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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夫之《永历实录》及《清史稿》均认为赵之龙曾经参与拥立福王之事，但结合时人与清朝早期文献的记载，可知赵之龙并非定策的参与者。福王朱由崧即位后，赵之龙与马士英、刘孔昭等人沆瀣一气，支持阮大铖复出，并逼迫张慎言等人去职。在举荐陳尔翼一事上，赵之龙与同僚屡次发生争执，引起不小风波。乙酉之变时，赵之龙率领文武百官降清，但入清后却一直没有受到清廷的重用。赵之龙乙酉之变后的境遇，实际上是明朝勋臣降清后的缩影。
[关键词] 赵之龙；南明；弘光朝；乙酉之变；两京制
[中图分类号] K2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9-0116-07
忻城伯赵之龙是影响南明弘光朝政局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截至目前学界关于其人的专题研究，尚付之阙如。赵之龙事迹主要见于《清史列传》及《清史稿》，然而两书所载均失之简略，且有不确之处。通过翻检相关载籍，稽考史事，可知赵氏并未参与定策，而其决策降清事在弘光元年五月十三日，之后一直未受重用，清廷所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即三等男爵），则在其死后由其孙赵清榑承嗣。本文即围绕上述数端进行考察，梳理赵之龙在南明弘光朝的政治活动及其降清后的史事，以为全面分析弘光朝的政局走向提供新的分析角度，亦为客观评价赵氏其人奠定事实依据。
甲申之变后，由于崇祯帝三子均下落不明，南京诸臣围绕帝位人选纷争不已，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刘良佐等人的支持下取得绝对优势。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正式登基，次年改元弘光，史称“弘光政权”。
据相关史籍记载，忻城伯赵之龙曾经参与拥立福王之事。赵之龙，号易庵，南直隶虹县人，原籍河南仪封[1] 217，靖难功臣赵彝七世孙，泰昌元年（1620）袭爵。关于赵之龙参与定策之说，王夫之云：“当迎立时，吕大器以福邸故，以谋嫡累贤士大夫，激成奇祸，后必授时局口实，掀翻党锢，而嗣王抑无令德，声不如潞王之贤。弘图、曰广胥以为疑，士英阴订阮大铖，决意福邸，以快意于东林，遂与武臣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决策。”[2] 53据此可知，王夫之显然将马士英、阮大铖、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视为定策的核心人物，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是。据时人姜曰广说，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议定立桂王朱常瀛，不久，马士英得知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勾结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等军事将领准备拥立福王朱由崧，“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3] 191-192，遂转而与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卢九德等人力主拥立福王。山东总兵刘泽清得知其他三镇的态度后，也见风使舵加入“拥福”的行列[4] 46-49。可见拥立福王的核心人物是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卢九德。事实上，王夫之作为局外之人，且当时又身处湖南，将赵之龙误认为是拥立福王的核心人物实不足为怪。而姜曰广在弘光朝官居大学士，所知的内幕远较王夫之为详，所记当更为可靠。
除王夫之《永历实录》外，《清史稿》记载“福王立，（赵之龙）与拥戴，干政。”[5] 9665但此载可信度大有疑问。首先，纂修《清史稿》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廷遗留下来的官方文献，但较《清史稿》早出的《明史》《清史列传》均未提及赵之龙参与定策之事。其次，《清史稿》不仅成书较晚，且历来以错讹多而为人诟病，所记未必可信。《清史稿》这一说法或是误记，或是沿袭自《永历实录》及他书。
在对《永历实录》及《清史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后，再从定策功臣的封赏情况作进一步考察。福王朱由崧即位后，对定策功臣大加封赏，马士英因是定策第一元勋，故位居内阁首辅，兼掌兵部，黄得功由靖南伯晋升为侯，高杰封兴平伯，刘泽清封东平伯，刘良佐则封广昌伯。除以上诸人外，其他参与定策的官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封赏，据时人李清《南渡录》一书记载，因定策而先后受到封赏的官员有徐弘基、汤国祚、柳祚昌、刘孔昭、方一元、焦梦熊、郭祚永、韩赞周、卢九德、陈良弼、周元泰、朱国昌、刘孔昭、张文光、杨振宗、李沾等人，但封赏诸臣中却无赵之龙。李清时任工科都给事中，于朝事颇为留意，其所著《南渡录》一书也素以详核著称，诚如清人李慈铭说：“映碧（李清，字映碧）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所记较他书为详。”[6] 375傅以礼也说：“李清《南渡录》五卷，记弘光一朝事最详核。”[7] 116赵之龙在南明弘光朝位居显职，如赵之龙确是定策的参与者，李清当不至于漏记。结合时人与清早期文献的记载，忻城伯赵之龙应当不是定策的参与者。
