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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风俗通》载：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引縆人也。
人是神的造物，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传说中都有这样的描述。
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天地亦为一器。“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屈原在其不朽的《天问》中，问天是谁造的。在比《风俗通》更早一些的《淮南子·览冥篇》中，记载女娲补天的故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龞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这大概是中国的神话中第一次将天、地、人并举，女娲作为一个神祇，代表了人的出现。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曾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但在女娲补天的故事中，与其说隐喻的是“征服”，毋庸说是“秩序”，第一次将天地人的关系秩序化，天地为一器，成为人的“他者”，人第一次与天地并列，并且因人的出现而维持了天地的完整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在最荒诞的幻想之下埋藏着“秩序”（或称结构），“没有秩序，就不可能表达意义。” 女娲抟黄土做人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制陶技术的发明在神话中的投影。那么女娲补天或可视为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神话投射。这样的哲学同样投射于中国传统手工艺中，成为器物哲学的根本。
女娲根据自己的身体形状创造了人类，在这种造物的传说中，屈原追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制作了人的身体，她的身体又是谁制作的呢？ 我们或可从神话学的角度给出这样一种答案，“女娲有体，人制匠之”。是人创造了神。前苏格拉底学派哲学家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公元前560至前478年）有一段著名的话：“假使牛或马或狮子有手，能如人一般作画，假使禽兽畫神，则马画之神将似马，牛画之神将似牛，神之状貌各如它们自己”（Clement of Alexandria，Srromata，V，110）。人不仅根据自己的形体制造出形形色色的神祇，而且演变出谨严的神话和宗教体系。人是神的造物，人又成为造物者，人类不仅凭借自我的观念创造了神，更在日常生活创作更多的器物，并不断完善，加以利用。
人通过造物来探索自我的边界。其中最伟大的尝试，是巴别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巴别塔的故事往往被用在传播学领域。作为一种人的造物，巴别塔成为一种象征，人类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造物主的身份认同。人即上帝。它似乎隐喻了人的狂妄和无知。这与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所隐喻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易卦中每卦三爻，讲的就是天、地、人。《易经·说卦》有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人禀天地气，效法自然者，是天之“自强不息”，地之“厚德载物”。所以，人作为万物之灵，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在中国的手工艺的漫长历史上，从一开始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贯穿于器物造物之中，这是器之哲学。
大多器物在最初的人类文明中被称为“工具”。制造工具是人类劳动产生、人类形成和人类社会出现的重要标志。当然，如果仅从工具的层面理解器物，势必陷入“纯粹理性”的泥沼之中。其终点，是人的被奴役，人被物化，成为工具。
手工艺体现的是对人自身的探索，人自从直立行走，解放出双手以后，一直在用自己的双手探索世界的边界。器之日常之用，体现了器的“工具性”。工具一直是人类发展自我、改造世界的最重要媒介。在著名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400万年前的猿人在生活中偶然发现一根骨头的力量，这根骨头可以帮他战胜敌人。他被工具赋予了新的力量，他悟到这根骨头能够帮他在这世界上更好的生存，他兴奋地将这根将开启人类新篇章的骨头抛向天空，电影的镜头跟随着这根骨头一直向上、向上、向上，直到这根骨头幻化成茫茫太空中一艘与之形似的宇宙飞船。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之一，这个镜头同时揭示了400万年中，人类从开始学会使用工具到今天能够制造各种更高级的工具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几百万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依靠双手制造工具，随着文化的积累和智慧的探索，人越来越多地利用工具来制造工具，但人的双手始终是最重要的工具，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人自身的力量。但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能，带来了人力所无法比拟的机器，人的双手获得解放——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人的退场的开始。这同时意味着手艺的终结。
在工业时代，手工技艺渐被工业流水线取代。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手工艺的没落，似乎是一种必然趋势。（编辑/常晔）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引縆人也。
人是神的造物，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传说中都有这样的描述。
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天地亦为一器。“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屈原在其不朽的《天问》中，问天是谁造的。在比《风俗通》更早一些的《淮南子·览冥篇》中，记载女娲补天的故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龞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这大概是中国的神话中第一次将天、地、人并举，女娲作为一个神祇，代表了人的出现。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曾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但在女娲补天的故事中，与其说隐喻的是“征服”，毋庸说是“秩序”，第一次将天地人的关系秩序化，天地为一器，成为人的“他者”，人第一次与天地并列，并且因人的出现而维持了天地的完整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在最荒诞的幻想之下埋藏着“秩序”（或称结构），“没有秩序，就不可能表达意义。” 女娲抟黄土做人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制陶技术的发明在神话中的投影。那么女娲补天或可视为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神话投射。这样的哲学同样投射于中国传统手工艺中，成为器物哲学的根本。
女娲根据自己的身体形状创造了人类，在这种造物的传说中，屈原追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制作了人的身体，她的身体又是谁制作的呢？ 我们或可从神话学的角度给出这样一种答案，“女娲有体，人制匠之”。是人创造了神。前苏格拉底学派哲学家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公元前560至前478年）有一段著名的话：“假使牛或马或狮子有手，能如人一般作画，假使禽兽畫神，则马画之神将似马，牛画之神将似牛，神之状貌各如它们自己”（Clement of Alexandria，Srromata，V，110）。人不仅根据自己的形体制造出形形色色的神祇，而且演变出谨严的神话和宗教体系。人是神的造物，人又成为造物者，人类不仅凭借自我的观念创造了神，更在日常生活创作更多的器物，并不断完善，加以利用。
人通过造物来探索自我的边界。其中最伟大的尝试，是巴别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巴别塔的故事往往被用在传播学领域。作为一种人的造物，巴别塔成为一种象征，人类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造物主的身份认同。人即上帝。它似乎隐喻了人的狂妄和无知。这与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所隐喻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易卦中每卦三爻，讲的就是天、地、人。《易经·说卦》有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人禀天地气，效法自然者，是天之“自强不息”，地之“厚德载物”。所以，人作为万物之灵，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在中国的手工艺的漫长历史上，从一开始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贯穿于器物造物之中，这是器之哲学。
大多器物在最初的人类文明中被称为“工具”。制造工具是人类劳动产生、人类形成和人类社会出现的重要标志。当然，如果仅从工具的层面理解器物，势必陷入“纯粹理性”的泥沼之中。其终点，是人的被奴役，人被物化，成为工具。
手工艺体现的是对人自身的探索，人自从直立行走，解放出双手以后，一直在用自己的双手探索世界的边界。器之日常之用，体现了器的“工具性”。工具一直是人类发展自我、改造世界的最重要媒介。在著名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400万年前的猿人在生活中偶然发现一根骨头的力量，这根骨头可以帮他战胜敌人。他被工具赋予了新的力量，他悟到这根骨头能够帮他在这世界上更好的生存，他兴奋地将这根将开启人类新篇章的骨头抛向天空，电影的镜头跟随着这根骨头一直向上、向上、向上，直到这根骨头幻化成茫茫太空中一艘与之形似的宇宙飞船。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之一，这个镜头同时揭示了400万年中，人类从开始学会使用工具到今天能够制造各种更高级的工具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几百万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依靠双手制造工具，随着文化的积累和智慧的探索，人越来越多地利用工具来制造工具，但人的双手始终是最重要的工具，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人自身的力量。但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能，带来了人力所无法比拟的机器，人的双手获得解放——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人的退场的开始。这同时意味着手艺的终结。
在工业时代，手工技艺渐被工业流水线取代。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手工艺的没落，似乎是一种必然趋势。（编辑/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