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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所公布的改革先锋名单中，霍英东先生被评价为为国家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香港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频繁奔波于香港和北京之间，为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贡献。
今天来聊聊霍先生和他身后的霍氏家族。
极尽哀荣的传奇人生
霍英东先生乘鹤西去的时候，官居副国级干部，全国政协副主席。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大陆为他开了一个先河，就是给港澳人士、海外人士专门特批了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位。
霍先生身后，历任的香港特首等一般也能担任这个职务，但在此之前是没有的。他走的时候，送殡的规模在香港的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红黑两道、两岸三地所有的头面人物全部出来，一城风云变色，可以说是备极哀荣，非常罕见。
香港这些年来拍了好多电影、电视剧，比如《上海滩》《英雄本色》等，谁能够把霍英东真实的经历拍出来，会比这些电影精彩千万倍。
我谈一谈霍英东影响中国当代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几个故事。我跟霍英东先生的交集是在1988年底，当时我在广州新华社当记者。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户，当年小平推动历史的两次南巡都选择在广东，就可以说明广东地位的重要性。
那天，我接到总社打来的电话，说霍先生想在新华社找一个能干的记者，给他写传记。总社想来想去，推荐了我。
听到这个安排，我当然也很感兴趣。霍先生在当时港澳，甚至整个中国，可以说都是非同一般的风云人物，关于他的故事可以说车载斗量。讲到与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富豪，他说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李嘉诚等人在当时根本还排不上号。
霍先生在中国做过很多“第一”的尝试，随便列举几个：
1.中国的第一个五星级酒店是他引进来，甚至是他开发的，就是白天鹅酒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投资环境不算好，很多外商心怀畏惧，广东政府就和霍先生商量，希望他帮一帮。
霍先生答应了，就是在广州引进了白天鹅酒店，中国的第一家正规的五星级酒店就这样建成。以至于后来整个中国的几乎所有五星级酒店管理人员，都是从白天鹅出来的，白天鹅酒店被称为“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黄埔军校”。
2.中国的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是他引进的，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1984年建成，这个后面我会详细讲。
3.现在北京饭店旁边有个贵宾楼，也是霍先生投资建设的。那是中央的高官跟港澳地区进行交流的很重要的平台。
4. 还有一个房地产业，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中国城市化和几乎每个人的命运——买房人经常说的“按揭”，从这种说法，到这种工具，到这种商业模式，都是霍英东先生当初在香港创造的，连“按揭”这个词都是香港话。
还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和捐赠，他对中国的贡献之多，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当时非常感興趣，后来就去了白天鹅酒店见霍英东。那天我到了后，跟港澳工委，还有中央统战部的一些人接上了头后，就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着吃着，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挑头一看，一个老人，感觉非常面熟。旁边人马上告诉我这就是霍先生。
他跟从电视里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个子非常瘦小，也就1米6左右，看着非常普通的一个老人。他普通话说得一般，不过我还是听懂了，他说：“欢迎你，王记者，吃完早餐麻烦你到我的房间来一下。”
后来我去了他的房间，根本不是总统包房，就是一个一般的、非常简单的普通客房，桌子上还摆着半碗没有喝完的艇仔粥，可能早餐刚吃完。
我们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一起合了张影，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我要出去走几个地方，你就跟我的车走吧，我们就下楼了。
下来以后，走到大堂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得了，真是冠盖如云。几十个来头说不清楚的各种人都上来围着他，有港澳办，有统战部，有港澳工委，有高干子弟……各种各样的人都想跟他套近乎。
后来他寒暄了一下以后，就一头钻进车里面，我也跟着他上了房车，这才躲掉围追堵截。我跟他一块先到了中山大学，参与他捐献的一栋楼的剪彩仪式，然后又到珠江边转了半天，最后就一直往番禺走。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番禺一个不知名的荒凉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那时的广州，哪像现在高峡出平湖，道路很通畅，当时从广州到南沙中间还要依靠摆渡。到了这个地方以后，霍先生下车来，一边远眺，一边告诉我说：“这里是南沙。”