在明朝覆亡前夕，崇祯帝即“命忻城伯赵之龙管理南京守备，兼掌南京都督府事”[8] 59。在此有必要对“南京守备”一职稍作说明。明代实行两京制，南京除设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外，还设有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及参赞机务，而“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其中南京守备例由勋臣充任，并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则“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9] 1864。北京失守后，南京聚集了一大批公侯伯，赵之龙虽为伯爵，但因身兼南京守备，又兼掌南京都督府事，其地位在一般公、侯、伯之上。朱由崧即位不久，虽然裁撤了南京守备一职，但赵之龙却出任了更为显赫的总督京营戎政一职，故在弘光朝的党争中，赵之龙成为马士英拉拢的对象之一。
马士英出任首辅后，“挟拥戴功，内结勋臣朱国弼、刘孔昭、赵之龙，外连诸镇刘泽清、刘良佐等，谋擅朝权”[9] 7029。朱由崧即位后不久，赵之龙即在崇祯帝的庙号问题上与大学士高宏图发生争执，当时群臣议定崇祯帝的庙号为“思宗”，而赵之龙认为“言‘思’非美称，援证甚核”，但高宏图则“以前议自己出，力持之，遂寝”[9] 5722。此事虽因高宏图“力持之”而一时作罢，后经群臣商议，崇祯帝庙号最终改为“毅宗”。在阮大铖复出和吏部尚书张慎言去职一事上，赵之龙也出力不小。当时马士英向弘光帝举荐阮大铖，但遭到了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等人的反对，马士英则授意勋臣赵之龙、刘孔昭、汤国祚等人“攻慎言去之”。不过，张慎言去职一事也牵涉到张氏荐用旧辅吴甡。此前，张慎言向弘光帝举荐旧辅吴甡及原吏部尚书郑三俊，弘光帝“命宥甡罪，陛见；三俊不允”[10] 16。但勋臣刘孔昭、赵之龙等人对张慎言举荐吴甡颇有意见，一日朝罢，赵之龙、刘孔昭等人“群诟于庭”，指斥张慎言任用私人。在赵之龙、刘孔昭等人的攻击下，张慎言只好提出辞呈，虽经弘光帝挽留，但不久后张氏还是去职。 赵之龙疏荐逆案中人陈尔翼一事，也在当时引起了群臣的争议。赵之龙举荐崇祯朝太常少卿陈尔翼后，户科给事中吴适“抄参其非”，赵之龙因此大怒，并上疏与吴适争论，吴氏在奏疏中回应说：
祖宗典制，惟科臣专封驳，未闻以勋爵参者。尔翼颂称魏忠贤用命，而内外諸臣各尽其心，所据者钦定爰书耳。若荐崔逆（指崔呈秀）为本兵，尔翼实有是疏，则勋臣代供矣。以谄魏逆（指魏忠贤）者为公道，将魏逆在今亦应昭雪而后可？即近者以荐崔逆者为公道，将崔逆在今亦应推用而后可？即近者录用一二，咸反覆昭雪，而后擢补，非谓两逆功臣，尽当推毂也。况明旨有云：真正党恶害人，建祠颂美，有实迹，不许轻议。勋臣独不闻乎？若一经勋臣条列，遂尽登启事，则封驳之省臣与甄别之铨臣，俱可罢而不设，是悖旨自雄，而弁髦祖制也。
吏科给事中张希夏也反对起用陈尔翼，并批评赵之龙越俎代庖，侵犯科臣封驳之权。但吏部尚书张捷竟无视吴、张二人的反对，仍然起用陈尔翼。通政使杨维垣因是从逆案昭雪，故“不欲多雪”，认为“不应雪而雪，则雪者不光”，所以陈尔翼虽然题用，“终不登启事也” [10] 182。赵之龙虽然对此颇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阮大铖复出后，逐渐形成了马士英、阮大铖专政的局面。左良玉对马、阮二人早已不满，遂在弘光元年（1645）三月打出“清君侧”的旗号，率军从武昌顺江东下，向南京进发。弘光帝谕令史可法、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刘孔昭、赵之龙等人合力堵剿左军。左良玉东下之际，清军也一路南下，弘光政权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弘光元年四月，清军攻破扬州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殉难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上下极为恐慌。五月初，清军又击败弘光政权的防江水师，兵锋直指南京，弘光帝等人在五月初十逃离南京。五月十五日，忻城伯赵之龙率文武百官降清，南京不战而下。
赵之龙是在何时决议降清，史籍有不同说法。有史籍记载，清军渡江前赵之龙已降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说：“当扬州围时，总兵黄斌卿、郑彩守京口常镇，巡抚杨文骢驻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雾横江，大兵数十人，以小舟飞渡南岸，兵皆溃。镇海将军郑鸿逵，以水师奔福建，黄斌卿、郑彩、杨文骢皆相继走，镇江遂失。而忻城伯赵之龙，已先于初五日夜，使人赉降书，往迎大兵矣。”[11] 33而《南渡纪事》则说：“（五月）十一日，忻城伯赵之龙开各城门以待清兵。”[12]似乎赵之龙在五月十一日之前已降清。但《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南渡纪事》所说并不可信，据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吴适说：“（五月十三日）晚晤少司马梁眉居，知文武大臣已修降表赴大清军矣。”[13] 145-149吴适是在五月十三日晚才得知文武大臣决定降清的消息，可知赵之龙等人决定降清是在弘光帝逃走之后，时间大约是在五月十三日，这可以与工科都给事中李清的记载相印证：
