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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研究是研究者通过适当的手段对语言与文本进行建构的过程，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话语逻辑与规则，不同的话语方式在形成自身规则的基础上，也在进一步的建构学者的学术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学术荣誉，进而形成学术系统，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应当更加注重多样化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系统中的共融，差异化的学术话语表达以及话语规则体系才能够最终形成生态化的学术秩序，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关键词： 话语;学术话语;学术系统
学者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重要的一个工具便是利用语言，以及由语言组成的概念、文本等话语形式来呈现自己的观点、看法、思想。“由于思想并没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它使用的仍然是自然语言，只不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自然语言。”[1]这些经过加工的“自然语言”形成了话语中特定的规则、特征、意义。“一切现象被化成为语言游戏，语言才是关键。唯有运用精确的语言，形式逻辑力求的精确性才有可能达致。”[2]学术研究的呈现依赖于话语的表达，学术研究的价值一方面由自身质量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学术话语来决定。“科学话语①是指科学家用于表述科学观点的各种书写文本、图式文本（如科学论文、科学著作、公开演讲文稿、科学图示等）以及各种口头的、非正式的语言资料（如科学家之间私下谈话、录音等）”[3]不论这些话语是正式的话语还是口头式的话语，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规则性和秩序性。因此，学术话语的呈现方式就在塑造着学术人的地位、身份、资本以及竞争力。学术研究遵循着一种“认可与承认”的逻辑与文化，只有学术人深谙学术话语中的规律，才能够获得学术奖励、学术晋升、学术荣誉甚至学术流动的机遇。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将人类知识的发展划分为神学知识型、形而上学知识型、实证知识（后现代知识）型，不同阶段与不同类型的知识型都具备其特殊的话语形式。默顿认识到话语对于科学研究所起到的微妙作用，“一篇多作者的科学论文，经常是发生在其主要作者之间的非正式的、艰苦的、相互严格交流的润饰产物。”[4]学术成果的最终呈现需要借助于有语词和其他类型的文本所形成的“话语”而最终表现出来。话语、学术权力以及学术秩序之间构成了内在的逻辑连接。本文试图以“话语”为切入点，分析学术系统内部的话语演变以及权力更迭和学术秩序的形成。
一、学术话语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来看，从中世纪到科学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学术话语范式主要是以“形而上”的方式来叙说，占据着学术话语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哲学思辨式的话语方式。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科学革命的萌芽使得学术话语开始产生变化，伴随着“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而产生出更为丰富的样态。“在知识的整体性大厦（宗教伦理价值的统一性和人的精神统一性）坍塌之后，自然科学不仅脱离了哲学，而且还僭越了哲学，进而成为知识领域的主宰话语。”[5]在科学逐渐脱离了神学“婢女”的角色，逐渐开创一个理性化时代的序幕下，哲学、神学话语权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话语根基，逐步被强调实验检验的科学话语所占据。17世纪末18世纪初，科学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在欧洲大陆应运而生，英国的皇家学会以及法国的国家科学院使得知识生产走向了制度化，与此同时，对于世界的话语图示已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全然思辨性的、基本上受之于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自然哲学（为知识而知识），而代之以这样的信念：要获取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只能第一手地研究这个世界，或是细致的观察，或是精心设计的调查实验。”[6]人们已经逐渐开始通过实验、观察的方式对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科学研究者一方面在使用传统的形而上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同时，也在运用实验的方式去解释周围的现象。这一时期人们将教会教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作为“神圣的工作”，伴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各种实验室下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活动，强调规范的、可验证性的量化研究成为了自孔德提出的实证研究范式以来，新的学术话语方式，自此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强调规范、逻辑关系的学术话语方式成为了当下学术秩序的主流。“能够表达我们的感官捕捉到的事物的語言，不再能表达可观察的现象。唯一恰当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即一门描述各种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先进学科。”[7]这其中重要的参考标准便是话语的形式是否科学，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到中世纪的学术史来看，是哲学思辨的时代，因为当时认识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主要采取的是在人大脑中高度抽象的概念化呈现，那么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以及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从最初的依赖于冥思而转向了对于事物的观察和记录。“人们关心的不是‘语言’运作方式的细节，而是话语在文化中的更广泛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8]
