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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以学生身份到美国西部进修，不小心掉入聯邦调查局精心设下的圈套，堕落为克格勃叛徒。两年后，他被派回美国工作，继续不遗余力地出卖苏联机密情报，因为丢失一只间谍打火机而招致克格勃的怀疑。1986年，他因为被大名鼎鼎的美国间谍埃姆斯出卖而被捕判刑15年，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却侥幸被时任总统叶利钦特赦，后来移居美国。他就是原克格勃中校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尤任。
一步步掉入陷阱
尤任，1947年出生在莫斯科。1975年，他从专门的情报培训班毕业后，成为一名克格勃下级军官，后被派到美国伯克利大学进修6个月。在伯克利大学进修期间，他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视线。联邦调查局特工对这名苏联情报军官的招募工作做了很久，而且非常仔细。通过详细了解他的社会关系、习惯和爱好、优点和缺点等情况，为他勾画出一幅精准的心理肖像，认为尤任的性格特质中存在某些东西，非常符合美国反间谍部门的胃口和设想。在此基础上，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多步骤的行动计划。
年轻漂亮的女特工朱迪·史蒂文森奉命接近尤任。她以同情南美左翼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在尤任面前。尤任很快便被她迷住了，此后，她经常到他那里做客。
过了一段时间，朱迪把自己的“弟弟”莱利·沃特森介绍给了尤任，实际上此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也是招募尤任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了这些铺垫，招募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有一天，朱迪突然泪流满面地来到尤任住处，说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闯进她家搜查，搜走了尤任送给她的“纪念品”，还有他们一起参加活动拍的照片。现在，她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是帮助俄罗斯人与恐怖分子建立联系的帮凶。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她还拿出一张街头小报，上面刊登着有关这件事的报道，末了朱迪歇斯底里地问尤任怎么办？朱迪离开后，尤任感到极度恐慌。经过一番考虑，他来到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向安全部门的军官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对方告诉他不要惊慌，这很可能是一种挑衅行为。
第二天，莱利·沃特森来找尤任说，朱迪生病住院了。他们乘车来到医院，发现朱迪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憔悴，各种医疗器械和橡胶管在她身上插着。看见尤任，她又说联邦调查局对她的指控非常严重，请尤任本人务必到联邦调查局去解释一下，她没有任何过错。架不住“姐弟”两人的一再劝说，尤任来到了联邦调查局说明情况。谈话气氛十分好。尤任向一个叫约翰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解释说，朱迪的事只是个误会，她是无辜的。
过了一段时间，约翰打电话建议尤任再来局里一趟，核实朱迪案中的一些细节。谈话气氛依旧十分和谐，但说着说着话题就扩大了，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原来尤任的妻子要来美国探亲，他想去迎接，家人在一起好好待几天，但手头有些拮据，他想知道是否可以在大学里获得点资助，这事有前例可循。约翰拍了拍尤任的肩膀，打包票说这事包在他身上。再次见面时，约翰高兴地对尤任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递给他一个装有500美元的信封。尤任愣了几秒钟，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此好久没有吱声。但这个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尤任最后笑了笑，把信封收下了。夫妇俩度过了幸福愉快的一周时间，送走妻子后，尤任去向资助他的大学领导表示感谢，对方一脸惊讶地问道：“什么500美元？”尤任此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已经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钩。
约翰把和尤任的会晤安排在一家旅馆。他们向他出示了他从联邦调查局特工手里拿钱的照片，还点出了他的真实工作单位、军衔和到美国的目的。招募工作按照美国人的周密计划顺利进行。尤任交代了进修生中的所有同行和他所认识的旧金山克格勃情报站的情报人员，还介绍了克格勃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人等情况。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尤任已经彻底钻进了美国人设下的圈套。这一年是1976年。
疯狂作案不收手
由于尤任在美国的进修任务即将结束，联邦调查局决定向他提供6个月进修工作总结所需的材料，为他将来的升职创造条件。尤任根据这些材料，向上司报告说，在美国进修期间，他为苏联情报部门与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了有用的联系，比如认识了被辞退的中情局工作人员；有幸与前美国参议员认识并可以在非正式场合见面；他还能够得到非秘密的、但十分必要的政治性情报。约翰告诉他：“凭着这份报告，你再过半年就可来美国了。”果不其然，回国工作两年后，尤任于1978年被克格勃派到旧金山情报站工作，掩护身份是塔斯社驻旧金山记者。头几个星期，联邦调查局没有派来人和他恢复联系，但不久后，正当尤任悠闲地散步时，一辆车突然停在他身边，驾驶员正是约翰！
