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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郭文香没想过要和自杀者打交道。有人告诉她,在北戴河边开旅馆,是个赚钱的活儿。这个农妇能给游客们提供的除了可口的饭菜,便宜而干净的床铺,还有走上几步就能看见的大海。
可20多年来,她几乎没赚着钱,却从大海边救回了100多个“寻死的人”。她常常“请走”旅馆里的其他客人,为这些轻生者提供免费的床和饭菜,陪他们说话,让他们重新找回活下去的勇气。
“文香嫂就像海边的活菩萨呀。”有邻近的村民这么说。
只是,郭文香不太喜欢这些“表扬”,她简单地把这称为“做好事”。
“寻死的人,总有一个结在那里,你得把它解开。”这是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妇,所能想到的“最有文化的一句话”。
她已经68岁了,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草厂村的一个普通农民。1984年,那时还年轻的郭文香,腾出家里的3间老平房,隔出了10多间客房,这也是北戴河海滨最早的家庭旅馆之一。
第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一个穿着黑布鞋、蓝色土布裤子的乡下姑娘。那是文香旅馆开业的第7天。这个19岁的姑娘一进门,郭文香就吓了一跳:女客人脸色煞白,看起来“心事很大”。
到了夜里,郭文香发现姑娘“消失了”。她急得一夜没睡,距离旅馆10公里远的派出所,她来来回回折腾了七八趟。
这个临海的小村子,周边有不少险峻的礁石,常常有人在那儿丧命。幸好这一次,郭文香在海边找到了这个姑娘。她已经坐了四天四夜,因为涨潮,几次跳海未遂。由于家境贫穷,她要被“换亲”给一个瘸腿的中年鳏夫,她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郭文香收留了这个19岁的姑娘。她还找到派出所,和姑娘的父亲商量,退掉了这门不称心的婚事。如今,“姑娘”已经当上了奶奶,她每年都会给“文香姐姐”寄来新鲜的黍面和亲手绣制的鞋垫。
从此,郭文香“喜欢上了”去海边走走。20多年来,每当太阳下山时,她就会穿着那身洗旧的碎花布褂,跨出文香旅馆的门槛,步行5分钟,去北戴河边溜达一圈。
她就像“一只患上了‘职业病’的警犬”。遇上那些看起来异样的游客,郭文香就会主动迎上去,假意推销土特产,笑着跟人家逗逗乐子:“您看,我们这边好玩不?”
她的旅馆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公安局、派出所或者旅店老板,甚至是附近的居民,都将自杀未遂的轻生者送到这里。这里面,有生意失败的大老板,有婚事受阻的小护士,有身患绝症的退休女工,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北漂”大学生。
常有人好奇地问:“文香嫂,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呢?这些人为什么都听你的话?”
她就会呆呆地想上半晌,尽管她从来没有想明白过。
这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从不在意自己的生意好坏。即便最热闹的度假时节,她也会将旅馆腾空,将空间留给这些特殊的客人。不管年龄多大,郭文香将这些绝望的人一律叫做“孩子”。
一个30多岁的北京女白领,患上了食道癌。这个还未结婚的年轻女人,换上一身火红的婚纱,坐上火车,到北戴河边自杀。这个女人的食道已经腐烂了,小便开始失禁,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恶臭。
郭文香决意陪着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她拉着这个绝望的女人,跑到时装市场买大花的曳地长裙,带她去城里的理发店,做一个好看的波浪鬈发。
“孩子,你看,你多漂亮!”郭文香指指镜子,笑着说。
2003年夏天的一个午夜,几个陌生游客前来敲门,抱进来一个跳海未遂的年轻男人,因为生意失败,负债累累,他被妻子抛弃,母亲也因此活活急死。
几天下来,这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体复原了,却总是一言不发。郭文香拉着他爬山、看海、逛公园,每天走上长长的一段路。“孩子,我的腿脚不灵光,但我还是一直都会陪着你走。”郭文香说。
这个男子忽然跪倒在她的面前,抱着头,放声大哭。
她还记得一个俊俏的小姑娘,长着一张瓜子脸,有一双漂亮的杏核眼。2005年她从大学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加上被男朋友抛弃,于是吞服了安眠药,爬上礁石,跳进了大海。
被人救上来的女孩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的鼻子、嘴巴里都塞满了沙子。郭文香捧着一盆温水,用一块粉红色的毛巾,一边轻轻地擦,一边用手指,将沙子一粒一粒抠出来。
这样的事总在这间小小的旅馆里上演。她有着一副“菩萨心肠”。20多年来,郭文香的眼睛总是红肿的,每遇到一个轻生者,“就跟上了辣椒水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为这些客人安置了专门的客房。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孩子”的,一张是郭文香的。陪睡的几千个晚上,她从来不敢合上眼睛,怕一睁眼,这些人又不见了。
