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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尚美发店遍布大街小巷，那些一头挑着剃头工具、另一头挑着洗头用水、走村串巷吆喝着的剃头匠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
美发师，这个词听起来比剃头匠要专业得多，洋气得多，收入也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们都以“韩式烫发”、“日式美发”等国外技术吸引消费，但美发师一词却绝非舶来品，惜发如命的古人，将美发作为封建礼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迟在宋代，也就是1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有成熟的理发、美发行业。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汉代以前，是没有“理发”一词的。在古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是不可随意剃除损伤的。所以当时的男女都留长发，只是盘发的方式不同。
《史记·赵世家》中记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可见，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剪发文身”的习俗，乃是少数民族所有。
在当时，剪发对于中原的贵族来说，还是一种耻辱。流行于夏商周直到东汉的“髡刑”，就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实施惩罚。
这种刑罚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因为被马谡牵连，曾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晋书·陈寿传》）。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因“马踏青苗”而有过“拔刀割发”以自惩的经历。
在当时，为贵族梳理头发，为成年男女举行束发、及笄之礼，为罪犯实施髡刑的人，被统称为 “栉工”。
到了汉代，就出现了以理发为职业的工匠。著名学者董仲舒在江都（即扬州）任职的时候曾对扬城民众的发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婴儿胎毛可留不可剪；儿童以“髫”自然下垂；未成年男子长发下垂至眉毛；20岁成年则行士冠礼。
据记载，当时人们使用的理发工具主要是三种：纚（束头巾）、笄（簪子）、栉（梳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特别提及“梳”字，定义为“理发也”。
南北朝时代，南朝梁的贵族子弟都削发剃面，据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的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那时的理发业已经很发达，出现了专职的理发师。当然，这些理发师主要是为贵族子弟服务的，普通百姓没有这个待遇。
“待诏”的产生
“理发”一词，最初的含义为“梳理头发”。如《晋书·谢安传》：“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唐代孟郊《长安羁旅行》：“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如果将其中的“理发”理解成剪头发，那就大错特错了。
只有到了宋代的文献中，“理发”才有了修剪头发的含义，如朱熹在注疏《诗·周颂·良耜》中“其比为栉”一句里说明：“栉，理发器也。”
宋朝理发业已比较发达，有了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而且理发师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待诏”。他们不但有自己的理发店铺，而且也有了专门的理发行会。据文献记载，著名的奸臣秦桧就曾经请人给他理发，之后“以五千当二钱尝给镊工”；而普通老百姓有请人来家中理发的，也有去店铺中理发的。
宋代城市经济繁华，很多人在富庶之余便在“脸面”上大做文章，美发成为民众生活理念、审美追求变化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当时的贵族之家都有专职的梳头女佣，俗称梳头妈子。女子美发以梳盘为主，有半翻髻、椎髻、峨髻、回鹤髻、望先髻、海螺髻、荷叶髻、布包髻、簪花髻、喜鹊髻、双抓髻、高云髻、三环发、双环发等多种发式。费轩的《梦香词》“扬州好，妆就下层楼。罗汉高鬏偏稳称，渔婆小勒最风流。哪道懒梳头？”就是对那一时期扬州发式的描述。而男子发式则统一以“笼发包巾”为主，配以冕、冠、纱帽等附属品达到美化的目的。
元明时期，人们理发则更为普遍。如小说《水浒传》描写鲁智深的发型：“鲁智深腮边新剃，暴长发须，戗戗地好渗濑人，先有五分怕他。”
“剃发”与“蓄发”的斗争
到了清代，由于满族男子剃发留辫，清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推行剃发令，强令汉族官民剃发留辫，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
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尽管满汉 “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但却由此而引发了“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政治事件，在汉族百姓与满清贵族的政治斗争中，“剃发”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甚至成为保持民族气节的身体表现。
从此，被征服的汉族男性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理发业也因此空前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理发挑子，理发工手执铁夹（音叉）沿街叫卖，给人理发。清代康熙年间，奉天府还诞生了我国第一个理发店。
但是，关于“剃发”与“蓄发”的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太平天国时期，东王杨秀清曾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另一场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政治斗争。据史料记载，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有再剃者杀无赦”。
“剪发”革命
清代“剪发”与“蓄发”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并成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剪辫似乎势在必行。人们越来越感到辫子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争斗时易被捉；行礼时不便脱帽；健身时不便锻炼；勤洗费时间，不洗又不卫生，还会传播疾病。长长的辫子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不利于近代军事的发展，不利于对外交往。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高。
1910年，清政府下达了一道谕旨，承认了剪辫易服运动，并表示“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辛亥革命后，剪辫得以全面开展。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颁布禁止蓄辫文。剪辫与否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身体标志。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就有相关描写。
“五四”运动更是掀起了女性剪发的高潮。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女性纷纷提倡剪发革命。不过，由于传统观念之浓与习惯势力之强，剪发革命开始时曾受到相当阻力，上海的一家报纸曾刊发过对女子剪发被歧视的报道，“某女士剪发归来，父母兄弟见之无不骇怪，未婚人闻之亦函请退婚。”但是，发型的转变已经不能被阻挡，广州妇女孽慧卿在城内大唐街创建了“女子剪发社”，带头为女人剪发。上海赵、吴二位女士则集资在南京路开设“女子剪发店”。女电影明星殷明珠、黎明辉等人带头剪发，开剪发革命风气之先河。