在美国的5年时间内，尤任自觉自愿地为美国人工作。美国人这样解释他继续从事间谍工作的原因：“他在克格勃里的待遇还不错，可是他被认为是个出身卑微的乡巴佬。在克格勃内部，升迁并不取决于你工作的好坏，而是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尤任没有什么后台，虽然被派回旧金山时，他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但是他仍认为，这只不过是克格勃为了显示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公平待遇的一个假招式而已。”为此，他泄露了驻美情报站的全体成员，经常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情报站准备实施的秘密行动、苏联人发展的一些可靠的情报关系、针对美国政治情报工作的当前计划和战略打算。他告诉中情局克格勃有一个由最优秀军官组成的代号为“北方”的组织，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收买美国和加拿大人为他们做间谍。他指出挪威外交部里有个克格勃高级间谍。挪威警方顺着这条线索于1984年在奥斯陆机场逮捕了阿尔讷特列霍特并判处其20年徒刑，当时他正提着装有66份机密文件的手提箱，准备前往维也纳与克格勃人员会面。尤任和美国人每次进行例行会面时，对方都会给他一叠苏联人的照片，让他指认里面有谁与苏联情报部门有关系，他便一五一十地全部奉告。联邦调查局要求他把旧金山领事馆和情报站的房间拍照下来。到了星期六那天，他带着一架能够照全景的相机去了领事馆，把除贴了封条的房间之外的所有房间拍了个遍，就连四面全是镜子的中央大厅都收入了镜头，回去后把胶卷交给了约翰。有一次见面时，约翰把照片拿给他看，中央大厅的镜子里有他正在拍照的身影。美国人笑着说：“鲍里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材料毁坏你的声誉，而你还要替我们送这样的材料。” 丢失间谍打火机引发怀疑
1981年，一个中情局特工飞到旧金山，给尤任带来一架间谍专用微型照相机。相机呈筒状，伪装成打火机的样子，镜头装在火石对面，只有一个10分硬币大小，特制胶卷每个可以照90张照片，用完一卷再换一卷新的。尤任有抽烟的习惯，所以有个打火机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但几个月后，有一次他在领事馆办事时不慎把它弄丢了，一名钳工拾起打火机后按了几下，发现打不出火来，就随手扔在钳工台上。几天后，他准备用打火机里面的零件，就把它拆了，一看是个微型相机，于是立即向领事馆里负责安全工作的克格勃军官作了汇报。胶卷取出后显了影，幸运的是胶卷是空白的。如果胶卷里拍摄了文件，那么根据文件内容很快就能判断出打火机的主人。尽管如此，由于尤任和领事馆一名政治官员伊戈尔·萨姆森诺夫都抽烟，他们立刻成为克格勃的主要怀疑对象。
尤任发现打火机丢失之后，拼命地回忆到底掉在了哪里。他与约翰紧急会面，一起分析研究如何应对这一紧急情况。约翰后来说：“那天晚上，我帮他在他的车里找，希望打火机是掉在座位之间了。我们几乎把那辆车给拆了，可是没有找到。”后来，尤任隐约觉得曾在同行谢苗诺夫那里待了半个小时，打火机会不会丢在那里了呢？
于是约翰他们找来一名女特工，让她编造了一个借口来到谢苗诺夫的住宅，坐在前不久尤任坐过的沙发上。两人谈话时，女特工先寻找机会检查了沙发上下有没有丢失的打火机，没有找到。临走时，她似乎是不小心把包掉到了地上，捡包时她故意把包打开，让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谢苗诺夫见状帮她一起把东西都收拾好。眼见一无所获，女特工悻悻地走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联邦调查局为了转移克格勃对尤任的怀疑视线，开始向他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还允许他从美国的政治精英中建立新的情报来源，这些人很有发展前途，对苏联克格勃来说十分重要。但此时，尤任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尤任坚决拒绝回到莫斯科后继续为美国人工作。美国人没有勉强他，因为合作之初就约定好了，只让他在国外开展工作，不想让他冒险。但在尤任回國前，联邦调查局仍然安排他认识了中情局特工科林兹。在此后几次会面时，科林兹都劝说他回到苏联后继续为中情局工作，但尤任只同意偶尔给中情局发个平安信号，比如在一个约定的地点用粉笔做个记号，此外，坚决不在苏联与中情局的人见面，也决不用密投方式进行联系。
1982年，尤任卸任回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对外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仍未消除，但是因为没有抓到他叛变的真凭实据，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1985年春天，在中情局负责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反间谍工作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主动向克格勃投诚，供出了尤任是美国人安插在克格勃里的“鼹鼠”这一事实，从而导致尤任1986年被捕。反间谍部门经过精心分析和跟踪调查，找到了足够对尤任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最后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但这个家伙相当走运。1992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赦免了根据刑法第64条“叛国罪”在不同时期被判处不同刑期的10个国家叛徒，其中就包括尤任。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环球军事》2017年7月下〕
