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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正是这个“圈”，“圈”出了南中国大地上的奇迹，“圈”出了一座年轻城市的迅速崛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于1990年的深圳市宝怡珠宝有限公司，紧跟时代步伐，在市场变局中得以成长。
市场兴民企生
没有技术，没有工艺要求，产出多少消耗多少，甚至连掉了锆石的戒指都被哄抢一空，这便是当时中国珠宝卖方市场的真实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982年同家开始放宽黄金内销政策，犹如打开了黄金消费市场的闸门。
随着黄金市场日益高涨的购买需求，在计划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下，黄金珠宝的加工和销售仍然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供需状况严重不平衡，这些市场现状，时刻撩拨着民营企业家敏锐的市场神经。然而黄金生产严格的审批制度却将民营企业家隔绝在了黄金生产加工的大门外。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块神奇的热土上，一切皆有可能。“挂靠国企”经营，为民营企业经营黄金生产加工带来了一丝曙光。特事特办的特权，让深圳民营企业面对重重困境依然能够在国企大树下安然成长。
简单的切割制模，飞速旋转的砂轮，两点一线的流水生产作业，两三个工人，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珠宝加工厂的全部。深圳珠宝便是从这里开始萌芽，深圳珠宝的从业者便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单纯而快乐的劳作着。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国企大树的庇荫和滋养，给了民营企业存储力量的机会，民营企业才能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渐行渐远，并成为取代国企的新经济动力。
宝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以生息。
市场变民企兴
上世纪中后期，国家从计划经济为主导，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许多领域的国营企业渐渐失去往日华彩，呈现不可逆转的颓势。此时民营企业却犹如神助般迅速发展壮大。
据了解，宝怡珠宝董事长周厚躬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入行，80年代末开始经营小加工厂，从最初几个工人发展到1995年迂址至水库新村新厂址时已有近两百人。
1996、1997年众多民营珠宝企业相继成立，此时真正意义上的深圳珠宝才开始扬帆肩航。时间的脚步无法阻挡中国全面改革的历史进程，在经济体制调整处于不断摸索和推进的过程中，中国黄金珠宝产业政策并不很明朗的前提下，无论黄金还是镶嵌首饰，业者均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然而在改革开放前沿，凡事皆有可能的深圳，因其得天独厚的政策区位优势，民营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上世纪末，由于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痼疾，与民营企业相比，缺乏活力，部分国企在市场经济作用下，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国营黄金珠宝企业在这样大环境影响下，亦受到冲击，很多企业纷纷转制。与此同时国家对黄金加工批发政策的进一步放宽，给民营企业的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积极的政策环境。
当黄金珠宝企业难以为继之时，民营黄金珠宝企业得到了进一步向上的发展空间。
但是，1998年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着实让蓬勃发展的黄金珠宝行业惊出一身冷汗。据周厚躬介绍，当时因为中国经济并未与国际全面接轨，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未造成损伤。对于羽翼日渐丰满的民营经济来说，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由于国家政策的合理调整，消费市场热度的持续升温，给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绝佳时机。
恰恰是准确地把握了市场的脉搏，众民营企业家才能在2000年前后，将过去十年间积攒的力量完全释放，成就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规模，为以后的大展拳脚埋下伏笔。
求革新练内功
周厚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当时的黄金很便宜，又没有什么费用，成本200多的可以卖到400块，零售的毛利率差不多有40%。因为回报率高，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管理，大家就只知道一味往前冲，能产出多少就是多少，一门心思钻研怎样加快生产流转速度，不会去考虑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相关领域完全是空白。”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珠宝业在销售和生产工艺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技术、设备、人才方面的不足，让初具规模的深圳珠宝民营企业显得艰涩难堪，只能依靠外援。
周厚躬表示，“当时设备是从意大利和德国引进的，而技术人才多从香港方面引进，在经营模式上也多效仿香港的品牌。但是香港的一些经验到了内地后是严重的水土不服，经过这些年内地珠宝在产品销售、生产工艺、设计理念方面对原技术改良和创新的基础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内地经济逐步开放的机遇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时，部分香港制造业便渐次转移到内地，引领了内地制造业的发展，并带来了强大的技术后盾。虽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不通都曾经成为交流沟通的障碍，然而在那个改革主流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任何的障碍都会被改革大潮所淹没，成为时代的点缀。
