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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中国和德国鲁尔区这两个差别极大的地方进行比较应该慎之又慎，但是鲁尔区重新“变回蓝天”的经验至少能起到一种警示和推动作用：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协调力，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回蓝天
我是一名德国人。最近，我迁居到挪威，供职于奥斯陆大学。我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空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计划研究，它是“中国空气污染和人文行动”的子课题，这是一个大型的跨国和跨学科的研究工程。
当我告诉我的父亲我的工作是研究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时，他总是叹息道：“我记得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鲁尔区的天是什么样子的。空气非常糟糕，到处是讨厌的灰尘。我从外面玩回去之后，身上总是很脏。我和我的同学在整个学生时代都有比较严重的支气管炎。晾衣服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只要你把衣服晾在外面，那么当你下午收回去的时候，衣服不是灰的就是黑的。真的非常恐怖！但是现在看看，虽然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但是很高兴我们把污染问题解决了。鲁尔区的天又变蓝了。”
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矿的高电压工程师，之后开始学习景观学和生态学，如今他在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工作，他的经历也很好地反映了鲁尔区变迁的历史。
鲁尔区的空气污染是持续、严重的危机。此外，由于鲁尔区是一个工业地区，人们对它重污染的感知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不太一样：该地区的污染或多或少被视作是工业集中所不可避免的。至少，鲁尔区为德国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能源和钢铁。人们都相信，一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不得不作出牺牲。
然而，鲁尔区除集中了德国最大的煤矿、工厂和电厂之外，它还是德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从鲁尔区工业化伊始到60年代煤钢产业开始衰落，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该区域不断吸引着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鲁尔区3500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来自150个民族的约700万人口。因此，工业造成的污染总会立即影响到居民。
在1960年代，该地区的空气污染是可以看出来的。位于城市的烟囱、钢炉和炼焦炉常年累月地排放着成千上万吨的粉尘和煤灰。直接的后果就是该地区居民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剧增，尤其是肺癌的发病率。孩子们佝偻病和结膜炎的发病率也很高。此外，高密度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树木枯萎，并最终使土壤和水酸化。
居民家庭取暖和做饭设施与该地区82个高炉、56个托马斯转炉以及93个电厂，都在没有加任何烟尘过滤器和烟气净化设备的情况下运转。医学研究表明，鲁尔区周边城市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比德国其他地区高数倍，并且在雾霾过后，人口死亡率会上升30%。那时，鲁尔区的孩子们甚至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农村的孩子们更小更瘦。鲁尔区的乳牛养殖业也同样如此。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业和私家园艺业的发展。
回顾历史，很难准确评估各种污染源对雾霾问题的贡献程度。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比如，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60年代中期，TSP（悬浮颗粒，当时用PM10污染物来衡量）主要受工业污染源影响（82%），居民燃烧物所占比重不大（12.7%），公共交通影响最小（4.8%）。生产一吨原铁要排放8.6千克的灰尘，工人们每天都必须清扫覆盖在烟囱上厚厚的灰尘。该地区每年要排放400万吨的SO2，这就意味着每天要排放200-240 ?g/m3。有意思的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鲁尔区所排放SO2和PM2.5的最高峰值与北京相当，甚至有时比北京还严重。
鲁尔区的“蓝天梦”和“奋斗经”
尽管自1950年代以来，当地和联邦政府就开始积极为控制空气污染立法，但是公众对此并不太关注。1961年4月28日，维利·勃兰特第一次竞选德国财政部长时，他在伯恩进行了演讲。在指出雾霾波及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恶劣后，他呼吁“鲁尔的天应该重回蓝色”。那时，他受到了嘲笑，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污染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无法解决。然而，尽管维利的呼吁被视为异想天开，但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和机构来看，他击中要害。