在这些漆黑的夜晚里,离婚的妇人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哀怨的往事,离家出走的少年会哭着喊“妈妈”,病重的流浪汉会唱起走调儿的乡曲,失意的商人会炫耀辉煌的往昔……更多的时候,他们留给郭文香沉默的背影,或者乍起乍落的梦魇。
她嫌自己嘴笨,于是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她会搬上一条小板凳,或者顺腿坐在床沿上,听这些“孩子”说话。等他们说累了,郭文香就端上亲手做的打卤面、炒饭或者南瓜粥,放在这些沉默、哭泣或者歇斯底里的人面前。
有时,她只是默默地点头;有时,她会长长地叹息。更多的时候,她会掉着眼泪,和这些“死过一回”的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她没法撒手。从那些拥抱里,她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在郭文香的怀抱里挣脱了死亡的人,重新踏上了前往人间的道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还没反应过来,该和眼前这个女人说声“谢谢”。有些人甚至一言不发就消失了。不过,回过神来,他们会给郭文香寄来信件、明信片和包裹。
但她从未“搭理”他们。她没有回过任何一封信,也拒绝向前来的媒体提供这些人的联系方式。
“他们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她总是这样说。
20多年过去了,郭文香和她的小旅馆正一起慢慢变老。她的称呼,从人们口中的“姐姐”、“妈妈”变成“奶奶”;“文香旅馆”这块招牌,起初只是门匾上的墨笔标志,如今已用一块铁板撑起,上面是硕大的4个红漆字。
她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可是这100多个人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她会一个人坐在旅馆院子里的石凳上,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偶尔有海风吹在她枯黄的脸上,乌黑的瞳仁却依然清亮,就像北方最新鲜的黑枣。
她也会隐约记起一些让她生气的事情。曾有一个轻生者的家属找上门来表达谢意,从包里甩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说:“钱够吗?不够还有!”
这时,平素好说话的郭文香就会不由自主地拉下脸,粗声粗气地回绝:“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她不是不缺钱。几年前,她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开设了“郭文香老年疗养中心”,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她悄悄地守着一个秘密——疗养中心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甚至用不起煤气。每到傍晚,郭文香就会带着腿脚方便的老人,出去拾柴火。为了贴补家用,已经70岁高龄的丈夫,依然每天早上7点出门,跟着旅游大巴卖票。
她依然很穷,就像20多年前那个为了生计,开办文香旅馆的农妇一样。而对一些事情,她也“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无论走到哪里,郭文香都会戴着一块“共产党员”的胸牌。她在50岁上入的党,可是,她疑惑地发现,周围谁也不戴这个“牌牌”。
她特别看不惯那些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的人。于是,她索性把自己的白发染黑了,专门“抢座”,然后给老人们让座。
很多赚钱的机会纷至沓来。一些学校、企业邀请郭文香去“讲故事”,开价一小时200元。郭文香想不明白:“为什么讲故事还要收费?”她唯一的要求是:“我要喝很多水。”因为紧张,这个笨嘴笨舌的老太太在讲台上老是出汗,讲不完一句囫囵话,只得用喝水来化解尴尬。
“就像饮驴。”她挺不好意思地说,脸“刷”地红了。
如今,这个68岁的农妇已是秦皇岛的“名人”了。走在街上,每隔几米,总有陌生人冲着她打招呼。在大排档吃饭,一个东北大汉跑上来和她握手,差点儿把她的手给“捏断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跑到文香旅馆来做义工。还有小学生们一边喊着“文香奶奶”,一边索要签名。
声名在外的文香旅馆,也逐渐成了“收容所”。遇上烂醉如泥的客人,出租车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郭文香;一个打工仔从火车站“拾”了一个饿昏的老乞丐,也送到旅馆门口;还有些外地的流浪汉闻声赶来,赖在这块牌子下,不肯离开。
自然,一些“好事”的媒体也纷纷前来旅馆,寻找这个头发斑白的农妇,声称要为“好人”做一个专题报道。不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示或暗示这个老太太“给点好处”,其中一家的前提是,她得“先付3万块”。■
