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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是一门经济学。
自2007年福特传出要在中国筹建第三厂后,天津、南京、重庆便开始上演“三凰求凤”。经过两年马拉松式的“追逐恋”,9月25日,福特终将绣球抛给了重庆。
福特情定重庆,缘于重庆更懂“恋爱经济学”。
■ 绝恋而走
2007年初,福特扔出重磅“炸弹”:准备在华筹建第三厂。
消息如暗夜流星,牵引了中国多座大城市的目光——不言而喻,在中国汽车业面临新一轮洗牌的背景下,谁抢得福特第三厂,谁就能抢得先机。
奔跑在“争抢”大军中,重庆的心情五味杂陈——2004年那次“失恋”在心口烙下的创痕,至今仍隐隐生疼。
2001年,福特握手重庆长安,组建了长安福特合资公司——这场令人艳羡的“婚姻”,其实只是福特的无奈之举。
对1995年就进入中国寻觅“恋爱对象”的福特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因一直僵化地坚持合资条件(大于50%的控股权),而坐等通用、大众等抢班夺权。
等福特觉醒之时,“三大三小”早已名花有主,迫不得已,福特才选择了长安。
当时中国重点扶持的是“三大三小”。“三大”即一汽、东风、上汽,“三小”即北汽、天汽和广汽。长安属于微车,不在扶持之列。
而微车生产恰恰是福特的弱项。显而易见,福特牵手长安只是权宜之计。
这种权宜之计,虽呈现出良性互动,但作为世界汽车业泰斗之一的福特,岂肯安心长久蜗居西南一隅?
2004年初,借长安福特出现产能瓶颈之机,福特开始谋划筹建第二厂。尽管重庆百般挽留,福特还是“绝恋”而去。
“公司发展一直受制于高昂的物流成本和配套成本。”福特全球总裁穆拉利说,“重庆距上海太远,导致水运成本占了全部物流成本的80%,而南京就在上海附近,朝夕可至。重庆零部件配套欠缺,90%需从外引进,而南京坐拥长三角成熟的零部件配套体系。”
2004年4月,福特第二厂花落南京。
■ 物流升级
“失恋”后的重庆,开始埋首专研“恋爱经济学”。
福特为何弃渝入宁?因为横亘在重庆与东部海岸线之间的,是漫长的2000公里距离。
2000公里有多远?会让每标准集装箱水运成本增加3700元,铁运成本增加5622元。
“地处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等生产要素成本低,15%的所得税比沿海低——但这并不能使重庆脱颖而出。”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说,“高昂的物流成本抵消了三低优势。”
如何“缩短”2000公里距离,这是福特能否重返重庆的关键所在——重庆发动了物流升级战。
第一战:铁海联运。重庆走水路到上海需三天。为减少物流成本,重庆向铁道部申请了一趟直达上海港的集装箱专列,时间降为一天,而铁运成本和南京到上海的公路运输费相差无几。
第二战:建设欧亚大陆桥。重庆至鹿特丹的铁路,2012年将完工,届时重庆到欧洲只需13天,比沿海到欧洲少了22天,沿海货物要去欧洲,以后反而要到重庆来中转。
第三战:完善配套体系。通过培育和引进配套企业,80%的汽车零部件可实现本地化生产。
“重庆的物流成本确实与沿海持平了。”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
即便如此,福特高层依然青睐南京:“我们的研发中心就在南京,且南京为我们精心谋划了1000多亩土地,将第三厂落子南京,更有利于品牌布局和产品规划。”
就在重庆追求无望之际,金融危机帮了大忙。
在金融危机中,重庆和南京的表现有天壤之别——年产能为25万辆的重庆第一厂在超负荷运转,而年产能为16万辆的南京第二厂利用率还不到二分之一。
重庆的强势,点亮了福特高层的眼睛。
■ 天津横刀
福特决定重返重庆。
但还没来得及击掌相贺,一个大危机悄然袭来——天津加入角逐,准备“横刀夺爱”。
天津政府高层频频造访福特,打出了一记“辐射北方市场”的重拳。
这记重拳准确地击中福特的胸口。
与其他汽车巨头相比,最早进入中国的福特,在华表现却差强人意。通用、大众、丰田在华年销量均超过50万辆,而福特销量仅30万辆。
这正是福特2004年发动“长江战略”酿下的苦果。
2004年,福特不顾重庆苦苦挽留,断然做出了建立南京第二厂的决定——意图以长江水道为主线,重庆、南京两厂为龙头,通过在上海组建总部,辐射整个中国。
在这个“长江战略”中,南京具有“左右传递”的重要战略意义。基于此,福特不惜痛下赌注,将发动机基地和研发中心安放于此。
从上海到南京再到重庆,一条蜿蜒的巨龙,眼看就要腾飞起来,却因为南京掉链子而功亏一篑——南京第二厂的持续萎靡让福特高层大跌眼镜。