（五月）壬辰，马士英出奔，乱民拥立王之明于京师......二三劣衿为首，率乱民拥立之。御殿三日，又群往赵之龙寓邀百官入朝。之龙手斩为首劣衿三人乃退，执之明系狱，广昌伯刘良佐无拒北意，惟南门外纵兵焚掠。百姓恐攻城，彻夜惊呼，乃议推保国公朱国弼为留守官。之龙密遣使渡江启迎北兵。时诸臣犹不知，集议礼部尚书钱谦益所[8] 274-275。
五月壬辰即五月十一日，乱民在这一天拥立伪太子王之明，“御殿三日”后被赵之龙驱散，赵之龙即“密遣使渡江启迎北兵”，据此可知，赵之龙密遣降清在五月十三日。赵之龙降清后，户部郎中刘成治极为愤慨，趁赵之龙来户部封府库之时，刘成治“手搏之，之龙跳而免”，而刘成治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前即投缳自尽[7] 7048。
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赵之龙、王铎、钱谦益等人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清军入城，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同赵之龙一起投降清军的勋臣还有魏国公徐允爵（原文作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益（原文作邹顺益）、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原文作黄周鼎）、成安伯郭祚永（原文作柯祚永）、驸马齐赞元。此外，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也一道投降了清军[14] 148。从清军南下到占领南京，数月之间，先后降清的明朝兵将竟达23万之多，降清的封疆大帅基本充当了清廷征服南明政权的工具。时人许重熙将这一情形与阎应元等人领导的江阴守城进行比较后，感慨地说道：“有明之际，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15] 85
赵之龙率文武大臣降清时，兵部侍郎李乔、大理寺少卿姚思孝不愿与赵之龙等人同流，遂落发为僧，但赵之龙不愿放过二人，“亦勒之出，同谒豫王（指豫亲王多铎）”。赵之龙等人降清时，仅杨维垣、黄端伯、吴嘉胤、张捷因等少数人殉国，而杨维垣、张捷在崇祯朝名列“逆案”，于弘光朝复出后形象一直不佳，国破时竟能以身殉国，令人不禁感慨。而赵之龙、徐允爵等勋臣，历代深受明朝国恩，在清军未到南京以前即已决策降清，真可谓“与国咸休”！顾诚先生对此评论道：“明朝的勋臣主要是开国与靖难功臣的后裔，这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只知托庇祖宗余荫，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一旦国难当头，除个别稍有志节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于国家，卖降恐后势在必然。崇祯帝固然看错了人，但即便另派一名勋臣守备南京也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奇迹。”[4] 191此论确实颇能反映明末勋臣的实态。
需要指出的是，《明季南略》《明季遗闻》《爝火录》等史籍都说赵之龙献城降清后被豫亲王多铎封为兴国公，其实此事纯属讹传。多铎虽贵为亲王，但却无授爵之权，事实上，赵之龙等前明勋臣降清后基本被闲置不用。起初，赵之龙等人自以为献城有功，应当会受到清廷的重用。但这些前明勋臣对清廷而言，已无多大利用的价值，故迟迟未被授予官职和爵位。不仅如此，赵之龙、徐允爵等勋臣祖传的铁券也被清廷收缴，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之龙及（徐）允爵等疏缴明铁券”[16] 6547，此时距赵氏降清仅仅一年。直到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廷才对降清的唐通、左梦庚、郑芝龙、许定国、赵之龙等人授予爵位，其中赵之龙被授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即三等男爵）[14] 317。清廷为何直到顺治五年才对降清的武臣封爵？这应与当时的局势有关。顺治五年（1648）上半年，江西提督金声桓、两广提督李成栋先后举兵反清，而金、李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功高不赏。当时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两省反清，声势相当浩大，清廷担心引起连锁反应，故在这年八月对大批明朝降将授予爵位。需要指出的是，赵之龙在明朝时位列伯爵，在弘光朝又总督京营戎政，地位不可不谓显赫。但赵氏降清后，清廷却仅授予他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其爵位不升反降。事实上，赵之龙入清后，始终没有受到清廷重用。不过，赵之龙乙酉之变后的境遇并非个案，赵氏个人的境遇实际上是明朝勋臣降清后的一个缩影，魏国公徐允爵等人在乙酉之变时与赵之龙一同降清，入清后亦“皆置勿用”[3] 9666。 赵之龙受爵后不久“以老病致仕”，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病卒，由其孙嗣爵。关于嗣爵者的名字，清代官方文献所载有分歧，《清世祖实录》《清史列传》均作赵承馥，而《清朝文献通考》则作赵清榑。《清世祖实录》早出，且有《清史列传》作为旁证，所记似乎更为可靠，其实不然。早期《清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是满文档案，满文翻译成汉文时，经常会产生同音、近音异字的错误[4] 204，而赵承馥与赵清榑音近，可见赵承馥和赵清榑当是同一人。那么，哪一个名字才是正确的写法？考虑到赵之龙孙辈之名首字均为“清”字，而第二字偏旁均从“木”，由此可以确定顺治十一年正月袭爵的是赵清榑，而赵承馥系赵清榑之讹。那《清史列传》为何也误作“赵承馥”？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清实录》《清史列传》在史料上存在源与流的关系，《清史列传》这一讹误应是沿袭自《清世祖实录》。