据了解，由于当年香港技术人才的转移，以及后来香港本土人员从业意愿的降低，来深的香港师傅大多已在深圳落地生根，并传授先进的珠宝生产技艺，为深圳珠宝后续在亚洲乃至世界黄金珠宝行业扩大影响力，营造了可能性。
黄金珠宝市场需求不断旺盛，先进生产设备不断从国外购买，高端人才不断从香港引进，大批廉价城乡务工人员不断向沿海城市转移，给民营企业在工艺技术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从引进模仿到自成体系，深圳珠宝在技术领域的革新，为从事珠宝加工的民营企业插上了一双飞翔的翅膀。
识时局守当下
“1992～1995年，受市场萎缩影响，行业发展相对进入下滑期；1996～1997年进入市场培育期，民营企业平稳发展。1998年市场经济作用下国企的自然退出，以及政策的放松，给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各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彼时行业发展周厚躬如是总结，“直到2000年，业内的先行者大部分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自2002年黄金交易所成立到2011年，深圳黄金珠宝乃至于中国黄金珠宝市场，又完成了新一轮的增长。” 企业的发展和自身的优势资源有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想要发展，必然要有自己的优势资源，宝怡亦然。
周厚躬表示，在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宝怡所积累下来的最大财富，便是人脉。回顾来时路，真正做大做强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当时历经时代洗礼依然屹立的中流砥柱，都是曾经和宝恰一道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战友情谊支持，对宝怡在如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未来发展，周厚躬中肯地说：“现在的市场，经过了2002～2011年的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犹如穿缟之箭，势头渐弱。宝怡目前要以守为攻。但是，这种‘守’绝不意味着‘退’，而是要夯实基础，整合现有资源、调整内部结构，稳步前进。”
在这波谲云诡的市场变局中，宝怡做到了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进退有度。
链接
周厚躬访谈录：
《中国黄金珠宝》杂志：请简述上世纪90年代珠宝行业概况。
周厚躬：早年做珠宝首饰还是卖方市场，市场供不应求，生产厂家很少，主要以贴牌加工及港资在深设立加工厂为主，依靠客户来料来图加工或在境外购买K金空托来满足客户对款式的需求，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设计能力。到了1990年以后，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有了一些简单款式的研发。这个时候的产品，以红蓝宝、低价位的半宝石，以及黄金饰品的设计为主，市场对设计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往往借鉴几个外单的款式足以应付国内市场的需求。当时整个珠宝设计产业也是处于一种纯模仿的初级阶段。正是这些早期的珠宝加工厂，成为了如今深圳珠宝企业家的摇篮。
《中国黄金珠宝》杂志：请简要介绍宝怡的成长轨迹。
周厚躬：1990年左右，宝怡开始在珠宝行业慢慢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到1995年的时候，宝怡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对市场也有一定的认知。面对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宝怡把握住了市场脉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宝怡正是因为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需求在国情国策的保障下会比国外的市场更加稳定和庞大，所以，宝怡将主要发展方向定位于国内市场。在材质选择上，因为当时没有钻石，宝怡和国内的市场选择都相对单一，主要是黄金和红蓝宝石。一直到2000年，钻石比例明显加大，钻石镶嵌产品也渐趋成为重心。
2005年宝怡将品牌定位为——“珠宝综合服务提供商”，开始清晰了自己的发展重点和品牌方向。像大部分企业一样，宝怡也只是从最开始十几个人的小作坊不断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近千人的规模。宝怡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企业，是和行业共同成长起来的。从创业初期的卖方市场到金融风暴对行业的冲击，再到意识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宝怡一直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命脉成长。
《中国黄金珠宝》杂志：请简单介绍下您在行业中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
周厚躬：我是1986年进入珠宝行业的，当时年龄还不到20岁，在行业内最早建立的一家珠宝工厂里做学徒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是因为亲戚在做珠宝这行，就这样被指引着进入了珠宝行。在做学徒工的过程中，我渐渐了解了整个珠宝生产的流程，那些日子让我有了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所以也一直努力着。
长期以来，我发现珠宝卖方市场毕竟不是长久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一定会对设计和技术有更高的要求，于是当时我就在想，如何将产品研发制造得更加精致，如何在技术工艺上实现突破。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思考的积累过程后，1990年我创办了宝怡公司。由于我当时做学徒时在技术上探究得比较多，这也奠定了今天宝怡以技术、工艺为重的基础。
多年来，我倡导宝怡人要坚持“以质量为企业第一生命”的原则，坚信“有精工才有高品质，有文化内涵才有高市场份额”的商业定律，在设计、工艺追求精益求精的同时，融合东方文化神髓与欧洲现代珠宝文化时尚，打造独具匠心的宝怡珠宝产品艺术特色。
