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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同伴积极影响在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问题行为预测中的调节效应,并分析这一调节效应在犯罪和普通青少年两类群体中不同表现。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青少年生活事件核查表、同伴积极影响问卷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来自上海和昆明的561名犯罪青少年和358名普通青少年进行测量。结果:1家庭结构和被试类型在同伴积极影响和问题行为得分上存在交互效应。2犯罪青少年和普通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同伴积极影响和问题行为间存在显著相关。3同伴积极影响可以调节生活事件对普通青少年的问题行为的影响,但对犯罪青少年却不存在相应的作用。结论:同伴积极影响是缓冲生活事件对普通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预测的重要因素,但对犯罪青少年并未起到类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