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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那个李达新
1960年，我在泸州一中上高中，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千村薜苈，万户萧疏，粮食奇缺，大家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同学见面说得最多的是“焦耳（能量）不足”。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小同学叫李达新。李达新的个子又瘦又小，但人有股机灵劲儿。他出身贫寒，穿的衣服是家里织的家机布，用柴灰染黑，连缝都是自己母亲缝的，是一种没有领的和尚服，很像“囚衣”。
那个时候粮食定量很少，加之几个月才能吃一回肉，人的肚子里一旦没有油水，饭量就特别大，高中生又正在长身体，一顿随随便便就能吃个一斤半斤的，而且很快又饿了，常常早上吃了饭，上课才上到第二节，人就饿得受不了。有一次，李达新从家里面带了一点米，在校外的食堂蒸了一点饭加餐。没想到，这个事很快就被发现了。本来自己的米，自己吃，谁也管不了。但在当时那种反右倾的背景下，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大家觉得李达新经受不起困难的考验，班上就组织了批判大会。尽管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但政治热情高涨，斗争的火药味很浓。有人说李达新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上纲上线说他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的甚至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时没有发言，因为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是一般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定会把头低下来，但是这个时候的李达新却表现出一种“气节”，他高高地昂起头颅，始终没有低下，再加上他穿的是“囚衣”，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由是，批判会始终进行不下去，也许大家都饿了，少了精气神。批判会下来，我跟李达新讲：“你小子，还真有两刷子！”李达新说，我自己的饭，又没有偷，低什么头！不过以后发生的事，李达新就没有这么硬气了。
那个时候，学校每周星期六要大扫除，扫除完毕学生再回家。我们的宿舍挨着学校办的农场，农场里面喂了一些鸡。有一次卫生打扫完毕，临近吃饭，大家都去了食堂，宿舍里面就没有什么人了，只有李达新还在收拾东西。很凑巧，一只小母鸡溜进了宿舍，李达新怦然心动，他四顾无人，一不做，二不休，横下一条心，向小母鸡猛扑过去，亏他机灵，终于把小母鸡逮住了。人在饥饿的时候，人性肯定是有缺陷的。李达新咽了咽口水，抓着鸡脖子，用力一拧，小母鸡的悲剧便提前来临，顿时呜呼哀哉。李达新把小母鸡偷偷藏在叠好的被子里面，便兴高采烈地到食堂去了，他打算吃完饭把小母鸡拿回家。那年月，如果一个家庭有鸡汤喝，那一定是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家庭；如果一个人有鸡肉补一补，那一定是满世界最幸福的人。我的一个农村的远房亲戚，因为家里有几只鸡，就颇受邻居少女的青睐，一心想委身于他，以后这几只鸡瘟死了，这段以鸡为媒的“爱情”便告吹。那时的鸡汤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救命鸡汤。所以。想着香喷喷的鸡汤，想着肉嫩嫩的鸡腿，想着那美好的愿景一夜成真，李达新的亢奋可想而知。然而，好事多磨。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带队的是一个青年教师。宿舍窗明几净，整洁卫生，老师很满意。刚要离开，见证奇迹的时候到来了，他看见有一个床上的被子一动一动的，十分惊诧，积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没有见过这等奇事。年轻教师麻着胆把被子一掀，是一只正在挣扎的小母鸡。原来这个小生灵命大，“复活”了。杀鸡杀鹅者都知道，鸡们即便是被杀得鲜血淋漓，也会有一番“冲刺”。看来李达新还是缺乏经验，少不更事，没有“补一枪”，终于酿成大祸。以下的故事并不复杂，不用侦破，“凶手”就逮个正着。众目睽睽之下，李达新那高昂的头颅，终于低下来了。在“囚衣”的映衬下，李达新的脸变得很黑很黑。这一次，就不是开批判会的问题了，李达新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同学们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李逮鸡”。相当长一段时间，李达新都很孤独。不过诗穷而后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李达新只能用学习成绩来洗雪耻辱了。那个年代，如果是黑五类，又偷过鸡，考大学的资格也会被褫夺。万幸的是，李达新是红五类，出身贫农本质好，虽然偷过鸡，大节还是好的，一样可以参加高考。1963年秋，李达新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李逮鸡”的绰号也随着新的环境消失了。