学术研究的演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话语体系的演变，在中世纪早期，学科还没有达到高度细分的状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哲学话语，哲学话语是通过逻辑思辨的方式来进行，主要是关于概念、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关于概念和人的问题的高度抽象的理性反思。在我们经历了文艺复兴以及科学革命的洗礼之后，“科学”从哲学中的脱离以及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使得学术研究都在向着“科学”迈进。“科学所研究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既有的观念或感觉的世界。它致力于对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经验重新加以阻止，它在这样做时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概念模式，而且抛弃了感觉性质，用另一种事物分类去代替它们。”[9]学术话语的规则、学术话语的变迁在不断强化其内在规则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形成学术等级系统，任何一种学术话语的鼎盛和式微都需要被纳入到社会语境中去分析，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学术话语都有其社会与境性（Social context）。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与社会环境有高度的相关性，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孔德认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这主要与当时社会发展方式有关，复杂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代替了简单的个体手工劳动方式，所以人们也逐渐从基于个体经验认知的方式转向基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话语变迁的历史来看，不论采取何种话语方式，其目的还是在于对真理、知识以及人类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追逐，但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了使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的合理性根基更为牢固，就出现了不同学科之间对于“科学语言”抑或学术话语的模仿。“在谈到‘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偏见时，不管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方法和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10]而这样的一种模仿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模仿，更是一种话语的模仿，要素之间的关系、数据之间能够搭建起什么样的模型、固定的文本呈现格式都成为了将自己“包装”成“科学的模样。”学术话语方式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前的哲学思辨型的学术话语方式、基于数量、模型的量化话语方式以及基于扎根理论、民族志方式的质性话语方式和量化和质性的混合话语方式，以及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基于大数据的学术话语方式。但是这种学术话语方式的转变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逻辑，在不同的话语方式阶段都会有新旧话语方式同时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种话语方式占据了主流的位置。 二、学术话语规则和学术秩序的形成
哲学思辨、数理关系、基于文本和证据的阐释学话语方式共同构成了当前学术话语的整体图景，伴随着多样化的学术大厦的形成，不同的话语方式在规范自身学术话语秩序的同时，也在形成结构性的学术秩序。这三种话语方式的规则是不同的，具体体现为内隐性的学术话语方式和外显性的学术话语方式。对于思辨式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基于高度抽象和归纳所形成的概念以及由概念和相互之间的逻辑而搭建的理论。通过抽象化的语词搭配和结构形式来进行相应的知识生产。这种学术话语形式的知识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一种高度内隐式的方式，科学成果的产生是内隐于研究者的头脑之中，研究者通过概念、逻辑的严密性以及论证的自洽性来实现自身的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的元叙事神话也反过来通过科学语言在内容、形式、结构、组织的特征来为自己的“实在”神话进行辩护，通过说明科学语言的超然性来塑造科学知识的情感、社会、主体因素无涉神话。”[11]对于内隐式的话语方式而言，更多的是通过逻辑自洽的语言或概念体系来言说，此种话语规则具有一定的个体性特征，即使对于某种概念可能也会存在不同的理解，相应地此种话语规则的学术秩序就会相对较松散，学科与学科之间更容易产生交叉与融合，并且彼此之间的学术话语也有可通约性的特征。这一类的学术话语方式与托尼·比彻所论述的软科学有着相似之处。每一种学术话语方式都遵循一套严格地言说方式，而不同的言说方式在规定其话语方式的同时，形成了体系化的学术话语秩序。学术话语的类型决定了各自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或多或少的割裂。不同的话语方式都构成了其自身的“阵营”和“部落”。“科学概念的形塑和理论的营造，在仰赖某种可资运用肉眼观察的仪器、技术或程序作中介体来予以精心设计、操纵并圆成。”[12]“它用规范的技术语言表达，这样表明作者的专业能力。认真地引证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其他研究，是为了证实研究的基本前提和表明作者完全熟悉所有的背景材料。理论命题和实验结果用没有个人色彩的被动语态表述，似乎是为了强调所进行的研究的客观性和无偏见性。”[13]内隐式的话语方式内在逻辑主要反映在概念以及语词的运用上，通过概念和语词与寻找学术研究中的规律;“这些科学的话语不仅由其形式和严密性所规定，而且还由它所涉及的对象，它所使用的陈述类型，它所掌握的概念和所利用的策略来规定。”[14]
不同于内隐式的学术话语规则，数理关系式的话语方式以及文本和证据为主的话语方式通过外显性的数据关系、模型建构、文本分析等方式将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给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让我们明晰学术研究的由来、假设、验证的过程以及学术成果得出的依据。“这样的科学观着重的是以既有的经验素材作为具体考察（予以测量时重要的项目）的对象（通常成为‘变项’），并对它进行‘拆零’②的因果分析。”[15]对于外显式的学术话语来说，其言说的形式则更加的多样化，能够通过数理关系、结构模型、政策文本、可视化文本等多种方式呈现。虽然在外显式的学术话语中，数理关系和基于证据的阐释话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并非严格的不可通约关系。当前在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混合研究（Mix-research）试图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进行整合的尝试。就人文学科而言，思辨式的学术话语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外显性的数据模型、关系假设、验证分析成为了其主要的学术话语方式;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体现了思辨式的、梳理关系式的、基于证据的文本分析式的多种学术话语方式。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话语规则形成了整体性的学术话语秩序，只是在这些学术话语秩序由于彼此之间学术话语强度以及接近于“科学”的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等级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三、学术话语勾勒下的学术等级体系