我们把地图打开，我就问霍先生：“今天我们到这来干什么？”他非常激动地跟我讲，他说“你看看这个地图，珠江三角洲就像一个巨人，叉开双腿，头在广州，两只腿就是珠江的东岸和西岸，两个脚跟一个是澳门，一个是香港，而肚脐眼儿就在这个叫南沙的地方。”
他说我想帮助中央人民政府，想帮助广东省，像下围棋一样在这个地方落一个子，把它打造成未来的香港相当于中环的地方，既是一个航运中心，也是一个生产中心，以后有条件的话还会变成金融中心，他就提出了宏伟的构想。当时听完以后就发现，霍先生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极具战略头脑。
后来我们又回到车上，沿途我采访了他三个多小时，聊了很多。霍先生的传记里有记载的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想起来几个点，可以好好聊聊。
第一个我就问他：“霍先生啊，你到底是哪里人？广东的好多地方都在争你。佛山说你是佛山人，三水说你是三水人，番禺也说你是番禺人，你到底是哪里人？”没想到这句问话，引出他很多往事来。 他跟我讲：不瞒你说，我是疍（dan）家人。什么叫疍家人呢？就是船民，居无定所，只能生活在船上。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贱民上不了岸。小时候我们家很苦，父亲走得很早，我母亲把我养活长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孤儿。
但是为什么我后来承认是番禺人，因为香港的“霍”姓大多数从番禺过来，我也姓霍，而且是霍氏商会的会长，所以说是番禺人也不算错。
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你为什么对体育这么热衷？一是在全中国捐了不少英东体育馆，另外一个，为了让中国得到一些大型运动会的申办权，比如亚运会、奥运会，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资财不惜公本。”
他就跟我讲，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是他母亲还是要他们读书。读书要从港岛到九龙去，要坐一个天星小轮。
有的时候，他为了省五毛钱的船票，只好走路或者跑步去上学。走路和跑步之苦十分难受，看洋人在旁边经过，人高马大，就深深地感到“东亚病夫”的绰号真是名副其实，中国人身体太弱了。
那个时候他就发誓，哪一天有条件的时候，一定要让国民的身体强健起来。所以后来，他不仅自己带头运动，比如打网球，打高尔夫球，也非常热衷捐赠体育场、体育馆。
他讲得非常朴实，非常真诚，也非常感人。
后来我又问了他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当年是怎么回到中国的。他给我讲了三个故事，现在想起来都很感慨。
第一个故事，中国第一个“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编者注）企业是他做的。当时中国宣布对外开放，但是所有的外商都不敢到中国来，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担心政府又变脸，又打土豪分田地。
由于霍先生跟共产党交好甚久，也有爱国之心，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选的就是中山的三乡，在地方办了第一个企业，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故事，中国的旅游业也是他先搞起来的。当时他在三乡发现了一处温泉，他就把这个温泉做成度假村。度假村做完以后，他觉得要吸引外商，投资环境不改善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一个最大的改善除了酒店以外，还得有高尔夫球场，这是全世界的惯例。
最后他请了当时全球最有名的两个职业球手，阿诺·庞玛（Arnold Palmer）和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设计了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84年开业。
第三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中山温泉那里。当时小平为了推动改革开放，一到冬天都会携全家南下休养，而整个广州、深圳和珠海根本没有像样的地方。所以小平就喜欢待在中山温泉，就在中山温泉，小平还带着孙子打了一次高尔夫球。
当时小平没有下场，而是拿着杆子在练习场拨球。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从中也能看出，小平这位伟人对新鲜事物所持的开放心理，甚至可以说，小平在这里为中国开了第一杆。
这一杆不是一个爷爷带着孙子玩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伟大的姿态，一个划时代的一杆，它宣布了整个中国将会告别又穷又极左的所谓的空头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繁荣富强。
今天一些极左的思维把高尔夫妖魔化，造成中国的很多球场像夜总会一样高收费，而且很多被关闭。结果就是很多中国的高尔夫消费者到周边国家去打球，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把这些钱全赚了。一边讲供给侧改革，一边是有巨大的消费力不去启动，最后就让这个钱被别人给赚走了。
回归正题。高尔夫引入中国，也可以算是霍先生的一个伟大创造。他开创的“第一”太多了，真是了不起。他虽然话不多，但能把事情做起来。
出师未捷身先死
