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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基本的社会现象。尽管人类对作为社会存在基本条件之一的传播活动进行了长期观察和思考，但真正的传播学学科则形成于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的美国。其间，传播学“四大先驱”即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卢因和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对传播学的理论学说、体系架构和学科萌生产生了直接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被推崇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的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施拉姆，则建立了最早的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基地，培养了一批热爱传播学的后起之秀，出版了一系列广为流传的传播学著作，“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194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大众传播学》，标志着传播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问世的《人类传播概论》，标志着传播学基本体系的初步形成，并流播世界各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施拉姆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介绍传播学，直接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几乎与施拉姆的中国之行相呼应，传播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既“随遇而安”，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场的特质与规约，又“攻城略地”，吸纳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学科的优势，不断拓展与前行。2002年由田中阳主编的“传播学研究丛书”的“主编导言”，就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决定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本土化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传播学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服务。”因为“本土现实文化始终是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中心或内核，而传统文化则早已渗透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接纳外来文化的母体。故异质文化要进入某个民族的文化场，必须接受‘改造’，使之能与这个文化场相融合。这就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独有的伦理型文化及其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包括传播等各个方面，人际观念的不平等导致传播观念的不平等，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传播关系的不平等；中国的封建积习深重，形成了不利于传播学发展的社会机制，比如对受众地位的忽视导致千报一面、千台一腔，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走到十分荒谬的地步；对信息反馈的极其漠视使社会决策系统经常性地陷于失控的“偏瘫”、“截瘫”或“全瘫”；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权力寻租，包括官媒合一、官媒勾结及官商媒共谋等，都为传播学的植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基于此，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较之西欧与日本，其难度大得多。
从“传播学研究丛书”的“主编导言”确立基本思路与理念开始，田中阳先生就一直执著于构建本土化的中国传播学，到五十万言的《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一书出版，则将思维系于“话语”这一关键词，以二十世纪百年时间为跨度，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报刊话语互动互应的嬗演关系中，对传播学本土化建设进行了话语创变和理论实验，是本土化传播学的一项突显成果。
读完《蜕变的尴尬》一书，领略中国百年报刊的无限风光，感受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之互动互应关系，体验中国传播的深沉蕴含，悟思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环境下传播学发展的艰辛，更知该书对中国本土化传播学建设的意义与作者“磨剑”之不易！传播是社会的传导神经和雷达系统，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体现，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不止是信息的流通，乃是决定一个民族性格和命运的陶炼方式；“对话”的不同方式决定着不同民族的历史本质，尘封的报刊文字就是历史舞台上各种“喉舌”的声音的活化石。把准中国百年报刊复杂多样的话语系统及其特质，探寻现代化与之互动嬗演的关系，就必须百年报刊走一遭，同各种人物对话，与不同记者编辑交流，让新闻事件变得鲜活，使历史舞台重新敞亮，聆听其歌哭与呐喊，在百年话语空间与精神表达中过滤、凝练、提升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为此，田中阳先生集几年的报海“瓢饮”之取，连书房也变成了“报池”、“报湖”，比如《申报》，从1895年到1949年终刊，有五十四年；天津《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翻到1949年也有四十七年；长沙《大公报》从1915年创刊翻到1927年它被查封，有十二年……或数码相机拍，或复印、摘录，其间做了数千张卡片，复印上万张报刊材料，光《新青年》就至少翻阅五遍，做了数百张卡片……因为浩如烟海的报刊话语正蕴含着中国本土化传播学的主体内容。
《蜕变的尴尬》并非单纯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因为紧密联系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背景宏阔、史料杂多、主旨庞大，要以史料为依据来布局问题域，必须有合乎规律的入思方式和逻辑框架，把散于无边的史料之海又具内在联系的报刊话语文本，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范畴化处理，把人物、事件、话语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和作者自身的感受类型化，从中提取“科学”、“民主”、“民族”、“喉舌”、“反馈”、“客里空”等关键范畴，组成体系之网的关节点。
