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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村的身份是“企划经理”。四年前，他决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最近他在一档讲演中汇报了四年来，从古典主义无聊进化到现代无聊的种种成就，众多看客饶有趣味。无聊与有趣总是如影随形，他以一种无聊的方式，过上了有趣的生活。
但王村村没有告诉我们，他以“无聊”为生的经济收益到底如何。生而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父母或他人资助，须得外出工作养家糊口。无聊本身并不能带来金钱上的收益。纵深来看，无聊是一种资格。
当绝大多数人为了吃饱肚子，奋战于田野草原河湖森林，他们并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否则生命将受到威胁。也就说，绝大多数的人，如果不工作，立刻就会忍饥挨饿，因而工作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有意义的。他不需要去思考意义问题，活着就是意义本身。
极小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繁重的劳作中脱离出来，衣食无忧，他们立刻就会面临意义的追问。如果发现意义残缺，无聊感就会陡然上升。
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对照是，《红楼梦》里，刘姥姥从无一言半语言及生活的无聊，而只有努力活着的无奈;小小年纪的林黛玉已能发出感慨“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敏感于生命的冷酷无常，因而与其说她死于疾病，倒不如说死于生命的无意义感。从这层意义上讲，无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能够感受无聊的，必定是有闲暇的人。人有闲暇，才会去思考玄远的意义问题，才会去追问生命之所依傍。
当一个社会完成工业化，绝大多数人像古代贵族一样，衣食无忧，无聊就成了现代人的专利。
诚如王村村所言，无聊与两个决定性因素有关：时间与意义。要度过无聊非常耗时间，而且其过程往往毫无意义，譬如花费六个小时数一碗米到底有多少粒。
米兰·昆德拉把无聊分为三种：消极无聊，比如打完一个呵欠之后的情绪;积极无聊，沉迷于某种爱好，比如通宵达旦打游戏;反抗性无聊，当一个年轻人纯是为了一声巨响，打碎橱窗玻璃时。
王村村收割种在家中浴缸里的水稻。摄影一黄思琪
为了對抗这种“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王村村的办法是让自己一直“忙”下去，不要停止，譬如请一次客，需要亲自种菜，亲自打制铁锅和菜刀，亲自钻木取火。这种行为艺术的隐喻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填满在现代社会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其目的是主动地消磨时间，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积极无聊。
把无聊作为一种社会性精神世界的表征，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必然。
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人都是可以看着后辈呱呱坠地到结婚生子，看着禾苗发芽到成熟，看着牛羊出生到最后被屠宰，看着撒网和收网，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忙碌的，但是他可以整个地参与生命的开始与再启或终结，如果时间与生命是一体两面，那么他的整个劳作，灌注了全部的生命意涵。
但是在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至少半数以上的人被卷入到庞大的生产体系中，除了休息吃饭，个人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统一管理起来，而且在整个流水线的生产组织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参与到整个的作业，而只是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在疏于管理的体系内，他的工作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这其实是双重的切割，—方面，一个人每天至少有八小时是被切割出去;另一方面，在八小时之内，你也只是整个生产组织里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是完成一小块切割下来的事物。
不惟如此，哪怕一个家庭的子女，其教养过程也是流水线式的，他们的相当部分时间，并不跟父母在一起，而是被各种机构有条不紊地轮番塑造、切割，然后组合成一个合格的成品。
那么，除了养家糊口，工作还有别的意义吗？坦率地说，毫无意义，所以很多人处在矛盾之中，一面怨气冲天，一面又欢欣鼓舞地走进工厂和写字楼。
管理学家提供的解决办法，是赋予工作以意义，最显著的是建立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总是回避企业的最大使命是利润最大化这一利益诉求，而是把它与社会责任或国家使命相勾连。这样，你在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里从事微不足道的工作，不仅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是在为社会为国家做巨大贡献。通过意义构建，零碎的个体被整合进一个大的有机体，从而看起来生机盎然的样子。
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工业化国家从事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大大减少，更多的人参与到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中，工作的重复感降低，也有利于无聊感的缓释。