1962年4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颁布了“控制空气污染，减少噪音法案”，该法案基于颁布于1895年为控制工厂空气污染而制定的“普鲁士技术指南”，只经过部分修订。除了一般性条款之外，它还包含保护“公众”对抗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威胁和持续监控空气质量的条款。然而，一开始，新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越旧的立法，而且还有一些短视的做法，比如仅仅是加高烟囱。最后，受1962年冬天爆发的一次非常严重的雾霾事件的影响，1964年12月出台了第一部雾霾条例，它要求在雾霾较严重的时候暂停工业生产并减少或限制车辆出行，它的标准在之后的修订中逐渐降低。虽然“雾霾条例事实上的重要性被限制了，但它实际上提升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
1964年，联邦首次发布了“空气质量控制技术指南”，包括更新工厂设备，烟气净化和空气质量控制的说明。它包括了这样一种关键的理念，即“最优可利用技术”必须始终应用于排放控制——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只要集中采纳最新研究成果还没有成为政治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一旦它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任务，标准和制度将会变得更加严格。
接下来几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开始大力整治污染源，首先是使各类厂矿的废气排放达到标准。1973年，《联邦准入控制法案》授权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在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临时关停工厂、限制车辆交通出行。这个法案存在于雾霾最严重的时期，于1985年废止。此外，自1971年以来，汽车尾气排放也受到联邦法律的规范。
总而言之，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钢铁工业的废气排放量从1965年的200000吨减少到了1975年的50000吨。此外，居民取暖使用固体燃料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75%下降到1970年的27%，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燃料结构的变化（变为了油和气）。总之，由于控制了工业废气的排放，升级了家庭设备和燃料，TSP的排放量在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成功下降了60%，到目前已成功下降了80%。到1998年，铅污染输出已下降了95%。然而，NOx和SO2的排放很难控制，直到1980年代中期，高科技的应用才带来较大转机。现在，依据国际标准，整个鲁尔区总体空气质量总是“优”或“良”。 毋庸置疑，鲁尔区为蓝天而战时正好赶上了煤矿工业和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由于煤钢产业的衰退，很多设备停用，此外，许多公司也搬到全球其他地方进行勘探和生产。然而，要不是政府将污染作为优先事项来处理，要不是日益觉醒的公众的坚定支持，要不是不计代价地从消费和生产向社会优先的转型，那么机器将得以保留，污染问题也将悬而不决。所以说，只有整体作战才能有效和可持续地解决污染问题。正如有人所言：鲁尔区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才消除了污染问题。
然而，当来自工业产业的废气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时，过去十年来主要的污染源发生了变化，现在鲁尔区最主要的污染源是来自密集公路上的汽车。在德国的大城市，悬浮颗粒和NO2污染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鲁尔区最近引进了一项在欧盟范围内实施的“环境”或“低排放区”立法之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更有针对性。与这项立法一同被引进的还有一项“污染徽章”制度，这项制度仅用来管理“绿色区域”，也就是说，德国大部分州和地区只允许低排放的汽车出行。自2012年以来，鲁尔区是一个很大的“环保区”，自2014年以来，只有贴着环保标签的汽车可以在城市中心行驶。所有的制度都伴随着大量的公众信息。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调整了交通规划和一些制度安排。在接下来的几年，对空气治理的效果就能显现出来。
从鲁尔区到京津冀地区
在北京待的最后一个月，我非常开心地享受了几天良好天气。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在空气不佳的情况下，我非常难过地看到了城市和人们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当城市笼罩于灰色之下时，可以看出身处于其中居民们沮丧的心情——污染成为敏感的话题，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孩子，也没办法进行体育活动，观光也没有任何乐趣。现在，当我完成这篇文章去看望我住在鲁尔周边地区的父母时，我们不仅享受着明媚的阳光，还可以凝视深蓝的天空。当我3岁时，鲁尔区经历了最后一次大的雾霾警报。1985年1月，鲁尔区重工业设备和车辆不得不停止运转，直到清风吹散了厚厚的雾霾。鲁尔区又用了5年的时间，来集中治理天空，最后证明这是可行的。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可以经历这样的转变和提升，通过回顾鲁尔区的历史，我对此相当乐观。
