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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面对私情与公理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好公与私、情与理的关系，做到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一代偉人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一枝一叶总关情：大人物的小细节
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心系苍生百姓，胸怀国家天下，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但同时他也是身为人子、身为人夫、身为人父，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对于毛泽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毛泽东对母亲又有怎样的至孝之情，我们可从他留下的《祭母文》中见其一斑：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
如果说对自己生身父母的爱是一种报答的话，那么对于杨开慧父母的照顾则是夫妻之爱的表达与延续。1920年1月17日，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奔波操持，料理后事，经他苦心筹集，开慧一家得以扶柩南下，回到长沙板仓故乡。1949年长沙解放后，毛泽东获悉开慧的母亲健在的消息，立即给老人拍去电报问候和祝贺，并从此担负起赡养老人的义务。1950年，老人80大寿，他让毛岸英专程代表他去湖南看望老人和众乡亲，并为开慧烈士扫墓。后来有同志去长沙，毛泽东又托人带去一件皮袄，给老人御风寒。1960年，老人90寿辰，毛泽东专门给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开英同志：杨老太太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接将200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1962年，老人去世，毛泽东很悲痛，寄去500元安葬费，并给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了一封信，要求将老人“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日理万机，却对杨家老人的事关怀备至，这既是赤子之义，也是夫妻情深，是他与杨开慧旷世爱情的见证。
毛泽东对于子女的爱，体现在对他们成长的关心和爱护上。毛泽东总是勉励子女多读书，向他们推荐各种好书并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延安时期，为了使远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毛岸青能在异国他乡多读书，尤其是多读点儿中国的书，毛泽东两次寄书给他们，同时专门写信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方向提出要求，要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无声无息中为孩子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毛泽东注意引导孩子，鼓励他们动脑子，独立思考，从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见，从不用“你这种观点不对，你应该怎样”的口吻对他们说话。在他面前，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和他交流、讨论和辩论，这样就在轻松愉快中推动了孩子们认识上的提高和思想上的进步。
二、出于情而止于理：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不要搞特殊化
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控好个人情感，而不以私害公。
毛泽东的童年是在湘乡唐家坨其外婆家——文家度过的。在文家，他得到了众多长辈的喜爱和照顾，也同文家的表兄弟、表姊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希望毛泽东能够借职务之便给他们安排工作。对这些要求，毛泽东一概予以拒绝，“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即便是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不例外。杨开智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后来回湖南工作，他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早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曾得到过杨开智的掩护和帮助。至亲关系、为革命作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些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如果靠裙带关系，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毛泽东回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泽东又给当时主政湖南的王首道写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讲规矩，守纪律，这就是毛泽东在亲情面前的选择。
对亲友如此，对子女同样如此。毛泽东十分喜欢《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推荐此文时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关心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蹲过国民党的牢房。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艰辛磨难。193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被送到苏联学习。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拜农民为师。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难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泽东不仅对20多岁的儿子这样严格要求，对于几岁的女儿也不例外。李讷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但毛泽东却从来不允许她在生活上有丝毫特殊。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道：“小韩，以后你就带李讷吃大食堂吧。”大食堂的伙食是每天两顿水煮黑豆，大人吃了胀肚子，小孩子怎受得了？卫士们忍不住劝道：“孩子才7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的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往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们不要说了。”就这样，7岁的李讷每天与战士们一样，自己拿着一个小搪瓷碗，排队从大锅里分得一份黑豆，同大人们一起嚼着、咽着。解放后，条件大为改善，韩桂馨再次请求毛泽东带李讷一起用餐时，毛泽东还是回答：“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她一起吃大食堂吧。”“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恪守本分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毛泽东对子女一再要求不要特殊化，以至于许多年后，当李讷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记忆犹新：“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 三、道是无情却有情：毛泽东红色家风中情理交融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停留在情与理、公与私的对立，我们似乎还难以理解毛泽东红色家风的深层含义——
何以毛泽东会在《西行漫记》中对斯诺这样描述他的家庭：“我家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何以毛泽东在怀念爱妻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悲痛起句，却能在“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中升华。不但如此，结尾句情绪、意境陡然间由凄清、凄美转向热烈、奔放，一腔深情化作豪雨傾盆而下。
何以理解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当毛泽东在得知消息时，那份简短的电报他看了足足三四分钟，最终说道：“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两个多月后，彭德怀回北京汇报朝鲜战局，对毛岸英牺牲深感内疚。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的还是这样的话：“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多年后，毛泽东向好友周世钊谈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會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纱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保存了26年，这寄托了一位父亲对于儿子怎样的思念！
何以毛泽东对亲戚的要求格外严格。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文家亲戚从北京回来，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得不得了，出现了不大服从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得知后，高度重视，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正因为深爱着亲人们，毛泽东才决不做他们缺点错误的靠山，不为他们的缺点错误撑腰；相反，他把这份浓郁的关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进步。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大情大爱、真情厚爱。
