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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生态批评在中西生态文明的交流中生发，与西方生态批评构成了平行研究的共生关系。在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中，鲁枢元等学者初成了生态诗学，显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自觉。中国的绿色审美范式较之西方的绿色阅读范式，避免了生态诗理和绿色诗律的缺失，实现了生态性与审美性的平衡。中国生态批评虽形成了新的空间，然尚需寻求表征整体甚或总体空间的范畴，并以其为坐标，形成网格化的空间分布，进一步促进学科的体系化。
[关键词]生态诗学；绿色审美范式；生态批评空间
[中图分类号]I06；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78-07
一、中国生态批评在中西方生态文明的交流中生发
自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影响中国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用西方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学术范式，诠释中国现象，使后者成为前者的确证与注脚，使前者成为后者的航标与路向。这是一种世界观和学术观方面的根本性影响，是一种更有持续性的西方学术影响中国的现象，更符合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战略。另一种是在中国学术“失语”的想象中，成套引进西方学术话语，全盘照搬西方概念结构，形成系统的学术移植。这两种情形均造成了学术生态的“侵入”，当与植物生态侵入的后果相似，如果得以持续，中国学术恐怕真的要“失语”了。
生态批评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于美国，和建设中的中国生态批评学科发生了“平行研究”，而不是上述的“影响研究”。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要求比较诸方生态平等，互为因果，形成对生关系，在平等交流与对话中实现共生并进。
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发未走前述影响研究的路子，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生态审美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牢，具备了与西方生态批评对话的家底。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工程学、养生学的元范畴，集真善益宜智美的核心价值于一体，较之西方哲人的生态存在思想和主体间性思想，更有文化整生乃至文明整生的本源性意义。天人合一的元范畴，在历史和逻辑的分形中，形成了门类多样的生态文化思想。仅就生态哲学来说吧。庄子是这样来标识天人合一的路径的：道生万物，道存万物，构成了道的生发环节。他通过《庖丁解牛》、《吕梁丈夫蹈水》等寓言，说明如何把握各种各样的“以鸟养养鸟”，即洞悉和运用各种生态活动的具体规律，实现各种生态活动的具体目的，最后“蹈乎大方”，通达自然大道与本道，把握与实现世界的整体规律与整体目的，从而形成以天合天的道的回升环节：最后在至人、圣人、神人的逍遥游中，达成与道整体合一的天人整生环节。庄子天人合一的逻辑路径，具有原型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成为中国人与天同生、与天竞生、与天共生、与天整生的实践路径，衍生出了多学科的生态和谐思想，构成了网络化的生态文化，推进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态文明。正是这种生态文明，既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生发的丰沃土壌，又成为它与西方生态批评进行对话的学理支撑。
二是中国生发生态批评，有着现实的内在需求。如前所述，在中国漫漫的天人合一中，天人同生是主潮，然现当代以来，形成了天人竞生的环节。垦荒种粮、围湖造田、大炼钢铁、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国外境外以及国内东部高污染产业转移，全球生态灾变的循环，凡此等等，生发了天人对立的生态关系，直接造成了国人及其所处自然的生态危机。借助生态批评，唤醒国人的生态意识，重回自然怀抱，再造天人同生，进而步入天人共生与天人整生，成了时代的呼唤。这样，中国的生态批评，也就成了一种自觉的生态审美文化内需，而不是一种外来的被动的文化影响。
三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规约。生态批评作为全球性的文学、艺术、科学、文化批评现象，早已突破了影响研究的线性因果的同质化的依生与竞生模式，形成了多元耦合的共生模式。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比较双方或诸方对生，互为因果。其次是跨文学比较，即文学还可以与艺术、科学、文化比较，在双向往复中达成耦合共进。三是平等比较，比较诸方互为主体，和谐并生。前两重意义，创立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已有透彻阐释，且成共识。后一种意义，是中国学派对平行研究的深化与生态人文化，是中国学派消化吸收美国学派后的再创新。王宁教授指出，既研究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影响的关系，扩大比较研究的文本，又“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①近2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开展了以沟通、对话、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促进互识、互补”，“以求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②乐黛云教授更直接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人文精神：“这种既保障对个人的尊重和个人的平等权力，同时又要求个人有同情和尊重他人的义务，既保障不同个人——社群——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差异，又要求彼此对话、商谈、和谐并进、共同发展”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③生态批评的文化功能要求，与平行研究的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和谐共生，有着意义上的相通，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乐黛云教授和王宁教授的主张，也就自然地影响了中国生态批评的态度，并从本民族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出发，和西方的生态批评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以建构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兼具的中国生态批评学科。