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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像刀子一样。最近他老做梦。
午间小憩之后，杨先让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二拨客人。他烧水煮茶，将自己的人生再说一遍，也会有犄角旮旯里的往事重新被翻出来，放在新的时光里回味、品尝。
这个冬日的早晨，他依旧是6点左右起床，之后在工作室里写小字，这是他的童子功。图文版的《唐诗宋词元曲》已经写到了元曲部分，他觉得“还是唐诗宋词的精华要多一些”，能给后人带来更多慰藉。
“我爸爸的小字写得那才叫漂亮，他每天早晨都抄《圣经》，但是他死了，90多岁。要是他知道我现在能出书，能出画册，还能搞展览，该多高兴啊。有时候我特想他，去梦里找。”
2012年8月写的遗嘱就放在案头，那是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找出来的。遗嘱大意为，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要搞任何仪式。“葬家乡养马岛祖先墓旁，占一墓碑之地即可。”那年他82岁，同年5月“红学家”周汝昌去世，他们曾为邻居，合著了《五洲红楼》。
从美国回来后，杨先让定居在京郊的回龙观，该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房子在一楼，进出方便。太太张平良的腿伤有三年了，需要扶着U型助行器。她说，年纪大了，骨头就像酥了一样。家的不远处，有著名骨科医院的分院，女儿杨阳也在同一社区，经常一起吃饭，自己做了腊八蒜也给父母送过来。
作为美术家，杨先让不喜欢家里有人频繁进出、走动，“漂亮的还好说，丑的，就更难受了”，所以不愿意请保姆，偶尔有小时工过来。
前不久，他写的《徐悲鸿》刚完成第三版的出版，与之前出版的《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我为主》合称为《杨先让文集》。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的非虚构写作。中国美术史上下百年的浮浮沉沉都融在了里面。
“我现在就觉得时间很紧张，人都没了，一个一个都走了。想抓也抓不住。”
他是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们的学生，黄永玉、郭兰英、郭淑珍们的朋友，陈丹青、徐冰、韩书力们的老师。他将他们放进自己记录的历史里。他说相比之下，他和很多人只是画布上的“灰调子”，是美术工作者，而他们才是真正的里程碑。
偶尔累了，他就坐在房间里包饺子，好几种馅，韭菜、茴香、南瓜。他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等着儿孙从国外回来的欢聚时光。
岛里的传奇
山东半岛形似骆驼头伸向黄海。烟台向东与牟平之间，即“骆驼眼”的部位处，有一小树叶状小岛曰“养马岛”，属牟平县管辖。据民间口传，当年秦始皇东巡时，看到此岛水草茂盛、气候分明，是最佳畜牧场所，因而在岛上养马备用，岛民则大多由外地迁徙而来。
这里是杨先让的出生地。岛上有十一二个村落，其中的杨姓祖先原籍为云南，又有说为安徽。岛上土地贫瘠，长期以来，人们靠渔业和买船跑运输维持生计，偶尔经商。
杨先让的家族史，颇具传奇色彩。爷爷早年在朝鲜仁川经营绸缎庄，后来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叔叔曾任英美烟草公司奉天总代办，1929年加入共产党，1936年被日本人抓获迫害致死；父亲在哈尔滨开过油坊工厂，后来移居美国。杨先让12岁时，爷爷去世，葬在仁川。
1983年，杨先让赴美国与父亲相聚。2012年，杨先让带着儿女去韩国，把爷爷的骨灰带回国，将爷爷、父亲、叔叔一起葬在家乡—牟平养马岛中原村，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那次相聚，杨先让与父亲有过这样的沟通：“我问他，从哈尔滨一直往下到香港，都是你的买卖，当年朝鲜的仁川一条街都是我们老杨家的，战争来了，都哪儿去了？你不心疼吗？我爸爸想一想就说：时局。”
杨先让当时感觉父亲真大气。“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那么回事。”
杨先让还遇见一个在美国开饭店的家乡人，他问杨先让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回答是100块钱。同乡说：“小时候你们家那个大庭院，我们都不敢进，现在你就挣这么些钱？”但是杨先让发现，饭店里挂的都是他的画作。
