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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灵史》是张承志小说的封笔之作，自称为“我文学的最高峰”，《心灵史》在文体上有其特殊性，内容上又具多义性。《心灵史》与诗歌的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因此借用诗性的阐释，从文本（包括形式、内容）和作家两个层面来浅谈关于《心灵史》的看法。
关键词：《心灵史》；诗性；形式；抒情；诗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2
《心灵史》的复杂性在于文体上的难以归类，“它背叛了小说以及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与放纵。它又背叛了汉籍史料也背叛了阿文钞本，它同时离开了传统的厚重与神秘。”还在于它叙事方法上的丰富多样性，“融历史、宗教、文学于一炉，创造了一种适合表达历史上哲合忍耶民众心灵的文学叙事方法。”更加在于它的内容的多义性，人道主义、宗教信仰、清洁的精神、道德的自律等。下面将通过《心灵史》诗性的体现来谈谈这部文学作品。
1、文体的特殊性——形式上的诗性
《心灵史》在文体特征上确实与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首先它不具备小说的一大特性——“虚构性”，而是将考据得来的史料客观公正地书写，其次，小说写作常常包含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环境描写，《心灵史》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仅仅是客观、节制地描写，情节的安排并没有完全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布局，而是遵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不断推进。
《心灵史》更像是史书、小说、经书、哲学著作的复合体，但基于它浓厚的文学色彩、巨大的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倾向于把它当作一部长篇小说来看。但它并不是一部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诗性贯穿了文本的形式和内容。
《心灵史》被划为7代，采用哲合忍耶秘密抄本作家的体例，称为7门，勾勒哲合忍耶回民的历史故事。虽然叙事顺序完全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也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但发展线索还是有高低缓急的，更像是诗歌中的起承转合。结构上如果采用诗歌创作的起承转合划分，起于哲合忍耶的起源和隐没，被流放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是承接，转则是圣战的牺牲和精神的凌辱，最后合是叩开现代的大门。
作品的结构不是闭合的，而是遵循了诗意的留白的，“文学不讲究完整”，“哲合忍耶的满拉们正在苦学准备，我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一切迹象表明，他们身上承担着更重大的使命。他们，或他们的晚辈。”文本结尾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深长余味。
作品的后缀形式上近似于诗。另外，在《于无声无形之中》的结尾响起的《穆罕麦斯》就是一首诗，诗的结构和形式，诗的歧义性语言，诗的哲理蕴藉，都在其中得到了体现。第四门的末尾也是以一首诗来收束。文字力量在这样的地域、风土、宗教面前显得单薄无力，作家只能用诗的语言来尝试联想，因此诗的形式贯穿始终。作家有无限的热情和冲动，但必须克制住情感的喷薄用理性的文字记录一切，诗的形式既满足了作家主观情感的抒发，又不失为一个安放思想和哲理的可敞开的处所。
2、文本的抒情性——内容中的诗性
“难以将《心灵史》进行文类划分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作家所表达的内容。”正如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作家选择的文体形式都是有意味的、和内容高度契合的。采用一种具有诗性的形式是为了满足内容抒情性、哲理性和审美性的需要。
《心灵史》表述上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叙事性。尽管作家一再声明为真实地反映历史，放弃了喜爱的抒情创作风格，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漫长的沉默的初次诉说，这毕竟是一种深掩的秘密第一次公开。”作品字里行间中，不难感觉到作家强烈跳动的感情脉搏，察觉到他那汹涌澎湃、浓重深厚的民族情结。客观纪实同主观抒情相结合，这是诗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随处可见作家的真情流露，但又不至热情过度，而是将抒情贯穿于朴素的纪实和深邃的思考中，这正符合诗歌“情”与“思”相结合的特点。
