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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贸易总值高达2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FDI）的存量规模更高，而全球GDP也不过77万亿美元。这样的数据或许会让人以为，全球化已经如同金融危机中的大型银行一般，达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因为几乎所有人的利益都和全球化联系密切。
可是金融危机让这样的看法变得不太可靠。国际贸易增速已经异乎寻常地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欧元区进口萎缩就是一例，“金砖国家”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判断也已经过时，FDI的增速也只有危机前的一半。
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中有着精准的阐述：“全球化首先需要各国承认市场在生产和交易货物、服务和财富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其次，基于对支持跨境的人员和贸易活动达成共识。”然而，金融危机同时削弱了这两个条件。
丹尼尔·罗德里克对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更加一语中的：越深的跨境经济合作越需要国家放弃部分主权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在经济合作、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当中难以三全其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印证了这一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对于全球化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却打破了这种协调。政府对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无一不在施加越来越多的干预。此外，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竞争当中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干预来防范全球经济的风险。
不过，对于全球化而言，最坏的的事情莫过于政治领导力目前处于真空状态，而且其作用是科技力量无法比拟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近期甚至因为政府关门而搁置了在亚洲和欧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一步看，如果自由贸易谈判缺少中国的加入，也算不上是全球化。而中国目前无法、也无意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国际事务领袖。
就未来12-18个月而言，发达国家经济有望出现周期性的好转，但仍难以摆脱长期的下滑趋势。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公共和私人债务都存在危机，资本和劳动力都在重新配置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全球化将会是这个时代的新趋势，金融领域会格外明显。
“金砖国家”在过去15-20年里已经尽力追赶发达国家，加之目前发达国家的需求放缓，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巴西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他国家如果不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也有步巴西后尘的风险。
曾几何时，基于巴西、印度在和东亚国家的竞争当中落败的经验，全球化一度被当成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提前发生“去工业化”的原因。然而，目前去工业化的迹象也在中国悄然萌芽——服务业开始承担起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责任，政府也在试图调整经济结构来支持服务业。这种趋势的长期影响尚不得而知，至少现在看来，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其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和经济合作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
全球化并非理所当然。当发达国家的领导力逐渐弱化时，新兴市场国家非但不能取而代之，还会因此承受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压力，最终的经济失衡可能会更加严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承受高通胀，在短期内这是由本币贬值和供给约束造成的，而在中期内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的危害将会体现出来，另外，例如央行误判结构性失业等政策风险也会导致通胀。
欧洲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全球化的格局也越来越复杂。尽管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历了量化宽松延后退出和政府关门，但是比起前面两个问题，美国的问题还是要小得多。因此，美元或会成为全球化停滞不前的受益者。
作者为瑞银资深经济顾问，魏枫凌译
可是金融危机让这样的看法变得不太可靠。国际贸易增速已经异乎寻常地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欧元区进口萎缩就是一例，“金砖国家”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判断也已经过时，FDI的增速也只有危机前的一半。
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中有着精准的阐述：“全球化首先需要各国承认市场在生产和交易货物、服务和财富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其次，基于对支持跨境的人员和贸易活动达成共识。”然而，金融危机同时削弱了这两个条件。
丹尼尔·罗德里克对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更加一语中的：越深的跨境经济合作越需要国家放弃部分主权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在经济合作、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当中难以三全其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印证了这一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对于全球化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却打破了这种协调。政府对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无一不在施加越来越多的干预。此外，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竞争当中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干预来防范全球经济的风险。
不过，对于全球化而言，最坏的的事情莫过于政治领导力目前处于真空状态，而且其作用是科技力量无法比拟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近期甚至因为政府关门而搁置了在亚洲和欧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一步看，如果自由贸易谈判缺少中国的加入，也算不上是全球化。而中国目前无法、也无意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国际事务领袖。
就未来12-18个月而言，发达国家经济有望出现周期性的好转，但仍难以摆脱长期的下滑趋势。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公共和私人债务都存在危机，资本和劳动力都在重新配置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全球化将会是这个时代的新趋势，金融领域会格外明显。
“金砖国家”在过去15-20年里已经尽力追赶发达国家，加之目前发达国家的需求放缓，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巴西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他国家如果不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也有步巴西后尘的风险。
曾几何时，基于巴西、印度在和东亚国家的竞争当中落败的经验，全球化一度被当成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提前发生“去工业化”的原因。然而，目前去工业化的迹象也在中国悄然萌芽——服务业开始承担起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责任，政府也在试图调整经济结构来支持服务业。这种趋势的长期影响尚不得而知，至少现在看来，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其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和经济合作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
全球化并非理所当然。当发达国家的领导力逐渐弱化时，新兴市场国家非但不能取而代之，还会因此承受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压力，最终的经济失衡可能会更加严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承受高通胀，在短期内这是由本币贬值和供给约束造成的，而在中期内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的危害将会体现出来，另外，例如央行误判结构性失业等政策风险也会导致通胀。
欧洲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全球化的格局也越来越复杂。尽管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历了量化宽松延后退出和政府关门，但是比起前面两个问题，美国的问题还是要小得多。因此，美元或会成为全球化停滞不前的受益者。
作者为瑞银资深经济顾问，魏枫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