图谋整个中国市场的“长江战略”受阻,傷心不已的福特再次将目光投向表现优异的重庆。但就在此时,天津插脚进来。
“入驻滨海新区,可以借助无缝通关的保税港区、更便利的物流、更成熟的配套,辐射整个北方市场。”天津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
天津的诱惑,又点燃了福特“大布局”的希望。
“入驻天津,可以与重庆、上海一道,形成辐射整个中国的三角市场。”福特心动了。
■ 主动示爱
留给重庆的时间已然不多,再不出动出击,福特第三厂又将花落他手。
“我们在北部新区预留了1500亩土地,已为福特第三厂落户做好了准备,并且将在水、电、气等方面给予更多优惠。”重庆高层频频出动,向福特殷勤“示爱”。
同时,重庆深知,仅靠感情维系的恋爱难以牢靠,要想俘获福特芳心,最起码要使自己与天津条件相若。
不沿边、不靠海,不能和世界“零距离”沟通,这是重庆发展的弊和痛。海不能过来,那我就过去——重庆开始倾力于政策申请。
2008年11月12日,一道电波从北京传到重庆,一下将重庆拉近到大海边——从“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设立的那一刻起,重庆与天津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才能进一步打动福特?
2009年2月,一条信息触发了重庆的灵感——一汽大众将在成都设立新工厂。
“若将第三厂放在天津,那福特这些年在西部建立的优势,将在一汽大众的进攻下丧失殆尽。”重庆高层借机向福特建言,“若不打响西部保卫战,多年积累将付之东流。”
一拳打在福特的七寸上——福特在错失“三大”、错走“长江战略”后,再不容有半点闪失。
后院起火,让福特的天平开始向重庆倾斜。
为一鼓作气拿下福特,重庆借国家调整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之机,开始倾力公关——3月2日,国务院公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长安晋升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位居扶持行列。
“长安升级,与一汽、上汽、东风平起平坐,共享国家扶持政策,这对福特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福特可借此争霸西部后,再图谋全国。”天平彻底倾向重庆。
“安身重庆本是无心插柳,但没想到重庆如此争气。”福特高层分外感动。
■ 共度蜜月
9月24日深夜,江北机场,穆拉利的专机呼啸而来。
一年前,穆拉利顶着金融危机的压力,高调主持了重庆第三届顾问团会议;一年后,穆拉利给重庆带来了厚礼。
9月25日,北部新区,随着穆拉利为福特第三厂撬下奠基的第一锹土,这场“追逐恋”以重庆完胜而尘埃落定。
投资33.4亿元的福特第三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制造厂。
“新工厂将应用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整合福特品牌的冲压、焊装、喷涂、内饰和总装。”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说,“与目前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少数车型不同,新工厂是一个能满足生产福特全系列的汽车制造厂。”
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新工厂,正是福特“ONE FORD”全球开发计划的核心。
“ONE FORD”是对传统汽车生产模式的革命——从少数几个核心平台上,制造更多适应全球市场的车型,从而进一步节约成本,提高系统的通用性。
重庆新工厂将成为“ONE FORD”试验的全球样本——一旦获得成功,便意味着福特车型将与其他品牌分家,建立独有的产品生产体系,而重庆新工厂将成为福特的核心公司之一。
“除此之外,新工厂主攻方向还包括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这将让长安走出中国,占据未来市场的制高点。”徐留平踌躇满志。
第三厂上马后,长安年产能将达210万辆,极可能成为中国首家达到国资委“中国要形成一到两家年产200万辆以上的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目标的汽车企业。