《心灵史》的语言富含哲思。诗歌语言不是对假象进行盛装的胡乱呓语，而是直达本质的“道说”，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的书写就在尝试一种真正的“道说”，不仅仅是宗教的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试图通过对宗教和历史的探险，“用笔把心逼得路更狭窄”，从而寻得真正的“道”。这正是一种把外在的生活经验、历史经验化为内在的生命体验，达到一种主观化从而感悟到深层次的意蕴的诗性哲学。作者具有介入现实的热情和超然现实的真情，已经将肉体降服于某种无形的心灵，因而创造出的作品将不再仅仅是艺术的形式，而具备学问的本质。
3、诗人的风骨——作家的诗性
诗人中不乏以气质风度和精神品格留名者，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他们有宏大的政治抱负，忠君爱民的情怀；也有道家的消极避世思想，他们壮志难酬的苦闷，纵情山水、一笑泯恩仇的态度；还有佛家的禅理意趣的思想，他们对于人生的领悟，豁达超然的生活方式。多种思想的影响交融形成个人思想的复杂性。在张承志的身上亦是如此，虽然他对于孔孟之道抱有敌视和防备的态度，但仍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写作目的正是儒家文学理论“文以载道”的贯彻和执行。儒家“仁”爱人的人道主义理念也和哲合忍耶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宗教的虔信者，他对哲合忍耶的思想心悦诚服，并为它发声。这正是作者外在身份地位和内在精神思想复杂性的体现。
张承志的写作正是无用之用的体现。他远离商业化的写作，亦不图金钱名利，他说《心灵史》是“和人民群众结合的产物”，并且深知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利用作家的特权，宣传过分、渲染过度、情感失衡，就必须要负责任。”并发出“让自己负起一种必须在历史、社会、神学、文学等问题上都作出一个大致正确的阐述的责任。”的呼声。心中的正义和道义感使他的写作有了意义，正像诗人的风骨和担当，也正是这种担当促使他再度深入大西北和人民群众继续调查，并重新审读和判断自己及自己的写作。
结语：
心灵史，一首宗教哲理的抒情诗，首先，它的内容是关于哲合忍耶的宗教史和心灵史。其次它又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思想的作品。接着，文本中兼有叙事和抒情，但抒情色彩似乎更浓郁。最后，说它是诗并不是指我认为它在文体上属于诗歌的范畴，而是强调它的诗性。不妨试着把心灵史当作一首诗来品读，或许能获得更多情感的共鸣和知性的理解。
关键词：《心灵史》；诗性；形式；抒情；诗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2
《心灵史》的复杂性在于文体上的难以归类，“它背叛了小说以及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与放纵。它又背叛了汉籍史料也背叛了阿文钞本，它同时离开了传统的厚重与神秘。”还在于它叙事方法上的丰富多样性，“融历史、宗教、文学于一炉，创造了一种适合表达历史上哲合忍耶民众心灵的文学叙事方法。”更加在于它的内容的多义性，人道主义、宗教信仰、清洁的精神、道德的自律等。下面将通过《心灵史》诗性的体现来谈谈这部文学作品。
1、文体的特殊性——形式上的诗性
《心灵史》在文体特征上确实与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首先它不具备小说的一大特性——“虚构性”，而是将考据得来的史料客观公正地书写，其次，小说写作常常包含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环境描写，《心灵史》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仅仅是客观、节制地描写，情节的安排并没有完全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布局，而是遵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不断推进。
《心灵史》更像是史书、小说、经书、哲学著作的复合体，但基于它浓厚的文学色彩、巨大的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倾向于把它当作一部长篇小说来看。但它并不是一部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诗性贯穿了文本的形式和内容。
《心灵史》被划为7代，采用哲合忍耶秘密抄本作家的体例，称为7门，勾勒哲合忍耶回民的历史故事。虽然叙事顺序完全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也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但发展线索还是有高低缓急的，更像是诗歌中的起承转合。结构上如果采用诗歌创作的起承转合划分，起于哲合忍耶的起源和隐没，被流放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是承接，转则是圣战的牺牲和精神的凌辱，最后合是叩开现代的大门。
