背景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期望。整体上看，西安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期望均值为4.57，即更期望留守子女使用普通话。不同背景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期待情况也存在一些差异，且存在部分显著性的差异。分析发现：不同背景带来对其留守子女语言期望的表现与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及不同因素的影响差异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如：外来务工人员学历越高，则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越高;年龄越大，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越低。
从性别看，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要高于男性。从收入看，外来务工人员收入越高，则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越高;尤其月收入超过4 000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普通话的期望较为显著地高于月收入4 000元及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从职业看，从事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要显著高于建筑业及工厂工人，服务行业与城市居民接触度更高，尤其以餐饮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期望更高，同时这又受到从事餐饮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年轻人居多的影响;但从事清洁工、家政等其他类型服务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在服务业中最低，这主要受到这类群体年龄更大、学历更低等因素所影响。从时间看，在西安居住越久，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女子的普通话期望越高，又以5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期望更高;可见，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居住越久，自身的普通话水平越高，且与城市的融入程度也越高，从而会反向影响其对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
六、结语
从西安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及其对留守子女语言期望调研分析看，普通话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常用语言，其使用程度要显著高于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的使用情况，但也存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差异。从影响因素看，文化程度与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态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年龄与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则存在负相关;其他因素与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态度影响关系不显著。这些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结构变化会存在较多关联，尤其随着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较少及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这将持续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态度，并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使用程度。这些研究发现又会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预期，尤其是留守儿童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外来务工人员缺少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语言管理措施，留守儿童语言教育势必会受到较多影响。随着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生活融入加深，其对留守儿童的普通话期望更高。如何提升留守儿童的普通话能力，这将为家庭语言政策及社会语言服务带来一定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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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妍]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留守儿童
中图分类号： H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33-07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背景下，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在西北地区，西安地处关中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以其为核心的国际化大都市圈，吸引着西北地区以及河南、山西、四川、湖北等地的外来人员工作和生活。各地语言在西安频繁接触和碰撞，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面貌发生着变化。教育部语信司前司长李宇明呼吁尽快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及入学条件的限制，大量儿童无法跟随父母而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成为近年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运用普通话的能力及对待普通话和母语方言的态度，会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期望都产生较大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调研西安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探究其对留守儿童语言态度的影响及期望，以求反映留守儿童的家庭语言状况，并为其语言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提供参考。
一、研究综述
（一）外来务工人员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受到学界的关注而陆续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代表性的主要有：2006年国务院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问题，其中论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现状问题[1];谢俊英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语言生活对语言服务、语言教育、语言变迁以及語言资源进行了研究[2];付义荣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在研究的内容、范围、模式及方法上还要做进一步的改善[3];伏干通过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发现语言距离、交往机会、外出打工年限以及打工动机等因素对外来工语言能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语言接触是提高外来工语言能力的关键[4];黎红以宁波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为对象，以语言同化为内容，以社会调查为依据，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生态环境和演变进程[5];黎红等提出语言同化有利于外来务工人员深入地了解流入地城市文化背景和传统并适应之，这有利于消除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障碍[6];夏历认为市民化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显性语言文字诉求包括普通话、外语、职业语言、子女语言教育、移入地方言、新词新语、文字输入等几个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和层次化的状态，而隐性语言文字需要包括融入城市语言的适应、调试，及对已有语言资源的合理利用等[7];付义荣通过比较老一代及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普通话并不是城市社会的标识，汉语方言亦不是农村社会的标识，但依旧是重要的地域标识[8];王玲等认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进城之后在语言资源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适应和调整[9];张斌华通过对东莞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调研，发现普通话已经成为公共、工作等领域的主体语言，老家方言得到很好保持，但使用领域受限[10];俞玮奇通过对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研，认为提高农民工的普通话和城市方言能力，将有助于减少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距离[11]。这些研究成果多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展开，且多偏重于语言认同及市民化中的语言问题。