杨先让幼年在仁川长大，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学习油画。1952年毕业时，他以班里最好的成绩，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那里，“他们没教我，但我看看就知道是怎么画的了”。
1955年，在全国青年美术展上，25岁的杨先让以一幅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木刻版画作品《出圈》脱颖而出。“反右”时，他在文化部被作为重点对象，大字报从六楼一直贴到一楼。太太张平良也差点被划成右派，他们和古元一起下放到河北遵化。“文革”时他在中央美院，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多，他不算“牛鬼蛇神”，因此受到的冲击不大，但大哥、大姐、外甥就惨了。
“我是学油画的，后来搞了版画，又搞了民间艺术，所以我是不安分的一个人。但是我并不想用我的艺术去挣钱。因为我心里想，我是资本家出身，我爸爸、我叔叔、我爷爷的那些钱多着呢，都哪儿去了呢？我太看得懂了。所以我就感觉，够了就够了。”
大民间
那一年的美国经历，成为改变杨先让后半生的重要机缘。
在美国，杨先让参观访问了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因为要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很多西方大师，比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而创作的。他突然想到，中國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能创造出多少个毕加索？
“民间太重要了，年画、连环画也是民间，但只是民间美术海洋中的一滴，为什么不做更有气魄的大民间？”
回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了“民间美术系”。当时很多人反对，理由是美术学院怎么会培养民间艺人？杨先让的态度是，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怎么不能培养民间艺人呢？ 民间美术系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了众多人才，陈丹青的妻子黄素宁也曾师从杨先让。在陈丹青看来，80年代率先创办“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的得意之事。“那年该系的同学去敦煌考察，先让老师送行。火车启动了，他对着车窗口的同学叫道：去吧！你们去敦煌‘怀孕’（意即‘有反应，有作品带出来’）吧！”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杨先让是他“在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捡到的一个宝贵朋友”。起初，杨先让为“民间美术”忙忙叨叨时，黄永玉并未太在意。几年后，《黄河十四走》摆在黄永玉的面前，他说“给震傻了”。书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记录杨先让和他的队伍考察黄河流域民间美术的成果，从1987年开始，足迹踏至沿岸八个省、100多個县镇。
十多年后陈丹青从纽约回北京探看，在三联书店买到了《黄河十四走》，一看之下，也“震傻了”。陈丹青说，他不知道近20年是否还有更体面的同类专册问世。
为什么要走这一遭？
杨先让说：“我是学洋的，我不懂民间啊。”走，就是学习，就是摸清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状况。
很多时候，他们循着线索跑去，却发现民间艺人已经死了，东西也随之烧了。“人死艺亡，”杨先让说，“这是学民间美术的重要一课，让你能真切体验那种情境。”他和他的队员萌生最朴素的想法：要抢救，要快。
最后一站是黄河口。走完的那天，正赶上过年，杨先让招呼学生买一串鞭炮来放。这一趟行程，他太有收获，比如在青海坐车翻山时，他对随行的女儿杨阳说：“中国民间美术，这下我通了，我给你讲。”
2003年，作家出版社也在大陆出版《黄河十四走》。