从语言学的历史上来看，语言是动物和人类这一有生命体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语言正是通过人们的诠释被赋予了意义。从语言的发展来看，在学术研究中也充斥着各种形式的语言，这些语言有些成为了固定的学术表达，有些成为了日常化的语言。“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16]学术话语在表达学术思想的同时，确立和维持着相应的学术等级。在当前的一种“学术锦标赛”式的学术环境之中，学术话语、学术等级、学术权力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术等级系统。“学术领域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每件事或多或少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划分等级。”[17]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成学术系统中的等级系统。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与社会地位及其在学术系统中的位置建构起了联系。某一类型的学术话语具有一定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在形成学术身份的同时，也在标立着学术人在学术系统中的学术地位。“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18]学术系统中的声誉、地位是在经历了一系列认可的过程以及制度后而获得，学术的认可与承认主要取决于学术人的学术成果及其学术以及社会影响力，但这样的一种基于成果的学术承认逐渐被基于话语的研究成果所取代。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在学术等级的系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话语与权力之间有着潜在的关系，“权力和依附关系不再直接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客观地建立在制度之间，也就是说建立在得到社会保证的头衔和有社会规定的职位之间，并通过这些头衔和职位，建立在生产并保证头衔、职位之社会价值的社会机制和这些社会特征在生物学个人中的分配之间。”[19]主流的学术话语同样在塑造着差异化的学术等级。代表性著作、学术身份、学术声誉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学术等级的差异，但就我们当前主流的学术话语方式来看，谁掌握了主流学术话语的方式，那么就能够较为便利的获得在学术等级体系中的有利位置，并且，在学术系统之中存在着“马太效应”，致使一些非主流学术话语的使用者就处在了劣势的地位。
学术人所使用的学术话语代表了其权力的强度，在学术话语与知识、权力之间构成了一个链条，你所使用的学术话语决定了你生产的知识是否“强大而有力”，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是否经得起验证，若你使用的学术话语所生产的知识不能被测量、验证，那么“你的知识是羸弱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0]正是这样的“科学”话语逻辑成为了主宰学术话语系统的合理性根基，使得那些经不起检验的、不能得到重复验证并反复使用的理论与观点成为“羸弱的”研究，进而与之所代表的话语也成为了“根基不牢固地”“不科学的”“羸弱的”话语，自然在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不能够获得主流位置。学术话语越是客观、越是能够在学术等级体系中占据着主流的位置。我们需要用“科学的话语”去认识世界，解释各种现象。当下在学术界占据着主流话语权的是以数据、模型、试验等通过数据来分析要素之间相关关系、逻辑关系等的一系列量化实证研究范式。而这样的话语方式下的话语表达则是通过一套严密的、规范的数字化、结构化的方程模型所构成。而这些与数字想挂钩的话语方式又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学术话语与学术等级形成的关系内在逻辑在于哪种学术话语更接近于“科学”，更能够彰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于是，在深谙学术话语与学术系统运作规律的学术人，更加强调对于方法、技术、工具、数据的运用，因为这些工具与方法是在所谓隔离了“人的主观性”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更具普适性的意义和价值。更加逼近于“科学的”“客观的”“强有力的”话语就占据了学术系统的顶端，主宰着学术系统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学术话语方式也在同样经历着制度化、社会化的过程，在某种经历了“社会化”的话语体系中，“异样的”学术话语被视为“异己”或“怪胎”，在与所谓“科学”的方法，“证据的支持”相互勾结，成为了批判的“工具”和“武器”，站在所谓的学术话语巅峰去主宰，压抑其他类型的话语声音。学术系统中的权力等级通过学术话语的方式而实现了。而这样的学术等级系统的构建，源头是要追踪于对于学术研究科学性的溯源，能够被纳入学术系统中的研究活动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包括学科的科学性、逻辑性、可重复性。之所以会形成在学术系统中的等级，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数字以及数据被作为我们去认识世界最客观的工具，近代物理学从哲学中的脱离，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以及人们对于天体运行的观测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这样计算工具;二是当下社会对于可视化证据的青睐，當前人们对于“符号”的热衷，读者需要经过“图像”“符号”“数字”“表格”来获取对于知识的清晰分类，人们认知方式的快速化、媒介化。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去读完一本完全没有数据、图表或者文字以外装扮的文章。人们厌倦了传统文字所带来的平淡，而可视化的图像、表格、结构图形在提升学术品味的同时，也在迎合着人们对于学术美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数字对于学术研究以及话语表达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天然的对学术进行等级式的区分，并在呈现方式上表现的更为“科学”，进而就形成了由于话语差异所带来的在学术系统中的层级与类别。 四、学术话语建构下的学术身份
学术话语建构不同的话语规则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学者的身份，不同的话语方式给学术人贴上了标签，这是一套完整的话语规则体系，如同默顿的科学精神气质一样，学术身份的差异也在影响着学术人的学术话语，从事什么类型的研究就要遵循相应的语言、言语表征方式。学术话语方式首先形成的是学者自身的学术研究取向身份 ，“思辨研究者”“量化研究者”“实证研究者”……等等专业以及口语化的表达代表了学术人的身份差异。学术身份与学术话语之间是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学术身份体现了学术人的学术话语方式;另一方面学术人的学术话语也体现了学术人的学术身份。但在两者之间也绝非是线性的、不变的关系。在学术话语方式和学术身份上会有重叠和更迭抑或不对称性。例如，一些思辨研究者在进行了一段时期的研究后，很有可能会转向实证研究者的行列。当然学术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代表了学者一种研究方法取向，并不能完全与学术研究相吻合。但学术身份所带来的在学术领域中的学术话语权并不会因此而消减。这些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学术部落，在部落之中他们分享着共同的价值信念、研究方式、行为标准，而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学术话语使得学术人进入不同的学术部落，在这些部落中有着不同的层级，能够获得学术身份的晋升，取决于学术人在共同体中被认可的程度。从当前的学术系统来看，运用量化和文本分析的实证学术话语更能够获得来自不同学科学术部落的认可。如前所述，这种外显式的话语方式更能够代表学术人的“科学性”以及学术话语的权威。因此，不同的话语所带来的学术身份上的差异就造成了其在学术权力以及学术资源上的差异。