(摘自《中国青年报》)(责编 达溪河)
可20多年来,她几乎没赚着钱,却从大海边救回了100多个“寻死的人”。她常常“请走”旅馆里的其他客人,为这些轻生者提供免费的床和饭菜,陪他们说话,让他们重新找回活下去的勇气。
“文香嫂就像海边的活菩萨呀。”有邻近的村民这么说。
只是,郭文香不太喜欢这些“表扬”,她简单地把这称为“做好事”。
“寻死的人,总有一个结在那里,你得把它解开。”这是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妇,所能想到的“最有文化的一句话”。
她已经68岁了,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草厂村的一个普通农民。1984年,那时还年轻的郭文香,腾出家里的3间老平房,隔出了10多间客房,这也是北戴河海滨最早的家庭旅馆之一。
第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一个穿着黑布鞋、蓝色土布裤子的乡下姑娘。那是文香旅馆开业的第7天。这个19岁的姑娘一进门,郭文香就吓了一跳:女客人脸色煞白,看起来“心事很大”。
到了夜里,郭文香发现姑娘“消失了”。她急得一夜没睡,距离旅馆10公里远的派出所,她来来回回折腾了七八趟。
这个临海的小村子,周边有不少险峻的礁石,常常有人在那儿丧命。幸好这一次,郭文香在海边找到了这个姑娘。她已经坐了四天四夜,因为涨潮,几次跳海未遂。由于家境贫穷,她要被“换亲”给一个瘸腿的中年鳏夫,她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郭文香收留了这个19岁的姑娘。她还找到派出所,和姑娘的父亲商量,退掉了这门不称心的婚事。如今,“姑娘”已经当上了奶奶,她每年都会给“文香姐姐”寄来新鲜的黍面和亲手绣制的鞋垫。
从此,郭文香“喜欢上了”去海边走走。20多年来,每当太阳下山时,她就会穿着那身洗旧的碎花布褂,跨出文香旅馆的门槛,步行5分钟,去北戴河边溜达一圈。
她就像“一只患上了‘职业病’的警犬”。遇上那些看起来异样的游客,郭文香就会主动迎上去,假意推销土特产,笑着跟人家逗逗乐子:“您看,我们这边好玩不?”
她的旅馆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公安局、派出所或者旅店老板,甚至是附近的居民,都将自杀未遂的轻生者送到这里。这里面,有生意失败的大老板,有婚事受阻的小护士,有身患绝症的退休女工,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北漂”大学生。
常有人好奇地问:“文香嫂,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呢?这些人为什么都听你的话?”
她就会呆呆地想上半晌,尽管她从来没有想明白过。
这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从不在意自己的生意好坏。即便最热闹的度假时节,她也会将旅馆腾空,将空间留给这些特殊的客人。不管年龄多大,郭文香将这些绝望的人一律叫做“孩子”。
一个30多岁的北京女白领,患上了食道癌。这个还未结婚的年轻女人,换上一身火红的婚纱,坐上火车,到北戴河边自杀。这个女人的食道已经腐烂了,小便开始失禁,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恶臭。
郭文香决意陪着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她拉着这个绝望的女人,跑到时装市场买大花的曳地长裙,带她去城里的理发店,做一个好看的波浪鬈发。
“孩子,你看,你多漂亮!”郭文香指指镜子,笑着说。
2003年夏天的一个午夜,几个陌生游客前来敲门,抱进来一个跳海未遂的年轻男人,因为生意失败,负债累累,他被妻子抛弃,母亲也因此活活急死。
几天下来,这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体复原了,却总是一言不发。郭文香拉着他爬山、看海、逛公园,每天走上长长的一段路。“孩子,我的腿脚不灵光,但我还是一直都会陪着你走。”郭文香说。
这个男子忽然跪倒在她的面前,抱着头,放声大哭。
她还记得一个俊俏的小姑娘,长着一张瓜子脸,有一双漂亮的杏核眼。2005年她从大学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加上被男朋友抛弃,于是吞服了安眠药,爬上礁石,跳进了大海。
被人救上来的女孩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的鼻子、嘴巴里都塞满了沙子。郭文香捧着一盆温水,用一块粉红色的毛巾,一边轻轻地擦,一边用手指,将沙子一粒一粒抠出来。
这样的事总在这间小小的旅馆里上演。她有着一副“菩萨心肠”。20多年来,郭文香的眼睛总是红肿的,每遇到一个轻生者,“就跟上了辣椒水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为这些客人安置了专门的客房。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孩子”的,一张是郭文香的。陪睡的几千个晚上,她从来不敢合上眼睛,怕一睁眼,这些人又不见了。