时光飞逝，到了1966年8月，“文革”大串联开始。北大是“文革”的中心，串联者人山人海。我因为出身不好，也没有参加红卫兵，属于逍遥派，一天到晚在宿舍里面昏睡。有一天，我在宿舍午休，忽然就被人推醒了，睡眼惺忪中，面前是一个英俊少年，他讲的四川话好耳熟啊，仔细辨认原来是李达新。李达新说：“何开四，你认不到我了嗦？”我说：“咋个认不到呢？你不就是“李逮鸡”嘛。”李达新一听，怫然大怒，一甩手，扬长而去。我有些发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这件事，让我至今都感到内疚和歉然。
那年那月过去了，你现在在何处，日子还好么？我的中学同窗李达新！
餐桌的喜剧
1994年，作协建新宿舍，我搬了一次家。故事由此开始。
搬家换家具，这是潮流。我当时是囊中羞涩，不敢大换，买了一套沙发、一个电视柜和一套餐桌。
不过餐桌真够气派！西式长条形的，约两米多一点。桌面是聚脂漆，光可鉴人，再配上六把高靠背椅，屋子里一放，真是“华丽的家族”了。
可是，问题来了。
新房没有专门的餐厅，在阳台上吃饭。西式餐桌横着放，“交通堵塞”；竖着放，两边一坐人，也是“肠梗阻”，只好挨着阳台的墙根摆了。家里只有三个人。我和妻坐两头，孩子坐中间。吃饭时，很像是开“内阁会议”，我和妻子是“议长”，只有孩子一个人当“议员”。饭菜摆在中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才勉强够得着。特别是菜丰盛的时候，最远的菜，只好站起来拈了。妻是贤妻良母型，每次摆菜就尽量往我这一边放，她就只吃够得着的菜了。孩子看不过就建议大家坐成一排。坐成一排很像幼儿园的“排排坐，吃果果”，拈菜是方便了；不过总有些别扭，张丞相望着李丞相，要说话脖子也摇来晃去的；吃饭时比起以前沉默多了。
有一天来了两个朋友，为尊敬起见，我便请他们坐首席，当“议长”。菜是做得不少，不过人家实在不好意思站起来动作，只好草草地扒几口饭，就称“吃饱了”算完事，看来还得回去下面条。 终于孩子说话了：“人家老外是分餐制，一人一盘，桌子长没关系，我们装什么洋盘！”
看来“西体中用”真的行不通。幸亏原来的方桌没有处理，妻便从屋角搬了回来，撤下那个气派的西式餐桌。
这下安逸了，三个人一坐，真有点合家欢的味道，饭桌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西式餐桌重新派了用场，成了我的写字台。
算命
算命是古老的职业，至今遗风未沫。公园、空地、偏街小巷都有他们的身影。没有碰见过算命先生的中国人大概很少。这不，我就遇上了一个。
“师傅，算命不？”
我没有理睬。他追了上来，“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福相。”我看了他一眼，是个扁平脸，塌鼻子，眼睛不大，白多黑少，有点猥琐。看命打卦，我虽然不是黄埔一期，但也略知一二。我停了下来。也许恶作剧是人的天性，我打算忽悠他一下。
“不要尽捡好的说，有什么问题，血光之灾之类的但说无妨。”
他很温柔，只是说，“你四十年前有几个坎坎。”
“没有一个大爷四十年前没有坎坎，不要找些龙门阵来摆，说些莫名堂的话，操社会也要耿直点。”
他于是对着我仔细端详起来，也许看着我五大三粗，衣着随便，说话还有点江湖味，终于有了发现：“你哥子呀，其他都好，就是文化差了一点！”
“哟，你还有点眼水，其他没说对，这倒还差不多。我是文化低，脑袋笨。”
他不禁有点得意起来，小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你看我读了几年书呢？”
他略一思忖便说，“我看你就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
我笑了起来：“真是有水平，说对了，说对了！”笑是有传染性的，他也跟着嘿嘿嘿地笑个不止。
事到如此，该我走了。他还揪住不放：“算对了，就要给钱讪！”
我决定将忽悠进行到底。于是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子的？”
他愣住了，半天回不过神来。
“老实说，我就是算协的会长！”
”啥子是算协？”
“算协就是算命家协会，就你这个水平，还没有资格加入。”
他一头雾水，算了一辈子的命，就没有听说有这个组织。
我说，“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我都可以给你算一算。就说眼睛鼻子。你鼻子的山根塌陷，准头低短，先天不足。眼睛小不说，又白多黑少，是‘三白眼’，以后还有个坎坎哟！”
他有学习的精神，一叠连声地问我什么是“三白眼”。
我不愿再纠缠了，就说：“算命的学问深了去了，你我都是文化低，都不适合搞这个职业。算协是我乱说的，你还是另谋生路吧！”
考虑到我的刻薄，也考虑到他好歹陪我开心了一会儿，我给了他20元钱。他捡起地上“麻衣神像”的白布，欢天喜地一溜烟走了。是去吃铺盖面，还是麻辣烫，我就算不准了！