五、学术话语生态的建构
“‘客体化’的逻辑以及科学方法和程序进而被‘对象化’，反过来支配着人自身，以作为保证获得‘真理’的最佳护身符。结果，所谓的‘人’成为‘逻辑与方法至上’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试验品，人的主体能动性被‘社会化’，甚至以几乎完全‘社会化’的方式来不断地予以亵渎，以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实际上是遭受着压抑的。”[21]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是，主流的话语方式是否就是“正确的”？对于学术话语生态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而当前的问题是，学术话语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学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通过话语方式的形式化评价代替了以质量为导向的实质化评价方式。并且，“在现实的研究和操作过程中，各种方法取向之间并非存在那么清晰的区分，只是因为人们对本体性的苛求在话语上放大了各自间的分歧。”[22]
学术话语与学术秩序的生态化存在方式应当是多元并存的局面，如同赵鼎新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而不是范式转移。”[23]托马斯·库恩在告诉我们科学革命的转变是范式之间的转换，但从实际的学术范式转变来看，科学范式的转换并非是一种范式的绝对消失，并且库恩自己也曾指出，“新范式必须能够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24]。从话语方式的演变来看，从早期的哲学思辨式的话语方式到当代以数据模型为基础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是在交替的过程中实现着发展与超越。生态化的学术秩序的形成是多种学术话语，以及学术话语方式所形成的学术研究共同存在基础上的学术秩序生态。不同的学术话语、学术秩序发挥着在面对特定问题时所要采取的途径，而不能被冠以学术话语的价值判定。学术话语的生态化体系并不是在关于学术话语价值的评判，同样也包括了不同话语方式之间交叉与融合的可能，多种范式的交替抑或是多种范式的并存。“量化、质性及混合研究三者不具有排他性，选择何种研究方法关键要依据研究问题。”[25]我们抵达真理彼岸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能顾此失彼。更重要的是，学术话语以及学术话语的表达最终指向的是思想的启迪、技术的进步、应用的创新，而当前的学术系统中“垃圾概念于是充斥于各种学术期刊和书籍，而它们的创造者也只能通过似是而非的复杂语言来掩盖演绎能力的缺乏，以及经验感和想象力的苍白。”[26]但我们也会发现学术系统是一个存在等级的体系，但这样的一个系统时在交替更迭中不断前行的。
不同的学术话语代表了学术人对于研究领域的裁剪、处理，都具有一定的建构特征。不论是强调客观的数理逻辑的话语方式，还是主观思辨和证据支撑的阐释话语方式。“在SSK学者看来，主要是科学话语具有主体性特征，科学话语中嵌入了科学家本人的个人情感、利益（学术的或政治的）社会属性（其在科学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在学术网络中的地位）先入之见的学术立场等，这些主体性特征影响了科学话语的书写方式及语言组织模式。”[27]利奥塔也曾经指出过对于“科学话语”的质疑，“这些科学的地位取决于一种语言的存在，这种语言的运作规则本身并不能得到证明，但它们是专家之间达成的共识。”[28]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最能够代表科学的数学语言就是完全无懈可击或根基牢固的，任何的一种话语都代表了一种“语言游戏”，“游戏”是否能够进行，则取决于游戏中的人是否对规则达到了共同的认可。“切不可只相信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所说的。他们应该成为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情况提供者’，即一个有特长的、当然得情况提供者，但最终是一位令人怀疑的情况提供者。”[29]
话语不再仅仅作为被动的工具被言说和使用，在话语、权力与秩序之间构成了共同促进的体系，学术研究通过外显的话语来形成一定的学术权力，在不同的话语中构成了整体性的学术秩序，不同的话语方式需要遵循相应的秩序，进而又重新形成权力与等级关系。学术话语参与到整个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它不仅仅在规范着特定学术话语的规则，也在形塑学术人身份的同时，进一步的形成学术系统中的秩序和等级，不同的学术话语共同构成了整个学术系统运行所依赖的话语规则及其建立起的秩序，而这样的学术秩序也会随着学术话语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变动。因此，从学术话语的角度而言，学术系统的运作正是在这样的变动过程中，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学术秩序平衡。“话语得到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其根据是话语类型在话语过程中的变化着的结构，并根据诸如此类的变化如何反应和建构更加广阔的社会变化过程。”[30]各种学術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有机团结构成了学术话语的整体样式，学术话语中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并不是单纯来自对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接受，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上的功能性相互依赖。”[31]学术话语言说对象的性质不同，而不同的学术话语部落之间也是一种基于分工的功能性依赖，通过整体性的、各有分工的学术话语规则与体系，共同构筑学术话语、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总之，学术秩序通过学术话语得以建立，不同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等级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话语不仅在整个学术生产中具有了建构了作用，同样也在建构着学术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彰显学术等级。学术话语、学术秩序以及学术权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行动者网络”，在彼此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对于学术系统规则的更新和再生产。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话语是科学话语，而非叙述性话语，虽然利奥塔指出了对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质疑，但文中所提到的三种科学话语的形式具有其历史性的特征，并且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得到共同的认可。