赵之龙后代的情况也不甚乐观。赵之龙降清时，已为时人所不耻，赵氏身故数十年后，他本人及其子孙仍为人所唾骂，清人郑达说：“赵之龙总督南京戎政，清兵下江南，首献南都，迎豫王入城。至今子孙世袭，在正白旗下，滁州知州赵清祯（应作赵清桢），是其子孙也。皆是一群死猪狗。”[17] 17赵清桢任滁州知州在康熙四十年（1701），此时距赵之龙降清已逾半个世纪。在乾隆朝时，赵之龙的后代先后有三人遭到削爵、罢爵的处分，赵之龙玄孙赵连璧以“坐事削爵”，连璧从弟赵连琰“以病罢爵”，连琰之子赵永兴则“缘事罢爵”[18] 866。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时对明季死难诸臣大加表彰，而降清有功的赵之龙却反而被打入《贰臣传》，这恐怕是赵之龙之流始料所未及。虽然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赵之龙后人的际遇却令人唏嘘。倘若赵之龙地下有知，或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王夫之.永历实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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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 诚.南明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佚 名.崇祯长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2.
[9]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李 清.南渡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1]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2]南渡纪事[M].清抄本.
[13]顾公燮.丹午笔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4]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6]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郑 达.野史无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8]皇朝文献通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邹立鸣]
Abstract： Both the "Yongli Record" of Wang Fuzhi and "Draft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believed that Zhao Zhilong participated in the emperor setting-up of Ming dynasty Emperor Shenzong’s son. But combined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personnel at that time， and literature at early Qing Dynasty， it can be known that Zhao Zhilong was not a participant in the decision. After Zhu Yousong took the throne， Zhao Zhilong and Ma Shiying， Liu Kongzhao and others reached consensus to support the resurrection of Ruan Dacheng， and forced Zhang Shenyan and others to leave the posts. In the matter of recommending Chen Eryi， Zhao Zhilong and his colleagues had repeatedly quarreled， causing a lot of troubles. At the time of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Yiyou， Zhao Zhilong led the officers to surrender to Qing Dynasty. But he was not put in important position after entering the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ituation of Zhao Zhilon after the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Yiyou was actually the epitome of the officers of Ming Dynasty surrendering to Qing Dynasty.