这样，中国的生态批评就不是“舶来品”了，更不是西方生态批评影响中国了，而主要是中国学人理论自觉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者通过留学、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任职国际学术团体、参与国际课题研究以及邀请国外及境外著名学者来中国大陆讲学等众多平台，实现诸如中国文学、诗学、美学、哲学与世界各国相应相关学科的平行研究、平等比较、平和相生，努力创造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和谐共生环境。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美学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包括201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学术会议，均把环境美学作为重要的议题，均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像山东大学的周来祥教授就曾任国际美学学会和国际比较美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多次在国际美学会上作题为“中国和谐美学和中西比较美学”的学术报告，践行了包括生态批评在内的中西诗学、中西美学的和谐比较。又如近年来，中国举办了多次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仅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就于2005年和2009年举办了两次这方面的会议。其中2009年的会议主题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芬兰学者约·色帕玛等世界环境美学大家与会，中国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批评专家与他们进行了平等的讨论。这于中国生态批评的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和谐共生很有意义。再如，国学功底深厚的徐恒醇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去德国访学，在中西生态审美文明的融会中，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生态美学》，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发提供了理论参照。 因此，中国的生态批评，不是某些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国外带回来的物件，也不是国外侵入的物种，而是有着中华民族生态审美根性和世界生态文明通性的前沿学科，它隶属于生态审美文化学科群。
二、生态诗学的草创
在中西生态文明的对生中，中国生态诗学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面世，凸显了生态批评的理论自觉。2000年，鲁枢元教授出版了《生态文艺学》，曾永成教授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他们和徐恒醇教授一起草创了中国的生态诗学。鲁枢元教授提出了生态批评的重要规律：“自然的法则、人的法则、艺术的法则三位一体。”④他将这一规律作为全书的理论总纲，“分形”于各个部分，形成了一个生态性与审美性统一的理论结构。他认为，呼唤生态文艺学产生的时代，是生态性和审美性统一的时代，即审美的生态学时代。①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所有的文学艺术，也是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结合。“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活动之一的文学艺术活动，必然全部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如此，因而都应当归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加以考察研究。”②此外，他从生态性与审美性结合的视角，持续展开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艺家的个体发育、文艺的精神生态价值、艺术物种延续、文艺史的生态演替等一系列命题，多维地拓展了生态批评的规律与意义，形成了一个生态诗学的理论结构，可规约生态批评的实践合规律合目的地展开。
曾永成教授的生态诗学建构，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他主要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概括出人本生态观、实践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作为文艺绿色之思的理论来源与学术底座。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精神贯穿于文学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实现生态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多维统一，形成诸如文艺学的绿化、文艺的生态思维、文艺的生态本性、文艺的生态功能等生态诗学的命题。三是在上述命题的展开中，形成了诸如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等方面的范畴研究，搭建了生态诗学的学术体系。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逐步分化和具体化的理论构架。