但是这个人物一生当中有个巨大的遗憾。之前的事情都是前奏曲，就像前菜一样，他把一辈子最后的夙愿押宝在南沙。他渴望把南沙做起来，成为粤港一体化的中心。
当时还没有“大湾区”这个说法，但霍先生的战略规划已经做好，一个抓手在南沙，一个抓手在香港，然后通过珠江纽带，最后粤港真正地实现一体化，进行无缝对接，其价值和未来前景非同小可。
但是非常遗憾，从1988年起，他折腾了将近20年，一到周末就自己开船到南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南沙没有做出来。最后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关于南沙为什么没有做出来，民间有很多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霍英东占的地方太大，说话也太有分量，所以很多人不敢沾手，南沙就没法往前推进。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霍英东这个事情本来基本上算是完了，和我的交集也到此为止，但是没想到，就在去年底今年初，霍家的第二代霍震霆，居然找到智纲智库，找到我。
为什么呢？——几十年了，老人家虽然走了，但是南沙还在继续发展。现在国家给了自贸区的政策，需要崭新的发展思路。霍震霆他们找了很多机构，希望能为南沙发展出谋划策，所以找上了我。
那天我应约去了南沙，霍震霆先生专门从香港带整个团队赶过来，我们一起见了面。见了面以后，谈起他的父亲，我把当年和他父亲的照片拿出来，他很感动。
我讲到当年跟他父亲的一些来往和渊源，但最后等我们把这些聊完归到实处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像南沙这么一块宝地，如果广东省有战略思维，从省的角度把它作为一个抓手，高举高打拎起来，真的能够襟三江而带五湖，真正地实现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加速发展。
然后霍震霆先生就跟我讲，他说王先生，现在我们等于是陷到这个地方，整个南沙要重新规划，我们担心乱规划，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过来帮助我們，能够为规划找到一个魂，跟整个大规划无缝对接。
我就跟他讲了几点：
第一，我跟你的父亲很熟，你父亲当时的宏图大略我知道。
第二，这个地方可以“大做、中做、小做”，大做是什么呢？就是把南沙的价值给拎起来，找到它的魂，这个抓手不仅仅是南沙的问题，也不是番禺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广州的问题，而是广东省的问题。 如果战略高度把南沙的价值拎出来，最后牵一发动全身，南沙就可以扮演跟香港双峰对峙，成为推动整个大湾区建设的一股巨大力量。
但是我们说了不算，要上面有这种意识。霍震霆先生马上给我补了一句话：“王先生啊，我跟香港特首的私交很好，如果你想见香港特首，我能安排。”我说现在用不着，只有这个方案能够往大处做，广东省委省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个价值，我见香港特首才有必要。如果没这个前提，讲这个是没用的，这叫大做。
“中做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南沙尽管这20多年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没有成为一线的开发亮点，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只要有一个全新的思路，跳出传统小打小闹的做法，那么你也可以大展宏图。
因为霍家所占的20多平方公里，可以说是寸土寸金之地，下一步打造大湾区，从邮轮母港一直到所谓的休闲运动产业，甚至是滨海金融，这都是不得了的。
当然我说最后还有一个叫“小做”。你们的想法政府不一定理解，而且互相沟通不了。政府的想法还是传统的，无非就是升级换代，再做一次新的规划换个马甲。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们的作用无非就是在不损害你们利益的基础上，与政府规划两相契合。
非常遗憾，后来“大做”的信息没有反应，“中做”也没有走通，最后的结果还是小做，就是按照整个番禺和南沙新的规划，匹配霍家的资源，怎么能够吻合就结束了。
当然这里面不能完全怪政府，也不能完全怪霍家，其实说白了就是缺少一个变压器，缺少一个孵化器，信息不流通、不对称。政府认为霍家惹不起敬而远之，霍家认为政府不主动，打压他们。
作为我们第三方，本来想在这个层面上给他们两家提供一种变压能力，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一种合适的沟通方式，最后只能以裱糊匠的形式收场了。我也很遗憾。
这就是霍家两代跟我的一个渊源和故事。依照我这几十年的经验，世界上很多事情能不能做成，真的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欠点火候的话，那就只能徒呼“時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同样是霍先生，第一代霍英东先生，从一个穷小子，最后成了一个推动和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霍家二代霍震霆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委员、香港奥委会主席，也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子，所持的资源、财富非同一般，但却总给人一种萧疏之感。
沧海横流的时代与翻云覆雨的英雄俱成往事，当年倚马可待、青春作赋的王记者也变成了新一代口中的“老王”了。但不管如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能够恭逢这一伟大的时代，也是我辈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