Keywords： Zhao Zhilong； Southern Ming Dynasty；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Yiyou； Double-capital System
[关键词] 赵之龙；南明；弘光朝；乙酉之变；两京制
[中图分类号] K2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9-0116-07
忻城伯赵之龙是影响南明弘光朝政局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截至目前学界关于其人的专题研究，尚付之阙如。赵之龙事迹主要见于《清史列传》及《清史稿》，然而两书所载均失之简略，且有不确之处。通过翻检相关载籍，稽考史事，可知赵氏并未参与定策，而其决策降清事在弘光元年五月十三日，之后一直未受重用，清廷所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即三等男爵），则在其死后由其孙赵清榑承嗣。本文即围绕上述数端进行考察，梳理赵之龙在南明弘光朝的政治活动及其降清后的史事，以为全面分析弘光朝的政局走向提供新的分析角度，亦为客观评价赵氏其人奠定事实依据。
一、参与定策之说质疑
甲申之变后，由于崇祯帝三子均下落不明，南京诸臣围绕帝位人选纷争不已，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刘良佐等人的支持下取得绝对优势。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正式登基，次年改元弘光，史称“弘光政权”。
据相关史籍记载，忻城伯赵之龙曾经参与拥立福王之事。赵之龙，号易庵，南直隶虹县人，原籍河南仪封[1] 217，靖难功臣赵彝七世孙，泰昌元年（1620）袭爵。关于赵之龙参与定策之说，王夫之云：“当迎立时，吕大器以福邸故，以谋嫡累贤士大夫，激成奇祸，后必授时局口实，掀翻党锢，而嗣王抑无令德，声不如潞王之贤。弘图、曰广胥以为疑，士英阴订阮大铖，决意福邸，以快意于东林，遂与武臣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决策。”[2] 53据此可知，王夫之显然将马士英、阮大铖、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视为定策的核心人物，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是。据时人姜曰广说，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议定立桂王朱常瀛，不久，马士英得知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勾结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等军事将领准备拥立福王朱由崧，“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3] 191-192，遂转而与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卢九德等人力主拥立福王。山东总兵刘泽清得知其他三镇的态度后，也见风使舵加入“拥福”的行列[4] 46-49。可见拥立福王的核心人物是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卢九德。事实上，王夫之作为局外之人，且当时又身处湖南，将赵之龙误认为是拥立福王的核心人物实不足为怪。而姜曰广在弘光朝官居大学士，所知的内幕远较王夫之为详，所记当更为可靠。
除王夫之《永历实录》外，《清史稿》记载“福王立，（赵之龙）与拥戴，干政。”[5] 9665但此载可信度大有疑问。首先，纂修《清史稿》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廷遗留下来的官方文献，但较《清史稿》早出的《明史》《清史列传》均未提及赵之龙参与定策之事。其次，《清史稿》不仅成书较晚，且历来以错讹多而为人诟病，所记未必可信。《清史稿》这一说法或是误记，或是沿袭自《永历实录》及他书。
在对《永历实录》及《清史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后，再从定策功臣的封赏情况作进一步考察。福王朱由崧即位后，对定策功臣大加封赏，马士英因是定策第一元勋，故位居内阁首辅，兼掌兵部，黄得功由靖南伯晋升为侯，高杰封兴平伯，刘泽清封东平伯，刘良佐则封广昌伯。除以上诸人外，其他参与定策的官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封赏，据时人李清《南渡录》一书记载，因定策而先后受到封赏的官员有徐弘基、汤国祚、柳祚昌、刘孔昭、方一元、焦梦熊、郭祚永、韩赞周、卢九德、陈良弼、周元泰、朱国昌、刘孔昭、张文光、杨振宗、李沾等人，但封赏诸臣中却无赵之龙。李清时任工科都给事中，于朝事颇为留意，其所著《南渡录》一书也素以详核著称，诚如清人李慈铭说：“映碧（李清，字映碧）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所记较他书为详。”[6] 375傅以礼也说：“李清《南渡录》五卷，记弘光一朝事最详核。”[7] 116赵之龙在南明弘光朝位居显职，如赵之龙确是定策的参与者，李清当不至于漏记。结合时人与清早期文献的记载，忻城伯赵之龙应当不是定策的参与者。