②所谓“拆零”意指的是把一件事物或现象的整体一起内涵的成分拆成数部分，进而对其彼此之间或它们与整体之间进行因果关系的剖析。这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最典型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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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赖佳）
关键词： 话语;学术话语;学术系统
学者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重要的一个工具便是利用语言，以及由语言组成的概念、文本等话语形式来呈现自己的观点、看法、思想。“由于思想并没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它使用的仍然是自然语言，只不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自然语言。”[1]这些经过加工的“自然语言”形成了话语中特定的规则、特征、意义。“一切现象被化成为语言游戏，语言才是关键。唯有运用精确的语言，形式逻辑力求的精确性才有可能达致。”[2]学术研究的呈现依赖于话语的表达，学术研究的价值一方面由自身质量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学术话语来决定。“科学话语①是指科学家用于表述科学观点的各种书写文本、图式文本（如科学论文、科学著作、公开演讲文稿、科学图示等）以及各种口头的、非正式的语言资料（如科学家之间私下谈话、录音等）”[3]不论这些话语是正式的话语还是口头式的话语，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规则性和秩序性。因此，学术话语的呈现方式就在塑造着学术人的地位、身份、资本以及竞争力。学术研究遵循着一种“认可与承认”的逻辑与文化，只有学术人深谙学术话语中的规律，才能够获得学术奖励、学术晋升、学术荣誉甚至学术流动的机遇。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将人类知识的发展划分为神学知识型、形而上学知识型、实证知识（后现代知识）型，不同阶段与不同类型的知识型都具备其特殊的话语形式。默顿认识到话语对于科学研究所起到的微妙作用，“一篇多作者的科学论文，经常是发生在其主要作者之间的非正式的、艰苦的、相互严格交流的润饰产物。”[4]学术成果的最终呈现需要借助于有语词和其他类型的文本所形成的“话语”而最终表现出来。话语、学术权力以及学术秩序之间构成了内在的逻辑连接。本文试图以“话语”为切入点，分析学术系统内部的话语演变以及权力更迭和学术秩序的形成。
一、学术话语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来看，从中世纪到科学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学术话语范式主要是以“形而上”的方式来叙说，占据着学术话语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哲学思辨式的话语方式。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科学革命的萌芽使得学术话语开始产生变化，伴随着“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而产生出更为丰富的样态。“在知识的整体性大厦（宗教伦理价值的统一性和人的精神统一性）坍塌之后，自然科学不仅脱离了哲学，而且还僭越了哲学，进而成为知识领域的主宰话语。”[5]在科学逐渐脱离了神学“婢女”的角色，逐渐开创一个理性化时代的序幕下，哲学、神学话语权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话语根基，逐步被强调实验检验的科学话语所占据。17世纪末18世纪初，科学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在欧洲大陆应运而生，英国的皇家学会以及法国的国家科学院使得知识生产走向了制度化，与此同时，对于世界的话语图示已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全然思辨性的、基本上受之于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自然哲学（为知识而知识），而代之以这样的信念：要获取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只能第一手地研究这个世界，或是细致的观察，或是精心设计的调查实验。”[6]人们已经逐渐开始通过实验、观察的方式对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科学研究者一方面在使用传统的形而上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同时，也在运用实验的方式去解释周围的现象。这一时期人们将教会教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作为“神圣的工作”，伴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各种实验室下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活动，强调规范的、可验证性的量化研究成为了自孔德提出的实证研究范式以来，新的学术话语方式，自此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强调规范、逻辑关系的学术话语方式成为了当下学术秩序的主流。“能够表达我们的感官捕捉到的事物的語言，不再能表达可观察的现象。唯一恰当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即一门描述各种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先进学科。”[7]这其中重要的参考标准便是话语的形式是否科学，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到中世纪的学术史来看，是哲学思辨的时代，因为当时认识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主要采取的是在人大脑中高度抽象的概念化呈现，那么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以及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从最初的依赖于冥思而转向了对于事物的观察和记录。“人们关心的不是‘语言’运作方式的细节，而是话语在文化中的更广泛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8]
学术研究的演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话语体系的演变，在中世纪早期，学科还没有达到高度细分的状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哲学话语，哲学话语是通过逻辑思辨的方式来进行，主要是关于概念、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关于概念和人的问题的高度抽象的理性反思。在我们经历了文艺复兴以及科学革命的洗礼之后，“科学”从哲学中的脱离以及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使得学术研究都在向着“科学”迈进。“科学所研究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既有的观念或感觉的世界。它致力于对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经验重新加以阻止，它在这样做时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概念模式，而且抛弃了感觉性质，用另一种事物分类去代替它们。”