徐恒醇教授探求的是绿色艺术哲学。他提出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有机、有序和自然进化的生态世界观，③从而与主体美学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形成了分野，从理论元点上规约了生态美学的生态辩证法特质。进而，他明确了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命观：“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以各种生命系统的相互关联和运动为出发点。因此，人的生命观成为这一考察的理论基点。”④他认为，生态美学的对象是生态的审美价值，即人的生态活动和生态系统的美学意义，其核心范畴是生态美。凭借上述理论界定，他展开了一系列生态美学的命题，形成了诸如人的生命活动、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的美学研究，构造了一个生态性与审美性统一的逻辑平台与发展空间，形成了不同于一般美学的逻辑体系，这就使中国生态诗学的生发有了相应的理论支撑，就像西方生态诗学有环境美学的理论支撑一样。
上述中国生态诗学的草创，使起步较晚的中国生态批评，较快地形成了理论自觉、民族特质和全球视野，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生态批评的特点。这种特点在生态诗学的层面上有着多维的生成。首先，理论路线明晰，形成了完整的逻辑生发历程。全球生态文明的呼唤，成为这一逻辑历程的现实基点，生态世界观或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成为其理论元点。其后环节依次为：生态化与审美化统一的研究对象、基本命题、核心范畴、逻辑起点、概念系统。这样的理论制式，是一般学术体系建构方式和生态诗学学术体系建构方式的统一，在合规律合目的方面较为充分。其次，形成了耦合共生的范式，并与西方生态批评的共生范式同中有异。在人与自然平等和谐方面，中国生态批评的耦合共生范式，有着主体间性的意义和世界性的色彩。像徐恒醇所说的生态美学的生发背景就如是：“一种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呈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①在理论制式方面，中国生态批评的耦合共生，有了自己的色彩，对此中国学者采用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传统诗学构架的生态化，即对传统诗学进行生态化的改造，在生态学与一般诗学的统一或曰耦合共生中，形成生态诗学的雏形。这在理论建构之初，虽然难免有一些嫁接的痕迹，需要进一步走向自然，然而嫁接本身就是一种物种发展与创新的方式，不可厚非。第二种是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中国生态诗学的对象、疆域、命题、范畴、概念以及规律、功能、价值、意义等等，均是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具有生态审美性的内涵。这两种耦合共生的理论制式，不仅使耦合共生的生态批评范式走向了具体化，还避免了西方生态诗学一段时间内诗理诗律未到场的缺陷，从而真正草创了生态诗学。
中国的生态诗学，起点虽高，但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表现为促使元范畴的生成与生长。理论结构的系统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元范畴的运动。这种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事实具体走向理论抽象，生成包含整体理论意义的元范畴。这就要求生态批评的学者，从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生态审美现象、事实、活动、价值、关系中，概括、提炼、升华出整体性生态审美意义的元范畴，作为生态诗学理论的网纲。二是从理论的抽象走向理论的具体，使元范畴逐级分化与分形，形成纵横推进的逻辑网结，构建持续增长的理论网络，创造整一的生态诗学。这样的生态诗学，元范畴结晶了生态审美的所有规律，表征了总体的生态审美规律，其分化的各系列各层次的范畴，包含了相应的诸如整体的、普遍的、类型的、特殊的生态审美规律。这样的生态诗学，当可超越当下共生批评范式的生态诗学，经由“一生”批评范式的生态诗学，抵达“整生”批评范式的生态诗学。
三、绿色审美范式的升华
中国的生态诗学，与生态美学一起，生发出绿色审美范式，规约了相应的生态批评实践。一般来说，学科范式萌生于逻辑研究，成熟于元学科研究，对学科系统的五维研究起着总体的规约作用。中国生态批评的绿色审美范式，学术品格较高，主要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生态诗学多维度地实现了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构成了整体的生态审美精神，可升华出绿色审美范式。西方的生态诗学，因极力凸显生态功能性要求，而一度缺失审美价值性规定，两者的辩证统一不尽人意，整体的生态审美精神较为微弱，绿色审美范式相应淡漠。二是生态诗学进入生态美学的学科圈，在超循环运行中，获得了生态美学范式的品质。和其他完整的学科系统一样，生态美学也由应用研究、历史研究、逻辑研究、比较研究、元学科研究的依次生发与良性环行构成动态稳定的学科系统。生态批评是生态美学众多的应用研究之一，它在生态美学的学科运行中，分有了生态美学系统的生态审美精神和绿色审美范式。笔者曾说过，当代美学前沿，由生态审美文化的学术高原构成。进入这一高原的学科既有注重人类审美生存的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等，还有注重世界审美化存在的环境美学、景观生态学等等，更有耦合人类审美化生存与世界审美化存在的大众文化和生态美学。显而易见，前两类生态审美文化，分别强化了生态审美精神的两大侧面质，第三类生态审美文化，获得了生态审美精神的整体质。其中，大众文化仅在日常生活的生态空间中形成生态审美精神整体质，因而是一种局部的整体质；生态美学，则在所有的生态领域、生态时空形成生态审美精神整体质，自然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质。这样，生态美学成了生态审美文化高原上的高峰，成了高峰的峰尖，引领了生态审美精神的发展，引领了绿色审美范式的进步。生态批评参与生态美学学科五维的超循环运行，也就分有了学科持续发展的品质优异的生态审美精神和绿色审美范式。西方的生态批评，在环境美学的学科五维中良性循环，其生态审美精神和绿色阅读范式的生境，当不及中国的生态批评，其品质也就有了差异。 在绿色审美范式的规约下，作者、读者、批评家、理论家、生存者走向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成为绿色审美人生；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文化文本、社会文本、自然文本走向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成为绿色艺术世界。绿色审美人生与绿色艺术世界的耦合，持续递进与拓展，达成人类整体和世界整体对应的美生，形成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大自然的美生场，这就显示了生态批评的系统价值与整体功能。