《蜕变的尴尬》从报刊文本和话语传播的特定历史语境出发，挖掘其“元历史”，返回话语现场，采用叙事史忠实于话语文本的方法，从中探寻中国本土化传播的特质与源流。“‘赛先生’功盖百年”，《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赛先生的中心讲坛，不遗余力地宣讲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以其独到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中国文化树立新的参照和“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革新精神，其有形和无形的话语构成了纯粹的经典文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参照。与《新青年》相呼应，湖南《大公报》作为地方报刊的代表，以其世界意识、现代品格和对科学民主执着不渝的追求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传播方式。从百年报刊科学话语的演进，可以看到“科学从书生的言说变成富国强民的战略大计，变成亿万中国人民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轨迹……但‘疗愚’的这条线却波折起伏，极为坎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八九十年代伪科学长达二十年的泛滥，都是愚昧的充分展现，而报刊却成了愚昧话语的积极传播者，这表现了百年报刊科学话语蜕变的尴尬，百年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从百年报刊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极左思潮的反科学性对当代报刊科学话语的影响等，均能透析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的深层关系，窥视中国传播的内在症候。
由于“中国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常常会把话语权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而“新的话语体系的营建是建设新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新的话语体系不能建立起来，新的社会就如沙滩建塔”，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一旦高度集中，现代化就成为遥远的梦想，就会导致一代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愈来愈简单、幼稚和粗俗。这种不正常的话语环境，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全盘性反传统”、“五四”、“文革十年”等典型的历史写真与话语表达，都显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报刊话语受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制约的规律。《蜕变的尴尬》通过对百年讨“逆”的报刊话语的审视，分析了报刊话语嬗变中“德先生艰难百年”的历史状况，认为“百年讨‘逆’”，“实际上就是百年中封建专制向民主的讨伐，它与数千年专制统治者向‘愚民’、‘庸众’的讨逆，在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标准、运作方式等方面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建设的艰难性和极其重要性”。而上海《新闻记者》从2001年始连续进行了五年的全国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活动，更是耐人寻味。从解放区那场严肃、阳刚、有规模的反“客里空”运动，到今天的“假新闻”评选，本身就是一种追问：为什么新世纪之初“客里空”幽灵不死？反馈是百年中国报刊传播的“生命通道”，而从中共报刊发展、中国报刊的编读关系等具体问题，可以看出这正是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薄弱环节。1956年7月1日和197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分别登出了一篇读者来信，“这两篇属于读者的‘信息反馈’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当代党的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机，是党的报刊办得最有活力的阶段。可以说，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党的报刊的编读关系才可能融洽，才会真正把读者反馈视为党的报刊生存和发展的‘生命通道’，视为党的报刊的‘维他命’，而把‘报阀’的作风从根子上铲除掉”。这是一种粘连于史料之中的深刻省思，也足以说明本土化的传播学必须从中国社会发展中寻找自身的立足点。
几乎与施拉姆的中国之行相呼应，传播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既“随遇而安”，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场的特质与规约，又“攻城略地”，吸纳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学科的优势，不断拓展与前行。2002年由田中阳主编的“传播学研究丛书”的“主编导言”，就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决定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本土化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传播学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服务。”因为“本土现实文化始终是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中心或内核，而传统文化则早已渗透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接纳外来文化的母体。故异质文化要进入某个民族的文化场，必须接受‘改造’，使之能与这个文化场相融合。这就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独有的伦理型文化及其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包括传播等各个方面，人际观念的不平等导致传播观念的不平等，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传播关系的不平等；中国的封建积习深重，形成了不利于传播学发展的社会机制，比如对受众地位的忽视导致千报一面、千台一腔，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走到十分荒谬的地步；对信息反馈的极其漠视使社会决策系统经常性地陷于失控的“偏瘫”、“截瘫”或“全瘫”；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权力寻租，包括官媒合一、官媒勾结及官商媒共谋等，都为传播学的植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基于此，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较之西欧与日本，其难度大得多。
从“传播学研究丛书”的“主编导言”确立基本思路与理念开始，田中阳先生就一直执著于构建本土化的中国传播学，到五十万言的《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一书出版，则将思维系于“话语”这一关键词，以二十世纪百年时间为跨度，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报刊话语互动互应的嬗演关系中，对传播学本土化建设进行了话语创变和理论实验，是本土化传播学的一项突显成果。