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在做珠宝，并且会把这行当做终身事业坚持下去。宝怡也凭借着坚持不懈的设计创新，一丝不苟的工艺制作和高瞻远瞩的创意开发，为消费者诠释出了完美的身心体验，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与赞许。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于1990年的深圳市宝怡珠宝有限公司，紧跟时代步伐，在市场变局中得以成长。
市场兴民企生
没有技术，没有工艺要求，产出多少消耗多少，甚至连掉了锆石的戒指都被哄抢一空，这便是当时中国珠宝卖方市场的真实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982年同家开始放宽黄金内销政策，犹如打开了黄金消费市场的闸门。
随着黄金市场日益高涨的购买需求，在计划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下，黄金珠宝的加工和销售仍然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供需状况严重不平衡，这些市场现状，时刻撩拨着民营企业家敏锐的市场神经。然而黄金生产严格的审批制度却将民营企业家隔绝在了黄金生产加工的大门外。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块神奇的热土上，一切皆有可能。“挂靠国企”经营，为民营企业经营黄金生产加工带来了一丝曙光。特事特办的特权，让深圳民营企业面对重重困境依然能够在国企大树下安然成长。
简单的切割制模，飞速旋转的砂轮，两点一线的流水生产作业，两三个工人，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珠宝加工厂的全部。深圳珠宝便是从这里开始萌芽，深圳珠宝的从业者便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单纯而快乐的劳作着。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国企大树的庇荫和滋养，给了民营企业存储力量的机会，民营企业才能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渐行渐远，并成为取代国企的新经济动力。
宝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以生息。
市场变民企兴
上世纪中后期，国家从计划经济为主导，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许多领域的国营企业渐渐失去往日华彩，呈现不可逆转的颓势。此时民营企业却犹如神助般迅速发展壮大。
据了解，宝怡珠宝董事长周厚躬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入行，80年代末开始经营小加工厂，从最初几个工人发展到1995年迂址至水库新村新厂址时已有近两百人。
1996、1997年众多民营珠宝企业相继成立，此时真正意义上的深圳珠宝才开始扬帆肩航。时间的脚步无法阻挡中国全面改革的历史进程，在经济体制调整处于不断摸索和推进的过程中，中国黄金珠宝产业政策并不很明朗的前提下，无论黄金还是镶嵌首饰，业者均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然而在改革开放前沿，凡事皆有可能的深圳，因其得天独厚的政策区位优势，民营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上世纪末，由于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痼疾，与民营企业相比，缺乏活力，部分国企在市场经济作用下，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国营黄金珠宝企业在这样大环境影响下，亦受到冲击，很多企业纷纷转制。与此同时国家对黄金加工批发政策的进一步放宽，给民营企业的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积极的政策环境。
当黄金珠宝企业难以为继之时，民营黄金珠宝企业得到了进一步向上的发展空间。
但是，1998年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着实让蓬勃发展的黄金珠宝行业惊出一身冷汗。据周厚躬介绍，当时因为中国经济并未与国际全面接轨，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未造成损伤。对于羽翼日渐丰满的民营经济来说，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由于国家政策的合理调整，消费市场热度的持续升温，给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绝佳时机。
恰恰是准确地把握了市场的脉搏，众民营企业家才能在2000年前后，将过去十年间积攒的力量完全释放，成就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规模，为以后的大展拳脚埋下伏笔。
求革新练内功
周厚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当时的黄金很便宜，又没有什么费用，成本200多的可以卖到400块，零售的毛利率差不多有40%。因为回报率高，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管理，大家就只知道一味往前冲，能产出多少就是多少，一门心思钻研怎样加快生产流转速度，不会去考虑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相关领域完全是空白。”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珠宝业在销售和生产工艺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技术、设备、人才方面的不足，让初具规模的深圳珠宝民营企业显得艰涩难堪，只能依靠外援。
周厚躬表示，“当时设备是从意大利和德国引进的，而技术人才多从香港方面引进，在经营模式上也多效仿香港的品牌。但是香港的一些经验到了内地后是严重的水土不服，经过这些年内地珠宝在产品销售、生产工艺、设计理念方面对原技术改良和创新的基础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内地经济逐步开放的机遇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时，部分香港制造业便渐次转移到内地，引领了内地制造业的发展，并带来了强大的技术后盾。虽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不通都曾经成为交流沟通的障碍，然而在那个改革主流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任何的障碍都会被改革大潮所淹没，成为时代的点缀。
据了解，由于当年香港技术人才的转移，以及后来香港本土人员从业意愿的降低，来深的香港师傅大多已在深圳落地生根，并传授先进的珠宝生产技艺，为深圳珠宝后续在亚洲乃至世界黄金珠宝行业扩大影响力，营造了可能性。