有人认为《黄河十四走》民间考察，给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先让自己不这么看。“非遗是油盐酱醋，什么都有，美术只是其中一个。我的民间美术是单独的。”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黄永玉更不吝词汇地说：“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
黄永玉把这篇文章放在《比我老的老头》里，杨先让是里面唯一一个比黄永玉小的人。杨先让感念黄永玉关心他。“（他）看见（我）到处跑就说，你都在别人地里，自己地荒了。他替我着急，我不着急，我没想当大画家，我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杨先让作品。
走黄河的那段时间，几十年没见面的表哥从美国回来找他。朋友们说他去农村了，表哥诧异：“现在都上月亮去了，他上农村？”
妻妹偶尔拿他取乐说：“还天天画画，再画，你也当不了齐白石。”
杨先让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他们才是真正的里程碑，是真正的大师，我们只不过像画画时的那种灰调子，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的画画的，起到基石的作用，垫底的。”他指指太太张平良说：“她一辈子做连环画，当编辑，是一个负责人，我就是教教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他经常会说“挺好的”。“这一辈子我遇到这么一些好人，我也卖力气好好干活。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有时候写一点东西也都是有感而发。”他形容自己“智商不高，情商高，感情丰富”。
现在的杨先让会感慨，自己没有能力再干很多事了。女儿杨阳从清华大学退休后，在做与民间艺术有关的事情。“我妹妹也死了，她帮过我。我们家里学美术的人很多，从我岳父、岳母开始，我整天嚷嚷民间美术重要。”
2017年的秋天，他写了首名为《自抒》的小诗：暮年亲朋自然稀，一日三餐陪病妻。兴致临时弄笔墨，孤寂重阳忆兄弟。无忧无愁无牵挂，迎来霜天叶落家。四世同堂老来福，秋虫悲鸣伴菊花。
收拾房间时，他翻到了年轻时的习作，他把它们裱了起来，都有点记不起年轻的自己曾经那么努力了。有一张是陪儿子杨海郎登长城的景象，他看着它说：“现在登不上去了吧？！”
登不了长城的他，可以坐在家里听孙女弹琴。孙女的中文名字叫“天洁”，26岁，生于海外，长于海外。“但是她喜欢中国，还愿意跟我学画画。这一点我特别高兴。”孙女肤色黑，长得漂亮，她在北京接待美国来的朋友后，跟爷爷说：“我跟她们不一样，我有根。”
如果说遗憾
1993年，杨先让退休，与太太张平良同赴美国。去之前，杨先让对太太说：“我们这次去，就是尽量做一些交流，宣传民间美术，讲一讲中国的艺术家。”
其实去美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离开是非之地。“民间美术系取消了，干了不到十年，我很生气，但也没办法。那我就出去干我的，我在国外讲中国民间，我办展览。”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杨教授，这些事应该是我们干，结果都是你干了。
这也是杨先让特别感念老师徐悲鸿的地方之一。“徐悲鸿如果活着的话，肯定给我一个大奖状，因为他对民间都特别支持。”所以，后来写到徐悲鸿去考察泥人张的时候，杨先让就特别感慨。“他走了，没办法。”
在美国，他们把儿子的家当作根据地，做了很多交流活动。张平良说，他们的儿媳也特别支持，那么朴素的一个人，为了在交流会上的仪式感，特意涂了粉底和口红。“其实艺术家不是都那么俏皮的，许多都是很朴素的。”
忙碌之外，杨先让经常会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不时会听到说，这个死了，那个也不在了。
有一天，杨先让在费城看望忘年交顾毓琇。顾毓琇说你的老师走了，杨先让问哪个老师？吴作人。顾毓琇说你甭打电报了，回去写一篇文章吧？！ 就这样写着写着，写了很多。杨先让有书写的环境以及基础，他曾在文化部研究室工作过，认识的都是时代里的风云人物。“他们走了，对我又好，我很难过。尤其在海外，那种感情不一样，有时候真是写着写着，就趴在那儿哭。”
2000年的时候，杨先让收到顾毓琇的一封信，信里说了别的内容，信旁边有两行用铅笔写的字：画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