读完《蜕变的尴尬》一书，领略中国百年报刊的无限风光，感受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之互动互应关系，体验中国传播的深沉蕴含，悟思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环境下传播学发展的艰辛，更知该书对中国本土化传播学建设的意义与作者“磨剑”之不易！传播是社会的传导神经和雷达系统，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体现，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不止是信息的流通，乃是决定一个民族性格和命运的陶炼方式；“对话”的不同方式决定着不同民族的历史本质，尘封的报刊文字就是历史舞台上各种“喉舌”的声音的活化石。把准中国百年报刊复杂多样的话语系统及其特质，探寻现代化与之互动嬗演的关系，就必须百年报刊走一遭，同各种人物对话，与不同记者编辑交流，让新闻事件变得鲜活，使历史舞台重新敞亮，聆听其歌哭与呐喊，在百年话语空间与精神表达中过滤、凝练、提升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为此，田中阳先生集几年的报海“瓢饮”之取，连书房也变成了“报池”、“报湖”，比如《申报》，从1895年到1949年终刊，有五十四年；天津《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翻到1949年也有四十七年；长沙《大公报》从1915年创刊翻到1927年它被查封，有十二年……或数码相机拍，或复印、摘录，其间做了数千张卡片，复印上万张报刊材料，光《新青年》就至少翻阅五遍，做了数百张卡片……因为浩如烟海的报刊话语正蕴含着中国本土化传播学的主体内容。
《蜕变的尴尬》并非单纯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因为紧密联系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背景宏阔、史料杂多、主旨庞大，要以史料为依据来布局问题域，必须有合乎规律的入思方式和逻辑框架，把散于无边的史料之海又具内在联系的报刊话语文本，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范畴化处理，把人物、事件、话语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和作者自身的感受类型化，从中提取“科学”、“民主”、“民族”、“喉舌”、“反馈”、“客里空”等关键范畴，组成体系之网的关节点。
《蜕变的尴尬》从报刊文本和话语传播的特定历史语境出发，挖掘其“元历史”，返回话语现场，采用叙事史忠实于话语文本的方法，从中探寻中国本土化传播的特质与源流。“‘赛先生’功盖百年”，《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赛先生的中心讲坛，不遗余力地宣讲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以其独到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中国文化树立新的参照和“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革新精神，其有形和无形的话语构成了纯粹的经典文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参照。与《新青年》相呼应，湖南《大公报》作为地方报刊的代表，以其世界意识、现代品格和对科学民主执着不渝的追求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传播方式。从百年报刊科学话语的演进，可以看到“科学从书生的言说变成富国强民的战略大计，变成亿万中国人民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轨迹……但‘疗愚’的这条线却波折起伏，极为坎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八九十年代伪科学长达二十年的泛滥，都是愚昧的充分展现，而报刊却成了愚昧话语的积极传播者，这表现了百年报刊科学话语蜕变的尴尬，百年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从百年报刊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极左思潮的反科学性对当代报刊科学话语的影响等，均能透析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的深层关系，窥视中国传播的内在症候。
由于“中国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常常会把话语权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而“新的话语体系的营建是建设新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新的话语体系不能建立起来，新的社会就如沙滩建塔”，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一旦高度集中，现代化就成为遥远的梦想，就会导致一代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愈来愈简单、幼稚和粗俗。这种不正常的话语环境，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全盘性反传统”、“五四”、“文革十年”等典型的历史写真与话语表达，都显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报刊话语受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制约的规律。《蜕变的尴尬》通过对百年讨“逆”的报刊话语的审视，分析了报刊话语嬗变中“德先生艰难百年”的历史状况，认为“百年讨‘逆’”，“实际上就是百年中封建专制向民主的讨伐，它与数千年专制统治者向‘愚民’、‘庸众’的讨逆，在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标准、运作方式等方面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建设的艰难性和极其重要性”。而上海《新闻记者》从2001年始连续进行了五年的全国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活动，更是耐人寻味。从解放区那场严肃、阳刚、有规模的反“客里空”运动，到今天的“假新闻”评选，本身就是一种追问：为什么新世纪之初“客里空”幽灵不死？反馈是百年中国报刊传播的“生命通道”，而从中共报刊发展、中国报刊的编读关系等具体问题，可以看出这正是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薄弱环节。1956年7月1日和197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分别登出了一篇读者来信，“这两篇属于读者的‘信息反馈’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当代党的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机，是党的报刊办得最有活力的阶段。可以说，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党的报刊的编读关系才可能融洽，才会真正把读者反馈视为党的报刊生存和发展的‘生命通道’，视为党的报刊的‘维他命’，而把‘报阀’的作风从根子上铲除掉”。这是一种粘连于史料之中的深刻省思，也足以说明本土化的传播学必须从中国社会发展中寻找自身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