黄金珠宝市场需求不断旺盛，先进生产设备不断从国外购买，高端人才不断从香港引进，大批廉价城乡务工人员不断向沿海城市转移，给民营企业在工艺技术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从引进模仿到自成体系，深圳珠宝在技术领域的革新，为从事珠宝加工的民营企业插上了一双飞翔的翅膀。
识时局守当下
“1992～1995年，受市场萎缩影响，行业发展相对进入下滑期；1996～1997年进入市场培育期，民营企业平稳发展。1998年市场经济作用下国企的自然退出，以及政策的放松，给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各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彼时行业发展周厚躬如是总结，“直到2000年，业内的先行者大部分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自2002年黄金交易所成立到2011年，深圳黄金珠宝乃至于中国黄金珠宝市场，又完成了新一轮的增长。” 企业的发展和自身的优势资源有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想要发展，必然要有自己的优势资源，宝怡亦然。
周厚躬表示，在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宝怡所积累下来的最大财富，便是人脉。回顾来时路，真正做大做强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当时历经时代洗礼依然屹立的中流砥柱，都是曾经和宝恰一道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战友情谊支持，对宝怡在如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未来发展，周厚躬中肯地说：“现在的市场，经过了2002～2011年的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犹如穿缟之箭，势头渐弱。宝怡目前要以守为攻。但是，这种‘守’绝不意味着‘退’，而是要夯实基础，整合现有资源、调整内部结构，稳步前进。”
在这波谲云诡的市场变局中，宝怡做到了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进退有度。
链接
周厚躬访谈录：
《中国黄金珠宝》杂志：请简述上世纪90年代珠宝行业概况。
周厚躬：早年做珠宝首饰还是卖方市场，市场供不应求，生产厂家很少，主要以贴牌加工及港资在深设立加工厂为主，依靠客户来料来图加工或在境外购买K金空托来满足客户对款式的需求，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设计能力。到了1990年以后，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有了一些简单款式的研发。这个时候的产品，以红蓝宝、低价位的半宝石，以及黄金饰品的设计为主，市场对设计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往往借鉴几个外单的款式足以应付国内市场的需求。当时整个珠宝设计产业也是处于一种纯模仿的初级阶段。正是这些早期的珠宝加工厂，成为了如今深圳珠宝企业家的摇篮。
《中国黄金珠宝》杂志：请简要介绍宝怡的成长轨迹。
周厚躬：1990年左右，宝怡开始在珠宝行业慢慢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到1995年的时候，宝怡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对市场也有一定的认知。面对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宝怡把握住了市场脉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宝怡正是因为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需求在国情国策的保障下会比国外的市场更加稳定和庞大，所以，宝怡将主要发展方向定位于国内市场。在材质选择上，因为当时没有钻石，宝怡和国内的市场选择都相对单一，主要是黄金和红蓝宝石。一直到2000年，钻石比例明显加大，钻石镶嵌产品也渐趋成为重心。
2005年宝怡将品牌定位为——“珠宝综合服务提供商”，开始清晰了自己的发展重点和品牌方向。像大部分企业一样，宝怡也只是从最开始十几个人的小作坊不断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近千人的规模。宝怡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企业，是和行业共同成长起来的。从创业初期的卖方市场到金融风暴对行业的冲击，再到意识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宝怡一直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命脉成长。
《中国黄金珠宝》杂志：请简单介绍下您在行业中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
周厚躬：我是1986年进入珠宝行业的，当时年龄还不到20岁，在行业内最早建立的一家珠宝工厂里做学徒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是因为亲戚在做珠宝这行，就这样被指引着进入了珠宝行。在做学徒工的过程中，我渐渐了解了整个珠宝生产的流程，那些日子让我有了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所以也一直努力着。
长期以来，我发现珠宝卖方市场毕竟不是长久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一定会对设计和技术有更高的要求，于是当时我就在想，如何将产品研发制造得更加精致，如何在技术工艺上实现突破。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思考的积累过程后，1990年我创办了宝怡公司。由于我当时做学徒时在技术上探究得比较多，这也奠定了今天宝怡以技术、工艺为重的基础。
多年来，我倡导宝怡人要坚持“以质量为企业第一生命”的原则，坚信“有精工才有高品质，有文化内涵才有高市场份额”的商业定律，在设计、工艺追求精益求精的同时，融合东方文化神髓与欧洲现代珠宝文化时尚，打造独具匠心的宝怡珠宝产品艺术特色。
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在做珠宝，并且会把这行当做终身事业坚持下去。宝怡也凭借着坚持不懈的设计创新，一丝不苟的工艺制作和高瞻远瞩的创意开发，为消费者诠释出了完美的身心体验，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与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