绿色审美范式既是生态诗学和生态美学共生的，还是人类生态审美文化和生态审美文明的结晶，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显示出多样的分形与各种具体的创新。曾繁仁教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有绿色审美范式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与世界生态地、审美地存在的主张。他把这种主张，贯穿于对《诗经》等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解读，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白鲸》等西方文学作品的赏识，均发掘了文本包含的或潜含的生态性与审美性耦合存在的意义诉求和价值指向，实践与诠释了自己的学术主张。①鲁枢元教授所揭示的生态批评规律——“自然的法则、人的法则、艺术的法则三位一体”，包含着绿色审美范式的基本精神。他也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生态批评实践中，特别是精神生态的批评中，既确证了理论主张，又延展了学术价值。
笔者将绿色审美范式具体化为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共生之美、整生之美，分别对应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生态批评。这种分形，拓展了绿色审美范式的本质规定性，增强了生态批评实践的针对性。笔者尝试用其评说了桂北狩猎习俗的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和共生之美，彰显了审美范式和批评对象的对应性，突出了批评主旨与文本蕴含的同构性。
中国生态批评的绿色审美范式，没有沿用西方生态批评的绿色阅读范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显示共生性，即更加明确生态性与审美性的平衡耦合，强化双方的平等匹配，实现彼此的均匀统一。二是生发不同的系统性。西方生态批评对文学的绿色阅读，还关联艺术、科学、文化、社会、自然文本，后者一般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意义上的文本。此外，它还关联地形成了物种共生、性别共生、人种共生文本的绿色阅读。中国的绿色审美文本，除文学外，艺术、科学、文化、社会、自然都可以当做独立的文本来欣赏，并实现良性环生。笔者曾说过，一个生态审美者，应从经典艺术的绿色阅读始，进而展开科学与文化的绿色审美，再而进行实践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绿色审美，旋而回归文学艺术的绿色阅读，在绿色人生和艺术人生的耦合旋升中，践行绿色审美范式。②中西生态批评的审美范式，有互补性，可在对话交流中，实现自己的发展，促进对方的完善。
四、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
西方的生态批评形成了两大关联的空间。一是借助比较文学的共生范式，在绿色文学与艺术、科学、文化、社会、自然的平行研究中，形成了批评空间的系统化。二是以人与自然的共生批评为基座，相继展开男性与女性的共生批评和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共生批评，形成了有机关联的系统空间。中国的生态批评，创造性地借鉴了西方经验，进而拓展了自己的地盘。这种拓展形成了如下多维空间：一是西方生态艺术的中国批评；二是精神生态批评；三是艺术的生态批评、审美文化的生态批评、艺术哲学的生态批评的贯通；四是民族生态批评的系列化；五是景观生态批评的系统化。
王诺教授带领厦门大学的生态批评团队，力求在生态批评的中西合璧中，形成完整的空间结构。他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野，透析欧美生态文学，在“以我观物”中，盘点西方生态文学显示的生态批评主旨，形成“着我之色”的西方生态批评维度。①他还探究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形成相应的批评实践，生发中国生态批评的维度。他更表现出了贯通中西生态批评的努力，以生发中西耦合的生态批评空间结构。这种学术系统的建构路线，有民族视角和国际视野，表现了新一代留洋学者的学术选择与学术追求。
鲁枢元教授对生态批评空间结构的搭建，是从精神生态批评开始，继而走向社会生态批评，最后走向自然生态批评，达成有机生发的三维生态批评空间结构。他认为精神生态的病变，导致社会生态的病变，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的病变。通过生态批评，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应参照上述生态系统逐位病变的逻辑，即从精神生态的绿化始，再到社会生态的绿化，最后到自然生态的绿化，当可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绿化。②有了这两大生态逻辑的依托，他的生态批评空间结构实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地处南国的广西民族大学的学者，以生态和谐为生态批评的整体空间，形成艺术的生态批评、审美文化的生态批评、艺术哲学的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并在相应的生态批评实践中，搭建了别具特色的民族生态批评和景观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民族生态批评空间结构有着多环节的生发路径的考量。第一个环节是形成广西世居民族的生态批评。黄秉生教授在探求壮族文化根系和生态审美范式的基础上，形成壮族生态批评的著作，张泽忠教授和朱慧珍教授形成侗族生态批评的著作，其他学者一一形成广西其他世居民族的生态批评著作。第二个环节是逐步展开广西12个世居民族间的生态比较。第三个环节是拓进广西世居民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的生态比较。这当可形成逐圈扩大的民族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景观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也是多环节有机生发的。第一个环节是桂林景观的形态研究，一批学者对桂林的主要景点进行了生态批评，形成了《天下第一美山水》、《珠环贝绕大桂林》、《美海观澜——环桂林生态旅游》、《景观美的描述与探析》等系列著作。第二个环节是桂林景观的域态研究，形成了资源景观区域、漓江景观区域、灵川景观区域、全州景观区域、阳朔景观区域等专门性研究著作。第三个环节是性态研究，团队负责人对桂林山水的各种景观特征形成了系列研究，出版了《簪山带水美相依》。第四个环节是质态研究，袁鼎生、蒋新平、龚丽娟出版了《桂林景观生态与环境研究》。经历20余年的持续探索，桂林景观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在有序地扩大。
