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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董事长王石与妻子离婚并同一80后女演员相好的消息，轰动中国互联网。羡慕、祝福、批评以及对婚姻爱情的种种感叹相互交织。中国大事不断，但这样的婚变消息总能强有力地插进来，相当夺目，说明这个世界忙来忙去，但感情生活永远是人们最在意的东西之一，而它的质量同社会进步的关系又最难以琢磨。
中国这些年显然进步了，离婚率也在快速上升。高离婚率究竟是坏事，还是它给人们带来的自由足以弥补它制造的坏处，这很难说清，甚至争论都难以有效展开。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得到高质量情爱的机会多了，但经历过一两次离婚的人又未必真这样看。婚姻幸福与否几乎是纯个性化的东西，社会无法成批制造，只能框定边界。
过去社会对结婚、离婚都有一定的干预，如今这样的干预只剩下道德，而婚恋道德本身也在改变，对自由给予了几乎是开放的空间。人们对婚恋幸福的敏感度快速降低，对不幸婚姻的承受力也在降低。
一方面婚姻自由已近“绝对”，另一方面“剩女”在增多，白领女性“结婚难”尤其严重。选择自由走向选择难的反面，这究竟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社会有一定责任？
我们显然不能，也没有可能朝婚姻不自由的方向倒退，但中国人的确应当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想一想，时间更长、有一定质量的婚姻是社会根本无力帮助形成的吗？婚姻自由是否真的意味着社会对干预的完全放弃？
除了办婚介，以及在朋友中间做热心肠的穿针引线，社会是否有必要在道德引导上做些什么，以及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加入一些帮助已婚夫妻延续感情的元素？
生活中感情好的夫妻往往受人羡慕，但这样的羡慕在文艺作品中得到有效宣扬的并不充足。中国电视剧写夫妻感情的很多，但是特别让人羡慕的荧屏夫妻故事却很少。
中国人加班太多，事业上相对成功的人加班尤其多，在造成婚变的各种原因中，夫妻相处的时间不足，这个原因未必是排到最后的那一个。人们投向工作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增加，而配偶相互接触对方同事和环境的机会在减少，婚姻完全缩回到一间小屋里，这的确保护了个人空间不受侵犯，但外界能够帮助调节婚姻氛围的能力也越来越小。
市场经济来到中国时间还不够长，离婚完全放开也只冲击了大约两代人。中国高离婚率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回落，就像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那样。
名人的高离婚率大概很难避免，没必要对他们进行指责。只是围绕名人婚变的大量社会感慨的确提醒了我们：对人们婚姻幸福不忘关注，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不应放弃探索和努力。
这决不是要干涉个人婚姻自由。重新把人们的隐私带回到公共领域，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现实是，围绕婚恋的社会困惑非常多，困难也非常多，需要帮助的人同样多。不要为了保障自由就忘了提供该有的帮助，社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平衡。
（作者系《环球时报》评论员，维庆摘自《环球时报》）
中国这些年显然进步了，离婚率也在快速上升。高离婚率究竟是坏事，还是它给人们带来的自由足以弥补它制造的坏处，这很难说清，甚至争论都难以有效展开。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得到高质量情爱的机会多了，但经历过一两次离婚的人又未必真这样看。婚姻幸福与否几乎是纯个性化的东西，社会无法成批制造，只能框定边界。
过去社会对结婚、离婚都有一定的干预，如今这样的干预只剩下道德，而婚恋道德本身也在改变，对自由给予了几乎是开放的空间。人们对婚恋幸福的敏感度快速降低，对不幸婚姻的承受力也在降低。
一方面婚姻自由已近“绝对”，另一方面“剩女”在增多，白领女性“结婚难”尤其严重。选择自由走向选择难的反面，这究竟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社会有一定责任？
我们显然不能，也没有可能朝婚姻不自由的方向倒退，但中国人的确应当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想一想，时间更长、有一定质量的婚姻是社会根本无力帮助形成的吗？婚姻自由是否真的意味着社会对干预的完全放弃？
除了办婚介，以及在朋友中间做热心肠的穿针引线，社会是否有必要在道德引导上做些什么，以及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加入一些帮助已婚夫妻延续感情的元素？
生活中感情好的夫妻往往受人羡慕，但这样的羡慕在文艺作品中得到有效宣扬的并不充足。中国电视剧写夫妻感情的很多，但是特别让人羡慕的荧屏夫妻故事却很少。
中国人加班太多，事业上相对成功的人加班尤其多，在造成婚变的各种原因中，夫妻相处的时间不足，这个原因未必是排到最后的那一个。人们投向工作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增加，而配偶相互接触对方同事和环境的机会在减少，婚姻完全缩回到一间小屋里，这的确保护了个人空间不受侵犯，但外界能够帮助调节婚姻氛围的能力也越来越小。
市场经济来到中国时间还不够长，离婚完全放开也只冲击了大约两代人。中国高离婚率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回落，就像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那样。
名人的高离婚率大概很难避免，没必要对他们进行指责。只是围绕名人婚变的大量社会感慨的确提醒了我们：对人们婚姻幸福不忘关注，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不应放弃探索和努力。
这决不是要干涉个人婚姻自由。重新把人们的隐私带回到公共领域，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现实是，围绕婚恋的社会困惑非常多，困难也非常多，需要帮助的人同样多。不要为了保障自由就忘了提供该有的帮助，社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平衡。
（作者系《环球时报》评论员，维庆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