与此同时，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理发师纷纷回国开设理发（发廊）店，开始使用推广推子、洋剪刀、吹风机等新式理发工具，加快了理发业的发展。外国美发技艺的介入，“美发”在更大的层面上代替了“剃头”，迅速使中国人的发型与“国际接轨”。
美发师，这个词听起来比剃头匠要专业得多，洋气得多，收入也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们都以“韩式烫发”、“日式美发”等国外技术吸引消费，但美发师一词却绝非舶来品，惜发如命的古人，将美发作为封建礼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迟在宋代，也就是1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有成熟的理发、美发行业。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汉代以前，是没有“理发”一词的。在古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是不可随意剃除损伤的。所以当时的男女都留长发，只是盘发的方式不同。
《史记·赵世家》中记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可见，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剪发文身”的习俗，乃是少数民族所有。
在当时，剪发对于中原的贵族来说，还是一种耻辱。流行于夏商周直到东汉的“髡刑”，就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实施惩罚。
这种刑罚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因为被马谡牵连，曾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晋书·陈寿传》）。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因“马踏青苗”而有过“拔刀割发”以自惩的经历。
在当时，为贵族梳理头发，为成年男女举行束发、及笄之礼，为罪犯实施髡刑的人，被统称为 “栉工”。
到了汉代，就出现了以理发为职业的工匠。著名学者董仲舒在江都（即扬州）任职的时候曾对扬城民众的发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婴儿胎毛可留不可剪；儿童以“髫”自然下垂；未成年男子长发下垂至眉毛；20岁成年则行士冠礼。
据记载，当时人们使用的理发工具主要是三种：纚（束头巾）、笄（簪子）、栉（梳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特别提及“梳”字，定义为“理发也”。
南北朝时代，南朝梁的贵族子弟都削发剃面，据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的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那时的理发业已经很发达，出现了专职的理发师。当然，这些理发师主要是为贵族子弟服务的，普通百姓没有这个待遇。
“待诏”的产生
“理发”一词，最初的含义为“梳理头发”。如《晋书·谢安传》：“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唐代孟郊《长安羁旅行》：“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如果将其中的“理发”理解成剪头发，那就大错特错了。
只有到了宋代的文献中，“理发”才有了修剪头发的含义，如朱熹在注疏《诗·周颂·良耜》中“其比为栉”一句里说明：“栉，理发器也。”
宋朝理发业已比较发达，有了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而且理发师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待诏”。他们不但有自己的理发店铺，而且也有了专门的理发行会。据文献记载，著名的奸臣秦桧就曾经请人给他理发，之后“以五千当二钱尝给镊工”；而普通老百姓有请人来家中理发的，也有去店铺中理发的。
宋代城市经济繁华，很多人在富庶之余便在“脸面”上大做文章，美发成为民众生活理念、审美追求变化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当时的贵族之家都有专职的梳头女佣，俗称梳头妈子。女子美发以梳盘为主，有半翻髻、椎髻、峨髻、回鹤髻、望先髻、海螺髻、荷叶髻、布包髻、簪花髻、喜鹊髻、双抓髻、高云髻、三环发、双环发等多种发式。费轩的《梦香词》“扬州好，妆就下层楼。罗汉高鬏偏稳称，渔婆小勒最风流。哪道懒梳头？”就是对那一时期扬州发式的描述。而男子发式则统一以“笼发包巾”为主，配以冕、冠、纱帽等附属品达到美化的目的。
元明时期，人们理发则更为普遍。如小说《水浒传》描写鲁智深的发型：“鲁智深腮边新剃，暴长发须，戗戗地好渗濑人，先有五分怕他。”
“剃发”与“蓄发”的斗争
到了清代，由于满族男子剃发留辫，清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推行剃发令，强令汉族官民剃发留辫，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
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尽管满汉 “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但却由此而引发了“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政治事件，在汉族百姓与满清贵族的政治斗争中，“剃发”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甚至成为保持民族气节的身体表现。
从此，被征服的汉族男性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理发业也因此空前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理发挑子，理发工手执铁夹（音叉）沿街叫卖，给人理发。清代康熙年间，奉天府还诞生了我国第一个理发店。
但是，关于“剃发”与“蓄发”的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太平天国时期，东王杨秀清曾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另一场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政治斗争。据史料记载，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有再剃者杀无赦”。
“剪发”革命
清代“剪发”与“蓄发”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并成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剪辫似乎势在必行。人们越来越感到辫子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争斗时易被捉；行礼时不便脱帽；健身时不便锻炼；勤洗费时间，不洗又不卫生，还会传播疾病。长长的辫子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不利于近代军事的发展，不利于对外交往。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高。
1910年，清政府下达了一道谕旨，承认了剪辫易服运动，并表示“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辛亥革命后，剪辫得以全面开展。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颁布禁止蓄辫文。剪辫与否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身体标志。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就有相关描写。
“五四”运动更是掀起了女性剪发的高潮。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女性纷纷提倡剪发革命。不过，由于传统观念之浓与习惯势力之强，剪发革命开始时曾受到相当阻力，上海的一家报纸曾刊发过对女子剪发被歧视的报道，“某女士剪发归来，父母兄弟见之无不骇怪，未婚人闻之亦函请退婚。”但是，发型的转变已经不能被阻挡，广州妇女孽慧卿在城内大唐街创建了“女子剪发社”，带头为女人剪发。上海赵、吴二位女士则集资在南京路开设“女子剪发店”。女电影明星殷明珠、黎明辉等人带头剪发，开剪发革命风气之先河。
与此同时，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理发师纷纷回国开设理发（发廊）店，开始使用推广推子、洋剪刀、吹风机等新式理发工具，加快了理发业的发展。外国美发技艺的介入，“美发”在更大的层面上代替了“剃头”，迅速使中国人的发型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