赢得第三厂争夺战,重庆赢得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更是未来。
自2007年福特传出要在中国筹建第三厂后,天津、南京、重庆便开始上演“三凰求凤”。经过两年马拉松式的“追逐恋”,9月25日,福特终将绣球抛给了重庆。
福特情定重庆,缘于重庆更懂“恋爱经济学”。
■ 绝恋而走
2007年初,福特扔出重磅“炸弹”:准备在华筹建第三厂。
消息如暗夜流星,牵引了中国多座大城市的目光——不言而喻,在中国汽车业面临新一轮洗牌的背景下,谁抢得福特第三厂,谁就能抢得先机。
奔跑在“争抢”大军中,重庆的心情五味杂陈——2004年那次“失恋”在心口烙下的创痕,至今仍隐隐生疼。
2001年,福特握手重庆长安,组建了长安福特合资公司——这场令人艳羡的“婚姻”,其实只是福特的无奈之举。
对1995年就进入中国寻觅“恋爱对象”的福特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因一直僵化地坚持合资条件(大于50%的控股权),而坐等通用、大众等抢班夺权。
等福特觉醒之时,“三大三小”早已名花有主,迫不得已,福特才选择了长安。
当时中国重点扶持的是“三大三小”。“三大”即一汽、东风、上汽,“三小”即北汽、天汽和广汽。长安属于微车,不在扶持之列。
而微车生产恰恰是福特的弱项。显而易见,福特牵手长安只是权宜之计。
这种权宜之计,虽呈现出良性互动,但作为世界汽车业泰斗之一的福特,岂肯安心长久蜗居西南一隅?
2004年初,借长安福特出现产能瓶颈之机,福特开始谋划筹建第二厂。尽管重庆百般挽留,福特还是“绝恋”而去。
“公司发展一直受制于高昂的物流成本和配套成本。”福特全球总裁穆拉利说,“重庆距上海太远,导致水运成本占了全部物流成本的80%,而南京就在上海附近,朝夕可至。重庆零部件配套欠缺,90%需从外引进,而南京坐拥长三角成熟的零部件配套体系。”
2004年4月,福特第二厂花落南京。
■ 物流升级
“失恋”后的重庆,开始埋首专研“恋爱经济学”。
福特为何弃渝入宁?因为横亘在重庆与东部海岸线之间的,是漫长的2000公里距离。
2000公里有多远?会让每标准集装箱水运成本增加3700元,铁运成本增加5622元。
“地处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等生产要素成本低,15%的所得税比沿海低——但这并不能使重庆脱颖而出。”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说,“高昂的物流成本抵消了三低优势。”
如何“缩短”2000公里距离,这是福特能否重返重庆的关键所在——重庆发动了物流升级战。
第一战:铁海联运。重庆走水路到上海需三天。为减少物流成本,重庆向铁道部申请了一趟直达上海港的集装箱专列,时间降为一天,而铁运成本和南京到上海的公路运输费相差无几。
第二战:建设欧亚大陆桥。重庆至鹿特丹的铁路,2012年将完工,届时重庆到欧洲只需13天,比沿海到欧洲少了22天,沿海货物要去欧洲,以后反而要到重庆来中转。
第三战:完善配套体系。通过培育和引进配套企业,80%的汽车零部件可实现本地化生产。
“重庆的物流成本确实与沿海持平了。”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
即便如此,福特高层依然青睐南京:“我们的研发中心就在南京,且南京为我们精心谋划了1000多亩土地,将第三厂落子南京,更有利于品牌布局和产品规划。”
就在重庆追求无望之际,金融危机帮了大忙。
在金融危机中,重庆和南京的表现有天壤之别——年产能为25万辆的重庆第一厂在超负荷运转,而年产能为16万辆的南京第二厂利用率还不到二分之一。
重庆的强势,点亮了福特高层的眼睛。
■ 天津横刀
福特决定重返重庆。
但还没来得及击掌相贺,一个大危机悄然袭来——天津加入角逐,准备“横刀夺爱”。
天津政府高层频频造访福特,打出了一记“辐射北方市场”的重拳。
这记重拳准确地击中福特的胸口。
与其他汽车巨头相比,最早进入中国的福特,在华表现却差强人意。通用、大众、丰田在华年销量均超过50万辆,而福特销量仅30万辆。
这正是福特2004年发动“长江战略”酿下的苦果。
2004年,福特不顾重庆苦苦挽留,断然做出了建立南京第二厂的决定——意图以长江水道为主线,重庆、南京两厂为龙头,通过在上海组建总部,辐射整个中国。
在这个“长江战略”中,南京具有“左右传递”的重要战略意义。基于此,福特不惜痛下赌注,将发动机基地和研发中心安放于此。
从上海到南京再到重庆,一条蜿蜒的巨龙,眼看就要腾飞起来,却因为南京掉链子而功亏一篑——南京第二厂的持续萎靡让福特高层大跌眼镜。
图谋整个中国市场的“长江战略”受阻,傷心不已的福特再次将目光投向表现优异的重庆。但就在此时,天津插脚进来。