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涉及生态批评的对象、疆域和逻辑体系，包括空间总体和空间分布。目前中国的生态批评，尚需寻求表征整体甚或总体空间的范畴，并以其为坐标，形成网格化的空间分布，方可促进学科的进一步体系化。
[关键词]生态诗学；绿色审美范式；生态批评空间
[中图分类号]I06；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78-07
一、中国生态批评在中西方生态文明的交流中生发
自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影响中国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用西方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学术范式，诠释中国现象，使后者成为前者的确证与注脚，使前者成为后者的航标与路向。这是一种世界观和学术观方面的根本性影响，是一种更有持续性的西方学术影响中国的现象，更符合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战略。另一种是在中国学术“失语”的想象中，成套引进西方学术话语，全盘照搬西方概念结构，形成系统的学术移植。这两种情形均造成了学术生态的“侵入”，当与植物生态侵入的后果相似，如果得以持续，中国学术恐怕真的要“失语”了。
生态批评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于美国，和建设中的中国生态批评学科发生了“平行研究”，而不是上述的“影响研究”。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要求比较诸方生态平等，互为因果，形成对生关系，在平等交流与对话中实现共生并进。
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发未走前述影响研究的路子，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生态审美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牢，具备了与西方生态批评对话的家底。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工程学、养生学的元范畴，集真善益宜智美的核心价值于一体，较之西方哲人的生态存在思想和主体间性思想，更有文化整生乃至文明整生的本源性意义。天人合一的元范畴，在历史和逻辑的分形中，形成了门类多样的生态文化思想。仅就生态哲学来说吧。庄子是这样来标识天人合一的路径的：道生万物，道存万物，构成了道的生发环节。他通过《庖丁解牛》、《吕梁丈夫蹈水》等寓言，说明如何把握各种各样的“以鸟养养鸟”，即洞悉和运用各种生态活动的具体规律，实现各种生态活动的具体目的，最后“蹈乎大方”，通达自然大道与本道，把握与实现世界的整体规律与整体目的，从而形成以天合天的道的回升环节：最后在至人、圣人、神人的逍遥游中，达成与道整体合一的天人整生环节。庄子天人合一的逻辑路径，具有原型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成为中国人与天同生、与天竞生、与天共生、与天整生的实践路径，衍生出了多学科的生态和谐思想，构成了网络化的生态文化，推进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态文明。正是这种生态文明，既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生发的丰沃土壌，又成为它与西方生态批评进行对话的学理支撑。
二是中国生发生态批评，有着现实的内在需求。如前所述，在中国漫漫的天人合一中，天人同生是主潮，然现当代以来，形成了天人竞生的环节。垦荒种粮、围湖造田、大炼钢铁、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国外境外以及国内东部高污染产业转移，全球生态灾变的循环，凡此等等，生发了天人对立的生态关系，直接造成了国人及其所处自然的生态危机。借助生态批评，唤醒国人的生态意识，重回自然怀抱，再造天人同生，进而步入天人共生与天人整生，成了时代的呼唤。这样，中国的生态批评，也就成了一种自觉的生态审美文化内需，而不是一种外来的被动的文化影响。
三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规约。生态批评作为全球性的文学、艺术、科学、文化批评现象，早已突破了影响研究的线性因果的同质化的依生与竞生模式，形成了多元耦合的共生模式。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比较双方或诸方对生，互为因果。其次是跨文学比较，即文学还可以与艺术、科学、文化比较，在双向往复中达成耦合共进。三是平等比较，比较诸方互为主体，和谐并生。前两重意义，创立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已有透彻阐释，且成共识。后一种意义，是中国学派对平行研究的深化与生态人文化，是中国学派消化吸收美国学派后的再创新。王宁教授指出，既研究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影响的关系，扩大比较研究的文本，又“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①近2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开展了以沟通、对话、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促进互识、互补”，“以求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②乐黛云教授更直接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人文精神：“这种既保障对个人的尊重和个人的平等权力，同时又要求个人有同情和尊重他人的义务，既保障不同个人——社群——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差异，又要求彼此对话、商谈、和谐并进、共同发展”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③生态批评的文化功能要求，与平行研究的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和谐共生，有着意义上的相通，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乐黛云教授和王宁教授的主张，也就自然地影响了中国生态批评的态度，并从本民族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出发，和西方的生态批评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以建构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兼具的中国生态批评学科。