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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是个令人歆羡的学术伊甸园。这里没有教学活动，吸纳全国学术英才，一旦入选为fellow（有管理权、评议权及选举和被选为院长权利的研究员兼教师），则享誉甚高，且可自由教学或研究，或在伦敦工作。1933年到1939年，年轻的以赛亚伯林便在这里度过他的学术成长时期。
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家庭，1921年，他十一岁随父母逃亡英国，从此接受英国教育。然而，真正给予他归属感的是全灵学院。这个时期他与不少英国学界闻人相过从，有的成为挚友或论敌，如诗人奥登、艾略特，小说家E.鲍恩、V.伍尔夫，哲学家艾尔、奥斯丁等。
1937年－1939年，每星期四晚餐后，艾尔、奥斯丁、汉普希尔、伯林等七个人在柏林的住处相聚，辩论哲学问题。此时逻辑实证论风头正健，仿佛形上学的海市蜃楼和“虚假价值”皆已披靡，大家情绪十分激动，真刀真枪争论起来。后来伯林追忆：“那不是击剑练习，而是你死我活的实战——死的那个人是我。”这种毫不留情的彻底争辩，反倒使他从逻辑实证论的狭隘教条中清醒过来，走上独特的思想道路。这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从哲学分析转向广阔历史视野的思想研究。
1939年，伯林的《马克思传》问世，立即获得《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牛津权威的好评。这本书从历史见地研究马克思其人及其思想的发展，批判历史决定论，却忽略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中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思想，对伯林后来发挥的价值冲突论颇有启迪。
英国参战以后，伯林参加了英国情报部。1940年到1941年，他在英国驻纽约新闻处工作，每星期给情报部写一篇评价美国公众对于战争舆论的报告。英国的政策是鼓动美国参战。伯林的锐敏观察力和清醒判断很快引起英国决策层的赏识。同时，他也结识了不少美国上层人士。他的报告与游说，对于促进英美两国的理解与合作颇有贡献。这也是他在政界享誉的开始。
1942年至1945年，伯林被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二战刚结束，他便被派往莫斯科去观察苏联对英美的政策。铁幕背后的文化闻人及其思想真相，一向是西方亟欲了解又无法触及的。但伯林凭借他的俄裔身份和母语优势，尤其是机警和智慧，立即深入到那些充满恐怖、焦虑、愤怒或自欺的大诗人大作家的心灵中去。他在列宁格勒和阿赫玛托娃彻夜长谈，被这伟大诗人凄凉而浪漫的魅力迷住了。年长二十岁的女诗人对他一见倾心，而他次日上午回到住处，激动得一头扎在床上喃喃道：“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他不仅带出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手稿，更带回一种坚定的信念：这些有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虽垂垂老去，但聲音依旧清晰，未被愚弄；他们代表的俄国文化，终将推翻反人性的极权统治。阿赫玛托娃的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枪决，儿子被关进劳改营，本人备遭迫害，然而古拉格的囚人将她的诗歌抄在桦树皮上，放在褴褛的衣服里随身携带。1946年，她偶被获准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朗诵她的诗，一个小姑娘跑过来跪在她面前顶礼。正是这种虔诚，良知，对真理和美善的热爱，方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直到1969年，伯林才发表他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自由四论》；1976年出版了《维科与赫德》。1978年以后出版的八部著作，皆是哈代从他过去弃置的手稿中辑成的。伯林何以如此漠视自己那些讲稿、笔记和未定稿呢？他在中年已经享尽盛名。二十八所著名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他成为丘吉尔、艾德礼、艾登、肯尼迪、撒切尔的座上客，受爵士和荣誉勋章；他在BBC和各处的演讲，使他在普通人中也成为偶像。他的思想甚至影响冷战格局。