在这些漆黑的夜晚里,离婚的妇人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哀怨的往事,离家出走的少年会哭着喊“妈妈”,病重的流浪汉会唱起走调儿的乡曲,失意的商人会炫耀辉煌的往昔……更多的时候,他们留给郭文香沉默的背影,或者乍起乍落的梦魇。
她嫌自己嘴笨,于是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她会搬上一条小板凳,或者顺腿坐在床沿上,听这些“孩子”说话。等他们说累了,郭文香就端上亲手做的打卤面、炒饭或者南瓜粥,放在这些沉默、哭泣或者歇斯底里的人面前。
有时,她只是默默地点头;有时,她会长长地叹息。更多的时候,她会掉着眼泪,和这些“死过一回”的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她没法撒手。从那些拥抱里,她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在郭文香的怀抱里挣脱了死亡的人,重新踏上了前往人间的道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还没反应过来,该和眼前这个女人说声“谢谢”。有些人甚至一言不发就消失了。不过,回过神来,他们会给郭文香寄来信件、明信片和包裹。
但她从未“搭理”他们。她没有回过任何一封信,也拒绝向前来的媒体提供这些人的联系方式。
“他们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她总是这样说。
20多年过去了,郭文香和她的小旅馆正一起慢慢变老。她的称呼,从人们口中的“姐姐”、“妈妈”变成“奶奶”;“文香旅馆”这块招牌,起初只是门匾上的墨笔标志,如今已用一块铁板撑起,上面是硕大的4个红漆字。
她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可是这100多个人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她会一个人坐在旅馆院子里的石凳上,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偶尔有海风吹在她枯黄的脸上,乌黑的瞳仁却依然清亮,就像北方最新鲜的黑枣。
她也会隐约记起一些让她生气的事情。曾有一个轻生者的家属找上门来表达谢意,从包里甩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说:“钱够吗?不够还有!”
这时,平素好说话的郭文香就会不由自主地拉下脸,粗声粗气地回绝:“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她不是不缺钱。几年前,她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开设了“郭文香老年疗养中心”,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她悄悄地守着一个秘密——疗养中心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甚至用不起煤气。每到傍晚,郭文香就会带着腿脚方便的老人,出去拾柴火。为了贴补家用,已经70岁高龄的丈夫,依然每天早上7点出门,跟着旅游大巴卖票。
她依然很穷,就像20多年前那个为了生计,开办文香旅馆的农妇一样。而对一些事情,她也“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无论走到哪里,郭文香都会戴着一块“共产党员”的胸牌。她在50岁上入的党,可是,她疑惑地发现,周围谁也不戴这个“牌牌”。
她特别看不惯那些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的人。于是,她索性把自己的白发染黑了,专门“抢座”,然后给老人们让座。
很多赚钱的机会纷至沓来。一些学校、企业邀请郭文香去“讲故事”,开价一小时200元。郭文香想不明白:“为什么讲故事还要收费?”她唯一的要求是:“我要喝很多水。”因为紧张,这个笨嘴笨舌的老太太在讲台上老是出汗,讲不完一句囫囵话,只得用喝水来化解尴尬。
“就像饮驴。”她挺不好意思地说,脸“刷”地红了。
如今,这个68岁的农妇已是秦皇岛的“名人”了。走在街上,每隔几米,总有陌生人冲着她打招呼。在大排档吃饭,一个东北大汉跑上来和她握手,差点儿把她的手给“捏断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跑到文香旅馆来做义工。还有小学生们一边喊着“文香奶奶”,一边索要签名。
声名在外的文香旅馆,也逐渐成了“收容所”。遇上烂醉如泥的客人,出租车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郭文香;一个打工仔从火车站“拾”了一个饿昏的老乞丐,也送到旅馆门口;还有些外地的流浪汉闻声赶来,赖在这块牌子下,不肯离开。
自然,一些“好事”的媒体也纷纷前来旅馆,寻找这个头发斑白的农妇,声称要为“好人”做一个专题报道。不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示或暗示这个老太太“给点好处”,其中一家的前提是,她得“先付3万块”。■
(摘自《中国青年报》)(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