二、弘光朝的政治活动
在明朝覆亡前夕，崇祯帝即“命忻城伯赵之龙管理南京守备，兼掌南京都督府事”[8] 59。在此有必要对“南京守备”一职稍作说明。明代实行两京制，南京除设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外，还设有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及参赞机务，而“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其中南京守备例由勋臣充任，并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则“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9] 1864。北京失守后，南京聚集了一大批公侯伯，赵之龙虽为伯爵，但因身兼南京守备，又兼掌南京都督府事，其地位在一般公、侯、伯之上。朱由崧即位不久，虽然裁撤了南京守备一职，但赵之龙却出任了更为显赫的总督京营戎政一职，故在弘光朝的党争中，赵之龙成为马士英拉拢的对象之一。
马士英出任首辅后，“挟拥戴功，内结勋臣朱国弼、刘孔昭、赵之龙，外连诸镇刘泽清、刘良佐等，谋擅朝权”[9] 7029。朱由崧即位后不久，赵之龙即在崇祯帝的庙号问题上与大学士高宏图发生争执，当时群臣议定崇祯帝的庙号为“思宗”，而赵之龙认为“言‘思’非美称，援证甚核”，但高宏图则“以前议自己出，力持之，遂寝”[9] 5722。此事虽因高宏图“力持之”而一时作罢，后经群臣商议，崇祯帝庙号最终改为“毅宗”。在阮大铖复出和吏部尚书张慎言去职一事上，赵之龙也出力不小。当时马士英向弘光帝举荐阮大铖，但遭到了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等人的反对，马士英则授意勋臣赵之龙、刘孔昭、汤国祚等人“攻慎言去之”。不过，张慎言去职一事也牵涉到张氏荐用旧辅吴甡。此前，张慎言向弘光帝举荐旧辅吴甡及原吏部尚书郑三俊，弘光帝“命宥甡罪，陛见；三俊不允”[10] 16。但勋臣刘孔昭、赵之龙等人对张慎言举荐吴甡颇有意见，一日朝罢，赵之龙、刘孔昭等人“群诟于庭”，指斥张慎言任用私人。在赵之龙、刘孔昭等人的攻击下，张慎言只好提出辞呈，虽经弘光帝挽留，但不久后张氏还是去职。 赵之龙疏荐逆案中人陈尔翼一事，也在当时引起了群臣的争议。赵之龙举荐崇祯朝太常少卿陈尔翼后，户科给事中吴适“抄参其非”，赵之龙因此大怒，并上疏与吴适争论，吴氏在奏疏中回应说：
祖宗典制，惟科臣专封驳，未闻以勋爵参者。尔翼颂称魏忠贤用命，而内外諸臣各尽其心，所据者钦定爰书耳。若荐崔逆（指崔呈秀）为本兵，尔翼实有是疏，则勋臣代供矣。以谄魏逆（指魏忠贤）者为公道，将魏逆在今亦应昭雪而后可？即近者以荐崔逆者为公道，将崔逆在今亦应推用而后可？即近者录用一二，咸反覆昭雪，而后擢补，非谓两逆功臣，尽当推毂也。况明旨有云：真正党恶害人，建祠颂美，有实迹，不许轻议。勋臣独不闻乎？若一经勋臣条列，遂尽登启事，则封驳之省臣与甄别之铨臣，俱可罢而不设，是悖旨自雄，而弁髦祖制也。
吏科给事中张希夏也反对起用陈尔翼，并批评赵之龙越俎代庖，侵犯科臣封驳之权。但吏部尚书张捷竟无视吴、张二人的反对，仍然起用陈尔翼。通政使杨维垣因是从逆案昭雪，故“不欲多雪”，认为“不应雪而雪，则雪者不光”，所以陈尔翼虽然题用，“终不登启事也” [10] 182。赵之龙虽然对此颇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阮大铖复出后，逐渐形成了马士英、阮大铖专政的局面。左良玉对马、阮二人早已不满，遂在弘光元年（1645）三月打出“清君侧”的旗号，率军从武昌顺江东下，向南京进发。弘光帝谕令史可法、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刘孔昭、赵之龙等人合力堵剿左军。左良玉东下之际，清军也一路南下，弘光政权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弘光元年四月，清军攻破扬州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殉难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上下极为恐慌。五月初，清军又击败弘光政权的防江水师，兵锋直指南京，弘光帝等人在五月初十逃离南京。五月十五日，忻城伯赵之龙率文武百官降清，南京不战而下。
赵之龙是在何时决议降清，史籍有不同说法。有史籍记载，清军渡江前赵之龙已降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说：“当扬州围时，总兵黄斌卿、郑彩守京口常镇，巡抚杨文骢驻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雾横江，大兵数十人，以小舟飞渡南岸，兵皆溃。镇海将军郑鸿逵，以水师奔福建，黄斌卿、郑彩、杨文骢皆相继走，镇江遂失。而忻城伯赵之龙，已先于初五日夜，使人赉降书，往迎大兵矣。”[11] 33而《南渡纪事》则说：“（五月）十一日，忻城伯赵之龙开各城门以待清兵。”[12]似乎赵之龙在五月十一日之前已降清。但《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南渡纪事》所说并不可信，据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吴适说：“（五月十三日）晚晤少司马梁眉居，知文武大臣已修降表赴大清军矣。”[13] 145-149吴适是在五月十三日晚才得知文武大臣决定降清的消息，可知赵之龙等人决定降清是在弘光帝逃走之后，时间大约是在五月十三日，这可以与工科都给事中李清的记载相印证：