然而一种哲学，即使是政治哲学，也必须有内在的体系性、一致性和明证性。这正是伯林的思想所阙如。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消极和积极自由、价值不可调和论；然而，自由的本体论地位、两种自由的内在关系、价值及其冲突的本原、自由与其他价值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皆未获论证。他深知，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哲学权威的认可，在他内心的天平中亦是如此。这是伯林的困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家庭，1921年，他十一岁随父母逃亡英国，从此接受英国教育。然而，真正给予他归属感的是全灵学院。这个时期他与不少英国学界闻人相过从，有的成为挚友或论敌，如诗人奥登、艾略特，小说家E.鲍恩、V.伍尔夫，哲学家艾尔、奥斯丁等。
1937年－1939年，每星期四晚餐后，艾尔、奥斯丁、汉普希尔、伯林等七个人在柏林的住处相聚，辩论哲学问题。此时逻辑实证论风头正健，仿佛形上学的海市蜃楼和“虚假价值”皆已披靡，大家情绪十分激动，真刀真枪争论起来。后来伯林追忆：“那不是击剑练习，而是你死我活的实战——死的那个人是我。”这种毫不留情的彻底争辩，反倒使他从逻辑实证论的狭隘教条中清醒过来，走上独特的思想道路。这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从哲学分析转向广阔历史视野的思想研究。
1939年，伯林的《马克思传》问世，立即获得《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牛津权威的好评。这本书从历史见地研究马克思其人及其思想的发展，批判历史决定论，却忽略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中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思想，对伯林后来发挥的价值冲突论颇有启迪。
英国参战以后，伯林参加了英国情报部。1940年到1941年，他在英国驻纽约新闻处工作，每星期给情报部写一篇评价美国公众对于战争舆论的报告。英国的政策是鼓动美国参战。伯林的锐敏观察力和清醒判断很快引起英国决策层的赏识。同时，他也结识了不少美国上层人士。他的报告与游说，对于促进英美两国的理解与合作颇有贡献。这也是他在政界享誉的开始。
1942年至1945年，伯林被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二战刚结束，他便被派往莫斯科去观察苏联对英美的政策。铁幕背后的文化闻人及其思想真相，一向是西方亟欲了解又无法触及的。但伯林凭借他的俄裔身份和母语优势，尤其是机警和智慧，立即深入到那些充满恐怖、焦虑、愤怒或自欺的大诗人大作家的心灵中去。他在列宁格勒和阿赫玛托娃彻夜长谈，被这伟大诗人凄凉而浪漫的魅力迷住了。年长二十岁的女诗人对他一见倾心，而他次日上午回到住处，激动得一头扎在床上喃喃道：“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他不仅带出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手稿，更带回一种坚定的信念：这些有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虽垂垂老去，但聲音依旧清晰，未被愚弄；他们代表的俄国文化，终将推翻反人性的极权统治。阿赫玛托娃的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枪决，儿子被关进劳改营，本人备遭迫害，然而古拉格的囚人将她的诗歌抄在桦树皮上，放在褴褛的衣服里随身携带。1946年，她偶被获准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朗诵她的诗，一个小姑娘跑过来跪在她面前顶礼。正是这种虔诚，良知，对真理和美善的热爱，方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直到1969年，伯林才发表他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自由四论》；1976年出版了《维科与赫德》。1978年以后出版的八部著作，皆是哈代从他过去弃置的手稿中辑成的。伯林何以如此漠视自己那些讲稿、笔记和未定稿呢？他在中年已经享尽盛名。二十八所著名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他成为丘吉尔、艾德礼、艾登、肯尼迪、撒切尔的座上客，受爵士和荣誉勋章；他在BBC和各处的演讲，使他在普通人中也成为偶像。他的思想甚至影响冷战格局。
然而一种哲学，即使是政治哲学，也必须有内在的体系性、一致性和明证性。这正是伯林的思想所阙如。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消极和积极自由、价值不可调和论；然而，自由的本体论地位、两种自由的内在关系、价值及其冲突的本原、自由与其他价值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皆未获论证。他深知，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哲学权威的认可，在他内心的天平中亦是如此。这是伯林的困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