[9]学术话语的规则、学术话语的变迁在不断强化其内在规则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形成学术等级系统，任何一种学术话语的鼎盛和式微都需要被纳入到社会语境中去分析，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学术话语都有其社会与境性（Social context）。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与社会环境有高度的相关性，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孔德认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这主要与当时社会发展方式有关，复杂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代替了简单的个体手工劳动方式，所以人们也逐渐从基于个体经验认知的方式转向基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话语变迁的历史来看，不论采取何种话语方式，其目的还是在于对真理、知识以及人类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追逐，但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了使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的合理性根基更为牢固，就出现了不同学科之间对于“科学语言”抑或学术话语的模仿。“在谈到‘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偏见时，不管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方法和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10]而这样的一种模仿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模仿，更是一种话语的模仿，要素之间的关系、数据之间能够搭建起什么样的模型、固定的文本呈现格式都成为了将自己“包装”成“科学的模样。”学术话语方式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前的哲学思辨型的学术话语方式、基于数量、模型的量化话语方式以及基于扎根理论、民族志方式的质性话语方式和量化和质性的混合话语方式，以及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基于大数据的学术话语方式。但是这种学术话语方式的转变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逻辑，在不同的话语方式阶段都会有新旧话语方式同时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种话语方式占据了主流的位置。 二、学术话语规则和学术秩序的形成
哲学思辨、数理关系、基于文本和证据的阐释学话语方式共同构成了当前学术话语的整体图景，伴随着多样化的学术大厦的形成，不同的话语方式在规范自身学术话语秩序的同时，也在形成结构性的学术秩序。这三种话语方式的规则是不同的，具体体现为内隐性的学术话语方式和外显性的学术话语方式。对于思辨式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基于高度抽象和归纳所形成的概念以及由概念和相互之间的逻辑而搭建的理论。通过抽象化的语词搭配和结构形式来进行相应的知识生产。这种学术话语形式的知识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一种高度内隐式的方式，科学成果的产生是内隐于研究者的头脑之中，研究者通过概念、逻辑的严密性以及论证的自洽性来实现自身的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的元叙事神话也反过来通过科学语言在内容、形式、结构、组织的特征来为自己的“实在”神话进行辩护，通过说明科学语言的超然性来塑造科学知识的情感、社会、主体因素无涉神话。”[11]对于内隐式的话语方式而言，更多的是通过逻辑自洽的语言或概念体系来言说，此种话语规则具有一定的个体性特征，即使对于某种概念可能也会存在不同的理解，相应地此种话语规则的学术秩序就会相对较松散，学科与学科之间更容易产生交叉与融合，并且彼此之间的学术话语也有可通约性的特征。这一类的学术话语方式与托尼·比彻所论述的软科学有着相似之处。每一种学术话语方式都遵循一套严格地言说方式，而不同的言说方式在规定其话语方式的同时，形成了体系化的学术话语秩序。学术话语的类型决定了各自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或多或少的割裂。不同的话语方式都构成了其自身的“阵营”和“部落”。“科学概念的形塑和理论的营造，在仰赖某种可资运用肉眼观察的仪器、技术或程序作中介体来予以精心设计、操纵并圆成。”[12]“它用规范的技术语言表达，这样表明作者的专业能力。认真地引证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其他研究，是为了证实研究的基本前提和表明作者完全熟悉所有的背景材料。理论命题和实验结果用没有个人色彩的被动语态表述，似乎是为了强调所进行的研究的客观性和无偏见性。”[13]内隐式的话语方式内在逻辑主要反映在概念以及语词的运用上，通过概念和语词与寻找学术研究中的规律;“这些科学的话语不仅由其形式和严密性所规定，而且还由它所涉及的对象，它所使用的陈述类型，它所掌握的概念和所利用的策略来规定。”[14]
不同于内隐式的学术话语规则，数理关系式的话语方式以及文本和证据为主的话语方式通过外显性的数据关系、模型建构、文本分析等方式将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给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让我们明晰学术研究的由来、假设、验证的过程以及学术成果得出的依据。“这样的科学观着重的是以既有的经验素材作为具体考察（予以测量时重要的项目）的对象（通常成为‘变项’），并对它进行‘拆零’②的因果分析。”[15]对于外显式的学术话语来说，其言说的形式则更加的多样化，能够通过数理关系、结构模型、政策文本、可视化文本等多种方式呈现。虽然在外显式的学术话语中，数理关系和基于证据的阐释话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并非严格的不可通约关系。当前在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混合研究（Mix-research）试图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进行整合的尝试。就人文学科而言，思辨式的学术话语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外显性的数据模型、关系假设、验证分析成为了其主要的学术话语方式;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体现了思辨式的、梳理关系式的、基于证据的文本分析式的多种学术话语方式。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话语规则形成了整体性的学术话语秩序，只是在这些学术话语秩序由于彼此之间学术话语强度以及接近于“科学”的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等级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三、学术话语勾勒下的学术等级体系