一步步掉入陷阱
尤任，1947年出生在莫斯科。1975年，他从专门的情报培训班毕业后，成为一名克格勃下级军官，后被派到美国伯克利大学进修6个月。在伯克利大学进修期间，他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视线。联邦调查局特工对这名苏联情报军官的招募工作做了很久，而且非常仔细。通过详细了解他的社会关系、习惯和爱好、优点和缺点等情况，为他勾画出一幅精准的心理肖像，认为尤任的性格特质中存在某些东西，非常符合美国反间谍部门的胃口和设想。在此基础上，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多步骤的行动计划。
年轻漂亮的女特工朱迪·史蒂文森奉命接近尤任。她以同情南美左翼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在尤任面前。尤任很快便被她迷住了，此后，她经常到他那里做客。
过了一段时间，朱迪把自己的“弟弟”莱利·沃特森介绍给了尤任，实际上此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也是招募尤任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了这些铺垫，招募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有一天，朱迪突然泪流满面地来到尤任住处，说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闯进她家搜查，搜走了尤任送给她的“纪念品”，还有他们一起参加活动拍的照片。现在，她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是帮助俄罗斯人与恐怖分子建立联系的帮凶。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她还拿出一张街头小报，上面刊登着有关这件事的报道，末了朱迪歇斯底里地问尤任怎么办？朱迪离开后，尤任感到极度恐慌。经过一番考虑，他来到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向安全部门的军官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对方告诉他不要惊慌，这很可能是一种挑衅行为。
第二天，莱利·沃特森来找尤任说，朱迪生病住院了。他们乘车来到医院，发现朱迪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憔悴，各种医疗器械和橡胶管在她身上插着。看见尤任，她又说联邦调查局对她的指控非常严重，请尤任本人务必到联邦调查局去解释一下，她没有任何过错。架不住“姐弟”两人的一再劝说，尤任来到了联邦调查局说明情况。谈话气氛十分好。尤任向一个叫约翰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解释说，朱迪的事只是个误会，她是无辜的。
过了一段时间，约翰打电话建议尤任再来局里一趟，核实朱迪案中的一些细节。谈话气氛依旧十分和谐，但说着说着话题就扩大了，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原来尤任的妻子要来美国探亲，他想去迎接，家人在一起好好待几天，但手头有些拮据，他想知道是否可以在大学里获得点资助，这事有前例可循。约翰拍了拍尤任的肩膀，打包票说这事包在他身上。再次见面时，约翰高兴地对尤任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递给他一个装有500美元的信封。尤任愣了几秒钟，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此好久没有吱声。但这个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尤任最后笑了笑，把信封收下了。夫妇俩度过了幸福愉快的一周时间，送走妻子后，尤任去向资助他的大学领导表示感谢，对方一脸惊讶地问道：“什么500美元？”尤任此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已经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钩。
约翰把和尤任的会晤安排在一家旅馆。他们向他出示了他从联邦调查局特工手里拿钱的照片，还点出了他的真实工作单位、军衔和到美国的目的。招募工作按照美国人的周密计划顺利进行。尤任交代了进修生中的所有同行和他所认识的旧金山克格勃情报站的情报人员，还介绍了克格勃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人等情况。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尤任已经彻底钻进了美国人设下的圈套。这一年是1976年。
疯狂作案不收手
由于尤任在美国的进修任务即将结束，联邦调查局决定向他提供6个月进修工作总结所需的材料，为他将来的升职创造条件。尤任根据这些材料，向上司报告说，在美国进修期间，他为苏联情报部门与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了有用的联系，比如认识了被辞退的中情局工作人员；有幸与前美国参议员认识并可以在非正式场合见面；他还能够得到非秘密的、但十分必要的政治性情报。约翰告诉他：“凭着这份报告，你再过半年就可来美国了。”果不其然，回国工作两年后，尤任于1978年被克格勃派到旧金山情报站工作，掩护身份是塔斯社驻旧金山记者。头几个星期，联邦调查局没有派来人和他恢复联系，但不久后，正当尤任悠闲地散步时，一辆车突然停在他身边，驾驶员正是约翰！