（五月）壬辰，马士英出奔，乱民拥立王之明于京师......二三劣衿为首，率乱民拥立之。御殿三日，又群往赵之龙寓邀百官入朝。之龙手斩为首劣衿三人乃退，执之明系狱，广昌伯刘良佐无拒北意，惟南门外纵兵焚掠。百姓恐攻城，彻夜惊呼，乃议推保国公朱国弼为留守官。之龙密遣使渡江启迎北兵。时诸臣犹不知，集议礼部尚书钱谦益所[8] 274-275。
五月壬辰即五月十一日，乱民在这一天拥立伪太子王之明，“御殿三日”后被赵之龙驱散，赵之龙即“密遣使渡江启迎北兵”，据此可知，赵之龙密遣降清在五月十三日。赵之龙降清后，户部郎中刘成治极为愤慨，趁赵之龙来户部封府库之时，刘成治“手搏之，之龙跳而免”，而刘成治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前即投缳自尽[7] 7048。
三、乙酉之变后的境遇
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赵之龙、王铎、钱谦益等人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清军入城，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同赵之龙一起投降清军的勋臣还有魏国公徐允爵（原文作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益（原文作邹顺益）、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原文作黄周鼎）、成安伯郭祚永（原文作柯祚永）、驸马齐赞元。此外，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也一道投降了清军[14] 148。从清军南下到占领南京，数月之间，先后降清的明朝兵将竟达23万之多，降清的封疆大帅基本充当了清廷征服南明政权的工具。时人许重熙将这一情形与阎应元等人领导的江阴守城进行比较后，感慨地说道：“有明之际，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15] 85
赵之龙率文武大臣降清时，兵部侍郎李乔、大理寺少卿姚思孝不愿与赵之龙等人同流，遂落发为僧，但赵之龙不愿放过二人，“亦勒之出，同谒豫王（指豫亲王多铎）”。赵之龙等人降清时，仅杨维垣、黄端伯、吴嘉胤、张捷因等少数人殉国，而杨维垣、张捷在崇祯朝名列“逆案”，于弘光朝复出后形象一直不佳，国破时竟能以身殉国，令人不禁感慨。而赵之龙、徐允爵等勋臣，历代深受明朝国恩，在清军未到南京以前即已决策降清，真可谓“与国咸休”！顾诚先生对此评论道：“明朝的勋臣主要是开国与靖难功臣的后裔，这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只知托庇祖宗余荫，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一旦国难当头，除个别稍有志节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于国家，卖降恐后势在必然。崇祯帝固然看错了人，但即便另派一名勋臣守备南京也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奇迹。”[4] 191此论确实颇能反映明末勋臣的实态。
需要指出的是，《明季南略》《明季遗闻》《爝火录》等史籍都说赵之龙献城降清后被豫亲王多铎封为兴国公，其实此事纯属讹传。多铎虽贵为亲王，但却无授爵之权，事实上，赵之龙等前明勋臣降清后基本被闲置不用。起初，赵之龙等人自以为献城有功，应当会受到清廷的重用。但这些前明勋臣对清廷而言，已无多大利用的价值，故迟迟未被授予官职和爵位。不仅如此，赵之龙、徐允爵等勋臣祖传的铁券也被清廷收缴，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之龙及（徐）允爵等疏缴明铁券”[16] 6547，此时距赵氏降清仅仅一年。直到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廷才对降清的唐通、左梦庚、郑芝龙、许定国、赵之龙等人授予爵位，其中赵之龙被授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即三等男爵）[14] 317。清廷为何直到顺治五年才对降清的武臣封爵？这应与当时的局势有关。顺治五年（1648）上半年，江西提督金声桓、两广提督李成栋先后举兵反清，而金、李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功高不赏。当时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两省反清，声势相当浩大，清廷担心引起连锁反应，故在这年八月对大批明朝降将授予爵位。需要指出的是，赵之龙在明朝时位列伯爵，在弘光朝又总督京营戎政，地位不可不谓显赫。但赵氏降清后，清廷却仅授予他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其爵位不升反降。事实上，赵之龙入清后，始终没有受到清廷重用。不过，赵之龙乙酉之变后的境遇并非个案，赵氏个人的境遇实际上是明朝勋臣降清后的一个缩影，魏国公徐允爵等人在乙酉之变时与赵之龙一同降清，入清后亦“皆置勿用”[3] 9666。 