原来，顾毓琇听说杨先让要写徐悲鸿，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杨先让打电话问他什么意思，顾毓琇说：“你看，写这种东西起码要5年，你现在多大了？你都七十了，你还不快点画画？”
结果，杨先让在一本新华字典的陪伴下，用一年时间写出了《徐悲鸿》。
前几年，杨先让感觉到《徐悲鸿》要第三版的时候，就想把蒋彝与徐悲鸿的故事写进去。他就写信给蒋彝的儿子，信给退回来了。“那边说没有这个人了。他比我大一两岁，可能搬家了，也可能不在了。”这根线也就断了。
蒋彝30年代到英国去，一直没回来，和徐悲鸿的关系密切。1933年，徐悲鸿到国外办画展，蒋彝帮了很多忙。1941年徐悲鸿画《愚公移山图》，关于愚公移山的表现，两个人还在通讯商榷。1953年，得知徐悲鸿去世的消息，蒋彝在国外大哭。
好多人和徐悲鸿的关系都特别密切，但是杨先让没办法再深入了，有关系的人陆陆续续离世。当年能够知道的时候没有觉悟，現在想了解又没办法深入下去，对杨先让来说这是一种遗憾。
这样的感触，也存在于与自己有关的写作中。“我想写我家里的事情，我们姊妹六个，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了。我找谁了解？没人了，所以特遗憾。”
杨先让作品。
那段时间，杨先让一直问自己，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多的遗憾断层组成的。他定义自己的写作：“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描述着真实的中国。”
杨先让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父亲的悲哀》，都是家族里的往事。“我爸爸老是说他不伸冤的话死不瞑目。他1985年死的，现在事情都明朗了，不知道他能不能瞑目。”
每天写小字的功课第二天还要继续，元曲该写到张养浩的《殿前欢·村居》了。
7个世纪前，张养浩说：
“会寻思，过中年便赋去来词。
为甚等闲间不肯来城市？
只怕俗却新诗。
对着这落花村，流水堤，柴门闭，柳外山横翠。
便有些斜风细雨，也近不得这蒲笠蓑衣。”
冬日的房间里暖和，一只蝈蝈叫着，阳台外面蹲着一只野猫。牡丹花的叶子早已枯黄。杨先让想了想前一晚追的《琅琊榜》《风筝》，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剧情呢？
午间小憩之后，杨先让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二拨客人。他烧水煮茶，将自己的人生再说一遍，也会有犄角旮旯里的往事重新被翻出来，放在新的时光里回味、品尝。
这个冬日的早晨，他依旧是6点左右起床，之后在工作室里写小字，这是他的童子功。图文版的《唐诗宋词元曲》已经写到了元曲部分，他觉得“还是唐诗宋词的精华要多一些”，能给后人带来更多慰藉。
“我爸爸的小字写得那才叫漂亮，他每天早晨都抄《圣经》，但是他死了，90多岁。要是他知道我现在能出书，能出画册，还能搞展览，该多高兴啊。有时候我特想他，去梦里找。”
2012年8月写的遗嘱就放在案头，那是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找出来的。遗嘱大意为，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要搞任何仪式。“葬家乡养马岛祖先墓旁，占一墓碑之地即可。”那年他82岁，同年5月“红学家”周汝昌去世，他们曾为邻居，合著了《五洲红楼》。
从美国回来后，杨先让定居在京郊的回龙观，该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房子在一楼，进出方便。太太张平良的腿伤有三年了，需要扶着U型助行器。她说，年纪大了，骨头就像酥了一样。家的不远处，有著名骨科医院的分院，女儿杨阳也在同一社区，经常一起吃饭，自己做了腊八蒜也给父母送过来。
作为美术家，杨先让不喜欢家里有人频繁进出、走动，“漂亮的还好说，丑的，就更难受了”，所以不愿意请保姆，偶尔有小时工过来。
前不久，他写的《徐悲鸿》刚完成第三版的出版，与之前出版的《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我为主》合称为《杨先让文集》。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的非虚构写作。中国美术史上下百年的浮浮沉沉都融在了里面。
“我现在就觉得时间很紧张，人都没了，一个一个都走了。想抓也抓不住。”