在美国的5年时间内，尤任自觉自愿地为美国人工作。美国人这样解释他继续从事间谍工作的原因：“他在克格勃里的待遇还不错，可是他被认为是个出身卑微的乡巴佬。在克格勃内部，升迁并不取决于你工作的好坏，而是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尤任没有什么后台，虽然被派回旧金山时，他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但是他仍认为，这只不过是克格勃为了显示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公平待遇的一个假招式而已。”为此，他泄露了驻美情报站的全体成员，经常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情报站准备实施的秘密行动、苏联人发展的一些可靠的情报关系、针对美国政治情报工作的当前计划和战略打算。他告诉中情局克格勃有一个由最优秀军官组成的代号为“北方”的组织，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收买美国和加拿大人为他们做间谍。他指出挪威外交部里有个克格勃高级间谍。挪威警方顺着这条线索于1984年在奥斯陆机场逮捕了阿尔讷特列霍特并判处其20年徒刑，当时他正提着装有66份机密文件的手提箱，准备前往维也纳与克格勃人员会面。尤任和美国人每次进行例行会面时，对方都会给他一叠苏联人的照片，让他指认里面有谁与苏联情报部门有关系，他便一五一十地全部奉告。联邦调查局要求他把旧金山领事馆和情报站的房间拍照下来。到了星期六那天，他带着一架能够照全景的相机去了领事馆，把除贴了封条的房间之外的所有房间拍了个遍，就连四面全是镜子的中央大厅都收入了镜头，回去后把胶卷交给了约翰。有一次见面时，约翰把照片拿给他看，中央大厅的镜子里有他正在拍照的身影。美国人笑着说：“鲍里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材料毁坏你的声誉，而你还要替我们送这样的材料。” 丢失间谍打火机引发怀疑
1981年，一个中情局特工飞到旧金山，给尤任带来一架间谍专用微型照相机。相机呈筒状，伪装成打火机的样子，镜头装在火石对面，只有一个10分硬币大小，特制胶卷每个可以照90张照片，用完一卷再换一卷新的。尤任有抽烟的习惯，所以有个打火机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但几个月后，有一次他在领事馆办事时不慎把它弄丢了，一名钳工拾起打火机后按了几下，发现打不出火来，就随手扔在钳工台上。几天后，他准备用打火机里面的零件，就把它拆了，一看是个微型相机，于是立即向领事馆里负责安全工作的克格勃军官作了汇报。胶卷取出后显了影，幸运的是胶卷是空白的。如果胶卷里拍摄了文件，那么根据文件内容很快就能判断出打火机的主人。尽管如此，由于尤任和领事馆一名政治官员伊戈尔·萨姆森诺夫都抽烟，他们立刻成为克格勃的主要怀疑对象。
尤任发现打火机丢失之后，拼命地回忆到底掉在了哪里。他与约翰紧急会面，一起分析研究如何应对这一紧急情况。约翰后来说：“那天晚上，我帮他在他的车里找，希望打火机是掉在座位之间了。我们几乎把那辆车给拆了，可是没有找到。”后来，尤任隐约觉得曾在同行谢苗诺夫那里待了半个小时，打火机会不会丢在那里了呢？
于是约翰他们找来一名女特工，让她编造了一个借口来到谢苗诺夫的住宅，坐在前不久尤任坐过的沙发上。两人谈话时，女特工先寻找机会检查了沙发上下有没有丢失的打火机，没有找到。临走时，她似乎是不小心把包掉到了地上，捡包时她故意把包打开，让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谢苗诺夫见状帮她一起把东西都收拾好。眼见一无所获，女特工悻悻地走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联邦调查局为了转移克格勃对尤任的怀疑视线，开始向他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还允许他从美国的政治精英中建立新的情报来源，这些人很有发展前途，对苏联克格勃来说十分重要。但此时，尤任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尤任坚决拒绝回到莫斯科后继续为美国人工作。美国人没有勉强他，因为合作之初就约定好了，只让他在国外开展工作，不想让他冒险。但在尤任回國前，联邦调查局仍然安排他认识了中情局特工科林兹。在此后几次会面时，科林兹都劝说他回到苏联后继续为中情局工作，但尤任只同意偶尔给中情局发个平安信号，比如在一个约定的地点用粉笔做个记号，此外，坚决不在苏联与中情局的人见面，也决不用密投方式进行联系。
1982年，尤任卸任回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对外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仍未消除，但是因为没有抓到他叛变的真凭实据，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1985年春天，在中情局负责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反间谍工作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主动向克格勃投诚，供出了尤任是美国人安插在克格勃里的“鼹鼠”这一事实，从而导致尤任1986年被捕。反间谍部门经过精心分析和跟踪调查，找到了足够对尤任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最后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但这个家伙相当走运。1992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赦免了根据刑法第64条“叛国罪”在不同时期被判处不同刑期的10个国家叛徒，其中就包括尤任。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环球军事》2017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