古人云：“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命运和国家面貌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家风方面也堪称一代典范。他给自己定下并一直遵循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责编 / 吴耀明）
一、一枝一叶总关情：大人物的小细节
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心系苍生百姓，胸怀国家天下，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但同时他也是身为人子、身为人夫、身为人父，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对于毛泽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毛泽东对母亲又有怎样的至孝之情，我们可从他留下的《祭母文》中见其一斑：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
如果说对自己生身父母的爱是一种报答的话，那么对于杨开慧父母的照顾则是夫妻之爱的表达与延续。1920年1月17日，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奔波操持，料理后事，经他苦心筹集，开慧一家得以扶柩南下，回到长沙板仓故乡。1949年长沙解放后，毛泽东获悉开慧的母亲健在的消息，立即给老人拍去电报问候和祝贺，并从此担负起赡养老人的义务。1950年，老人80大寿，他让毛岸英专程代表他去湖南看望老人和众乡亲，并为开慧烈士扫墓。后来有同志去长沙，毛泽东又托人带去一件皮袄，给老人御风寒。1960年，老人90寿辰，毛泽东专门给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开英同志：杨老太太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接将200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1962年，老人去世，毛泽东很悲痛，寄去500元安葬费，并给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了一封信，要求将老人“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日理万机，却对杨家老人的事关怀备至，这既是赤子之义，也是夫妻情深，是他与杨开慧旷世爱情的见证。
毛泽东对于子女的爱，体现在对他们成长的关心和爱护上。毛泽东总是勉励子女多读书，向他们推荐各种好书并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延安时期，为了使远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毛岸青能在异国他乡多读书，尤其是多读点儿中国的书，毛泽东两次寄书给他们，同时专门写信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方向提出要求，要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无声无息中为孩子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毛泽东注意引导孩子，鼓励他们动脑子，独立思考，从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见，从不用“你这种观点不对，你应该怎样”的口吻对他们说话。在他面前，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和他交流、讨论和辩论，这样就在轻松愉快中推动了孩子们认识上的提高和思想上的进步。
二、出于情而止于理：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不要搞特殊化
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控好个人情感，而不以私害公。
毛泽东的童年是在湘乡唐家坨其外婆家——文家度过的。在文家，他得到了众多长辈的喜爱和照顾，也同文家的表兄弟、表姊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希望毛泽东能够借职务之便给他们安排工作。对这些要求，毛泽东一概予以拒绝，“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即便是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不例外。杨开智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后来回湖南工作，他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早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曾得到过杨开智的掩护和帮助。至亲关系、为革命作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些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如果靠裙带关系，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毛泽东回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泽东又给当时主政湖南的王首道写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讲规矩，守纪律，这就是毛泽东在亲情面前的选择。
对亲友如此，对子女同样如此。毛泽东十分喜欢《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推荐此文时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关心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蹲过国民党的牢房。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艰辛磨难。193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被送到苏联学习。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拜农民为师。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难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泽东不仅对20多岁的儿子这样严格要求，对于几岁的女儿也不例外。李讷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但毛泽东却从来不允许她在生活上有丝毫特殊。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道：“小韩，以后你就带李讷吃大食堂吧。”大食堂的伙食是每天两顿水煮黑豆，大人吃了胀肚子，小孩子怎受得了？卫士们忍不住劝道：“孩子才7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的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往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们不要说了。”就这样，7岁的李讷每天与战士们一样，自己拿着一个小搪瓷碗，排队从大锅里分得一份黑豆，同大人们一起嚼着、咽着。解放后，条件大为改善，韩桂馨再次请求毛泽东带李讷一起用餐时，毛泽东还是回答：“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她一起吃大食堂吧。”“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恪守本分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毛泽东对子女一再要求不要特殊化，以至于许多年后，当李讷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记忆犹新：“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 三、道是无情却有情：毛泽东红色家风中情理交融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停留在情与理、公与私的对立，我们似乎还难以理解毛泽东红色家风的深层含义——
何以毛泽东会在《西行漫记》中对斯诺这样描述他的家庭：“我家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何以毛泽东在怀念爱妻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悲痛起句，却能在“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中升华。不但如此，结尾句情绪、意境陡然间由凄清、凄美转向热烈、奔放，一腔深情化作豪雨傾盆而下。
何以理解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当毛泽东在得知消息时，那份简短的电报他看了足足三四分钟，最终说道：“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两个多月后，彭德怀回北京汇报朝鲜战局，对毛岸英牺牲深感内疚。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的还是这样的话：“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多年后，毛泽东向好友周世钊谈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會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纱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保存了26年，这寄托了一位父亲对于儿子怎样的思念！
何以毛泽东对亲戚的要求格外严格。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文家亲戚从北京回来，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得不得了，出现了不大服从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得知后，高度重视，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正因为深爱着亲人们，毛泽东才决不做他们缺点错误的靠山，不为他们的缺点错误撑腰；相反，他把这份浓郁的关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进步。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大情大爱、真情厚爱。
古人云：“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命运和国家面貌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家风方面也堪称一代典范。他给自己定下并一直遵循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责编 / 吴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