（摘自《四川文学》）
1960年，我在泸州一中上高中，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千村薜苈，万户萧疏，粮食奇缺，大家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同学见面说得最多的是“焦耳（能量）不足”。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小同学叫李达新。李达新的个子又瘦又小，但人有股机灵劲儿。他出身贫寒，穿的衣服是家里织的家机布，用柴灰染黑，连缝都是自己母亲缝的，是一种没有领的和尚服，很像“囚衣”。
那个时候粮食定量很少，加之几个月才能吃一回肉，人的肚子里一旦没有油水，饭量就特别大，高中生又正在长身体，一顿随随便便就能吃个一斤半斤的，而且很快又饿了，常常早上吃了饭，上课才上到第二节，人就饿得受不了。有一次，李达新从家里面带了一点米，在校外的食堂蒸了一点饭加餐。没想到，这个事很快就被发现了。本来自己的米，自己吃，谁也管不了。但在当时那种反右倾的背景下，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大家觉得李达新经受不起困难的考验，班上就组织了批判大会。尽管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但政治热情高涨，斗争的火药味很浓。有人说李达新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上纲上线说他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的甚至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时没有发言，因为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是一般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定会把头低下来，但是这个时候的李达新却表现出一种“气节”，他高高地昂起头颅，始终没有低下，再加上他穿的是“囚衣”，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由是，批判会始终进行不下去，也许大家都饿了，少了精气神。批判会下来，我跟李达新讲：“你小子，还真有两刷子！”李达新说，我自己的饭，又没有偷，低什么头！不过以后发生的事，李达新就没有这么硬气了。
那个时候，学校每周星期六要大扫除，扫除完毕学生再回家。我们的宿舍挨着学校办的农场，农场里面喂了一些鸡。有一次卫生打扫完毕，临近吃饭，大家都去了食堂，宿舍里面就没有什么人了，只有李达新还在收拾东西。很凑巧，一只小母鸡溜进了宿舍，李达新怦然心动，他四顾无人，一不做，二不休，横下一条心，向小母鸡猛扑过去，亏他机灵，终于把小母鸡逮住了。人在饥饿的时候，人性肯定是有缺陷的。李达新咽了咽口水，抓着鸡脖子，用力一拧，小母鸡的悲剧便提前来临，顿时呜呼哀哉。李达新把小母鸡偷偷藏在叠好的被子里面，便兴高采烈地到食堂去了，他打算吃完饭把小母鸡拿回家。那年月，如果一个家庭有鸡汤喝，那一定是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家庭；如果一个人有鸡肉补一补，那一定是满世界最幸福的人。我的一个农村的远房亲戚，因为家里有几只鸡，就颇受邻居少女的青睐，一心想委身于他，以后这几只鸡瘟死了，这段以鸡为媒的“爱情”便告吹。那时的鸡汤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救命鸡汤。所以。想着香喷喷的鸡汤，想着肉嫩嫩的鸡腿，想着那美好的愿景一夜成真，李达新的亢奋可想而知。然而，好事多磨。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带队的是一个青年教师。宿舍窗明几净，整洁卫生，老师很满意。刚要离开，见证奇迹的时候到来了，他看见有一个床上的被子一动一动的，十分惊诧，积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没有见过这等奇事。年轻教师麻着胆把被子一掀，是一只正在挣扎的小母鸡。原来这个小生灵命大，“复活”了。杀鸡杀鹅者都知道，鸡们即便是被杀得鲜血淋漓，也会有一番“冲刺”。看来李达新还是缺乏经验，少不更事，没有“补一枪”，终于酿成大祸。以下的故事并不复杂，不用侦破，“凶手”就逮个正着。众目睽睽之下，李达新那高昂的头颅，终于低下来了。在“囚衣”的映衬下，李达新的脸变得很黑很黑。这一次，就不是开批判会的问题了，李达新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同学们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李逮鸡”。相当长一段时间，李达新都很孤独。不过诗穷而后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李达新只能用学习成绩来洗雪耻辱了。那个年代，如果是黑五类，又偷过鸡，考大学的资格也会被褫夺。万幸的是，李达新是红五类，出身贫农本质好，虽然偷过鸡，大节还是好的，一样可以参加高考。1963年秋，李达新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李逮鸡”的绰号也随着新的环境消失了。