他是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们的学生，黄永玉、郭兰英、郭淑珍们的朋友，陈丹青、徐冰、韩书力们的老师。他将他们放进自己记录的历史里。他说相比之下，他和很多人只是画布上的“灰调子”，是美术工作者，而他们才是真正的里程碑。
偶尔累了，他就坐在房间里包饺子，好几种馅，韭菜、茴香、南瓜。他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等着儿孙从国外回来的欢聚时光。
岛里的传奇
山东半岛形似骆驼头伸向黄海。烟台向东与牟平之间，即“骆驼眼”的部位处，有一小树叶状小岛曰“养马岛”，属牟平县管辖。据民间口传，当年秦始皇东巡时，看到此岛水草茂盛、气候分明，是最佳畜牧场所，因而在岛上养马备用，岛民则大多由外地迁徙而来。
这里是杨先让的出生地。岛上有十一二个村落，其中的杨姓祖先原籍为云南，又有说为安徽。岛上土地贫瘠，长期以来，人们靠渔业和买船跑运输维持生计，偶尔经商。
杨先让的家族史，颇具传奇色彩。爷爷早年在朝鲜仁川经营绸缎庄，后来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叔叔曾任英美烟草公司奉天总代办，1929年加入共产党，1936年被日本人抓获迫害致死；父亲在哈尔滨开过油坊工厂，后来移居美国。杨先让12岁时，爷爷去世，葬在仁川。
1983年，杨先让赴美国与父亲相聚。2012年，杨先让带着儿女去韩国，把爷爷的骨灰带回国，将爷爷、父亲、叔叔一起葬在家乡—牟平养马岛中原村，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那次相聚，杨先让与父亲有过这样的沟通：“我问他，从哈尔滨一直往下到香港，都是你的买卖，当年朝鲜的仁川一条街都是我们老杨家的，战争来了，都哪儿去了？你不心疼吗？我爸爸想一想就说：时局。”
杨先让当时感觉父亲真大气。“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那么回事。”
杨先让还遇见一个在美国开饭店的家乡人，他问杨先让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回答是100块钱。同乡说：“小时候你们家那个大庭院，我们都不敢进，现在你就挣这么些钱？”但是杨先让发现，饭店里挂的都是他的画作。
杨先让幼年在仁川长大，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学习油画。1952年毕业时，他以班里最好的成绩，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那里，“他们没教我，但我看看就知道是怎么画的了”。
1955年，在全国青年美术展上，25岁的杨先让以一幅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木刻版画作品《出圈》脱颖而出。“反右”时，他在文化部被作为重点对象，大字报从六楼一直贴到一楼。太太张平良也差点被划成右派，他们和古元一起下放到河北遵化。“文革”时他在中央美院，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多，他不算“牛鬼蛇神”，因此受到的冲击不大，但大哥、大姐、外甥就惨了。
“我是学油画的，后来搞了版画，又搞了民间艺术，所以我是不安分的一个人。但是我并不想用我的艺术去挣钱。因为我心里想，我是资本家出身，我爸爸、我叔叔、我爷爷的那些钱多着呢，都哪儿去了呢？我太看得懂了。所以我就感觉，够了就够了。”
大民间
那一年的美国经历，成为改变杨先让后半生的重要机缘。
在美国，杨先让参观访问了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因为要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很多西方大师，比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而创作的。他突然想到，中國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能创造出多少个毕加索？
“民间太重要了，年画、连环画也是民间，但只是民间美术海洋中的一滴，为什么不做更有气魄的大民间？”