“入驻滨海新区,可以借助无缝通关的保税港区、更便利的物流、更成熟的配套,辐射整个北方市场。”天津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
天津的诱惑,又点燃了福特“大布局”的希望。
“入驻天津,可以与重庆、上海一道,形成辐射整个中国的三角市场。”福特心动了。
■ 主动示爱
留给重庆的时间已然不多,再不出动出击,福特第三厂又将花落他手。
“我们在北部新区预留了1500亩土地,已为福特第三厂落户做好了准备,并且将在水、电、气等方面给予更多优惠。”重庆高层频频出动,向福特殷勤“示爱”。
同时,重庆深知,仅靠感情维系的恋爱难以牢靠,要想俘获福特芳心,最起码要使自己与天津条件相若。
不沿边、不靠海,不能和世界“零距离”沟通,这是重庆发展的弊和痛。海不能过来,那我就过去——重庆开始倾力于政策申请。
2008年11月12日,一道电波从北京传到重庆,一下将重庆拉近到大海边——从“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设立的那一刻起,重庆与天津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才能进一步打动福特?
2009年2月,一条信息触发了重庆的灵感——一汽大众将在成都设立新工厂。
“若将第三厂放在天津,那福特这些年在西部建立的优势,将在一汽大众的进攻下丧失殆尽。”重庆高层借机向福特建言,“若不打响西部保卫战,多年积累将付之东流。”
一拳打在福特的七寸上——福特在错失“三大”、错走“长江战略”后,再不容有半点闪失。
后院起火,让福特的天平开始向重庆倾斜。
为一鼓作气拿下福特,重庆借国家调整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之机,开始倾力公关——3月2日,国务院公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长安晋升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位居扶持行列。
“长安升级,与一汽、上汽、东风平起平坐,共享国家扶持政策,这对福特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福特可借此争霸西部后,再图谋全国。”天平彻底倾向重庆。
“安身重庆本是无心插柳,但没想到重庆如此争气。”福特高层分外感动。
■ 共度蜜月
9月24日深夜,江北机场,穆拉利的专机呼啸而来。
一年前,穆拉利顶着金融危机的压力,高调主持了重庆第三届顾问团会议;一年后,穆拉利给重庆带来了厚礼。
9月25日,北部新区,随着穆拉利为福特第三厂撬下奠基的第一锹土,这场“追逐恋”以重庆完胜而尘埃落定。
投资33.4亿元的福特第三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制造厂。
“新工厂将应用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整合福特品牌的冲压、焊装、喷涂、内饰和总装。”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说,“与目前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少数车型不同,新工厂是一个能满足生产福特全系列的汽车制造厂。”
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新工厂,正是福特“ONE FORD”全球开发计划的核心。
“ONE FORD”是对传统汽车生产模式的革命——从少数几个核心平台上,制造更多适应全球市场的车型,从而进一步节约成本,提高系统的通用性。
重庆新工厂将成为“ONE FORD”试验的全球样本——一旦获得成功,便意味着福特车型将与其他品牌分家,建立独有的产品生产体系,而重庆新工厂将成为福特的核心公司之一。
“除此之外,新工厂主攻方向还包括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这将让长安走出中国,占据未来市场的制高点。”徐留平踌躇满志。
第三厂上马后,长安年产能将达210万辆,极可能成为中国首家达到国资委“中国要形成一到两家年产200万辆以上的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目标的汽车企业。
赢得第三厂争夺战,重庆赢得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更是未来。