这样，中国的生态批评就不是“舶来品”了，更不是西方生态批评影响中国了，而主要是中国学人理论自觉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者通过留学、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任职国际学术团体、参与国际课题研究以及邀请国外及境外著名学者来中国大陆讲学等众多平台，实现诸如中国文学、诗学、美学、哲学与世界各国相应相关学科的平行研究、平等比较、平和相生，努力创造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和谐共生环境。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美学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包括201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学术会议，均把环境美学作为重要的议题，均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像山东大学的周来祥教授就曾任国际美学学会和国际比较美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多次在国际美学会上作题为“中国和谐美学和中西比较美学”的学术报告，践行了包括生态批评在内的中西诗学、中西美学的和谐比较。又如近年来，中国举办了多次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仅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就于2005年和2009年举办了两次这方面的会议。其中2009年的会议主题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芬兰学者约·色帕玛等世界环境美学大家与会，中国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批评专家与他们进行了平等的讨论。这于中国生态批评的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和谐共生很有意义。再如，国学功底深厚的徐恒醇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去德国访学，在中西生态审美文明的融会中，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生态美学》，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发提供了理论参照。 因此，中国的生态批评，不是某些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国外带回来的物件，也不是国外侵入的物种，而是有着中华民族生态审美根性和世界生态文明通性的前沿学科，它隶属于生态审美文化学科群。
二、生态诗学的草创
在中西生态文明的对生中，中国生态诗学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面世，凸显了生态批评的理论自觉。2000年，鲁枢元教授出版了《生态文艺学》，曾永成教授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他们和徐恒醇教授一起草创了中国的生态诗学。鲁枢元教授提出了生态批评的重要规律：“自然的法则、人的法则、艺术的法则三位一体。”④他将这一规律作为全书的理论总纲，“分形”于各个部分，形成了一个生态性与审美性统一的理论结构。他认为，呼唤生态文艺学产生的时代，是生态性和审美性统一的时代，即审美的生态学时代。①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所有的文学艺术，也是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结合。“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活动之一的文学艺术活动，必然全部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如此，因而都应当归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加以考察研究。”②此外，他从生态性与审美性结合的视角，持续展开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艺家的个体发育、文艺的精神生态价值、艺术物种延续、文艺史的生态演替等一系列命题，多维地拓展了生态批评的规律与意义，形成了一个生态诗学的理论结构，可规约生态批评的实践合规律合目的地展开。
曾永成教授的生态诗学建构，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他主要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概括出人本生态观、实践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作为文艺绿色之思的理论来源与学术底座。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精神贯穿于文学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实现生态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多维统一，形成诸如文艺学的绿化、文艺的生态思维、文艺的生态本性、文艺的生态功能等生态诗学的命题。三是在上述命题的展开中，形成了诸如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等方面的范畴研究，搭建了生态诗学的学术体系。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逐步分化和具体化的理论构架。
徐恒醇教授探求的是绿色艺术哲学。他提出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有机、有序和自然进化的生态世界观，③从而与主体美学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形成了分野，从理论元点上规约了生态美学的生态辩证法特质。进而，他明确了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命观：“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以各种生命系统的相互关联和运动为出发点。因此，人的生命观成为这一考察的理论基点。”④他认为，生态美学的对象是生态的审美价值，即人的生态活动和生态系统的美学意义，其核心范畴是生态美。凭借上述理论界定，他展开了一系列生态美学的命题，形成了诸如人的生命活动、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的美学研究，构造了一个生态性与审美性统一的逻辑平台与发展空间，形成了不同于一般美学的逻辑体系，这就使中国生态诗学的生发有了相应的理论支撑，就像西方生态诗学有环境美学的理论支撑一样。