在晚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海德格尔的火车站呆上几个小时已经不那么无聊，任何人都可以掏出手机，把没有看完的电影或文章看完，平时没时间看完的冗长电视剧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看完。实在无可看，也可以在“社交软件”上，社交一番。
技术时代造成的无聊，最终靠技术缓解。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整体而言，可以说工业化刚刚完成不久，但是无聊作为—种显著的社会情绪，已经弥漫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
无聊大多来自于重复。全球最大的流水线属于富士康，而流水线却又是重复的代名词，因而富士康不幸成为无聊的重灾区。司汤达说：“无聊攫取了一切，甚至自杀的欲望。”但司汤达低估了无聊的危害。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发生14起跳楼事件，轰动一时，它可视为无聊情绪的极端表现。
试想，祖祖辈辈从未有过如此严格管理的流水线生存状态，直接将那些青工的多面性压缩到比纸片还要薄，因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无聊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将教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即你是非常渺小的。个人生存的意义除了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连续不断的加班，而且个体之间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被分配进完全隔绝的空间之内，孤独感得不到缓释，人的焦虑、无助和未来感的丧失，使生存和生活失去意义。
比较集中发生跳楼事件后，富士康开始改进管理制度，对员工予以必要的关爱，恶性事件虽仍有发生，但有所缓解。
相比之下，在今天，王村村式的无聊无疑是人畜无害的，他让有趣与无聊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他让自己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聊，从而使生活必须变得有趣起来。但是无聊的另一面，却已经与酗酒、抽烟、滥交、绝望、仇恨、暴力、自杀、冒险等等刺激性行为相联系。尤其是，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篇，网络时尚的速度远比传统的线下时尚要快速得多，在一个以时尚为原则的世界里，刺激更多，也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无聊。
无聊的王村村，映照出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面相。工业时代诚然要比农耕时代具有更大的进步性，但是它的进步性更多体现于对肉体的心满意足，而于人的精神世界却疏于看护照料。（本文原载“冰川思享库”，有删节）
无聊是一种资格
但王村村没有告诉我们，他以“无聊”为生的经济收益到底如何。生而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父母或他人资助，须得外出工作养家糊口。无聊本身并不能带来金钱上的收益。纵深来看，无聊是一种资格。
当绝大多数人为了吃饱肚子，奋战于田野草原河湖森林，他们并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否则生命将受到威胁。也就说，绝大多数的人，如果不工作，立刻就会忍饥挨饿，因而工作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有意义的。他不需要去思考意义问题，活着就是意义本身。
极小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繁重的劳作中脱离出来，衣食无忧，他们立刻就会面临意义的追问。如果发现意义残缺，无聊感就会陡然上升。
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对照是，《红楼梦》里，刘姥姥从无一言半语言及生活的无聊，而只有努力活着的无奈;小小年纪的林黛玉已能发出感慨“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敏感于生命的冷酷无常，因而与其说她死于疾病，倒不如说死于生命的无意义感。从这层意义上讲，无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能够感受无聊的，必定是有闲暇的人。人有闲暇，才会去思考玄远的意义问题，才会去追问生命之所依傍。
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
当一个社会完成工业化，绝大多数人像古代贵族一样，衣食无忧，无聊就成了现代人的专利。
诚如王村村所言，无聊与两个决定性因素有关：时间与意义。要度过无聊非常耗时间，而且其过程往往毫无意义，譬如花费六个小时数一碗米到底有多少粒。
米兰·昆德拉把无聊分为三种：消极无聊，比如打完一个呵欠之后的情绪;积极无聊，沉迷于某种爱好，比如通宵达旦打游戏;反抗性无聊，当一个年轻人纯是为了一声巨响，打碎橱窗玻璃时。
为了對抗这种“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王村村的办法是让自己一直“忙”下去，不要停止，譬如请一次客，需要亲自种菜，亲自打制铁锅和菜刀，亲自钻木取火。这种行为艺术的隐喻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填满在现代社会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其目的是主动地消磨时间，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积极无聊。
把无聊作为一种社会性精神世界的表征，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必然。