鲁尔区碰到的问题与中国遇到的挑战是否有可比性当然值得商榷。我开始是想将鲁尔区和北京进行比较，尽管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和人口规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可以说，中国今天面临巨大挑战。不仅中国的城市需要蓝天，整个国家也需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协助整个世界保护气候。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对抗雾霾绝不是毫无希望的。自1960年代以来，污染防治技术和处理相关问题的国际经验都在不断增长。国内外对该问题关注度很高，很多人都愿意为治理污染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来源多样化，包括居民、非政府组织、媒体、私人基金、活动家和国内外很多公司。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孤军奋战。我认为，现在“指手画脚”的时期已过，中国正致力于并能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像深受空气污染问题困扰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保护空气质量的主要措施包括减少工业和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治理所采取的战略和方法还是有效的。现在看来最复杂也是关键的问题是要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以防止这个问题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此外，我认为，也可以采取一些“软约束”。比如，改变消费习惯，在学校和公共区域开展环境教育。但是，同时要包含物质和非物质的刺激来应对环境污染，比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拼车及自行车事业并提高相关的公共服务水平。最后，政府应该支持当地公民自发的空气保护行动，这有可能将自上而下的规则和自下而上的参与联系起来。一个行动只有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使人民相信新的政策和他们主动的行为会有积极的效果，并辅之以严厉和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成功。
最后，我承认对两个差别极大的地方进行比较，比如中国和鲁尔区，应该慎之又慎。但是，在我看来，鲁尔区的经验至少起到一种警示和推动作用：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协调力，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回蓝天，不管开始听起来是多么的可笑。
（简介）
李安娜
李安娜，奥斯陆大学副教授
王艳
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
（抽文）
鲁尔区3500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来自150个民族的约700万人口。因此，工业造成的污染总会立即影响到居民。
只有整体作战才能有效和可持续地解决污染问题。正如有人所言：鲁尔区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才消除了污染问题。
一个行动只有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人民相信新的政策和他们主动的行为会有积极的效果，并辅之以严厉和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成功。
我是一名德国人。最近，我迁居到挪威，供职于奥斯陆大学。我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空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计划研究，它是“中国空气污染和人文行动”的子课题，这是一个大型的跨国和跨学科的研究工程。
当我告诉我的父亲我的工作是研究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时，他总是叹息道：“我记得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鲁尔区的天是什么样子的。空气非常糟糕，到处是讨厌的灰尘。我从外面玩回去之后，身上总是很脏。我和我的同学在整个学生时代都有比较严重的支气管炎。晾衣服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只要你把衣服晾在外面，那么当你下午收回去的时候，衣服不是灰的就是黑的。真的非常恐怖！但是现在看看，虽然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但是很高兴我们把污染问题解决了。鲁尔区的天又变蓝了。”
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矿的高电压工程师，之后开始学习景观学和生态学，如今他在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工作，他的经历也很好地反映了鲁尔区变迁的历史。
鲁尔区的空气污染是持续、严重的危机。此外，由于鲁尔区是一个工业地区，人们对它重污染的感知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不太一样：该地区的污染或多或少被视作是工业集中所不可避免的。至少，鲁尔区为德国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能源和钢铁。人们都相信，一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不得不作出牺牲。
然而，鲁尔区除集中了德国最大的煤矿、工厂和电厂之外，它还是德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从鲁尔区工业化伊始到60年代煤钢产业开始衰落，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该区域不断吸引着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鲁尔区3500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来自150个民族的约700万人口。因此，工业造成的污染总会立即影响到居民。