从语言学的历史上来看，语言是动物和人类这一有生命体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语言正是通过人们的诠释被赋予了意义。从语言的发展来看，在学术研究中也充斥着各种形式的语言，这些语言有些成为了固定的学术表达，有些成为了日常化的语言。“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16]学术话语在表达学术思想的同时，确立和维持着相应的学术等级。在当前的一种“学术锦标赛”式的学术环境之中，学术话语、学术等级、学术权力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术等级系统。“学术领域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每件事或多或少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划分等级。”[17]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成学术系统中的等级系统。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与社会地位及其在学术系统中的位置建构起了联系。某一类型的学术话语具有一定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在形成学术身份的同时，也在标立着学术人在学术系统中的学术地位。“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18]学术系统中的声誉、地位是在经历了一系列认可的过程以及制度后而获得，学术的认可与承认主要取决于学术人的学术成果及其学术以及社会影响力，但这样的一种基于成果的学术承认逐渐被基于话语的研究成果所取代。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在学术等级的系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话语与权力之间有着潜在的关系，“权力和依附关系不再直接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客观地建立在制度之间，也就是说建立在得到社会保证的头衔和有社会规定的职位之间，并通过这些头衔和职位，建立在生产并保证头衔、职位之社会价值的社会机制和这些社会特征在生物学个人中的分配之间。”[19]主流的学术话语同样在塑造着差异化的学术等级。代表性著作、学术身份、学术声誉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学术等级的差异，但就我们当前主流的学术话语方式来看，谁掌握了主流学术话语的方式，那么就能够较为便利的获得在学术等级体系中的有利位置，并且，在学术系统之中存在着“马太效应”，致使一些非主流学术话语的使用者就处在了劣势的地位。
学术人所使用的学术话语代表了其权力的强度，在学术话语与知识、权力之间构成了一个链条，你所使用的学术话语决定了你生产的知识是否“强大而有力”，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是否经得起验证，若你使用的学术话语所生产的知识不能被测量、验证，那么“你的知识是羸弱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0]正是这样的“科学”话语逻辑成为了主宰学术话语系统的合理性根基，使得那些经不起检验的、不能得到重复验证并反复使用的理论与观点成为“羸弱的”研究，进而与之所代表的话语也成为了“根基不牢固地”“不科学的”“羸弱的”话语，自然在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不能够获得主流位置。学术话语越是客观、越是能够在学术等级体系中占据着主流的位置。我们需要用“科学的话语”去认识世界，解释各种现象。当下在学术界占据着主流话语权的是以数据、模型、试验等通过数据来分析要素之间相关关系、逻辑关系等的一系列量化实证研究范式。而这样的话语方式下的话语表达则是通过一套严密的、规范的数字化、结构化的方程模型所构成。而这些与数字想挂钩的话语方式又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学术话语与学术等级形成的关系内在逻辑在于哪种学术话语更接近于“科学”，更能够彰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于是，在深谙学术话语与学术系统运作规律的学术人，更加强调对于方法、技术、工具、数据的运用，因为这些工具与方法是在所谓隔离了“人的主观性”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更具普适性的意义和价值。更加逼近于“科学的”“客观的”“强有力的”话语就占据了学术系统的顶端，主宰着学术系统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学术话语方式也在同样经历着制度化、社会化的过程，在某种经历了“社会化”的话语体系中，“异样的”学术话语被视为“异己”或“怪胎”，在与所谓“科学”的方法，“证据的支持”相互勾结，成为了批判的“工具”和“武器”，站在所谓的学术话语巅峰去主宰，压抑其他类型的话语声音。学术系统中的权力等级通过学术话语的方式而实现了。而这样的学术等级系统的构建，源头是要追踪于对于学术研究科学性的溯源，能够被纳入学术系统中的研究活动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包括学科的科学性、逻辑性、可重复性。之所以会形成在学术系统中的等级，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数字以及数据被作为我们去认识世界最客观的工具，近代物理学从哲学中的脱离，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以及人们对于天体运行的观测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这样计算工具;二是当下社会对于可视化证据的青睐，當前人们对于“符号”的热衷，读者需要经过“图像”“符号”“数字”“表格”来获取对于知识的清晰分类，人们认知方式的快速化、媒介化。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去读完一本完全没有数据、图表或者文字以外装扮的文章。人们厌倦了传统文字所带来的平淡，而可视化的图像、表格、结构图形在提升学术品味的同时，也在迎合着人们对于学术美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数字对于学术研究以及话语表达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天然的对学术进行等级式的区分，并在呈现方式上表现的更为“科学”，进而就形成了由于话语差异所带来的在学术系统中的层级与类别。 四、学术话语建构下的学术身份
学术话语建构不同的话语规则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学者的身份，不同的话语方式给学术人贴上了标签，这是一套完整的话语规则体系，如同默顿的科学精神气质一样，学术身份的差异也在影响着学术人的学术话语，从事什么类型的研究就要遵循相应的语言、言语表征方式。学术话语方式首先形成的是学者自身的学术研究取向身份 ，“思辨研究者”“量化研究者”“实证研究者”……等等专业以及口语化的表达代表了学术人的身份差异。学术身份与学术话语之间是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学术身份体现了学术人的学术话语方式;另一方面学术人的学术话语也体现了学术人的学术身份。但在两者之间也绝非是线性的、不变的关系。在学术话语方式和学术身份上会有重叠和更迭抑或不对称性。例如，一些思辨研究者在进行了一段时期的研究后，很有可能会转向实证研究者的行列。当然学术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代表了学者一种研究方法取向，并不能完全与学术研究相吻合。但学术身份所带来的在学术领域中的学术话语权并不会因此而消减。这些不同的学术话语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学术部落，在部落之中他们分享着共同的价值信念、研究方式、行为标准，而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学术话语使得学术人进入不同的学术部落，在这些部落中有着不同的层级，能够获得学术身份的晋升，取决于学术人在共同体中被认可的程度。从当前的学术系统来看，运用量化和文本分析的实证学术话语更能够获得来自不同学科学术部落的认可。如前所述，这种外显式的话语方式更能够代表学术人的“科学性”以及学术话语的权威。因此，不同的话语所带来的学术身份上的差异就造成了其在学术权力以及学术资源上的差异。
