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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来形容那些不思进取的庸碌之辈的混世心态,但在当下某些领域,这句话恰恰应该反过来说。比如许多地方的新闻舆论管理者通常抱定“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心态。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凡是社会上出了什么突发的、轰动的、不合常理的……特别是坏事情,要求下属新闻媒体不作报道或不作充分详尽的报道,总是不会错的。仿佛不打个电话、发个传真关照一下,心里总是不踏实。
这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无怪乎许多新闻工作者经常无奈地自我解嘲说,他们不仅要与新闻事件赛跑,还要与上级的指令争分夺秒。
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已证明了指令性管理是一种陈腐的信息管理心态。在某些局部,它正在甚至已经酿成难以估量的严重社会后果。
对近一两年各地频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当然首先应仔细分析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但是,每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小道消息和谣言都无一例外地扮演了发酵剂的角色。那么,正如一些人士时常揶揄地引用的官方套话,本应该“眼睛雪亮”的群众为何总是“不明真相”?
在笔者看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他们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 (甚至第二、第三时间)从官方渠道获得最基本的信息,官方总在强调“领导如何如何重视”、“有关部门如何如何妥善处理”……却唯独不见重视和处理的是“什么事情”,最多也只有处理结果的半截信息。这就迫使渴望真相的民众转而求助那些可能充斥着夸大、虚构甚至煽动性内容的小道消息和谣言,一旦其中一部分原本就对政府或社会怀有不满和怨愤(其中一定既有正当理由,也有不正当理由)的人的情绪被激发起来,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官方的信息为什么总是不充分、不及时、不到位?显然是陈旧的舆论管理思维惯性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信息不透明状况又从反面“教育”了老百姓,使他们也形成了一套与信息管制相对应的思维惯性:官方媒体公开发布的新闻是不可信的。久而久之,即使官方渠道针对某一事件及时全面地公布了真实和充分的信息,在一些群众眼里,它也是极为可疑的。最典型的是河南开封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尽管当地政府和环保部等部门发出通告确认当地环境未发现辐射污染现象,但“放射源将爆炸”的谣言在网络的传播,引起了群众恐慌,集体奔向周边县市“避难”……这极具讽刺意味。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何以竟低至于此?谣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长期对信息的不恰当管制。说得严重一点,目前许多官员驾轻就熟的那套新闻管理模式其实不是在给政府帮忙,而是在帮倒忙——给不利于政府的谣言制造传播土壤和增强谣言的传播力量。
那么,为什么舆论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多数人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笔者并不认同,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拆迁纠纷和污染等。然而,你见过哪个官员嫌“麻烦”而把外资拒之门外吗?相反,他们非常热心地想出许多门道帮助这些外资,甚至为此规避国家的政策、明目张胆地违反法律法规。同样的官僚,怎么一点都不因循守旧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以是否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GDP增加的,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这一俊可以遮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而且还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相反,GDP的提升是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等同于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降低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最终结果自然是凡事首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客观地说,这套掩耳盗铃的做法在过去还勉强有点效果,不过,其代价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了下来。在今天,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化,掩耳盗铃越来越捉襟见肘了。过去一两年里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这种本质上为了欺瞒上级政府、操控下层百姓的舆论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很多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时,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由此可见,扭转对官员在舆论宣传和信息公开领域的考核方式,进而扭转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导向,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其实,从近年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诉求,他们所不满的只是局部和具体的利益损害和处理不公。换句话说,老百姓并不反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用不理智的激烈方式反对的,是地方上某些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的胡作非为。恰恰在这一点上,基层民众的诉求与中央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这就再次证明了信息公开透明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舆论不仅是党的喉舌,也是党的耳目。如果各地媒体上呈现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那么中央的耳目在很大程度上就失聪、失明了。
公开透明的舆论信息诚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却是发现和诊断问题的钥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此外,它也是抒解老百姓不满情绪的重要的社会安全阀。
这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无怪乎许多新闻工作者经常无奈地自我解嘲说,他们不仅要与新闻事件赛跑,还要与上级的指令争分夺秒。
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已证明了指令性管理是一种陈腐的信息管理心态。在某些局部,它正在甚至已经酿成难以估量的严重社会后果。
对近一两年各地频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当然首先应仔细分析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但是,每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小道消息和谣言都无一例外地扮演了发酵剂的角色。那么,正如一些人士时常揶揄地引用的官方套话,本应该“眼睛雪亮”的群众为何总是“不明真相”?
在笔者看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他们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 (甚至第二、第三时间)从官方渠道获得最基本的信息,官方总在强调“领导如何如何重视”、“有关部门如何如何妥善处理”……却唯独不见重视和处理的是“什么事情”,最多也只有处理结果的半截信息。这就迫使渴望真相的民众转而求助那些可能充斥着夸大、虚构甚至煽动性内容的小道消息和谣言,一旦其中一部分原本就对政府或社会怀有不满和怨愤(其中一定既有正当理由,也有不正当理由)的人的情绪被激发起来,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官方的信息为什么总是不充分、不及时、不到位?显然是陈旧的舆论管理思维惯性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信息不透明状况又从反面“教育”了老百姓,使他们也形成了一套与信息管制相对应的思维惯性:官方媒体公开发布的新闻是不可信的。久而久之,即使官方渠道针对某一事件及时全面地公布了真实和充分的信息,在一些群众眼里,它也是极为可疑的。最典型的是河南开封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尽管当地政府和环保部等部门发出通告确认当地环境未发现辐射污染现象,但“放射源将爆炸”的谣言在网络的传播,引起了群众恐慌,集体奔向周边县市“避难”……这极具讽刺意味。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何以竟低至于此?谣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长期对信息的不恰当管制。说得严重一点,目前许多官员驾轻就熟的那套新闻管理模式其实不是在给政府帮忙,而是在帮倒忙——给不利于政府的谣言制造传播土壤和增强谣言的传播力量。
那么,为什么舆论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多数人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笔者并不认同,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拆迁纠纷和污染等。然而,你见过哪个官员嫌“麻烦”而把外资拒之门外吗?相反,他们非常热心地想出许多门道帮助这些外资,甚至为此规避国家的政策、明目张胆地违反法律法规。同样的官僚,怎么一点都不因循守旧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以是否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GDP增加的,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这一俊可以遮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而且还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相反,GDP的提升是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等同于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降低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最终结果自然是凡事首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客观地说,这套掩耳盗铃的做法在过去还勉强有点效果,不过,其代价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了下来。在今天,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化,掩耳盗铃越来越捉襟见肘了。过去一两年里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这种本质上为了欺瞒上级政府、操控下层百姓的舆论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很多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时,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由此可见,扭转对官员在舆论宣传和信息公开领域的考核方式,进而扭转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导向,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其实,从近年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诉求,他们所不满的只是局部和具体的利益损害和处理不公。换句话说,老百姓并不反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用不理智的激烈方式反对的,是地方上某些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的胡作非为。恰恰在这一点上,基层民众的诉求与中央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这就再次证明了信息公开透明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舆论不仅是党的喉舌,也是党的耳目。如果各地媒体上呈现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那么中央的耳目在很大程度上就失聪、失明了。
公开透明的舆论信息诚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却是发现和诊断问题的钥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此外,它也是抒解老百姓不满情绪的重要的社会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