（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研究
伴随农民外出务工，子女或跟随父母成为流动儿童，或被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研究伴随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也存在少数成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1）流动儿童的语言研究。如：盛林等通过对南京外来工子弟学校进行调研，对流通儿童的语言能力、语言选择、日常语言运用及其进城前后的历时变化进行了研究[12];李琳以关中方言为例，认为方言成为流动儿童适应城市教育而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13];张斌华等发现东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使用以普通话和家乡话为主，当地强势方言的使用机率极低，出生地、上小学前长大的地方等是影响其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14]。（2）留守儿童的语言研究。如：张生等认为信息与通讯技术嵌入教育环境，能够有效提高留守儿童语言教育质量[15];李金凤等以江西省留守儿童为调研对象，发现父母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经常与监护人和儿童保持联系并督促其使用普通话，是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普通话普及中的关键因素[16];孙浩峰等针对福建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语言生活整体呈现出“双言并存，普进方退”的特点[17]。整体上，关于留守儿童的语言研究仍有待加强，不管是外来务工人员语言研究，还是对其子女语言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城市，西安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研究较少。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城市，聚集着来自西北、西南、中部以及周边省市的人员，语言面貌发生着变化，西安市的语言状况值得关注，尤其要关注西安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以期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究。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背景分析
（一）研究方法
以问卷调研法为主，结合深度访谈，调研对象为留守儿童的父母，且其在西安务工。调研样本包括陕西省商南县试马镇、赵川镇、金丝峡镇，山阳县漫川关镇，富县茶坊镇，府谷县孤山镇，凤县河口镇，勉县定军山镇，韩城市龙门镇，甘肃省榆中县小康营乡和马坡乡，甘谷县大庄镇和白家湾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喀什塔什乡，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州区黄铎堡镇和中河乡，青海省化隆县巴燕镇。调研时间为2020年6月至9月。共获取符合西安务工及其子女留守条件的有效问卷280份。主要采用Spss13.0软件包，即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对调研所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同时，课题主要运用了均值比较、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均值表示的是某变量所有取值的集中趋势或是平均能力，方差分析是分析变量也是检验变量的方法，统计上用F值表示差异的大小，P表示差异的显著能力，P越小表示下此结论时错误的概率越小，统计学上设计的错误概率在5%以内，P小于0.05时，得出的结论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二）样本背景分析
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样本相关情况见表1。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选择较以往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水平均有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较以往也有所提高。根据相关数据，全国外来务工人员在第二产业中就业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为68%，建筑业为80%;全国第三产业外来务工人员为52%，其中环保、家政、餐饮为90%。外来务工人员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美容美发导购等。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些变化，在调查的过程中，也涵盖了这些职业。由表1可知，本次调研样本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背景情况较吻合。西安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大部分集中在2 001～4 000元，占调查总数的70.0%;4 000元以上收入的占13.9%。截止到课题调研时间，外来务工人员在西安工作和居住时间最多的为3～5年，其占比为36.4%。
三、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
进城务工以后，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般会使用普通话和母语方言两种语言，在什么场合下会使用普通话，在什么场合下会使用母语方言，是哪些因素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选择，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根据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关于群体在不同语言使用领域的分类[1]，比如在家、在当地集贸市场买东西、在医院看病、在政府部门办事、在单位工作等几种情形，我们结合当地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的场合，如在家与家人交谈，在工作中与领导、同事、顾客等交谈，平时与朋友交谈，在公共场合与人交谈，在社区生活时等，主要分为家庭、社区、工作、公共场合四个场所。根据前期的调查情况，我们又将在家与家人交谈分为两类，一是与父母、妻子交谈，二是与子女交谈;将在工作中与领导、同事、顾客等交谈分为在工作中与同乡的領导、同事、顾客等交谈与在工作中与非同乡的领导、同事、顾客等交谈两类。同时，为了能够测评出外来务工人员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交谈对象时的语言使用情况，根据里克特五级量表确定分值，即：全部使用方言为1分，较多使用方言为2分，方言和普通话使用情况差不多为3分，较多使用普通话为4分，全部使用普通话为5分，没有上述几种情况为0分。根据调研数据计算其均值，并进行如下界定，即：均值在1.5分以下为全部使用方言，均值位于1.5～2.5之间为较多使用方言，均值位于2.5～3.5之间为方言和普通话使用情况差不多，均值位于3.5～4.5之间为较多使用普通话，均值大于4.5为全部使用普通话。
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及西安时的语言使用情况均值见表2。如表2所示，在家乡生活时，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多数场合下语言使用的均值大致低于2.5，这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时，其日常生活与工作以母语方言为主，其中又以与父母及夫妻间交谈时使用母语方言的比例更高。但是，在与子女交谈的场合中，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更偏向于使用普通话，其均值为4.36，是在家乡的所有场合下均值最高的。这一数据说明，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来提高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能力，也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普通话能力的期望。在西安生活时，外来务工人员更多使用普通话，多个场合的均值超过4.5，如与子女，公共场合、社区生活、工作中与非同乡领导、同事等。仅在父母、夫妻场合时，外来务工人更多使用母语方言，其均值为1.77，但该场合下普通话的使用频率也要高于在家乡时。这些变化也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与在西安对普通话及母语方言使用的变化。这都显示出，生活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这一状态也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在不同场合下普通话及母语方言使用程度会存在不同。