在1960年代，该地区的空气污染是可以看出来的。位于城市的烟囱、钢炉和炼焦炉常年累月地排放着成千上万吨的粉尘和煤灰。直接的后果就是该地区居民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剧增，尤其是肺癌的发病率。孩子们佝偻病和结膜炎的发病率也很高。此外，高密度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树木枯萎，并最终使土壤和水酸化。
居民家庭取暖和做饭设施与该地区82个高炉、56个托马斯转炉以及93个电厂，都在没有加任何烟尘过滤器和烟气净化设备的情况下运转。医学研究表明，鲁尔区周边城市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比德国其他地区高数倍，并且在雾霾过后，人口死亡率会上升30%。那时，鲁尔区的孩子们甚至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农村的孩子们更小更瘦。鲁尔区的乳牛养殖业也同样如此。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业和私家园艺业的发展。
回顾历史，很难准确评估各种污染源对雾霾问题的贡献程度。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比如，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60年代中期，TSP（悬浮颗粒，当时用PM10污染物来衡量）主要受工业污染源影响（82%），居民燃烧物所占比重不大（12.7%），公共交通影响最小（4.8%）。生产一吨原铁要排放8.6千克的灰尘，工人们每天都必须清扫覆盖在烟囱上厚厚的灰尘。该地区每年要排放400万吨的SO2，这就意味着每天要排放200-240 ?g/m3。有意思的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鲁尔区所排放SO2和PM2.5的最高峰值与北京相当，甚至有时比北京还严重。
鲁尔区的“蓝天梦”和“奋斗经”
尽管自1950年代以来，当地和联邦政府就开始积极为控制空气污染立法，但是公众对此并不太关注。1961年4月28日，维利·勃兰特第一次竞选德国财政部长时，他在伯恩进行了演讲。在指出雾霾波及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恶劣后，他呼吁“鲁尔的天应该重回蓝色”。那时，他受到了嘲笑，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污染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无法解决。然而，尽管维利的呼吁被视为异想天开，但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和机构来看，他击中要害。
1962年4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颁布了“控制空气污染，减少噪音法案”，该法案基于颁布于1895年为控制工厂空气污染而制定的“普鲁士技术指南”，只经过部分修订。除了一般性条款之外，它还包含保护“公众”对抗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威胁和持续监控空气质量的条款。然而，一开始，新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越旧的立法，而且还有一些短视的做法，比如仅仅是加高烟囱。最后，受1962年冬天爆发的一次非常严重的雾霾事件的影响，1964年12月出台了第一部雾霾条例，它要求在雾霾较严重的时候暂停工业生产并减少或限制车辆出行，它的标准在之后的修订中逐渐降低。虽然“雾霾条例事实上的重要性被限制了，但它实际上提升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
1964年，联邦首次发布了“空气质量控制技术指南”，包括更新工厂设备，烟气净化和空气质量控制的说明。它包括了这样一种关键的理念，即“最优可利用技术”必须始终应用于排放控制——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只要集中采纳最新研究成果还没有成为政治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一旦它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任务，标准和制度将会变得更加严格。
接下来几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开始大力整治污染源，首先是使各类厂矿的废气排放达到标准。1973年，《联邦准入控制法案》授权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在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临时关停工厂、限制车辆交通出行。这个法案存在于雾霾最严重的时期，于1985年废止。此外，自1971年以来，汽车尾气排放也受到联邦法律的规范。
总而言之，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钢铁工业的废气排放量从1965年的200000吨减少到了1975年的50000吨。此外，居民取暖使用固体燃料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75%下降到1970年的27%，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燃料结构的变化（变为了油和气）。总之，由于控制了工业废气的排放，升级了家庭设备和燃料，TSP的排放量在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成功下降了60%，到目前已成功下降了80%。到1998年，铅污染输出已下降了95%。然而，NOx和SO2的排放很难控制，直到1980年代中期，高科技的应用才带来较大转机。现在，依据国际标准，整个鲁尔区总体空气质量总是“优”或“良”。 毋庸置疑，鲁尔区为蓝天而战时正好赶上了煤矿工业和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由于煤钢产业的衰退，很多设备停用，此外，许多公司也搬到全球其他地方进行勘探和生产。然而，要不是政府将污染作为优先事项来处理，要不是日益觉醒的公众的坚定支持，要不是不计代价地从消费和生产向社会优先的转型，那么机器将得以保留，污染问题也将悬而不决。所以说，只有整体作战才能有效和可持续地解决污染问题。正如有人所言：鲁尔区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才消除了污染问题。