时光飞逝，到了1966年8月，“文革”大串联开始。北大是“文革”的中心，串联者人山人海。我因为出身不好，也没有参加红卫兵，属于逍遥派，一天到晚在宿舍里面昏睡。有一天，我在宿舍午休，忽然就被人推醒了，睡眼惺忪中，面前是一个英俊少年，他讲的四川话好耳熟啊，仔细辨认原来是李达新。李达新说：“何开四，你认不到我了嗦？”我说：“咋个认不到呢？你不就是“李逮鸡”嘛。”李达新一听，怫然大怒，一甩手，扬长而去。我有些发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这件事，让我至今都感到内疚和歉然。
那年那月过去了，你现在在何处，日子还好么？我的中学同窗李达新！
餐桌的喜剧
1994年，作协建新宿舍，我搬了一次家。故事由此开始。
搬家换家具，这是潮流。我当时是囊中羞涩，不敢大换，买了一套沙发、一个电视柜和一套餐桌。
不过餐桌真够气派！西式长条形的，约两米多一点。桌面是聚脂漆，光可鉴人，再配上六把高靠背椅，屋子里一放，真是“华丽的家族”了。
可是，问题来了。
新房没有专门的餐厅，在阳台上吃饭。西式餐桌横着放，“交通堵塞”；竖着放，两边一坐人，也是“肠梗阻”，只好挨着阳台的墙根摆了。家里只有三个人。我和妻坐两头，孩子坐中间。吃饭时，很像是开“内阁会议”，我和妻子是“议长”，只有孩子一个人当“议员”。饭菜摆在中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才勉强够得着。特别是菜丰盛的时候，最远的菜，只好站起来拈了。妻是贤妻良母型，每次摆菜就尽量往我这一边放，她就只吃够得着的菜了。孩子看不过就建议大家坐成一排。坐成一排很像幼儿园的“排排坐，吃果果”，拈菜是方便了；不过总有些别扭，张丞相望着李丞相，要说话脖子也摇来晃去的；吃饭时比起以前沉默多了。
有一天来了两个朋友，为尊敬起见，我便请他们坐首席，当“议长”。菜是做得不少，不过人家实在不好意思站起来动作，只好草草地扒几口饭，就称“吃饱了”算完事，看来还得回去下面条。 终于孩子说话了：“人家老外是分餐制，一人一盘，桌子长没关系，我们装什么洋盘！”
看来“西体中用”真的行不通。幸亏原来的方桌没有处理，妻便从屋角搬了回来，撤下那个气派的西式餐桌。
这下安逸了，三个人一坐，真有点合家欢的味道，饭桌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西式餐桌重新派了用场，成了我的写字台。
算命
算命是古老的职业，至今遗风未沫。公园、空地、偏街小巷都有他们的身影。没有碰见过算命先生的中国人大概很少。这不，我就遇上了一个。
“师傅，算命不？”
我没有理睬。他追了上来，“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福相。”我看了他一眼，是个扁平脸，塌鼻子，眼睛不大，白多黑少，有点猥琐。看命打卦，我虽然不是黄埔一期，但也略知一二。我停了下来。也许恶作剧是人的天性，我打算忽悠他一下。
“不要尽捡好的说，有什么问题，血光之灾之类的但说无妨。”
他很温柔，只是说，“你四十年前有几个坎坎。”
“没有一个大爷四十年前没有坎坎，不要找些龙门阵来摆，说些莫名堂的话，操社会也要耿直点。”
他于是对着我仔细端详起来，也许看着我五大三粗，衣着随便，说话还有点江湖味，终于有了发现：“你哥子呀，其他都好，就是文化差了一点！”
“哟，你还有点眼水，其他没说对，这倒还差不多。我是文化低，脑袋笨。”
他不禁有点得意起来，小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你看我读了几年书呢？”
他略一思忖便说，“我看你就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
我笑了起来：“真是有水平，说对了，说对了！”笑是有传染性的，他也跟着嘿嘿嘿地笑个不止。
事到如此，该我走了。他还揪住不放：“算对了，就要给钱讪！”
我决定将忽悠进行到底。于是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子的？”
他愣住了，半天回不过神来。
“老实说，我就是算协的会长！”
”啥子是算协？”
“算协就是算命家协会，就你这个水平，还没有资格加入。”
他一头雾水，算了一辈子的命，就没有听说有这个组织。
我说，“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我都可以给你算一算。就说眼睛鼻子。你鼻子的山根塌陷，准头低短，先天不足。眼睛小不说，又白多黑少，是‘三白眼’，以后还有个坎坎哟！”
他有学习的精神，一叠连声地问我什么是“三白眼”。
我不愿再纠缠了，就说：“算命的学问深了去了，你我都是文化低，都不适合搞这个职业。算协是我乱说的，你还是另谋生路吧！”
考虑到我的刻薄，也考虑到他好歹陪我开心了一会儿，我给了他20元钱。他捡起地上“麻衣神像”的白布，欢天喜地一溜烟走了。是去吃铺盖面，还是麻辣烫，我就算不准了！
（摘自《四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