五、学术话语生态的建构
“‘客体化’的逻辑以及科学方法和程序进而被‘对象化’，反过来支配着人自身，以作为保证获得‘真理’的最佳护身符。结果，所谓的‘人’成为‘逻辑与方法至上’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试验品，人的主体能动性被‘社会化’，甚至以几乎完全‘社会化’的方式来不断地予以亵渎，以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实际上是遭受着压抑的。”[21]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是，主流的话语方式是否就是“正确的”？对于学术话语生态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而当前的问题是，学术话语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学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通过话语方式的形式化评价代替了以质量为导向的实质化评价方式。并且，“在现实的研究和操作过程中，各种方法取向之间并非存在那么清晰的区分，只是因为人们对本体性的苛求在话语上放大了各自间的分歧。”[22]
学术话语与学术秩序的生态化存在方式应当是多元并存的局面，如同赵鼎新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而不是范式转移。”[23]托马斯·库恩在告诉我们科学革命的转变是范式之间的转换，但从实际的学术范式转变来看，科学范式的转换并非是一种范式的绝对消失，并且库恩自己也曾指出，“新范式必须能够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24]。从话语方式的演变来看，从早期的哲学思辨式的话语方式到当代以数据模型为基础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是在交替的过程中实现着发展与超越。生态化的学术秩序的形成是多种学术话语，以及学术话语方式所形成的学术研究共同存在基础上的学术秩序生态。不同的学术话语、学术秩序发挥着在面对特定问题时所要采取的途径，而不能被冠以学术话语的价值判定。学术话语的生态化体系并不是在关于学术话语价值的评判，同样也包括了不同话语方式之间交叉与融合的可能，多种范式的交替抑或是多种范式的并存。“量化、质性及混合研究三者不具有排他性，选择何种研究方法关键要依据研究问题。”[25]我们抵达真理彼岸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能顾此失彼。更重要的是，学术话语以及学术话语的表达最终指向的是思想的启迪、技术的进步、应用的创新，而当前的学术系统中“垃圾概念于是充斥于各种学术期刊和书籍，而它们的创造者也只能通过似是而非的复杂语言来掩盖演绎能力的缺乏，以及经验感和想象力的苍白。”[26]但我们也会发现学术系统是一个存在等级的体系，但这样的一个系统时在交替更迭中不断前行的。
不同的学术话语代表了学术人对于研究领域的裁剪、处理，都具有一定的建构特征。不论是强调客观的数理逻辑的话语方式，还是主观思辨和证据支撑的阐释话语方式。“在SSK学者看来，主要是科学话语具有主体性特征，科学话语中嵌入了科学家本人的个人情感、利益（学术的或政治的）社会属性（其在科学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在学术网络中的地位）先入之见的学术立场等，这些主体性特征影响了科学话语的书写方式及语言组织模式。”[27]利奥塔也曾经指出过对于“科学话语”的质疑，“这些科学的地位取决于一种语言的存在，这种语言的运作规则本身并不能得到证明，但它们是专家之间达成的共识。”[28]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最能够代表科学的数学语言就是完全无懈可击或根基牢固的，任何的一种话语都代表了一种“语言游戏”，“游戏”是否能够进行，则取决于游戏中的人是否对规则达到了共同的认可。“切不可只相信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所说的。他们应该成为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情况提供者’，即一个有特长的、当然得情况提供者，但最终是一位令人怀疑的情况提供者。”[29]
话语不再仅仅作为被动的工具被言说和使用，在话语、权力与秩序之间构成了共同促进的体系，学术研究通过外显的话语来形成一定的学术权力，在不同的话语中构成了整体性的学术秩序，不同的话语方式需要遵循相应的秩序，进而又重新形成权力与等级关系。学术话语参与到整个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它不仅仅在规范着特定学术话语的规则，也在形塑学术人身份的同时，进一步的形成学术系统中的秩序和等级，不同的学术话语共同构成了整个学术系统运行所依赖的话语规则及其建立起的秩序，而这样的学术秩序也会随着学术话语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变动。因此，从学术话语的角度而言，学术系统的运作正是在这样的变动过程中，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学术秩序平衡。“话语得到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其根据是话语类型在话语过程中的变化着的结构，并根据诸如此类的变化如何反应和建构更加广阔的社会变化过程。”[30]各种学術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有机团结构成了学术话语的整体样式，学术话语中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并不是单纯来自对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接受，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上的功能性相互依赖。”[31]学术话语言说对象的性质不同，而不同的学术话语部落之间也是一种基于分工的功能性依赖，通过整体性的、各有分工的学术话语规则与体系，共同构筑学术话语、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总之，学术秩序通过学术话语得以建立，不同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等级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话语不仅在整个学术生产中具有了建构了作用，同样也在建构着学术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彰显学术等级。学术话语、学术秩序以及学术权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行动者网络”，在彼此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对于学术系统规则的更新和再生产。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话语是科学话语，而非叙述性话语，虽然利奥塔指出了对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质疑，但文中所提到的三种科学话语的形式具有其历史性的特征，并且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得到共同的认可。
②所谓“拆零”意指的是把一件事物或现象的整体一起内涵的成分拆成数部分，进而对其彼此之间或它们与整体之间进行因果关系的剖析。这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最典型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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