然而，当来自工业产业的废气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时，过去十年来主要的污染源发生了变化，现在鲁尔区最主要的污染源是来自密集公路上的汽车。在德国的大城市，悬浮颗粒和NO2污染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鲁尔区最近引进了一项在欧盟范围内实施的“环境”或“低排放区”立法之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更有针对性。与这项立法一同被引进的还有一项“污染徽章”制度，这项制度仅用来管理“绿色区域”，也就是说，德国大部分州和地区只允许低排放的汽车出行。自2012年以来，鲁尔区是一个很大的“环保区”，自2014年以来，只有贴着环保标签的汽车可以在城市中心行驶。所有的制度都伴随着大量的公众信息。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调整了交通规划和一些制度安排。在接下来的几年，对空气治理的效果就能显现出来。
从鲁尔区到京津冀地区
在北京待的最后一个月，我非常开心地享受了几天良好天气。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在空气不佳的情况下，我非常难过地看到了城市和人们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当城市笼罩于灰色之下时，可以看出身处于其中居民们沮丧的心情——污染成为敏感的话题，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孩子，也没办法进行体育活动，观光也没有任何乐趣。现在，当我完成这篇文章去看望我住在鲁尔周边地区的父母时，我们不仅享受着明媚的阳光，还可以凝视深蓝的天空。当我3岁时，鲁尔区经历了最后一次大的雾霾警报。1985年1月，鲁尔区重工业设备和车辆不得不停止运转，直到清风吹散了厚厚的雾霾。鲁尔区又用了5年的时间，来集中治理天空，最后证明这是可行的。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可以经历这样的转变和提升，通过回顾鲁尔区的历史，我对此相当乐观。
鲁尔区碰到的问题与中国遇到的挑战是否有可比性当然值得商榷。我开始是想将鲁尔区和北京进行比较，尽管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和人口规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可以说，中国今天面临巨大挑战。不仅中国的城市需要蓝天，整个国家也需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协助整个世界保护气候。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对抗雾霾绝不是毫无希望的。自1960年代以来，污染防治技术和处理相关问题的国际经验都在不断增长。国内外对该问题关注度很高，很多人都愿意为治理污染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来源多样化，包括居民、非政府组织、媒体、私人基金、活动家和国内外很多公司。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孤军奋战。我认为，现在“指手画脚”的时期已过，中国正致力于并能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像深受空气污染问题困扰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保护空气质量的主要措施包括减少工业和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治理所采取的战略和方法还是有效的。现在看来最复杂也是关键的问题是要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以防止这个问题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此外，我认为，也可以采取一些“软约束”。比如，改变消费习惯，在学校和公共区域开展环境教育。但是，同时要包含物质和非物质的刺激来应对环境污染，比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拼车及自行车事业并提高相关的公共服务水平。最后，政府应该支持当地公民自发的空气保护行动，这有可能将自上而下的规则和自下而上的参与联系起来。一个行动只有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使人民相信新的政策和他们主动的行为会有积极的效果，并辅之以严厉和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成功。
最后，我承认对两个差别极大的地方进行比较，比如中国和鲁尔区，应该慎之又慎。但是，在我看来，鲁尔区的经验至少起到一种警示和推动作用：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协调力，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回蓝天，不管开始听起来是多么的可笑。
（简介）
李安娜
李安娜，奥斯陆大学副教授
王艳
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
（抽文）
鲁尔区3500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来自150个民族的约700万人口。因此，工业造成的污染总会立即影响到居民。
只有整体作战才能有效和可持续地解决污染问题。正如有人所言：鲁尔区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才消除了污染问题。
一个行动只有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人民相信新的政策和他们主动的行为会有积极的效果，并辅之以严厉和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