回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了“民间美术系”。当时很多人反对，理由是美术学院怎么会培养民间艺人？杨先让的态度是，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怎么不能培养民间艺人呢？ 民间美术系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了众多人才，陈丹青的妻子黄素宁也曾师从杨先让。在陈丹青看来，80年代率先创办“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的得意之事。“那年该系的同学去敦煌考察，先让老师送行。火车启动了，他对着车窗口的同学叫道：去吧！你们去敦煌‘怀孕’（意即‘有反应，有作品带出来’）吧！”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杨先让是他“在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捡到的一个宝贵朋友”。起初，杨先让为“民间美术”忙忙叨叨时，黄永玉并未太在意。几年后，《黄河十四走》摆在黄永玉的面前，他说“给震傻了”。书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记录杨先让和他的队伍考察黄河流域民间美术的成果，从1987年开始，足迹踏至沿岸八个省、100多個县镇。
十多年后陈丹青从纽约回北京探看，在三联书店买到了《黄河十四走》，一看之下，也“震傻了”。陈丹青说，他不知道近20年是否还有更体面的同类专册问世。
为什么要走这一遭？
杨先让说：“我是学洋的，我不懂民间啊。”走，就是学习，就是摸清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状况。
很多时候，他们循着线索跑去，却发现民间艺人已经死了，东西也随之烧了。“人死艺亡，”杨先让说，“这是学民间美术的重要一课，让你能真切体验那种情境。”他和他的队员萌生最朴素的想法：要抢救，要快。
最后一站是黄河口。走完的那天，正赶上过年，杨先让招呼学生买一串鞭炮来放。这一趟行程，他太有收获，比如在青海坐车翻山时，他对随行的女儿杨阳说：“中国民间美术，这下我通了，我给你讲。”
2003年，作家出版社也在大陆出版《黄河十四走》。
有人认为《黄河十四走》民间考察，给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先让自己不这么看。“非遗是油盐酱醋，什么都有，美术只是其中一个。我的民间美术是单独的。”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黄永玉更不吝词汇地说：“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
黄永玉把这篇文章放在《比我老的老头》里，杨先让是里面唯一一个比黄永玉小的人。杨先让感念黄永玉关心他。“（他）看见（我）到处跑就说，你都在别人地里，自己地荒了。他替我着急，我不着急，我没想当大画家，我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走黄河的那段时间，几十年没见面的表哥从美国回来找他。朋友们说他去农村了，表哥诧异：“现在都上月亮去了，他上农村？”
妻妹偶尔拿他取乐说：“还天天画画，再画，你也当不了齐白石。”
杨先让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他们才是真正的里程碑，是真正的大师，我们只不过像画画时的那种灰调子，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的画画的，起到基石的作用，垫底的。”他指指太太张平良说：“她一辈子做连环画，当编辑，是一个负责人，我就是教教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他经常会说“挺好的”。“这一辈子我遇到这么一些好人，我也卖力气好好干活。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有时候写一点东西也都是有感而发。”他形容自己“智商不高，情商高，感情丰富”。
现在的杨先让会感慨，自己没有能力再干很多事了。女儿杨阳从清华大学退休后，在做与民间艺术有关的事情。“我妹妹也死了，她帮过我。我们家里学美术的人很多，从我岳父、岳母开始，我整天嚷嚷民间美术重要。”
2017年的秋天，他写了首名为《自抒》的小诗：暮年亲朋自然稀，一日三餐陪病妻。兴致临时弄笔墨，孤寂重阳忆兄弟。无忧无愁无牵挂，迎来霜天叶落家。四世同堂老来福，秋虫悲鸣伴菊花。
收拾房间时，他翻到了年轻时的习作，他把它们裱了起来，都有点记不起年轻的自己曾经那么努力了。有一张是陪儿子杨海郎登长城的景象，他看着它说：“现在登不上去了吧？！”