上述中国生态诗学的草创，使起步较晚的中国生态批评，较快地形成了理论自觉、民族特质和全球视野，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生态批评的特点。这种特点在生态诗学的层面上有着多维的生成。首先，理论路线明晰，形成了完整的逻辑生发历程。全球生态文明的呼唤，成为这一逻辑历程的现实基点，生态世界观或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成为其理论元点。其后环节依次为：生态化与审美化统一的研究对象、基本命题、核心范畴、逻辑起点、概念系统。这样的理论制式，是一般学术体系建构方式和生态诗学学术体系建构方式的统一，在合规律合目的方面较为充分。其次，形成了耦合共生的范式，并与西方生态批评的共生范式同中有异。在人与自然平等和谐方面，中国生态批评的耦合共生范式，有着主体间性的意义和世界性的色彩。像徐恒醇所说的生态美学的生发背景就如是：“一种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呈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①在理论制式方面，中国生态批评的耦合共生，有了自己的色彩，对此中国学者采用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传统诗学构架的生态化，即对传统诗学进行生态化的改造，在生态学与一般诗学的统一或曰耦合共生中，形成生态诗学的雏形。这在理论建构之初，虽然难免有一些嫁接的痕迹，需要进一步走向自然，然而嫁接本身就是一种物种发展与创新的方式，不可厚非。第二种是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中国生态诗学的对象、疆域、命题、范畴、概念以及规律、功能、价值、意义等等，均是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具有生态审美性的内涵。这两种耦合共生的理论制式，不仅使耦合共生的生态批评范式走向了具体化，还避免了西方生态诗学一段时间内诗理诗律未到场的缺陷，从而真正草创了生态诗学。
中国的生态诗学，起点虽高，但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表现为促使元范畴的生成与生长。理论结构的系统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元范畴的运动。这种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事实具体走向理论抽象，生成包含整体理论意义的元范畴。这就要求生态批评的学者，从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生态审美现象、事实、活动、价值、关系中，概括、提炼、升华出整体性生态审美意义的元范畴，作为生态诗学理论的网纲。二是从理论的抽象走向理论的具体，使元范畴逐级分化与分形，形成纵横推进的逻辑网结，构建持续增长的理论网络，创造整一的生态诗学。这样的生态诗学，元范畴结晶了生态审美的所有规律，表征了总体的生态审美规律，其分化的各系列各层次的范畴，包含了相应的诸如整体的、普遍的、类型的、特殊的生态审美规律。这样的生态诗学，当可超越当下共生批评范式的生态诗学，经由“一生”批评范式的生态诗学，抵达“整生”批评范式的生态诗学。
三、绿色审美范式的升华
中国的生态诗学，与生态美学一起，生发出绿色审美范式，规约了相应的生态批评实践。一般来说，学科范式萌生于逻辑研究，成熟于元学科研究，对学科系统的五维研究起着总体的规约作用。中国生态批评的绿色审美范式，学术品格较高，主要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生态诗学多维度地实现了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构成了整体的生态审美精神，可升华出绿色审美范式。西方的生态诗学，因极力凸显生态功能性要求，而一度缺失审美价值性规定，两者的辩证统一不尽人意，整体的生态审美精神较为微弱，绿色审美范式相应淡漠。二是生态诗学进入生态美学的学科圈，在超循环运行中，获得了生态美学范式的品质。和其他完整的学科系统一样，生态美学也由应用研究、历史研究、逻辑研究、比较研究、元学科研究的依次生发与良性环行构成动态稳定的学科系统。生态批评是生态美学众多的应用研究之一，它在生态美学的学科运行中，分有了生态美学系统的生态审美精神和绿色审美范式。笔者曾说过，当代美学前沿，由生态审美文化的学术高原构成。进入这一高原的学科既有注重人类审美生存的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等，还有注重世界审美化存在的环境美学、景观生态学等等，更有耦合人类审美化生存与世界审美化存在的大众文化和生态美学。显而易见，前两类生态审美文化，分别强化了生态审美精神的两大侧面质，第三类生态审美文化，获得了生态审美精神的整体质。其中，大众文化仅在日常生活的生态空间中形成生态审美精神整体质，因而是一种局部的整体质；生态美学，则在所有的生态领域、生态时空形成生态审美精神整体质，自然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质。这样，生态美学成了生态审美文化高原上的高峰，成了高峰的峰尖，引领了生态审美精神的发展，引领了绿色审美范式的进步。生态批评参与生态美学学科五维的超循环运行，也就分有了学科持续发展的品质优异的生态审美精神和绿色审美范式。西方的生态批评，在环境美学的学科五维中良性循环，其生态审美精神和绿色阅读范式的生境，当不及中国的生态批评，其品质也就有了差异。 在绿色审美范式的规约下，作者、读者、批评家、理论家、生存者走向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成为绿色审美人生；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文化文本、社会文本、自然文本走向生态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成为绿色艺术世界。绿色审美人生与绿色艺术世界的耦合，持续递进与拓展，达成人类整体和世界整体对应的美生，形成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大自然的美生场，这就显示了生态批评的系统价值与整体功能。