场合在家乡在西安父母、夫妻1.261.77子女4.364.78工作中同乡领导、同事等1.723.23工作中与非同乡领导、同事等1.953.61朋友1.833.07公共场合2.344.62社区生活2.184.56通过比较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以及西安时语言使用情况的均值，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和来西安务工以后，语言使用频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西安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明显增加，母语方言不是日常生活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母语方言成为家庭内部、与朋友交谈时的常用语言，更加倾向于在内部使用，普通话成为西安务工人员在工作场合和公共场所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更加倾向于在外部使用。
四、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来到西安后，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梳理一些能够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1）常用的社会变量，如性别、年龄;（2）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身份变化的因素，如职业、收入、居住方式;（3）时间上的变量，包括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4）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因素，包括对于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是否打算在西安定居等。分析上述因素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归回分析并筛选显著性影响因素，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首先，文化程度对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态度影响最为显著，且其标准化系数为正，这说明文化程度与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态度呈正相关，即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越高，则其对普通话的态度越积极，对普通话的评价越高，可见，文化程度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标准化系数也为正，且其绝对值仅次于文化程度，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态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其期望值越高，则对普通话的评价也越高。性别因素在界定时，将男性界定为1，将女性界定为2，可见性别对普通话态度影响也显著，且女性的态度更积极，对普通话的评价较男性更高。年龄与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均为负数，说明这两个因素与普通话态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对普通话的态度越消极，而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越晚，则对普通话的态度也越消极。 五、西安市外来务工人员对留守子女的语言期望
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及上述同样的方式，调研西安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语言使用及能力的期望程度。根据调研数据，将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语言期望的均值整理如表4所示，并根据样本的不同背景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期望。整体上看，西安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期望均值为4.57，即更期望留守子女使用普通话。不同背景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期待情况也存在一些差异，且存在部分显著性的差异。分析发现：不同背景带来对其留守子女语言期望的表现与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及不同因素的影响差异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如：外来务工人员学历越高，则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越高;年龄越大，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越低。
从性别看，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要高于男性。从收入看，外来务工人员收入越高，则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越高;尤其月收入超过4 000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普通话的期望较为显著地高于月收入4 000元及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从职业看，从事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要显著高于建筑业及工厂工人，服务行业与城市居民接触度更高，尤其以餐饮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期望更高，同时这又受到从事餐饮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年轻人居多的影响;但从事清洁工、家政等其他类型服务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在服务业中最低，这主要受到这类群体年龄更大、学历更低等因素所影响。从时间看，在西安居住越久，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女子的普通话期望越高，又以5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期望更高;可见，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居住越久，自身的普通话水平越高，且与城市的融入程度也越高，从而会反向影响其对留守子女的普通话期望。
六、结语
从西安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及其对留守子女语言期望调研分析看，普通话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常用语言，其使用程度要显著高于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的使用情况，但也存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差异。从影响因素看，文化程度与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态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年龄与学习普通话起始时间则存在负相关;其他因素与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态度影响关系不显著。这些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结构变化会存在较多关联，尤其随着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较少及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这将持续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态度，并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使用程度。这些研究发现又会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留守子女的语言预期，尤其是留守儿童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外来务工人员缺少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语言管理措施，留守儿童语言教育势必会受到较多影响。随着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生活融入加深，其对留守儿童的普通话期望更高。如何提升留守儿童的普通话能力，这将为家庭语言政策及社会语言服务带来一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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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