登不了长城的他，可以坐在家里听孙女弹琴。孙女的中文名字叫“天洁”，26岁，生于海外，长于海外。“但是她喜欢中国，还愿意跟我学画画。这一点我特别高兴。”孙女肤色黑，长得漂亮，她在北京接待美国来的朋友后，跟爷爷说：“我跟她们不一样，我有根。”
如果说遗憾
1993年，杨先让退休，与太太张平良同赴美国。去之前，杨先让对太太说：“我们这次去，就是尽量做一些交流，宣传民间美术，讲一讲中国的艺术家。”
其实去美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离开是非之地。“民间美术系取消了，干了不到十年，我很生气，但也没办法。那我就出去干我的，我在国外讲中国民间，我办展览。”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杨教授，这些事应该是我们干，结果都是你干了。
这也是杨先让特别感念老师徐悲鸿的地方之一。“徐悲鸿如果活着的话，肯定给我一个大奖状，因为他对民间都特别支持。”所以，后来写到徐悲鸿去考察泥人张的时候，杨先让就特别感慨。“他走了，没办法。”
在美国，他们把儿子的家当作根据地，做了很多交流活动。张平良说，他们的儿媳也特别支持，那么朴素的一个人，为了在交流会上的仪式感，特意涂了粉底和口红。“其实艺术家不是都那么俏皮的，许多都是很朴素的。”
忙碌之外，杨先让经常会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不时会听到说，这个死了，那个也不在了。
有一天，杨先让在费城看望忘年交顾毓琇。顾毓琇说你的老师走了，杨先让问哪个老师？吴作人。顾毓琇说你甭打电报了，回去写一篇文章吧？！ 就这样写着写着，写了很多。杨先让有书写的环境以及基础，他曾在文化部研究室工作过，认识的都是时代里的风云人物。“他们走了，对我又好，我很难过。尤其在海外，那种感情不一样，有时候真是写着写着，就趴在那儿哭。”
2000年的时候，杨先让收到顾毓琇的一封信，信里说了别的内容，信旁边有两行用铅笔写的字：画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
原来，顾毓琇听说杨先让要写徐悲鸿，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杨先让打电话问他什么意思，顾毓琇说：“你看，写这种东西起码要5年，你现在多大了？你都七十了，你还不快点画画？”
结果，杨先让在一本新华字典的陪伴下，用一年时间写出了《徐悲鸿》。
前几年，杨先让感觉到《徐悲鸿》要第三版的时候，就想把蒋彝与徐悲鸿的故事写进去。他就写信给蒋彝的儿子，信给退回来了。“那边说没有这个人了。他比我大一两岁，可能搬家了，也可能不在了。”这根线也就断了。
蒋彝30年代到英国去，一直没回来，和徐悲鸿的关系密切。1933年，徐悲鸿到国外办画展，蒋彝帮了很多忙。1941年徐悲鸿画《愚公移山图》，关于愚公移山的表现，两个人还在通讯商榷。1953年，得知徐悲鸿去世的消息，蒋彝在国外大哭。
好多人和徐悲鸿的关系都特别密切，但是杨先让没办法再深入了，有关系的人陆陆续续离世。当年能够知道的时候没有觉悟，現在想了解又没办法深入下去，对杨先让来说这是一种遗憾。
这样的感触，也存在于与自己有关的写作中。“我想写我家里的事情，我们姊妹六个，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了。我找谁了解？没人了，所以特遗憾。”
那段时间，杨先让一直问自己，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多的遗憾断层组成的。他定义自己的写作：“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描述着真实的中国。”
杨先让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父亲的悲哀》，都是家族里的往事。“我爸爸老是说他不伸冤的话死不瞑目。他1985年死的，现在事情都明朗了，不知道他能不能瞑目。”
每天写小字的功课第二天还要继续，元曲该写到张养浩的《殿前欢·村居》了。
7个世纪前，张养浩说：
“会寻思，过中年便赋去来词。
为甚等闲间不肯来城市？
只怕俗却新诗。
对着这落花村，流水堤，柴门闭，柳外山横翠。
便有些斜风细雨，也近不得这蒲笠蓑衣。”
冬日的房间里暖和，一只蝈蝈叫着，阳台外面蹲着一只野猫。牡丹花的叶子早已枯黄。杨先让想了想前一晚追的《琅琊榜》《风筝》，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剧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