作品的结构不是闭合的，而是遵循了诗意的留白的，“文学不讲究完整”，“哲合忍耶的满拉们正在苦学准备，我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一切迹象表明，他们身上承担着更重大的使命。他们，或他们的晚辈。”文本结尾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深长余味。
作品的后缀形式上近似于诗。另外，在《于无声无形之中》的结尾响起的《穆罕麦斯》就是一首诗，诗的结构和形式，诗的歧义性语言，诗的哲理蕴藉，都在其中得到了体现。第四门的末尾也是以一首诗来收束。文字力量在这样的地域、风土、宗教面前显得单薄无力，作家只能用诗的语言来尝试联想，因此诗的形式贯穿始终。作家有无限的热情和冲动，但必须克制住情感的喷薄用理性的文字记录一切，诗的形式既满足了作家主观情感的抒发，又不失为一个安放思想和哲理的可敞开的处所。
2、文本的抒情性——内容中的诗性
“难以将《心灵史》进行文类划分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作家所表达的内容。”正如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作家选择的文体形式都是有意味的、和内容高度契合的。采用一种具有诗性的形式是为了满足内容抒情性、哲理性和审美性的需要。
《心灵史》表述上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叙事性。尽管作家一再声明为真实地反映历史，放弃了喜爱的抒情创作风格，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漫长的沉默的初次诉说，这毕竟是一种深掩的秘密第一次公开。”作品字里行间中，不难感觉到作家强烈跳动的感情脉搏，察觉到他那汹涌澎湃、浓重深厚的民族情结。客观纪实同主观抒情相结合，这是诗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随处可见作家的真情流露，但又不至热情过度，而是将抒情贯穿于朴素的纪实和深邃的思考中，这正符合诗歌“情”与“思”相结合的特点。
《心灵史》的语言富含哲思。诗歌语言不是对假象进行盛装的胡乱呓语，而是直达本质的“道说”，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的书写就在尝试一种真正的“道说”，不仅仅是宗教的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试图通过对宗教和历史的探险，“用笔把心逼得路更狭窄”，从而寻得真正的“道”。这正是一种把外在的生活经验、历史经验化为内在的生命体验，达到一种主观化从而感悟到深层次的意蕴的诗性哲学。作者具有介入现实的热情和超然现实的真情，已经将肉体降服于某种无形的心灵，因而创造出的作品将不再仅仅是艺术的形式，而具备学问的本质。
3、诗人的风骨——作家的诗性
诗人中不乏以气质风度和精神品格留名者，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他们有宏大的政治抱负，忠君爱民的情怀；也有道家的消极避世思想，他们壮志难酬的苦闷，纵情山水、一笑泯恩仇的态度；还有佛家的禅理意趣的思想，他们对于人生的领悟，豁达超然的生活方式。多种思想的影响交融形成个人思想的复杂性。在张承志的身上亦是如此，虽然他对于孔孟之道抱有敌视和防备的态度，但仍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写作目的正是儒家文学理论“文以载道”的贯彻和执行。儒家“仁”爱人的人道主义理念也和哲合忍耶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宗教的虔信者，他对哲合忍耶的思想心悦诚服，并为它发声。这正是作者外在身份地位和内在精神思想复杂性的体现。
张承志的写作正是无用之用的体现。他远离商业化的写作，亦不图金钱名利，他说《心灵史》是“和人民群众结合的产物”，并且深知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利用作家的特权，宣传过分、渲染过度、情感失衡，就必须要负责任。”并发出“让自己负起一种必须在历史、社会、神学、文学等问题上都作出一个大致正确的阐述的责任。”的呼声。心中的正义和道义感使他的写作有了意义，正像诗人的风骨和担当，也正是这种担当促使他再度深入大西北和人民群众继续调查，并重新审读和判断自己及自己的写作。
结语：
心灵史，一首宗教哲理的抒情诗，首先，它的内容是关于哲合忍耶的宗教史和心灵史。其次它又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思想的作品。接着，文本中兼有叙事和抒情，但抒情色彩似乎更浓郁。最后，说它是诗并不是指我认为它在文体上属于诗歌的范畴，而是强调它的诗性。不妨试着把心灵史当作一首诗来品读，或许能获得更多情感的共鸣和知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