赵之龙受爵后不久“以老病致仕”，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病卒，由其孙嗣爵。关于嗣爵者的名字，清代官方文献所载有分歧，《清世祖实录》《清史列传》均作赵承馥，而《清朝文献通考》则作赵清榑。《清世祖实录》早出，且有《清史列传》作为旁证，所记似乎更为可靠，其实不然。早期《清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是满文档案，满文翻译成汉文时，经常会产生同音、近音异字的错误[4] 204，而赵承馥与赵清榑音近，可见赵承馥和赵清榑当是同一人。那么，哪一个名字才是正确的写法？考虑到赵之龙孙辈之名首字均为“清”字，而第二字偏旁均从“木”，由此可以确定顺治十一年正月袭爵的是赵清榑，而赵承馥系赵清榑之讹。那《清史列传》为何也误作“赵承馥”？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清实录》《清史列传》在史料上存在源与流的关系，《清史列传》这一讹误应是沿袭自《清世祖实录》。
赵之龙后代的情况也不甚乐观。赵之龙降清时，已为时人所不耻，赵氏身故数十年后，他本人及其子孙仍为人所唾骂，清人郑达说：“赵之龙总督南京戎政，清兵下江南，首献南都，迎豫王入城。至今子孙世袭，在正白旗下，滁州知州赵清祯（应作赵清桢），是其子孙也。皆是一群死猪狗。”[17] 17赵清桢任滁州知州在康熙四十年（1701），此时距赵之龙降清已逾半个世纪。在乾隆朝时，赵之龙的后代先后有三人遭到削爵、罢爵的处分，赵之龙玄孙赵连璧以“坐事削爵”，连璧从弟赵连琰“以病罢爵”，连琰之子赵永兴则“缘事罢爵”[18] 866。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时对明季死难诸臣大加表彰，而降清有功的赵之龙却反而被打入《贰臣传》，这恐怕是赵之龙之流始料所未及。虽然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赵之龙后人的际遇却令人唏嘘。倘若赵之龙地下有知，或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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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皇朝文献通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邹立鸣]
Abstract： Both the "Yongli Record" of Wang Fuzhi and "Draft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believed that Zhao Zhilong participated in the emperor setting-up of Ming dynasty Emperor Shenzong’s son. But combined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personnel at that time， and literature at early Qing Dynasty， it can be known that Zhao Zhilong was not a participant in the decision. After Zhu Yousong took the throne， Zhao Zhilong and Ma Shiying， Liu Kongzhao and others reached consensus to support the resurrection of Ruan Dacheng， and forced Zhang Shenyan and others to leave the posts. In the matter of recommending Chen Eryi， Zhao Zhilong and his colleagues had repeatedly quarreled， causing a lot of troubles. At the time of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Yiyou， Zhao Zhilong led the officers to surrender to Qing Dynasty. But he was not put in important position after entering the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ituation of Zhao Zhilon after the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Yiyou was actually the epitome of the officers of Ming Dynasty surrendering to Qing Dynasty.
Keywords： Zhao Zhilong； Southern Ming Dynasty；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Yiyou； Double-capital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