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人都是可以看着后辈呱呱坠地到结婚生子，看着禾苗发芽到成熟，看着牛羊出生到最后被屠宰，看着撒网和收网，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忙碌的，但是他可以整个地参与生命的开始与再启或终结，如果时间与生命是一体两面，那么他的整个劳作，灌注了全部的生命意涵。
但是在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至少半数以上的人被卷入到庞大的生产体系中，除了休息吃饭，个人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统一管理起来，而且在整个流水线的生产组织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参与到整个的作业，而只是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在疏于管理的体系内，他的工作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这其实是双重的切割，—方面，一个人每天至少有八小时是被切割出去;另一方面，在八小时之内，你也只是整个生产组织里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是完成一小块切割下来的事物。
不惟如此，哪怕一个家庭的子女，其教养过程也是流水线式的，他们的相当部分时间，并不跟父母在一起，而是被各种机构有条不紊地轮番塑造、切割，然后组合成一个合格的成品。
那么，除了养家糊口，工作还有别的意义吗？坦率地说，毫无意义，所以很多人处在矛盾之中，一面怨气冲天，一面又欢欣鼓舞地走进工厂和写字楼。
管理学家提供的解决办法，是赋予工作以意义，最显著的是建立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总是回避企业的最大使命是利润最大化这一利益诉求，而是把它与社会责任或国家使命相勾连。这样，你在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里从事微不足道的工作，不仅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是在为社会为国家做巨大贡献。通过意义构建，零碎的个体被整合进一个大的有机体，从而看起来生机盎然的样子。
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工业化国家从事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大大减少，更多的人参与到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中，工作的重复感降低，也有利于无聊感的缓释。
在晚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海德格尔的火车站呆上几个小时已经不那么无聊，任何人都可以掏出手机，把没有看完的电影或文章看完，平时没时间看完的冗长电视剧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看完。实在无可看，也可以在“社交软件”上，社交一番。
技术时代造成的无聊，最终靠技术缓解。
中国式无聊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整体而言，可以说工业化刚刚完成不久，但是无聊作为—种显著的社会情绪，已经弥漫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
无聊大多来自于重复。全球最大的流水线属于富士康，而流水线却又是重复的代名词，因而富士康不幸成为无聊的重灾区。司汤达说：“无聊攫取了一切，甚至自杀的欲望。”但司汤达低估了无聊的危害。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发生14起跳楼事件，轰动一时，它可视为无聊情绪的极端表现。
试想，祖祖辈辈从未有过如此严格管理的流水线生存状态，直接将那些青工的多面性压缩到比纸片还要薄，因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无聊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将教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即你是非常渺小的。个人生存的意义除了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连续不断的加班，而且个体之间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被分配进完全隔绝的空间之内，孤独感得不到缓释，人的焦虑、无助和未来感的丧失，使生存和生活失去意义。
比较集中发生跳楼事件后，富士康开始改进管理制度，对员工予以必要的关爱，恶性事件虽仍有发生，但有所缓解。
相比之下，在今天，王村村式的无聊无疑是人畜无害的，他让有趣与无聊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他让自己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聊，从而使生活必须变得有趣起来。但是无聊的另一面，却已经与酗酒、抽烟、滥交、绝望、仇恨、暴力、自杀、冒险等等刺激性行为相联系。尤其是，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篇，网络时尚的速度远比传统的线下时尚要快速得多，在一个以时尚为原则的世界里，刺激更多，也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无聊。
无聊的王村村，映照出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面相。工业时代诚然要比农耕时代具有更大的进步性，但是它的进步性更多体现于对肉体的心满意足，而于人的精神世界却疏于看护照料。（本文原载“冰川思享库”，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