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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关于“996”的争议，除了权利意识觉醒外，其实更多反映了年轻一代的生存焦虑。前者反映了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而企业的福利意识或福利供给能力未能跟上，后者则折射出年轻人对超常规付出能够带来命运改变不再抱有充分的信心。
联系到近年来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等阶层固化议题的发酵，以及低欲望社会、极简生活等种种似是而非概念的风行，相关问题应该及早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个给年轻人希望的社会，一个年轻人愿意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艰苦奋斗的社会，才是有着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社会。
人们不能把失去奋斗精神的责任推给年轻人。必须承认相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年轻人通过常规努力改善生活境遇提高社会地位的难度比以往确实大多了，与此同时，财产性收入差距越来越成为贫富差距的主要推手。这些都无疑助长了年轻人的焦虑情绪，而互联网创富的喧哗与骚动，更是令一代人心神不定冀望通过种种超常规发展而非日常奋斗来改变命运。
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山大和互联网创富泡沫的破灭，又令所谓低欲望社会和极简主义观念流行开来。针对欲望无度的攀比性消费和不顾环境承载能力的为发展而发展，低欲望社会和极简生活的观念有其“解毒”作用。但一方面低欲望和极简其实很“奢侈”的生活方式，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社保福利体系之上，是否符合当下中国国情不问便知；另一方面日本等先行国家部分人群的低欲望和极简，也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其负面效应已日益凸显。
总之，一个富家子弟因能坐享其成而不愿奋斗，寒门子弟因地位提升无望而拒绝奋斗的社会氛围，显然不利于凝聚人心团结奋进保障“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
人们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企业。企业固然有其规范用工并提升员工福利的改进空间。不过考虑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匮乏和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带来的转型压力，相关改进空间短期内不会太大。而未来社保征收的“做实”无形中还会压缩这种空间。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在似乎已经到了公平相对滞后，开始危及到效率的节点了。贫富差距的擴大、内需的不足、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以及年轻人的普遍焦虑，都表明应该适度加大建设更公平社会的力度。
对中国当下而言，缓解代际焦虑，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除了从税收、社保等举措着眼外，更多的文章可能还是应该通过种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来做。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财富再分配”往往谈虎色变。其实，“财富再分配”并不意味着“劫富济贫”，而是要盘活存量财富，更好地实现其流动性和更合理地分配其收益，从而更好地做大财富蛋糕，令富者心安贫者身安，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无论是天量的国有资产，还是居民手中的房地产，或是乡村的建设用地、宅基地及相关房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财富更多是以存量资产的形态出现，财富的资产化资本化不足，资产的证券化不足，这导致财富的流动性不足，也导致国有资产和社会资产之间、城市资产和乡村资产之间等等对流性不足。
存量资产和存量财富的盘活和对流，将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台湾地区当年以城市工商业股份置换地主田产的和平“土改”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资借鉴。此举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实现了社会公平，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让地主尝到了工商业发展的甜头，给更多地主从农村“解放”出来投身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既避免了社会动荡，又实现了均富共赢。
实现存量财富和资产的盘活，除了所有制和产权的一视同仁和各种资产的平等进入市场，以及各种资产证券化的积极稳妥推进外，当务之急或突破之道或许可能是各种资产的相互交叉持有。
针对当前突出的房地产价格泡沫高企所引发的宏观风险和各种社会问题，实现“房住不炒”目标，国家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和城乡居民手中的房地产之间的交叉持有，国家把置换出来的房地产变为公租房供年轻人租用，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操作方案。这对城乡土地同权、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等也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一个能让农村和城市里的有为青年，通过奋斗来改变自身命运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必然能缓解代际焦虑，并赢得社会中最具活力和生产力部分的高度认同和拥护。
联系到近年来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等阶层固化议题的发酵，以及低欲望社会、极简生活等种种似是而非概念的风行，相关问题应该及早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个给年轻人希望的社会，一个年轻人愿意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艰苦奋斗的社会，才是有着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社会。
人们不能把失去奋斗精神的责任推给年轻人。必须承认相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年轻人通过常规努力改善生活境遇提高社会地位的难度比以往确实大多了，与此同时，财产性收入差距越来越成为贫富差距的主要推手。这些都无疑助长了年轻人的焦虑情绪，而互联网创富的喧哗与骚动，更是令一代人心神不定冀望通过种种超常规发展而非日常奋斗来改变命运。
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山大和互联网创富泡沫的破灭，又令所谓低欲望社会和极简主义观念流行开来。针对欲望无度的攀比性消费和不顾环境承载能力的为发展而发展，低欲望社会和极简生活的观念有其“解毒”作用。但一方面低欲望和极简其实很“奢侈”的生活方式，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社保福利体系之上，是否符合当下中国国情不问便知；另一方面日本等先行国家部分人群的低欲望和极简，也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其负面效应已日益凸显。
总之，一个富家子弟因能坐享其成而不愿奋斗，寒门子弟因地位提升无望而拒绝奋斗的社会氛围，显然不利于凝聚人心团结奋进保障“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
人们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企业。企业固然有其规范用工并提升员工福利的改进空间。不过考虑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匮乏和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带来的转型压力，相关改进空间短期内不会太大。而未来社保征收的“做实”无形中还会压缩这种空间。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在似乎已经到了公平相对滞后，开始危及到效率的节点了。贫富差距的擴大、内需的不足、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以及年轻人的普遍焦虑，都表明应该适度加大建设更公平社会的力度。
对中国当下而言，缓解代际焦虑，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除了从税收、社保等举措着眼外，更多的文章可能还是应该通过种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来做。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财富再分配”往往谈虎色变。其实，“财富再分配”并不意味着“劫富济贫”，而是要盘活存量财富，更好地实现其流动性和更合理地分配其收益，从而更好地做大财富蛋糕，令富者心安贫者身安，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无论是天量的国有资产，还是居民手中的房地产，或是乡村的建设用地、宅基地及相关房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财富更多是以存量资产的形态出现，财富的资产化资本化不足，资产的证券化不足，这导致财富的流动性不足，也导致国有资产和社会资产之间、城市资产和乡村资产之间等等对流性不足。
存量资产和存量财富的盘活和对流，将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台湾地区当年以城市工商业股份置换地主田产的和平“土改”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资借鉴。此举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实现了社会公平，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让地主尝到了工商业发展的甜头，给更多地主从农村“解放”出来投身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既避免了社会动荡，又实现了均富共赢。
实现存量财富和资产的盘活，除了所有制和产权的一视同仁和各种资产的平等进入市场，以及各种资产证券化的积极稳妥推进外，当务之急或突破之道或许可能是各种资产的相互交叉持有。
针对当前突出的房地产价格泡沫高企所引发的宏观风险和各种社会问题，实现“房住不炒”目标，国家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和城乡居民手中的房地产之间的交叉持有，国家把置换出来的房地产变为公租房供年轻人租用，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操作方案。这对城乡土地同权、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等也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一个能让农村和城市里的有为青年，通过奋斗来改变自身命运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必然能缓解代际焦虑，并赢得社会中最具活力和生产力部分的高度认同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