绿色审美范式既是生态诗学和生态美学共生的，还是人类生态审美文化和生态审美文明的结晶，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显示出多样的分形与各种具体的创新。曾繁仁教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有绿色审美范式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与世界生态地、审美地存在的主张。他把这种主张，贯穿于对《诗经》等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解读，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白鲸》等西方文学作品的赏识，均发掘了文本包含的或潜含的生态性与审美性耦合存在的意义诉求和价值指向，实践与诠释了自己的学术主张。①鲁枢元教授所揭示的生态批评规律——“自然的法则、人的法则、艺术的法则三位一体”，包含着绿色审美范式的基本精神。他也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生态批评实践中，特别是精神生态的批评中，既确证了理论主张，又延展了学术价值。
笔者将绿色审美范式具体化为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共生之美、整生之美，分别对应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生态批评。这种分形，拓展了绿色审美范式的本质规定性，增强了生态批评实践的针对性。笔者尝试用其评说了桂北狩猎习俗的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和共生之美，彰显了审美范式和批评对象的对应性，突出了批评主旨与文本蕴含的同构性。
中国生态批评的绿色审美范式，没有沿用西方生态批评的绿色阅读范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显示共生性，即更加明确生态性与审美性的平衡耦合，强化双方的平等匹配，实现彼此的均匀统一。二是生发不同的系统性。西方生态批评对文学的绿色阅读，还关联艺术、科学、文化、社会、自然文本，后者一般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意义上的文本。此外，它还关联地形成了物种共生、性别共生、人种共生文本的绿色阅读。中国的绿色审美文本，除文学外，艺术、科学、文化、社会、自然都可以当做独立的文本来欣赏，并实现良性环生。笔者曾说过，一个生态审美者，应从经典艺术的绿色阅读始，进而展开科学与文化的绿色审美，再而进行实践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绿色审美，旋而回归文学艺术的绿色阅读，在绿色人生和艺术人生的耦合旋升中，践行绿色审美范式。②中西生态批评的审美范式，有互补性，可在对话交流中，实现自己的发展，促进对方的完善。
四、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
西方的生态批评形成了两大关联的空间。一是借助比较文学的共生范式，在绿色文学与艺术、科学、文化、社会、自然的平行研究中，形成了批评空间的系统化。二是以人与自然的共生批评为基座，相继展开男性与女性的共生批评和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共生批评，形成了有机关联的系统空间。中国的生态批评，创造性地借鉴了西方经验，进而拓展了自己的地盘。这种拓展形成了如下多维空间：一是西方生态艺术的中国批评；二是精神生态批评；三是艺术的生态批评、审美文化的生态批评、艺术哲学的生态批评的贯通；四是民族生态批评的系列化；五是景观生态批评的系统化。
王诺教授带领厦门大学的生态批评团队，力求在生态批评的中西合璧中，形成完整的空间结构。他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野，透析欧美生态文学，在“以我观物”中，盘点西方生态文学显示的生态批评主旨，形成“着我之色”的西方生态批评维度。①他还探究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形成相应的批评实践，生发中国生态批评的维度。他更表现出了贯通中西生态批评的努力，以生发中西耦合的生态批评空间结构。这种学术系统的建构路线，有民族视角和国际视野，表现了新一代留洋学者的学术选择与学术追求。
鲁枢元教授对生态批评空间结构的搭建，是从精神生态批评开始，继而走向社会生态批评，最后走向自然生态批评，达成有机生发的三维生态批评空间结构。他认为精神生态的病变，导致社会生态的病变，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的病变。通过生态批评，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应参照上述生态系统逐位病变的逻辑，即从精神生态的绿化始，再到社会生态的绿化，最后到自然生态的绿化，当可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绿化。②有了这两大生态逻辑的依托，他的生态批评空间结构实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地处南国的广西民族大学的学者，以生态和谐为生态批评的整体空间，形成艺术的生态批评、审美文化的生态批评、艺术哲学的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并在相应的生态批评实践中，搭建了别具特色的民族生态批评和景观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民族生态批评空间结构有着多环节的生发路径的考量。第一个环节是形成广西世居民族的生态批评。黄秉生教授在探求壮族文化根系和生态审美范式的基础上，形成壮族生态批评的著作，张泽忠教授和朱慧珍教授形成侗族生态批评的著作，其他学者一一形成广西其他世居民族的生态批评著作。第二个环节是逐步展开广西12个世居民族间的生态比较。第三个环节是拓进广西世居民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的生态比较。这当可形成逐圈扩大的民族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景观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也是多环节有机生发的。第一个环节是桂林景观的形态研究，一批学者对桂林的主要景点进行了生态批评，形成了《天下第一美山水》、《珠环贝绕大桂林》、《美海观澜——环桂林生态旅游》、《景观美的描述与探析》等系列著作。第二个环节是桂林景观的域态研究，形成了资源景观区域、漓江景观区域、灵川景观区域、全州景观区域、阳朔景观区域等专门性研究著作。第三个环节是性态研究，团队负责人对桂林山水的各种景观特征形成了系列研究，出版了《簪山带水美相依》。第四个环节是质态研究，袁鼎生、蒋新平、龚丽娟出版了《桂林景观生态与环境研究》。经历20余年的持续探索，桂林景观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在有序地扩大。
生态批评的空间结构，涉及生态批评的对象、疆域和逻辑体系，包括空间总体和空间分布。目前中国的生态批评，尚需寻求表征整体甚或总体空间的范畴，并以其为坐标，形成网格化的空间分布，方可促进学科的进一步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